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光武帝为了巩固他的统治，大力提倡儒家的孔孟之道。他每到一个地方去巡视，一下车，就打听当地有没有熟读四书五经的人。要是有这样的人，他就亲自登门拜访，务必要把这个人请出来做官。当时一些精通儒家学术的人，听说皇帝这样尊崇儒术，就从四面八方背着图书赶到京城里来。光武帝在京城里修了一所太学，设立了五经博士，让那些熟读经书的人在里面讲学。京城里的学术空气浓厚起来了，儒家的忠孝节义等学说，为维护专制统治起了很大的作用。
汉光武帝死后，儿子刘庄即位是汉明帝。汉明帝不仅信仰儒家学说，而且信仰佛教，用佛教的教义来维护他的统治。永平八年（公元65年），明帝刘庄还派人到印度去取经求佛。
佛教起源于印度，它的创始人是释迦牟尼，姓乔答摩，名字叫悉达多，大约于公元前565年，出生在一个释迦族的贵族之家。他的父亲净饭王，是今天尼泊尔境内迦毗罗卫地方的一个统治者。因此，悉达多的青年时代过的是养尊处优的日子。但是，这个悉达多王子却不满意自己的生活。他觉得人世问存在着生、老、病、死的痛苦，应当想办法解脱。在二十九岁那年，悉达多离别了自己的双亲、妻儿，出家去修道。他在一棵菩提树下冥思苦想了七年，据说最后终于大彻大悟，进入了一个至高无上的精神境界，成了“佛陀”（即“觉悟者”的意思）。在这以后，他就到印度古代铜器的恒河流域去招收门徒，传播他创立的佛教。最初有舍利弗、阿难陀等人相信了他的说教，投在他的门下，成了他的第一批信徒。接着，信仰佛教的人越来越多，佛教成了印度的一大宗教。
佛教的重要教义是因果报应的“轮回”学说。根据佛教的说法，凡是有生命的东西，总是像一个车轮似地在那里不断地转动着。从生到死，好像车轮转了一圈。紧接着死而来的就是来世的生。有了生，就又有死，从生到死，就又转了一圈。再紧接着的又是再一世的生。一个人这一世是人，他的前一世或者下一世不一定是人。他的前一世可能是神，因为不修行，这一世就被罚做人了；也可能他的前一世是牛马等牲畜，因为修行了，就让他这一世升级做人。一个人的下一世做什么，得看他这一世的表现，如果这一世修行了，下一世就可能成为神；这一世不修行，下一世可能降格做牛马等牲畜。这种因果报应的轮回学说自然是唯心的，决不可能真有那么回事，但是它很符合统治阶级的需要，他们可以利用佛教的这种说教，消磨被统治阶级的反抗思想，叫他们这一世忍耐服从，好好修行，把希望寄托于来世。
佛教创立以后，在印度广泛流行。公元前3世纪，也就是相当于中国的战国末期，阿育王统治印度，他规定佛教为印度的国教。从此，佛教逐渐地传播到锡兰（即今斯里兰卡）、缅甸、暹罗（即今泰国）和越南等地。西汉末年，西域有些小国也崇信佛教。汉哀帝元寿元年（公元前2年），信奉佛教的大月氏正派使臣伊存到长安。西汉的博士弟子秦景宪跟着伊存策浮屠经。从此以后，佛教就逐渐在中国传播开来了。
佛教传入中国以后，一些王公贵族首先信仰佛教。他们吃素念佛，希望来世能够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做神仙。汉光武帝刘秀的一个儿子被封为楚王的刘英就是个佛教徒。刘英的母亲许美人没有受到光武帝的宠爱，所以他的地位比较低，虽然被封为楚王，封地却是又小又贫瘠。刘英希望自己的来世能过得比这一世更好，所以就信了佛教，并且还经常把自己知道的一些佛教故事到处宣讲，也讲给他的异母兄弟明帝刘庄听，劝明帝信仰佛教。
