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在远离欧洲的飞机上，我们用惯常的自嘲和幽默来掩饰紧张，但在内心深处，我们都了解，这次投入的是比过去任何事都具挑战性的工作。如果相信专家，那我们很有可能会死。想着这次探险的全貌让人既急躁又紧张，因此，我们专注在更具体的事物和细节上，忽视整件事的不祥阴影。
我们搭船和飞机走访沿途的几个主要城市，结交一些人（警察、侨民、地方政府人员），并且留下日后徒步回来时可用的补给品。3月底，我们终于来到秘鲁首都利马，在一位说英语的友善秘鲁人马莱内的帮忙下，获得了秘鲁国家地理研究所提供的52张地图，以及内政部提供的两份九个月的长期签证（后来发现是非法的）。我们从夜间巴士的后车窗向可爱的马莱内挥手道别，然后将座椅放平。第二天早上要抵达的目的地是海滨度假小镇卡马纳（Camaná），我们打算从那里出发，以太平洋海岸为起点，越过安第斯山脉，寻找亚马孙河的源头。
吃了安眠药，睡了近十二个小时，我意识到卢克在戳我的肋骨，指着窗外。借助因药物而迷蒙的双眼，我们饶富兴味也暗暗忧心地看着窗外，这景色跟我们设想的有些微偏差，太阳还低悬在空中，在无尽的沙丘上投射出长长的阴影。
“埃德，你到过沙漠吗？”卢克咯咯地笑着，我们开始嘲讽自己的不专业。
“也许我们应该戴帽子，”我提议道，“还需要一些防晒霜，可能还需要一瓶水。”放眼所及，没看到任何灌木丛。
我们入住卡马纳一栋巨大的粉红色钢筋水泥旅馆，旅馆内有个空荡荡的游泳池，没有西方人来这里。这里也许一度是旅游胜地，但在2008年3月，我觉得没有人想在这烟尘弥漫的边区村落度过宝贵的假期。那天晚上，我忍不住想到海边看看太平洋——我们实际的起点——我不记得卢克为什么没有和我一起去。我上了一辆出租摩托车。开了4千米路后，我要司机等我，我下车细细观察这肮脏多石的海滩、小镇的污水出水口以及成群的海鸥和秃鹰。
景色枯燥乏味，但我非常激动，我就站在这里，经过多年的梦想和十五个月的准备，就站在旅程的起点。然而，当我看向陆地时，漫天烟尘的小镇背后隐约可见的贫瘠山丘令我非常忧心，我决定回到旅馆查看新的地图，看能否全程沿着水道穿过沙漠，进入安第斯山。
大体上来说，每每想到这整个旅程，我都能在很短的时间内振奋起来：部分是为这纯粹的冒险激动不已，部分则是对我们信誓旦旦地宣称能完成的任务感到异常兴奋。
首先，我们必须和奥兹碰面。我们一开始决定不用向导，因为我是退役军人，而且我们俩都是探险向导，认为有能力独立完成这次旅程。但随着行程日益接近，我越发怀疑我的西班牙语是否够好，另外，在只讲克丘亚语的安第斯山脉落脚时，我们该怎么办？那就更不用说光在秘鲁就可能遇上32种语言，卢克只会说几个西班牙语单词。出发之前，有个朋友帮我们联系了秘鲁年轻人奥兹即奥斯瓦尔多·泰拉卡亚·罗萨尔多（Oswaldo Teracaya Rosaldo）。奥兹是个有抱负的向导，二十四岁，据说他能说一口流利的克丘亚语、西班牙语和英语。通过两封简短的电邮，我和他谈成一天7美元的薪资（从5美元开始讨价还价），并且要他在2008年3月30日和我们在卡马纳会面。我们至少在电子邮件上有一名向导了。
在阿根廷巴塔哥尼亚生活期间，我和许多南美登山向导合作过，所以，我想象奥兹是个有个性的人物，高大黝黑，留着粗糙的胡茬，饱经风霜的脸庞带着世故和犀利的智慧。但出现在我面前的男孩骨瘦如柴，剪个西瓜头，战战兢兢地多礼到没个性。他穿着红色的英格兰足球衫、红色尼龙运动裤，几乎没有任何装备，也只会说一点英语。我深吸一口气，试着往好处想。我的西班牙语比他的英语好，这代表最终我们会以西班牙语交谈，结果就是，我的西班牙语会进步。卢克多半用英语对奥兹说话——他们俩只能进行最基本的沟通，其余都靠我来翻译。
