梦中经常出现死人，他们好像活人一样和我们发生联系并一起活动，这引起了种种不必要的惊奇，并导致一些颇有影响的解释。这些解释使我们对梦的意义之不可理解为一些坚定的信念所取代。其实这些梦的解释是非常明显的。我们经常会想，“如果我父亲还活着，他会怎么说呢？”梦表达不了这种“如果”，而只能把他表现于某一具体情境之中。例如，有位继承祖父大笔遗产的年轻人，一次因花钱过度而感到自责时做了一个梦：他祖父又活了，并要他作出交待。如果我们知道并且断言，他祖父毕竟是死了，那么我们就会认为，此梦之批判性，事实上不过是一种安慰的想法，即他祖父不可能看到他花钱过度；或者是一种满足感，即他祖父再也不可能干涉他的花钱了。
遇见已故亲属的梦还另有一种荒谬性，它表达的不是滑稽或嘲弄，而是一种极端的否认，并由此使梦有可能表达梦者认为不可思议的、被压抑的思想。除非记住梦对所希望的事和真实的事不加区分这一事实，否则我们无法阐明这种梦。例如，一位在父亲病危时照料他、并对父亲的死深感悲伤的男士，在父亲死后不久做了一个毫无意义的梦：他父亲又活了过来，并以惯常的方式同他谈话，但（明显的事实是）他真的已死了，只是他不知道而已。只有我们在“他真的已经死了”后面加上“是梦者愿望的结果”，并把“他不知道”解释成梦者已怀有父亲之死的愿望，这个梦才可理解。他在照料父亲时曾反复希望父亲死去，即是说，他确曾有过一个仁慈的想法，认为死亡可以结束父亲的痛苦。甚至在父亲死后哀悼期，这一同情的愿望仍然是他潜意识自责的主题，好像真的因为他的愿望而过早结束了父亲的生命。这种自责在梦中得以表达，是因为梦者早年反抗父亲这一幼儿冲动的复活；但促成梦之荒谬性的，正是梦的刺激因素与日间清醒思想之间的巨大差异。
梦见生前为梦者所喜爱的死人，确实为释梦带来困难，而且很难得到满意的解释，原因在于支配梦者与死者关系的特别强烈的情感矛盾。在这种梦中经常出现的梦境是，死者最初像是活人，后突然变成死人，后又变成活人。这使人迷惑不解。我逐渐明白，梦中死、活的交替，意在表现梦者对梦见者死活之无所谓。（“他是死是活，对我都一样。”）当然，这并不是真的无所谓，而只是一种愿望，意在帮助梦者否认他那强烈而往往是对立的情感态度，从而构成其矛盾心理的梦的表征。——对其他与死人发生关系的梦而言，如下规律有助于我们的理解。如果梦中未提及死者已死的事实，那么梦者便是把自己等同于死者：即他是在对自己的死亡做梦。如果在做梦过程中，梦者突然惊奇地对自己说：“嗨，他已死许多年了”，那么他便是在否认这一等同，即否认梦意味着自己的死亡。——但我愿意承认，释梦还远未揭示这类梦的全部秘密。
（三）
在下面这个梦例中，我抓住了梦的工作蓄意制作荒谬的活动，这种荒谬从梦的材料是绝难理解的。它是我准备度假遇见图恩伯爵后不久做的。［参见第208页以下］我租了一辆马车，令车夫送我去火车站。道上，他提出一些反对意见，好像我已使他疲惫不堪，我便说，“我当然不会与你一起驾车沿火车道走。”我好像和他驱车走过了一段通常要乘坐火车的旅程。对这个混乱而没有意义的梦的分析，得出如下解释。前一天，我租了一辆马车去多恩巴赫的一条偏僻街道。但车夫不知道这条街在哪里，便自作聪明地驾车兜来兜去，直到我最后发觉并告诉他正确路线，同时说了他几句。在后来的分析中，有关车夫的一缕思绪转向了贵族。当时，我们中产阶级百姓对贵族的印象是，他们喜欢坐在车夫的位子上。