永平八年的一天晚上，明帝刘庄做了一个梦，梦见一个又高又大的金人，围绕着金人的脑袋和脖子，有一圈耀眼的光芒，看起来十分威武尊严。明帝一觉醒来，猜不透梦中所见的金人究竟代表什么，自己这个梦究竟是吉兆还是凶兆？第二天上朝，明帝把这个梦讲给文武大臣们听，请他们帮助他圆梦，也就是帮助他分析这个梦。明帝说完梦以后，合朝的文武大臣听了，你望望我，我看看你，沉默了大半天，谁也说不清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最后还是楚王刘英给做了分析。刘英对明帝说：“禀告陛下，您大概梦见佛了。我听西域天竺国来的佛教大师说，佛高一丈六尺，通体都是金黄的颜色，颈项上佩有日月的光辉。这跟您梦见的不是完全一样吗？佛给您托梦，这是吉祥的预兆，希望陛下赶快斋戒沐浴，并且派人到天竺国去取经求佛。”
汉明帝听说自己梦见的是佛，梦见佛又是吉祥的预兆，高兴极了，就赶快斋戒沐浴，郑重其事地派郎中蔡愔〔yīn〕和博士弟子秦景等人，带了黄色的和白色的上等丝绸，到天竺国去取经求佛。
天竺国就是张骞说的身毒国，也就是现在的印度。据说印度的商人早在西汉初年就跟中国的巴蜀有通商关系，张骞通西域的时候，曾经在西域见到过蜀地出产的布和邛竹杖，那是西域人从身毒国那里转运去的。张骞一度想出使身毒国，但是没有能够实现。
东汉的时候，由于生产的发展，各地之间的交通比西汉时候方便得多了。蔡愔、秦景和他们的随从，经过艰苦的长旅途行，终于到了天竺国，并且找到了佛教大师，向他们介绍了汉朝的情况，转达了汉明帝想要取经求佛的虔诚愿望。佛教的大师们认为汉明帝不远万里地派人去取经求佛，确是出于虔诚的心情，就决定派遣竺法兰和迦叶摩腾两位大师，带着许多写在贝多罗树古代风景画鉴赏叶上的佛经，跟随蔡情、秦景等人到中国来。贝多罗树是天竺生长的一种树，叶子宽阔坚韧，佛教徒用它来写佛经。
竺法兰和迦叶摩腾到了中国，朝见了汉明帝，向汉明帝讲解了佛教的教义。汉明帝认为佛教的教义很符合他加强封建专制统治的需要，就请他们两位带着一些佛教徒，把他们带来的贝叶经翻译成为汉文。竺法兰和迦叶摩腾起初住在汉朝政府招待贵宾的鸿胪寺里。他们希望汉朝政府能按照印度佛教寺院的样子修建一所佛寺，供他们居住，就画出佛寺的图样来交给汉明帝。汉明帝从国库里拨出一大笔钱，并且调来了有名的工匠，在洛阳城里修建了我国的第一所佛寺。因为竺法兰和迦叶摩腾是用白马驮着贝叶经到中国来的，所以这所佛寺就取名为白马寺。
自从汉明帝派人去天竺取经求佛以后，佛教就在中国广泛地传播开了。因为佛教起源于印度，有些教义跟中国的传统思想和风俗习惯不合，后来，有些佛教徒和皇朝的统治者就对佛教进行了部分的改造，把中国道家的黄老思想和儒家的孔孟之道掺和进去，把它变成了既符合中国的风俗习惯，又有利于巩固封建专制统治的一种中国式的佛教。中国封建社会绵延达两千多年之久，封建思想十分顽固地盘踞于人们的头脑之中，这一方面是由于儒家孔孟之道的作用，另一方面也可以说是由于佛教的影响。
王景疏通汴渠