我们给奥兹一些钱让他去买夹克和一些靴子。去年，奥兹和我那位朋友共事过，所以我依旧相信他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他回来时带着一件仿皮赛车手夹克，上面缝满仿冒的赞助商标志。那件衣服很可笑，既不防水也不保暖，我开始疑惑这孩子到底有多少登山经验。
卢克和我将通信器材分成三份，我们看着奥兹把器材塞进我们给他的防水袋，接着使劲地试图把那一大袋重物塞进背包。我和卢克忧心地看着对方，只有自己尝试过这种不可能的“技艺”后，才会理解这样做多荒谬。他连打包都不会。因此，卢克出手，很有技巧地指点他。
尽管事情的进展不是很顺利，但其实我不太担心，因为我们需要的是会说克丘亚语也能和我们沟通的人，而现在我们已经有了，再说，我们可以教奥兹和我们一起行走必须具备的技能。但最重要的是，他对这次新探险很热情也很兴奋。他花自己的钱来到秘鲁的海滨会见两个外国人，对他而言，这已经是很勇敢的一步，因此，我判定奥兹还可以——而且我们很幸运能有个秘鲁人同行。
我们决定在4月1日愚人节出发——诡异的日子。我们还没准备好，还没把地图剪下来，还没做好许多必要的调整。早餐吃煎蛋时，我们决定延迟一天，多给自己点时间，在第二天从容出发。
4月2日早上，我们下楼吃早餐，这次背着庞大的帆布背包。这是我们第一次背上装有十天食物的背包，背包的重量让我们相当震惊。当时没有磅秤，但仔细想想，我会说我的背包有48—50千克重；奥兹的比较轻，因为他的个子和背包都小很多，但一定也有近35千克。有背包健行经验的人都晓得，背这种重量简直愚蠢，而且，你计划的还是长达一年（或更久）的横跨整个大陆的步行。
我们都清楚这一点，但问题是我们陷入了一个思想上的牢笼，想着这是十八个月的探险，而非三周登上密斯米雪山（Nevado Mismi）的行程。我们承诺要写博客，这表示一人带一部苹果笔记本电脑，还要带宽带全球局域网设备和数码摄像机。我们有两套追踪装置，目的是在地图网站上自动更新所在位置——这两套装置的大小和重量与一般的砖头没两样。我们想拍纪录片，所以都带了高清摄像机、五块备用电池、四十卷迷你DV录像带和一些基本清洁用具。我们在金吉尔电视台（Ginger TV）接受过一天半的摄影训练。我们也要写书，所以带了好几本防水的“雨中书写”日记和适用于任何天候的特殊笔。我们希望能做电台访问，能打紧急求救电话，因此有第二套宽带全球局域网设备，附带一块备用电池和附属电话，可以用作卫星电话。
每件电子仪器都有充电器，多数有电线彼此连接，也都有各自的橡胶干燥袋，里面有一些硅石小袋防潮。
这些还不包括步行所需的装备，例如帐篷、衣服和导航仪器。对任何机会或想法我们都接受。“再来800克如何？”我们会无知地一笑，最后加起来变成了惊人的重量，我们现在因为那些承诺而步履蹒跚。
我们向旅馆主人道别，走到街上，拦了两辆出租摩托车去海边。我和两件背包在前头上了第一辆摩托车，卢克和奥兹带着剩下的背包坐第二辆。我非常兴奋，背包的重量也压不住我探险启程的满心欢喜。
我们对着摄像机说出“最后感言”：“我们来了。”我们穿着丛林靴步入海洋，让这次行程名副其实——徒步横跨整个大陆。
我们走上沙滩，大海已在我们身后，沉甸甸的重量压得双脚陷入卵石中间，我们开始交换眼色。100米后，我们气喘嘘嘘，400米后，已经筋疲力尽。我们必须徒步4000米回到卡马纳，到沿着山丘蜿蜒的河流的起点。我们再度回到小镇时，已经是正午了，我们意识到所有人都在指指点点——巨大的背包是个奇观。我们装作满不在乎地走着，就像我们常干这种事一样，还对着讪笑的群众挥手。到达旅馆时，我有个想法：趁笔记本的电力还很充足，我可以用旅馆的无线网络上传启程视频，写博客。