图恩伯爵其实就是奥地利国家这部大车的御者。梦的第二句是指我的哥哥，我因此也把他当成御者。那年我取消了一次和他同去意大利的旅行。［“我不会与你一起驾车沿火车道走。”］这个取消是对他的一种惩罚，因为他总是抱怨我在这种旅行中惯于使他疲惫不堪（这一点未加改变地呈现于梦中），说我坚持要马不停蹄地从一处赶往另一处，在一天内看完太多的风景。做梦当晚，我哥哥陪我去火车站，但尚未到站时，他就在郊区站跳下车，要乘郊线车去伯克斯多夫。我跟他说，他可以和我多呆一会儿，乘干线车去伯克斯多夫，而不是乘郊线车。这就引起梦中我坐马车走过的那段通常要乘坐火车的旅程。这是对事实的一种颠倒——是那种“你也一样”的争辩。我对哥哥说的是：“你坐郊线车的那段路，可以相当于陪我一起坐干线车的路程。”全部混乱就产生于我在梦中用“出租马车”来代替“郊线车”（但这一代替却大大有助于把御者和我哥哥的形象联结起来）。于是我成功地在梦中形成一些看似难以理解的事情，而且与我在梦中说的话（“我不会与你一起驾车沿火车道走”）直接矛盾。然而，由于我没有任何必要混淆郊线铁路和出租马车，所以我必然是在梦中有意安排了这整个谜一般的事情。
但目的是什么呢？现在我们必须探明梦之荒谬的意义以及允许甚至有意制造荒谬的动机是什么。此梦获解如下。对我来说，此梦必须具有某种与“fahren”一词有关的荒谬或不好理解的内容，因为梦念中含有一个要求表达的特别判断。有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在一位好客而风趣的女士——她在同一个梦的另一部分呈现为“女管家”——的家里，我听了两个猜不出的字谜。由于在场其他人都熟知谜底，所以当时我企图瞎猜一定显得荒唐可笑。两个字谜依“Nach—kommen”和“Vorfahren”二字的语意双关形成。
（谜底：“Nachkommen”［“跟随”和“后裔”；更接近字面的意思是“来到……之后”和“后继者”］。）
当我看到图恩伯爵庄严地驾驶在前面，并因听他赞誉伟大绅士不避其烦地被生出（或变成后裔）而陷入费加罗式的心境时，这两个字谜便被梦的工作采纳为中介思想。由于贵族很容易被混淆为御者，而且我们又曾一度称驾车人为“schwager”［“车夫”和“堂兄弟”］，所以凝缩工作便能将我哥哥介入梦中。然而，运作于这一切背后的梦念是，“为祖先而自豪是荒谬的，倒不如自己就是祖先。”正是以为某事“是荒谬的”这一判断，才导致了梦中的荒谬。这同时也澄清了梦之其余不明处，即为什么我会认为我已与车夫驾过一段路程了［vorhergefahren（“已驾过”）——vorgefahren（“驾到”）——Vorfahren（“祖先”）］。
于是，如果梦念中包含有某事“是荒谬的”成分，即如果梦者任一潜意识思想是以批判或嘲弄为动机，那么所做之梦便为荒谬的梦。因此，和在显梦中将某种梦念关系加以颠倒［第326页以下］或利用运动抑制的感觉［第337页以下］等方法一样，荒谬也是梦的工作用以表达矛盾的一种方法。然而，梦之荒谬并不能简单地译之为“不”，它意在重现梦念的心境，正是梦念把嘲弄与矛盾结为一体。梦制作任何荒谬之事，目的就在于此。通过这种方法，隐梦的一个部分又被赋予显梦的形式。