东汉初期，当权者为了巩固统治，采取了一些缓和阶级矛盾的措施。汉光武帝多次下令释放奴婢，禁止随便杀害和虐待奴婢；把田租减轻到像西汉初年那样的三十税一。这些措施对于恢复和发展生产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在剥削略微减轻的情况下，广大农民的积极性有所提高，他们披星戴月地辛勤劳动，经过几十年的努力，把农村里荒废了的土地重新开垦出来，种上了庄稼。黄河南北广阔的原野里增添了一座座新的村庄，到处出现了人丁兴旺、鸡啼犬吠的繁荣景象。
农业生产的发展，促使手工业生产也发展起来。冶铁是当时重要的手工业部门。铁制农具已经普遍使用。考古工作者曾发掘出来的东汉时期的铁制农具有犁铧、镰刀等多种。从四川一座东汉墓葬中出土的镰刀，全长达35厘米，是用来收割庄稼的。
汉光武帝在位的时候，南阳太守杜诗，总结了劳动人民的生产经验，发明了水排，利用水力来鼓动冶铁炉的风箱，提高冶铁炉的炉温。用这种鼓风炉冶炼生铁和锻造铁器，不仅质量有显著提高，而且能够节省人工和成本。
农业和手工业生产的发展，使得水利灌溉和航运必须大大改进。西汉末年以来，由于战争和社会动乱，许多河渠塘堰破坏了，严重影响了农田灌溉和水路运输。为了解决这一问题，迫切需要兴修水利。东汉著名的水利专家王景，在时代的需要下为整修河渠立了大功，获得了人们的称赞。
王景是朝鲜乐浪郡人，他的第八代以上的祖先是中国山东琅琊人。西汉景帝时候，为了躲避吴楚七国之乱，他家祖先才搬到朝鲜去的。传到王景这一代，因为他怀念父母之邦，喜好汉族的文化，怀着“树高千丈、叶落归根”的心情，又搬回故乡山东来了。王景不但喜欢中国古代的哲学、天文、术数一类的科学，并且对于各种实用的工程、技艺和生产知识，特别是对于兴修水利工程很有研究。汉明帝在位的时候，浚仪渠（今河南省开封市）年久失修，常常发生水灾，明帝让一个叫王吴的官员去负责修治。王吴向明帝推荐王景参加这项工程。明帝接受了建议，叫王景去帮助王吴。王吴采用了王景提出来的“堙流法”〔堙yīn堵塞〕，整修浚仪渠，获得了很大的成功。“堙流法”就是根据地形的不同，采取不同的方法，把堵塞了的地方打通，使积水能够畅快地流过。这种因地制宜、实事求是的治水方法，是王景根据前人的经验总结出来的。
浚仪渠修好了，汉明帝很高兴，又叫王景去整修汴渠。汴渠西起河南荣阳，东到黄河入海处的千乘海口，流经豫州、兖州、青州等地区，长达一千多里，是这几个州的水路交通要道和重要农田水利工程。从西汉时候起，因为黄河泛滥，水淹大梁（今河南省开封市），使得汴水东侵，河堤常常溃决，不仅失去了航运和灌溉的便利，并且使几个州的人民受害不浅。人们多次要求东汉朝廷派人整修汴渠，无奈当地的郡县官吏只是说空话，并不见行动。他们有时候也向老百姓摊派修渠的捐款。可是收上去的捐款常常被用去兴办其他并不急需的工程，汴渠两岸的水灾问题却一直解决不了。
永平十二年（公元69年），汉明帝亲自召见王景，问他怎样才能把汴渠修好。王景根据自己所了解到的情况，提出了一个切实可行的修渠方案。明帝把古代流传下来的《山海经》、《河渠书》、《禹贡图》等珍贵的书籍赏赐给王景，叫他借鉴古人的经验，把汴渠治理好。