我们都极度疲累而且有点惊讶，所以，大家卸下行李时都跳跃起来，还想着如果不在这里吃午餐就太蠢了。我们在午餐时间写博客。下午两点，外面的太阳让人无法忍受。
“我们可以再待一晚，明天再出发吗？”我大胆地提出来，尽管有些怯懦，因为我们希望第一天就能远离卡马纳，实际上却只是从海边出发走了4000米。但这个提议再度被接受了；我们还点了啤酒。
“明天，”我告诉自己，“我们会奋发，继续向前迈进。”我们对前方所知有限，现在似乎犹豫不决，打包了十天的粮食——真的需要这么多？还是需要更多？前方有没有商店？几个当地人给我们的信息很少，但我们不太担心，未知本身也会令人兴奋。
隔天早上，我们再度打包，最后一次离开这家有空调的旅馆。因为对前一天的进度有罪恶感，我们决定摸黑离开，在寒冷的清晨大步走在空荡荡的街道上，背包也变得能够负荷。
我们远离了卡马纳，随即进入烟尘弥漫的宽广山谷，小河蜿蜒其间，一条同样灰扑扑的道路通往内陆。我们在整点休息十分钟，然后继续前进。随着天气越来越热，背包似乎也越来越重，背带紧紧勒着尚未习惯的肩膀，我们显然无法负担这个重量，但我的看法是，我们一定很快就能上手。
在地图上标出第一晚要抵达的小村庄后，我们埋头继续向前，傍晚时抵达灰蒙蒙的落脚地点。当地人向我们外来客投来奇怪的目光，半掩的门悄悄关上，小孩也跑开。我们问是否有商店，他们指向一户用泥土和枝条建造的小屋，里头卖汽水和甜饼干。我们喝着色彩鲜艳的廉价汽水，问矮小友善的老板娘知不知道哪里可以过夜。
“当然！”她笑道，“你们可以在我的后院搭帐篷。”她领着我们穿过阴暗的店铺，来到围着篱笆的后院，里面养着鸡和家畜。
因为这是我们遇到的第一户慷慨人家，对这一晚我铭记在心。这就是我期待的徒步探险——来到某地，遇到一些和善的人，待在他们所处的环境里。第一晚是在满是猪和鸡的院子里搭起三顶单人小帐篷。第一天的步行把我们累坏了，我们决定试着减掉一些背包重量。
老板娘和她的家人因此得到了英文小说、鸟类图鉴、望远镜、一把大砍刀、指南针、多余的衣物、帆布背包、钓具、电池、其他多余的刀和其他许多东西。我们那些“以防万一”的装备，数量多到让我尴尬，也让我意识到我们被这次探险的庞大规模影响了。不过这一家人显然很兴奋，他们友好地争辩着谁该分得什么东西。
第二天，我们收拾好帐篷。背包明显轻了许多，我和卢克的背包现在剩42千克左右。我们又在正午的酷热下艰难地苦苦挣扎着行进，汗如雨下，没有太大的进展。卢克的表在阳光直射下，刻度显示为50℃。他的靴子太小，脚已经起了大水泡，别无他法，他只能换上卡骆驰鞋（塑料凉鞋）。
第一周大多在平地上行走，但酷热和背包重量让我们的身体吃不消。马杰斯山谷（Majes Valley）宽阔丰饶，我们一开始对沙漠的担忧到目前为止是多余的，河水非常冰冷，因为它直接来自安第斯山脉的冰河。我们在种植绿色作物的原野里艰苦跋涉，四周环绕着被灰尘笼罩的棕色山岳。
接着，我们看似走到了路的尽头，河水又宽阔又急切地流过谷地。充气筏不在我们身上，因为进入南美洲时，我们把筏子存放在库斯科（Cusco）了，准备到了丛林再使用，因此往前的路似乎中断了。然而就在这时出现了一名老者，指示我们跟着他走。他领着我们爬上陡峭的山崖，沿着山壁上一条狭窄的小径行走。左手边的坡又陡又近，我们没有问他从谷地绕路要花多长时间，他只是一直向上爬，接着他转身，含糊地往山谷上方一指，就返回了他的村落。我们意识到自己被带进了一个危险的境地，没有别的选择，只能沿着幽暗的小径行走；光线渐渐暗淡。