事实上，关于这种意义的荒谬梦，我们已碰到过一个令人信服的实例，即那个我未经任何分析便解释了的梦：梦者梦见一出瓦格纳歌剧演至早晨7点45分，指挥站在塔上指挥乐队等等［参见第342页以下］。其意义显然是：“这是一个混乱的世界，一个疯狂的社会；该有所得的人却无所得，而不想得到的却得到了。”——梦者在梦里将自己的命运与表妹相比较。——前述梦例与已故父亲发生关系亦绝非偶然。在这些梦例中，制作荒谬的条件具有共同的特征。早在梦者童年时，父亲行使权威就引起梦者的反感；而从梦者说，父亲要求的严格使他们细心注意父亲的任何弱点。但是，特别是在父亲死后，他的形象引起的是孝心，从而加强了稽查作用，使任何这种反感不得以意识的形式加以表现。
（四）
以下又是一个有关已故父亲的荒谬梦。我收到故乡市政务会的一封信，说的是1851年某人在我家突然发病而住院的医护费用问题。我对此颇觉蹊跷，因为第一，1851年我还未出生，第二，此事可能与我父亲有关，但他已去世。我走到隔壁房间把此事告诉那人，他正躺在床上。令我吃惊的是，他想起1851年，有一次他喝醉了酒而被禁闭或拘留。那时他正在公司工作。我问他：“那么你是常喝酒了？你是否不久后就结婚了呢？”我算了一下我的生日，当然是1851年，那好像就是紧接信中提及年份后的一年。
从前述讨论我们当可推论，此梦一定要展现荒谬，只能是暗示着梦念中某一特别痛苦且强烈的争论。更为奇异的是我们发现，梦中的争论是公开进行的，而我父亲正是嘲弄的直接对象。这种公开性似乎与我们关于稽查作用与梦念关系的假设相矛盾。但是，只要我们认识到，此梦中，我父亲的出现只是一个假面形象，而争论的对象实际上只是一个在梦中以某种引喻表现出来的人时，问题就变得更清晰了。虽然在通常情况下，梦表现着对其后隐藏的是梦者父亲的人物形象的反抗，但在此梦中，情况正好相反。此梦把我父亲当作一个稻草人，来掩饰另外一个人；梦因此能够以这种不加伪装的方式来处理一个通常被认为是神圣的人，因为这时我肯定无疑地认识到我父亲并不是此梦真正意指的对象。之所以如此，乃在于梦的有趣起因。我听说，对于我的一位患者的精神分析治疗已进入第五个年头这一事实，我的一位年长同事表示惊讶和不相信，随后便做了这个梦。梦的最初几句以明显的伪装方式暗指了一个事实，即这位同事一度曾接替了我父亲未能完成的职责（“住院的医护费用”），而且，当我们不再友好时，我陷入了一种情感冲突，正如当父子之间因误解以及父亲的地位及其以前所提供的帮助而必然导致的情感冲突一样。梦念是强烈抗议那位同事指责我进展太慢，他的指责先针对我对病人的治疗，后又泛及他事。我倒想，难道他知道有谁比我的疗效更快吗？难道他不明白，这种病患是很难治愈且持续终生吗？四五年与终生相比又算得了什么，何况病人在治疗期间还觉得生活好转了许多呢？
此梦之荒谬印象，大多起源于把不同梦念部分的句子不经任何转换过渡地拼凑到一起。例如，“我向隔壁房间的他走去”诸句与前面句子的主题相脱节，并准确地再现了当初我未经征求父亲的意见而告知他我准备结婚时的情境。所以，这句话向我表达的是我那位老父亲的宽宏大量，并与另外某人的行为形成对比。必须指出，此梦之被允嘲弄我父亲，是因为在梦念中他被敬为他人的楷模，而稽查作用的本质在于允许对被禁止的事物说谎，而不许说出其实情。往下一句，即他想起“一次因喝醉酒而被禁闭”，在事实上不再与我父亲有任何关联。这里，他所代表的人物是权威梅纳特而不是别人。我曾满怀敬意地追随他的足迹。而他对我的态度除初期有过一段赏识外，一转而为赤裸裸的敌意。