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斯瓦尔多·费拉里：我很想知道，博尔赫斯，您是如何看待阿根廷的，或者说是如何从您的旅行中回想它的（我是说内心的观照）？比如说从北美与欧洲的技术世界，或者，最近以来，从古老的西方：从希腊，从西西里岛。最后，我很想知道您是如何从远方感受阿根廷的。
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我对这个国家始终抱有一种不合时宜的记忆。当然，我大约是在一九五五年之前不久失明的——在这个日期失去了我作为读者的视力。我以一种完全不合时宜的方式想象布宜诺斯艾利斯，不经意地把布宜诺斯艾利斯想成一个矮房子的城市……当然，我好像从来没有见过很多，但在我尚能见我所见时，那是一片令我刻骨铭心的景象。现在我知道这番景象是虚假的。然而，我依然拥有着它：我依然想象着那样一个布宜诺斯艾利斯，当然，它与真正的布宜诺斯艾利斯并不相像，我依然想象着有矮房子、平屋顶、庭院、蓄水池、门廊的布宜诺斯艾利斯。我知道这一切都是不合时宜的，我知道这已经不着边际。除了，或许——以一种戏剧化的方式——可能在莱萨马公园，现名为旧巴勒莫的地方附近还看得到，但在那里它们是以一种人工的方式被保留下来的。我依然这样看待事物，而在政治方面，真相是我对政治已经不感兴趣了，除了在道德方面。也就是说，如果说我曾经介入政治的话，那是出于道德的原因，仅此而已。但我不属于任何政党，既不期待也不惧怕任何东西。好吧，我或许可能会惧怕某个党的某样东西，但我尽力活在边缘，并尽力以我自己的方式去活，也就是，发明，发明寓言，思考……而现在，我们可能拥有某种希望的权利吧。又或许我们拥有希望的责任，更准确地说。我相信我们每个人都需要做出一个信仰的行动，如果我们希望拯救这个国家的话。或许这个信仰的行动并不困难，尽管它的结果……仍有一点遥远。但我们必须思考，不是关于今年或明年会发生什么，而是必须思考，五年后事情会怎么样，或许我们正在以这种方式合作。一个信仰的行动，是的。
——当然。话说，您所说的这种不合时宜，是与一种普遍的不合时宜相关联的，您知道存在着这样一种怀疑，就是在我们中间，在阿根廷人中间，有某种事物在抗拒无条件地顺应作为一个生活体系的科技统治。比方说中国台湾或巴西，或者很自然还有加拿大，都对它从善如流并实施以获利了。在加拿大人们断言到二〇〇〇年就将形成所谓的“科技社会”。与此同时，我们却似乎在抗拒这一路线。
——然而，我不知道我们是否有另一种可能性。道德的实践始终摆在我们面前，那是某种个性化的东西。我不知道我能不能以一种非常普遍的方式思考，我能够思考我的行为，我爱的人的行为，思考我的朋友们。但，某种像未来史一般模糊的东西，我不知道我有没有能力这样思考……当然，在我已然度过的一生里我一直在重读叔本华。叔本华说过在历史中寻找一个目标就如同在云中寻找海湾、河流或狮子——人发现它们就因为他在寻找它们——但他相信历史并无任何目的。然而，这样想似乎是非常可悲的：我们必须认为历史有一个目的——至少有一个道德的目的，或许也是一个审美的目的。因为不然的话，我们就会生活在一个混乱的世界里了，这或许是真实的，但并不令人鼓舞。但是……我们的梦也是现实的一部分，并且可以介入它，不是吗？所以发现狮子也有某种意义（两人都笑了）。
——我对您说的这种抗拒，在科技统治的时尚面前，似乎与一种形式的根性有关，而这种根性，这种难以像西方那样改变的特性，它有没有可能让我们受益？有没有可能损害我们？您对此有何看法？
——我会说它在损害我们，但我不知道我的观点有什么价值。另外，我也不知道我们是不是存在于西方之外，我们是西方的一部分。
——不过，假设从我们有限的文化视角，我们可以怀疑西方在其当前的发展路线上是错误的。这样的话……
——还有什么其他可能的路线呢？您说人本主义吗？但我们也在实践着它，整个西方也都是。
——是的，我指的正是这个。
——是啊，人本主义，当然了，但这也并非一个阿根廷的发明——那大概会很稀奇吧。再者说，我们什么东西都没有发明过，我知道。
——不，发明大概是深植于早先事物之中的根性。但还有另一件在阿根廷人之中一成不变的东西——但这种状况我相信肯定是负面的——就是不愿意建立我们自己的共同体，不愿意在共同体之中行动，争取共同利益。