晚上六点一过，我们就开了头灯，在黑暗中跌跌撞撞地寻找下一个不知在何处的安身地点。可怜的奥兹只有一只我们在英国买的手摇式手电筒。我们担心能否找到平坦有水的地方扎营，彼此嘲笑着来掩饰不安。山上土石松软，我们移开好几个石块，将它们推下山坡。如果我们中有人从小路上掉下去就麻烦了，因为左手边的山坡非常险峻，而且我们走的这条路还是条沿着陡峭山崖延伸的小径。我身后断断续续地传来奥兹摇手电筒的呼呼声。
我们对于陷入这样的处境一直感到焦躁，直到终于开始下坡。接着，我们听到了远处的狗吠声，向黑暗处看去时，发现了微暗的闪烁灯光，继之来到一个偏远的村落。我们希望这里的人很和善，能让我们扎营。
我后来发现，入夜后出现在秘鲁乡村往往是不明智之举，因为当地村民对夜行者较为迷信。当时我们来到一户人家门口，尽可能热情地说“晚上好”。一名老妇人出来应门，问我们是谁、来这里做什么。我们向她解释，她说有几名背包客不久前也经过这里，我们一定认识。
“多久以前？”我们问道。
“大概两年前。”她说。
她和她儿子不但允许我们在屋外的泥地上扎营，还邀请我们坐到锡顶小屋里的火炉边，送上大杯的甜热饮。在暗夜里焦虑地走过山崖后，这杯饮料真是棒极了，我为之着迷，问这么神奇的饮料到底是什么。老妇人笑着回答：“茶。”
接着他们又端上几大盘用大蒜和奶油煮的淡水虾（当天才捕获的），卢克、奥兹和我狼吞虎咽地吞下肚，眼里满是喜悦和难以置信，一再地说“不胜感谢”。用完餐，我们在黑暗中搭帐篷，带着疲倦、饱足感与身处安全之处的欣慰钻进睡袋。那晚，我们裹在主人慷慨款待的温暖的毯子里安然熟睡。
第二天早上，我们僵硬的身上的毯子被掀了起来。奥兹为我们翻译这位老妇人认为我们该付的高额账单。尽管知道这个价钱不合理，但前一夜我们吃得好睡得好，我们也就付了，只是这意味着，往后在接受任何款待前，我们必须先尴尬地与主人讨论价钱，要不然很快就会把手中的钱花光。
这个村落鲜有人至的一个迹象是，村子里有几个毫无遮掩的印加墓地。卢克和我原本甚至不知道印加人会做木乃伊，直到我们在途中真的碰上一具木乃伊。接着，我们发现带着毛发和皮肤的尸体、人头散布在山坡上。这景象让人着迷，也令人毛骨悚然，我们意识到，这一定是最近山崩后才露出来的。
马杰斯山谷的北端尽头通往著名的科尔卡峡谷（Colca Canyon）入口，尽管山谷宽阔如画，但走过峡谷底部没那么容易。科尔卡峡谷是世上第二深的峡谷，仅次于我们几个月后就要通过的阿普里马克大峡谷（Apurimac），在这两座峡谷最深之处，山顶与河床的落差高达3000米。通常河水填满科尔卡峡谷两侧垂直山崖之间的谷地，中间没有小径，有些地方也无法步行通过。因此，我们必须计划路线，取道其中一侧的山顶。沿着峡谷两侧山间取道的问题在于，我们将很难取得水源，此外，在每次遇上流进科尔卡河的支流时，都必须爬上爬下几千米，但别无他法。
在第一周的偏远地区探险后，我们到了马杰斯山谷北端。这里的建筑和我们之前见过的由树枝、泥土建成的零星小屋大相径庭。这里与秘鲁的道路系统连接，因此我们突然间又回到了有饭店、旅馆甚至游客服务中心的地方。有个名叫赛诺莉塔·梅布尔的漂亮女孩在游客服务中心工作，她帮我们计划通过科尔卡峡谷的路径。她在峡谷周围的几个山上偏远村落有熟人，可以联络他们，让他们知道我们就要抵达。她怎么和这些只有步行或骑驴子才到得了的偏远村落联系呢？当然是用手机打电话。
接下来要抵达的第一个山村叫乌诺（U?on），坐落在海拔2700米处，比赛诺莉塔·梅布尔所在的游客服务中心高出1800米，这是两天的步行行程。可爱的梅布尔问我们是否需要她请乌诺村派个人和驴子下来，帮我们上山。我们已经有点吃力了，觉得这是个好主意，因为我们即将开始爬一些险峻的山。