这一年夏天，王景从国库里领到了修渠的经费和器材，从豫、青、兖等州调集了几十万民工和士兵，开始了规模巨大的修渠工程。这一次，王景请王吴给他当助手。他们两个人同心协力地工作，亲自率领民工们测量地势，安排好施工的步骤。王景古代风景画鉴赏以历史上的夏禹为榜样，常常不辞辛苦地到施工现场去跟民工们一起劳动，开山凿石，排除障碍，挖深河道，把长年淤积下来的泥沙掏干净。在地势较低的地方，加高加固堤岸，防止洪水。在干渠两边新挖了许多支渠，既减轻干渠的负担，又便利农田灌溉。在一千多里长的渠道中，每隔十里修一个水门，以便调节水的流量。上游天旱缺水的时候，可以把下游的水门关闭，迫使水位升高，渠水回流，适应航运和灌溉的需要。这种修渠方法完全符合科学道理，可以说是从夏禹治水以来，几千年兴修水利工程的经验总结。
汴渠沿岸的老百姓，积极支援修渠工程，他们给民工和士兵送茶送水，踊跃地捐赠扁担箩筐，为修渠工程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汴渠的整修工程整整进行了一年，第二年夏天洪水到来之前，工程完工了。明帝刘庄带着文武大臣亲自来视察竣工后的渠道，召见了沿渠的郡县官吏，规定以后沿渠郡县必须设置专人负责维修，哪一段因为管理不善而出了问题，就要处罚当地的官吏。明帝还下令奖赏修渠人员，王吴和其他修渠有功人员全都升官一级，王景是工程的主持人，功劳最大，连升三级，提升为侍御史。过了两年，又拜他为河堤谒者，赏赐他车马和许多绸缎钱币。
一年工夫整修好了一千多里长的渠道，这在当时确实是一项巨大成就。为什么能够取得这样大的成就呢？除了王景本人的技能和努力以外，当时的社会条件也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修渠使用了大量的铁制工具，应用了当时已经相当发达的测量技术，特别是吸取了从战国以来我国劳动人民长期积累起来的丰富的修渠经验。东汉以前，我国劳动人民已经开挖了许多河渠，著名的有郑国渠、西门豹渠、白渠等。人们开挖和修理这些河渠，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王景很好地吸取了前人的经验，又根据实际情况大胆地创造革新，因而获得了巨大的成就。
王景不但在修渠治河的水利工程上做出了贡献，并且在发展农业生产方面也做出了成绩。汉明帝的儿子汉章帝刘炟〔dá〕在位的时候，王景被派去做庐江太守。他发现庐江土壤肥沃，但是粮食产量很低，许多老百姓穷得没有饭吃，仔细一了解，才知道原来当地的耕作技术很落后，农民还不知道用牛耕地。王景派人从外地买来许多耕牛和铁农具，大力提倡用牛和铁犁耕地，号召农民把荒废的土地开垦出来。这样一来，庐江境内的粮食产量提高了，农民的生活也得到了改善。
班超投笔从戎
自从张骞通西域以后，西域的一些主要国家和汉朝建立了友好关系。西汉末年，西域有五十多个国家。王莽当政的时候，西域诸国又跟汉朝断绝了关系，服从了匈奴。东汉建立以后，西域诸国都想跟汉朝恢复关系。汉光武帝建武二十一年（公元45年），车师、鄯善、焉耆〔yān qí〕等十几个西域国家的国王，都把儿子送到洛阳来作抵押，表示愿意做汉朝的藩属，请汉朝设置西域都护保护他们。汉光武帝觉得自己的政权刚刚才稳定下来。腾不出力量去管西域方面的事，没有答应他们的请求。汉明帝即位以后，北匈奴出兵骚扰汉朝，汉明帝于永平十六年（公元73年）派大将军窦固带兵去讨伐匈奴。窦固重用青年将领班超，取得了很大的胜利。
班超字仲升，从小就有远大的志向。他爱好劳动，有口才，读了很多书，但是不喜欢深刻钻研，总想在军事方面能为国家做出些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