——这是一个严重的缺陷，当然。我相信这是因为人们都是从这个那个党派，从个人利益的角度来思考的，而不是从国家角度来思考。而这在我看来非常严重，我相信您肯定会同意我的，在理论上所有人都会同意我的。可是，在实践中，人们却都以另一种作风行事；这是毫无疑问的，对不对？
——似乎从十九世纪以来，我们始终在完善的事情之一就是将我们分割开来的宗派主义……统一派与联邦派，等等，等等，等等。
——是的，但这也是与真正的差异相对应的。身为统一派还是联邦派这件事并不是模棱两可的，我相信这是一件确切的事。另外，在目前，对某个我不愿提起名字的独裁者支持与否，在我看来是非常明确的。所有这一切都与一种明确的道德和明确的人相对应，或者至少我希望对应。
——但宗派主义在有关共同利益的问题上始终存在着，一个明智的国家理应以不同的方式处理它们。
——例如，什么问题？
——在经济方面，例如。
——那个，当然了，结果是毁灭性的。显然，这样一个纯粹由精明人组成的国家，必定要归于毁灭的，不是吗？
——很明显那些经济进步的国家，都有在经济上的共同体。
——是的，而在这里，不幸的是，似乎并非如此：人人都从自己的个人财产和个人目标出发来思考。结果是全面的毁灭。
——这是沉船心理学对社区心理学。
——是的，这个比喻很好，一针见血。
——人人为己。
——是的，这样到头来谁也无法得救。最终的结果就是这样。
——谁也无法得救。不久前，我看到一名读者写给一份报纸的信，写的是：“我只想对我的同胞解释一件事：没有人会获救，假如我们不拯救我们全体的话。”
——这话说得很好，确实如此。
——我希望，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最终能够抓住这个想法并付诸实践。您怎么想？有朝一日我们会做到吗？
——嗯……您，毫无疑问，会做到的；您是一个年轻人。我做不到了，我料想自己会在任何一个时刻死去，当然，我肯定赶不上那个日子了，因为我不知道我是否还会再活十年。肯定不会了，再者说这么做对我来说大概会是一个灾难吧。我已经将那个时限，生命的合理时限抛到身后了。《圣经》把它设定为七十岁，我八十四岁了。根据叔本华的见解，他更喜欢印度的计算法，他说在人的一生中，标准应该是一百岁。对此他解释说，因为假如一个人在一百岁之前死去了，他是因病而死的，其偶然性不逊于落入河中，或是被老虎吃掉。所以一百这个数字是准确的，因为一个人只有在一百岁之后死去才不会有痛苦，而是自然而然的，也就是说，忽然间无疾而终。而之前则不然，之前需要，像一场疾病，或一场意外，这样偶然的事情，来将他杀死。
——但您知道，博尔赫斯，奇迹可以无视时间。
——是的，然后呢？
——然后，也许突然间您很快就能看到这个我们渴望的国家了呢。
——啊！也许吧，另外还有一种可能，是萧伯纳提出的，就是一个永寿或不死的世代从我们开始（两人都笑了）。或许我们会是最初的永寿者，最初的不死者，就像在萧伯纳的那出精彩绝伦的喜剧《回归玛土撒拉》[13]里那样，在戏中突然冒出了一些活了三百岁的人。他们必须隐藏起来，很自然，为了不引起注意，因为如果太引人注目的话他们就会被视为异类，可能受到处罚或迫害。但一个世代出现了……据萧伯纳说当时没有成年人，他相信在东方可能有成年人，在西方没有。在西方，萧伯纳说，一个男人九十岁死去的时候手里还拿着一根高尔夫球棒，就是说，他九十岁死去的时候还是一个孩子（笑）。
——两种可能性里的任一种：我们中间的奇迹，或者是永寿，任何一种形式都会是非常有益的。
——是的，但有点痛苦，人总会活厌的，是吗？
——是的，但有一种持久的更新，我们在您身上看到了：在您的旅行之中，在您的……
——好吧，我试图尽我所能地改变。
——您做到了。
——怎么会？
——您时时都在做到。
——我不知道我有没有做到，在我看来我总是在写同样的故事，总在发现同样的隐喻，总在写同样的诗句……不过有一些微小的变化，这可能是好的。
——这些变化也许可以证明，突然间，人是能够臻于完美的，哪怕只有一段时间。
——我不知道这是不是真的，但人必须要相信这一点。不然的话，我还有什么理由活下去呢。
——阅读您的作品，博尔赫斯，令我们相信这种可能性。
——非常感谢。
——没办法，我们必须再一次道别了。下星期再会吧。
——下星期再会，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