大概就是在这个时候，卢克和我对于这次探险该如何进行的看法开始出现了明显的分歧，他希望尽可能享受这次探险，因此用驴子驮装备的想法对他而言非常诱人。我想，对我而言也是，只是我觉得这样做不对，我心里总是希望我们背着自己的所有装备，因此我同意用驴子来扛食物和水，但我们自己背装备。
为什么？因为我们已经认同这是一次人力探险，我真的觉得这是我想践行的方式。从前的探险家如亨利·莫顿·斯坦利（Henry Morton Stanley）到非洲后，以大批的当地人作为挑夫，还用成群的牲口驮着所有行装。我喜欢的现代探索方式是，自己动手，投入精力，这是和单纯观光不同的地方，因为用体能展现本身的实力就是巨大的挑战。然而我还是妥协了，同意雇用驴子。
和驴子会合的地点安排好了，梅布尔也通过手机联系对方，让驴子驮一天分量的食物下来。我们第一天攀登得相当快速，因为只需背一天的食物。那天晚上，我们在预计和驴子碰头的地点扎营，并且在一座灌溉用蓄水池下方淋浴。这个人造游泳池里的冰水从一个小石孔里溢出来，形成一道近乎冰冻的水柱冲到我们满是瘀青的肩膀上，冷冽的力道让我们高叫出声。
到目前为止还没看到驴子的踪影。到了第二天早上，情况很明显，看来我们被放鸽子了。因此，我们吃下仅存的食物当早餐——用覆盆子果酱就着一小盘意大利面咽下去——上山前往乌诺。
如果说在平地上行走已经很吃力，那么爬陡坡更是让步调瞬间减慢。我们举步维艰，因此要为自己设定小小的目标才能持续前进并且保持乐观态度——我要前进到那个拐弯处、那块石头那里、那棵仙人掌那里。到了上午十点左右，在灰扑扑的小径上行走数百米后，我们看到两头驴子和它们的主人从陡峭的山坡上朝我们走来。持续不断的攀爬让我们又饿又累，只想把背包堆到驴子背上。我们热情地和那人打招呼。他似乎认为这是个快乐的出游日，便骄傲地拿出依约准备的食物：一包干意大利面和一只刚宰的鸡。这不是你在陡峭的山崖上会想到的食物，但奥兹终于在我眼前发挥出了他的潜力。没一会儿工夫，他已经拔好鸡毛、切块，佐着大蒜，用卢克修理好的破旧煤油炉煎，而在给意大利面加水前甚至烘过。不到四十分钟，我们已经开始大口吞食鸡肉意大利面了。
补充了体力后，我们拒绝将背包放到驴背上，而是自己背着，艰难地缓步上山。驴子主人对我们的行为很讶异，和驴子跟在我们身后，但现在他们显得有点多余了。我很高兴卢克也认为他必须背自己的包。前往乌诺的路途非常峻峭，但我们停下来喘口气时，看见了美丽的印加残垣，以及来自早已消逝的古文明的古老梯田。
我们转进一个高悬在陡峭峡谷上的村庄，那里有着整齐的农田和一座座土石建的房子，我们为乌诺古雅的美深深着迷。这趟上山花了十小时。因为赛诺莉塔·梅布尔，我们受到了村长埃拉德（Elard）的热烈欢迎，他带我们参观整个村庄，包括我们要睡的空房。没有公路通到这个村庄，因此我们看到学校里有网络和手机信号都大为惊奇，每一件东西（碟形天线、发电机、计算机和沙发）都是驴子驮上来的。村里有座漂亮的粉红色教堂，俯瞰美丽的广场，广场上成千只蜜蜂从土里的小洞飞进飞出。
埃拉德告诉我们，乌诺因为气候变迁而必须做出改变。过去一年下雨四个月，现在每年下雨几乎不会超过一个月；作物干枯，牲口也受害，村民必须另谋出路。他们唯一设想得到的生存方式就是争取让道路系统延伸到村子里，让他们同秘鲁的其他地区以及外面的世界连接起来；如果能实现这一点，由西班牙人建立、“二战”中德国人持续开采的金矿就能重新启动，给他们带来收入。对于这个几个世纪以来与世隔绝的美丽村庄要通过道路和秘鲁其他地区相通的想法，卢克和我感到哀伤，也很荣幸成为最后一访其浪漫而隐密的面貌的少数几个人。
