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歌，在我们生息的这块黄土高地上有着对生命本真的理解。这种由热爱自由，放任灵魂的真正民间艺人唱出来的旋律，让我感受了北方荒凉的激情。1986，一个荒凉的高地上，一位老羊倌仰着脖子唱一首信天游。我和同学背着简单的行囊，徒步走在黄土高地上。那时跟我们一起穿越这片高地的还有几位做买卖的小商贩，是他们起哄让山峁上的老汉唱信天游。他们反复激将，那位放羊的汉子在激动中扯开喉咙。我听到“引头头骡子带红缨，什么人留下赶牲灵”就已满脸泪水。
初春的上午，这股铺天盖地的苍凉是如此的动心与清澈，水洗一样的靛兰至黄赭色的高原连接处，一位头裹羊肚手巾的汉子，挥舞着羊铲，我找不出形象解释。一种纯净无言的幸福，就好像是巨大的欢乐被忘掉的一刹那，却已刻在了心里。这是我少女步入青年后获得的一次最彻底的感动。当脆弱的身体和灵魂被一曲“赶牲灵”坚定住后，我明白，晚清大诗人黄遵宪的诗作：“天籁难学也”的出处所在。可以肯定，它改变了我的一生，让我最终选择了由民歌热爱民间。
是不是人心深处总是藏着一些无法说出的情感？而这种情感，最深的地方一定会是相思作怪？但广义的相思又会是什么？是不是蓝天大地？是不是自己的肉体？当一个人爱了恨了，来了又走了的都是难过时，你会感觉就连无数细小明亮的尘埃也一起合谋来堵你胸怀。对我来说唯一的解脱的方式是吼一首民歌，顺着窗外的高楼尖上去，我不知道为什么会在这么一种时候需要这么一种宣泄，但之后我会生发出奇怪的情绪，释然了，一切，只需一首民歌！
我曾一度因流行歌曲泛滥而拒绝接近民歌，最终的接近又觉得它是多么丰富而生动。它情深缘浅的色晕，让我接近了永恒之光。我无法就此而无知地漠视这种伟大而亲切的声音，就像闻见母亲熟悉而温馨，并掺和着些许血腥气味的体香一样，民歌抚慰了我孤独的心。
1997年春天，我一直与一位来自内蒙锡林郭勒草上的女子在一起，她说美丽的草原有一种火的品质，像传统的乌珠穆沁的婚礼那样，草原上到处飘荡着乌珠穆沁长调。她是来自旗剧团的一名演员，我们同住在北京音乐学院，她喝一种草原上的高度白酒“套马杆”。她性格爽直，在一次酒醉之后，她给我唱了乌珠穆沁长调《都荣扎那》。那是一首歌唱一个19岁就被杀害了的蒙古族英雄叙事歌，歌里重复着她故乡的星星，发荒无边的草原，还有生命中短暂的沧桑。她把欲望、憧憬凝聚在英雄草原身上，来实现强烈、奔放、壮阔、无奈的生命意识。她满脸是泪，然后盯着我说：“走进草甸深处去，那里还有比生命更纯洁的歌谣。”这是我这一年参加中国音乐学院学习半年中最有意义的一件事，在草原的歌声中浸泡了我这一年中生命的春天。
乌珠穆沁草原是内蒙古惟一牧人日常着蒙古袍的草原，她说汉语普及的程度使乌珠穆沁人仍保持着唱长调的风俗。而在蒙古的一些汉人集中的地区，蒙古族不会唱蒙古族民歌已很不新鲜。她说她爱人叫“木日根”。木日根在旗剧团唱那些最不起眼的最土气的民歌，没有人关注他，但他唱得非常投入。这让我想起我们居住的这个国家中民歌净地西北地区、西南地区。它们仅有的民歌的丰富与承袭的相对稳定，正是以文化的封闭和经济的不发达、停滞为条件的。