此梦使我忆起，他自己告诉过我，他年轻时曾一度耽于氯仿中毒并因而住进疗养院。它还使我忆起他临终前的一件事件。关于男性癔症问题，我曾和他进行长期论战，论题是是否存在男性癔症，对此他一直是否认的。在他临终住院期间，我去探视过他。他详细说明了他的病情，最后说：“你知道，我真算是男性癔症最典型的一个病例。”他于是承认了自己一直固执反对的事，这使我惊喜交加。此梦之能够用我父亲作为梅纳特之屏蔽，并不在于他们之间有任何相似之处，而是对梦念中一个条件从句简洁而充分的表达，即“如果我是第二代，是一位教授或枢密顾问官的儿子，那么我肯定能进展得更快。”所以在梦中我把父亲当成是枢密顾问官或教授了。”——梦中最显眼、最迷惑人的荒谬，是1851年这个年份，它似乎与1856年无甚差异，好像5年的差异不算什么似的。这正是梦念所要寻求表达的。四五年时光正是上文提及之梅纳特支持我的时间，也是我让我未婚妻等待我们结婚的时间，而且说也奇巧，这也是梦念急切利用的使患者完全治愈的最长时限。“5年算什么？”梦念问道。“对我来说，它算不了什么，可以忽略不计。在我面前还有足够的时间，而且，正像我最终实现了你所不相信的那件事一样，我也同样能实现这件事。”此外，除了表示世纪的数字，51本身是在另一种对立意义上决定的，这也是其为什么在梦中多次出现的原因。51是一个对男性特别危险的年龄数字；就我所知，有好几位同事突然死于这个年龄，其中一位是在被晋升为他期待已久的教授头衔后不几天去世的。
（五）
这又是一个与数字有关的荒谬梦。我的一位熟人M先生受到一篇文章的过激抨击，我们都认为抨击者是歌德。M先生自然是被击垮了。对此，他在餐桌上大加抱怨；但是，他对歌德的尊敬并未因个人经历而受到影响。我想弄清年代，又似乎不可能。歌德死于1832年。由于他的抨击自然是在此之前，所以当时M先生一定很年轻，我想很可能是18岁。然而我对我们自己的年代却不很确信，从而使整个计算变得模糊不清。顺便指出，抨击见于歌德《论自然》那篇著名文章中。
我们很快便会发现了此梦为其荒谬加以辩护的方法。我是在一次就餐时认识M先生的。不久前，他为他那位有全身瘫痪迹象的弟弟做检查。他的怀疑是正确的。检查过程中发生了一次尴尬局面，因为患者无缘无故地谈起他哥哥的幼时蠢事。我问起他的生日并要他做些简单的算术以测验其记忆力的缺陷，但他却很好地完成了作业。我已看出，我自己的行为就像是在梦中的一个瘫痪病人。（我对我们处在什么年代都不很确信。）梦的另一些材料取自另一个新近来源。我的一位医学杂志的编辑朋友，对我的柏林朋友弗利斯的近著发表了一篇很不友好的“毁灭性”批评文章。文章出自一位缺乏判断力的年轻评论家。我想我有权对此加以干预并要求编辑消除影响。编辑对发表这篇批评文章深表遗憾，但无法做出任何更正。我于是断了与这家杂志的联系，但在断交信中却表达了一个希望，即我们的个人关系不应受此影响。此梦第三个来源，是我的一位女患者对她弟弟精神疾病及其如何在狂乱中呼喊“自然！自然！”的描述。医生们相信，这种呼喊缘起于他阅读歌德那篇《论自然》的抨击文章，并表明他在自然哲学研究方面的过度劳累。但在我看来，即使对未受教育者而言，此词之使用也带有性的意味。至少有一个事实不能否认我这个想法，即那位不幸的患者不久就割下了自己的生殖器。发作时他正18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