要翻过山到下一个村庄阿约（Ayo），我们必须先从海拔2700米处爬升到海拔4500米处。越过山脊，我们的第一位向导和他的驴子已经完成任务，于是我们雇了另一个当地人——赫克托耳——和他的驴子同行，那头驴子驮着这趟行程的食物、水以及卢克过小的靴子。卢克在挂靴子时引起了我的注意。他知道我认为把靴子挂在驴背上是错的，而我知道他对于扛自己的所有装备和以人力完成这趟行程的约定不太在意。对我而言，这动摇了此行的基本原则，也使我们无法宣称我们遵守了最初的约定。这里几乎没有水源，因此驴背上的大半重量来自两个装满水的十升容量的罐子。
少了食物和水，加之除了我们认为必要的装备，我们尽量减少行李，卢克和我的背包变得更轻，剩35千克。尽管负担轻了，卢克还是把脚步调整得非常缓慢。他受到这个海拔高度稀薄空气的影响，显然很担心这段路程会让他的身体无法承受，因此坚称，他不会急速行进，我们会很久才能抵达目的地，但绝对到得了。赫克托耳和奥兹没有耐心，不久便消失在前方，我和卢克落在后头，但也希望能加快速度——至少加快一点点。
在十二个小时里，我们一点一点爬升，直到登顶，并且找到掩蔽处扎营。剩下的半天里，我的速度变得和卢克的一样慢，我纳闷，我们之前有没有背着这样的重量在这样的高度走过这么长时间。我没有，卢克也没有——这是我们必须适应的状况。我们已经行进了两周，而且我们的关系开始出现裂痕，回想起来，当时走过的路不算什么，只是小意思，但这已经是我们两人艰苦跋涉过的最远距离了。
那天，卢克和我最后找到了节奏，那也是我觉得我们能够合作无间的最后几次之一：我们定时休息，并且努力保持稳定的步调，甚至把奥兹和赫克托耳抛在身后；我们俩就像个团队，在彼此的陪伴和支持下获得了力量。到了山顶，赫克托耳递给我一个他啜饮了一整天的塑料瓶子。“这是治感冒的。”他说。我笑了，完全清楚这是什么饮料，便接过来牛饮一番。灌入的药草汁和酒精在我的胸腔里扩散，感觉就像尿液温湿了保温潜水服一样。
卢克穿着卡骆驰鞋很舒服，我也想不穿袜子和厚重靴子，因此加入他的行列，穿上这种非常规的登山鞋。没错，我们得不时停下来从脚上拔下仙人掌刺，但是，我觉得我解放了，风吹过脚踝，脚也不会被闷在大皮靴里。
在海拔4500米的高山上扎营很冷，赫克托耳用马鞍被做了个铺盖。第二天，拖着受冻的双脚，我们早早就启程下山前往阿约，并在傍晚抵达，由于赫克托耳很讨人喜欢，我们也受到了欢迎，获准睡在村民集会所。
受够了驴子和斜坡，我想从这里改变路线，沿着峡谷底部靠近河流的地方行走。我们和一些当地人讨论，他们认为这样做太疯狂了：谷底水位非常高，无法通行。然而，另一条路也同样危险：先是一条狭窄蜿蜒的碎石上坡路，接着是600米高的陡峭山脊，我们得攀爬很长一段距离，因为这些路对驴子来说太陡了，而这次我们每人又背了近40千克的重量（多出了食物）。
对我而言，卢克是一名好搭档，因为他是登山教练和皮划艇教练。我一开始就清楚地告诉过他，那两个领域归他主导，因为他的登山经验和皮划艇经验都比我丰富。那天早上，卢克抬头看着我们要翻越的山，他的话是“死定了”。
我们在漆黑中出发，从阿约走到山脚，横越谷底。从那里开始，我们以“之”字形路径爬上渐陡的碎石坡，直到抵达山顶几近垂直的峭壁。放眼望去，我们根本就看不到要走的路，因此对前方相当恐惧。我又穿起了丛林靴，但赫克托耳的驴子弄丢了卢克的靴子，因此，他得穿着卡骆驰鞋征服这段非常危险的山路。