我国的《乐记》认为，音乐“能与天地相合，和鬼神相通，使宇宙大放光明，日月运行有序，四时风调雨顺，万物生长繁茂”。可见我们的民族对音乐可称得上是崇拜之极了。可我们蕃行于大地之上的民歌呢？曾经在战争年代为革命者提供精神乳汁的民歌，如今就像我们历尽沧桑的奶娘，在明媚灿烂的日子里，有点视顾茫然了。
民歌，是一个民族美妙的心声，它以口唱心有一种天然真纯的韵味，它的真切自然往往不是刻意为之的文人诗作所能比拟的，它来自民风切中人类脉膊，无所顾忌的自我精神在民歌中彻底展露。“一对对那个鸳鸯水那上漂，人家的那个都说是咱们俩个好。你要是有那心思咱就慢慢交，你没有那心思呀就也么就拉倒。你对我那个好来我那知道，就像那个老羊疼羊羔。墙头上跑那马呀还嫌低，我忘了我的娘老子我忘不了你。”这种白描见性的入骨，由乡下汉子唱出来，所有的想象、色彩和沉郁的感情，呼吐出了爱情欲望中生活的气息。
有一次，我和友人在京城听一场民歌音乐会，听到了《苏格兰兰铃花》那样的曲子，观众席上掌声如雷，之后是一曲民乐《兰花花》，掌声稀落。有几位西洋人站起来挥舞双臂，嘴里吐出一连串“OK”，我留意他们回过头来看一色儿黄色皮肤的绅士淑女时，眼中折射出一种蓝色的忧郁。1941年，当门德尔松指挥完丹麦人嗄德的《莪相之回忆》一曲后，被音乐振奋了的莱比锡人惊喜地看到，原来斯堪地那维亚的英雄叙事民歌竟也那么动人，传统在工业飞跃的那一刻竟也有那么神奇的力量，看来现代文明并不轻意抹杀传统，相反它更依赖民族精神的更鲜明、更坚定的确定与独立。而我在听完那场音乐会后，却感到我们国家的听众对民乐欣赏似乎产生了一种“土”的困惑。
能唱民歌的都有一副好嗓子，民歌不能用假嗓唱，但也不能野到天边。要唱好民歌必得一个“情”字，听的人万端抒情辗转才好。民歌一般都有股子酸楚劲儿，现在的歌星把民歌唱得很欢快，连《兰花花》、《走西口》之类的民歌都轻浮到了欢喜的套路上。流传在我国的俄罗斯民歌《三套车》：“冰雪覆盖着伏尔加河，冰河上跑着三套车，”不说它的歌词，眈眈那旋律，你不忧郁都不行。歌声中是有画面的，如列维坦的风景画，那么清醒有力，我会想起陀思妥耶夫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在他们流放的经历里，一架三套车装着他们的文采远去。俄罗斯，生命内部是一个有次序的国家。
与俄罗斯民歌相比较，我们的民歌更具民间活力。二十多年前，朋友送给我一个手摇唱机、一沓红色塑料胶片。手摇唱机摇起来发条格格响，一路听下去，居然有一张苏联民歌，有《红莓花儿开》、《山楂树》、《三套车》、《太阳落山》、《英雄夏伯阳走遍乌拉尔山》。前苏联的歌曲没有现实的功利目的，非常大气，有一种难以表达的，特别是日常生活之外难以捕捉到的精神上的东西存在。我记得第一次学唱《红梅花儿开》是在乡村的一段土路上。地边的玉米秀出了穗，阳光漏射下来，小路空旷，我们的周围不见一个人。这里的“我们”是指我和林娜，一位北京来的知青。林娜悄声哼起一首不太像是我们国家的歌，有一股田野的热气荡过来，令我如此的喜欢。林娜欢快的唱响了它。
林娜说这是一首苏联歌曲叫《红莓花儿开》。这是我第一次听说“苏联”，因为我一直受大人的教育把“苏联”叫“苏修”。
“清清小河边，红梅花儿开，有一位姑娘真是多可爱……”
沙沙沙沙的唱片中，那歌声低沉、缓慢、忧郁，一如清清河水的流速推进，其中它的低音部位很能表达出这首歌的情绪。