赫克托耳已经回家了，由艾福伦接替，他是个结实的男子，带着镐在不太稳固的碎石路上为我们辟出踏脚处。他轻轻松松爬上斜坡，而卢克、奥兹和我背着沉重的背包步履艰难地落在后头。我们爬上险峻的沟渠，横越细长的岩架。这段路并不安全，我们很清楚，落石有好几次掉到我头上。我们慢慢通过峭壁，手握之处的石块通常会碎裂——我们只有一次用到绳索——深知只要一失足就会丢了性命。这次攀爬虽然没有很高的技术含量，却是我最冒险的一次，我很高兴自己好歹没有穿着卡骆驰鞋。卢克脱掉他的凉鞋，穿着袜子走了一会儿。有好几段路，我都提议用绳索将我的靴子垂降下去让他穿，但他拒绝了，似乎很有自信。有一次，他几乎丧命，他紧抓的石头开始摇摇晃晃，几乎让他失去平衡，跌落悬崖；他在死亡边缘徘徊，最后他稳住了，石头掉落，人没有跌落。那时，艾福伦很乐观地握住了绳索，但卢克比这位矮小的向导重很多。
危险无疑让我们进入高度警戒状态，卢克和我最后爱上了这最后阶段。另一方面，奥兹则清楚地表示，登山向导也许不是他最佳的职业选择。在好几个路段，我们都必须指导他怎么做，因为他吓坏了，也冻坏了。
下山的路没那么糟，我们抵达一个叫康可（Canco）的小村庄，它坐落于科尔卡峡谷最难抵达之处。康可是个安逸的地方，只有几户人家在这片狭小的谷地耕作、饲养牲口和种植作物。这类村庄的啤酒稀有又昂贵，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很高兴能买几瓶冰啤酒，庆祝我们挺了过来。
第二天，我们走上峡谷南边的陡坡前往卡瓦纳孔德（Cabanaconde），我因为近距离看到大量的安第斯秃鹰随着峡谷的上升气流飞翔而振奋不已，这种展翅近三米宽的巨大鸟类振奋了我的心灵，也给了我力量。我试着引起卢克的兴趣，但他看到秃鹰后，继续埋头苦走。我们那天失算了，累计爬了4000米，但距离目的地还差几千米，这意味着，我们必须在路边的沟渠过夜。
从卡瓦纳孔德到拉里（Lari）的22千米路又是公路，而且我们这次整天走的都是缓下坡。拉里这个天主教小镇是科尔卡峡谷末端的一个金矿，我们将由此开始寻访亚马孙河的源头。在高耸的安第斯山脉阴影的笼罩下，我们知道从这里到密斯米雪山和卡尔华圣塔河（Carhua Santa）——距亚马孙河出海口最远的支流——上游只有两天的路程。我们已经走了三个星期，现阶段非常疲惫，需要休息，因此，我们休息几天以恢复体力，并且在攻顶之前调整装备。
卢克的未婚妻凯蒂此刻正在秘鲁旅行，希望能和卢克见面。他显然也很想念她，在我们行走时，只要能收到手机信号，他就会给她打电话或发短信。我们知道自己会在拉里停留几天，所以，他们在那里会面很合理。卢克和凯蒂入住一家旅馆，奥兹和我则睡觉、买补给品，之后就无聊至极。
我们三个星期的长途跋涉、经由科尔卡峡谷登顶的路线是受到了迈克·霍恩的启发。迈克在20世纪90年代乘单人滑水板在亚马孙河顺流而下，在更下游时使用独木舟，他没有使用机动车横跨整个大陆。我们想继承他的衣钵，完成同样的行程，但这次不借助水流。我们如果采取步行的方式，就是第一批从亚马孙河源头出发、完全以人力横跨整个大陆的人。迈克已经设定了标准，因此，搭巴士到通往密斯米雪山最近的道路是不可行的。
凯蒂和卢克泪眼汪汪地道别，并承诺几星期后在库斯科再见。卢克、奥兹和我从拉里出发，寻找亚马孙的源头，我们将十天份的粮食绑在新向导费里西亚诺的几头小驴子上。这段路的地图很棒，是一份比例尺为1：100000的军用等级地形图。因此，我们将源头的经纬度输入全球定位系统，然后出发。卢克过去的登山经验很快就不足以应对这次攀爬的高度了，他看来比我们都要为高山症所苦，这一点我无法理解，因为：一、我们服了药片；二、我们在过去三个星期是逐步往上爬升的，因此，他的身体现在应该适应了。我确定他一定感受到了我的沮丧，他也同样拐弯抹角地表达他的沮丧，在博客里写道，登顶日那天，当他在后面艰难地行进时，我跑在前头把奥兹高举过头，还做出了跳跃动作。这当然是虚构的，是他的夸张描述，但我发现他的字里行间充满了疏离感。