可以说，前苏联歌曲与数代中国人的关系悱恻缠绵。在我们的领袖号召我们向苏联学习的同时，苏联歌曲那种苍凉的，山谷水间的忧郁让我们发现了人间情怀和生活情调。对于六、七十岁的人来说，它就是粮食——对精神的寂寥、心理的渴望、生活与生活之间的空隙进行着惬意的补充。地图上，前苏联与中国接壤，历史上俩国上下之间的关系，敌对与信任参半，凡此决定了中国特别关注苏联对自己的态度。我们在学习苏联方面就各外学得认真。几乎相信那就是我们的。试想一个二三十年代出生的人，他走进群山，那满山遍野的夕阳金辉一下就会使他想起《太阳落山》、《英雄夏伯阳走遍乌拉尔山》。浪漫和壮丽穿越艰难岁月，有时它简直就是一个象征——“在那遥远的地方，云雾在荡漾，微风轻轻吹过，扇动一片金色的麦浪……”
与前苏联的交情，是我们过去年代里中国人生活的一向政治任务，可以说从思想上我们是学到了马列主义，从生活上我们看到了一种浪漫的、欧洲的东西。在革命的旗帜下，涌动着跟顿河哥萨克和彼得大帝战士一样的斯拉夫性格。但是，让我们从精神上肯定的还是前苏联和俄罗斯的歌曲。它凌越了时间，在我们中国人民的中年和老年人中，产生了难以捕捉的精神上的辉煌。歌曲是无种族的，它好象比马列主义更让我们的人民产生了兴趣。
我喜欢民歌里唱的那些花事，正月里那迎春花儿开，二月里那柳絮花儿开，一直唱到十二月那腊梅花儿开。所有的花儿都要往头上戴。花开富贵，拽长了大地的年轮。从春天开始，从冬天终结，为一切的存在而存在，四季供她们摇曳，为所有人的快乐存在。“清香那个玫瑰玉兰花儿开，蝴蝶那个恋花啊牵姐那个看呀，啊，鸳鸯那个戏水要郎猜，小小的郎儿呀。”唱到花，都与女人有关，我一直对弱柳扶风形的男人不太欣赏，有时候想，那也能担得起“汉子”的叫法。但我还是相信民歌里藏着一个伟大到张狂的“汉子”。
民歌，人民的歌，人民从来都不会朦胧。好的民歌一定是植物的。沃野千里唱民歌。民歌真是日常生活么？民歌的世事洞明其实是经验的结果。好的民歌阔爽大气，直白坦荡，偏又情致缠绵，余韵不歇。
“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感于哀乐，缘事而发，出于心胜，激于真情。”一首酸曲唱出来，肚子里的高兴翻出来。民歌，就像故乡有尘土和牛栅、马圈、鸡窝子，犹似地里流汗劳作的爹娘，我找不到合适的感觉，民歌对所有生命的姿态都该是开放的。
一切来自民间歌声，都很清澈激越，都很激动人心。我听过美国歌手保尔·罗伯逊唱《老人河》，“黑人劳动在密西比河上，黑人劳动白人来享乐，黑人劳动早晚不得休息，从早推船只到太阳落。”他把快乐唱得饱含了苦难、沉重、无望，抒情到忧怨、愤恨。
我去新疆到伊利，在伊利河畔，看到维吾尔族和哈萨克人，他们的歌声滑过伊犁河平静的水面，你能感觉那歌声里的快乐是扭动的，他们用快乐化解他们的苦难。鸟一般飞翔的歌声一定能化解一切。我们的解放区就曾经用歌声化解了苦难。
民歌的力量是自由的，可以去改变，但是一定不要改变它的本质。
民歌，发自心灵，注满心性，产生于感情，只要敢唱会唱，我认为从来都没有道德上的障碍。
民歌在民间，以另一种口粮来养人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