在为我们抵挡强风的羊棚待了一晚后，我们登上了密斯米雪山的山脊，寻找位于北端的村庄，在那里可以找到亚马孙河的源头和著名的白十字。我们的坐标在目的地的7000米之外，但卢克和我已经多次研究过山峰的形状，凭直觉就知道该往何处寻。我们都觉得自己仿佛来过这里，让“内在力量”引导我们下到一座宽广平坦且绿草如茵的山谷，跳过长满青苔的小溪，最后，我指向一大片岩石裸露的绝壁底部，卢克也认为看到了十字。
我们快步冲上最后几米，一切就如同我的想象，一道显眼的瀑布从十米高的岩壁上倾泻而下。我们很明显地看出为何十字架会立在这里，如画的泉水恰巧直接从岩壁表面流出来。
我们拍了几张照片、录了视频，然后注意到在15米之下还有另一个铁十字架，那是1971年立的。有人声称那里才是亚马孙河真正的源头。另一处还有一块巴西国家地理研究所的牌匾。我对这些考察队的无聊举动——他们在这道山坡上的不同地点宣称其为亚马孙河的真正源头——翻了翻白眼，事实上，我们隔天又发现了第二块牌匾，标明了亚马孙河的第四个“正式”源头。
我们回到平坦的区域，在卡尔华圣塔河旁的谷地扎营，那晚我们将闹钟调到清晨四点半，准备早上五点出发。
2008年4月25日早上5:45，我看着表，一阵恐惧冲上背脊，好像太迟了就会有大麻烦。我无力地爬出睡袋。暗夜的酷寒穿透薄薄的防寒衣，夜空晴朗，我们的帐篷结冰起皱，我叫醒一个个睡得迷迷糊糊的同伴。
我们曾想把费里西亚诺留在营地看守装备，但是后来改了决定，因为：一、就算有人大老远上来了，也不会偷我们的东西；二、费里西亚诺在山底住了一辈子，如果能看到上面的风景，那实在太棒了。他欣然接受了。
我们是在海拔4990米处扎营的，因此距离山顶只剩610米了。费里西亚诺穿着用老旧轮胎做的人字拖，我们带着刚好够用的必需品，开始缓步上坡。只有卢克带着装有绳索和医疗装备的背包，当他慢下来时，我提议帮他拿。也许这让他觉得他必须依赖我，他拒绝了，并且继续缓慢上山。就是在这个时候，我必须承认，处理和卢克的关系花费了我太多心思。我们就要登顶了，上面是亚马孙河的源头，天空是最清澈的蓝色，景色美不胜收，而我想的却都是：“他为什么不把那个该死的背包给我？”
幸好我们明白走这趟山路必须保持警觉，随后便都不再生彼此的气，我们走上陡峭的雪堆，破雪开道，一直迂回爬升，直到置身于明亮的阳光下。
我不曾有过恐高症，但爬上山脊时，我拿着摄像机，看着脚下垂直陡立的山崖，竟全身冻结——吓坏了。那是一种急遽上涌的恐惧感，我必须克服，以微笑化解、嘲笑自己的忧惧，才能够在锐利的山脊上行走。
我和卢克轮流在前面踢步开道，带领四人小组爬上山脊线，爬上山脉的最高峰——密斯米雪山。尽管先前有些牢骚，但我们在中午之前走完最后一段路，登上海拔5600米的高峰时，都欣喜地互相拥抱。
我不是登山高手，登顶的经历让我深深陶醉。想到从这里开始，我们就要沿着亚马孙河最长的河道行走，过游牧民族式的生活，背着必需品靠我们的智慧生存两年之久，我就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幸运的人。走到这里，我非常开心，这一刻我可以清楚地想象我们完成整个旅程后的样子，可以看到脏兮兮的我们冲向大西洋——这种成就带来的狂喜已经深植在我的灵魂里，我知道自己在完成探险之前绝不会放弃。
卢克则更加欣喜，他的手机能收到信号，他给凯蒂打了电话。我很清楚我没有任何想通话的人，仔细想了一下这是否困扰着我，接着我对自己微笑，还很高兴在接下来的两年里能自在地过我想过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