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雄才善贾固守诚信低调大气的晋商
1新晋商预要行千里，还需更上一层楼
残垣断壁的万里长城，与其说是整个中华民族防范意识的象征，不如说是山西居民维护自我尊严及其防范心理的外在反映。在山西这块土地上，人们为求生存而同恶劣的自然气候进行着持续抗争：动荡不安的社会现实，连年不断的烽火战乱，恶劣的自然环境和自然灾害，在给山西人带来生活苦难的同时，也磨炼厂他们保家守土的意识和适应社会与环境的坚忍不拔的顽强毅力。
所有这一切，使山西历史多了几分悲壮和酸涩的色彩，也给山西人性格塑造施加了深刻影响。
旧时曾有人说：“凡是有麻雀的地方，就有山西商人。”他们的足迹遍布大江南北，他们在商界以群体的形式活跃五个多世纪，经营范围十分广泛，上至绸缎，下至葱蒜。晋商主要经营盐业、票号等商业，尤其是票号最为出名。
晋商的历史可以追溯到，隋唐之间的武则天之父武士貜。李渊父子从太原起兵时，得到了木材商人武氏的大力财物资助。李渊父子凭借太原军队和武氏的财力夺取全国政权。建国后，武氏并封为国公，地位等同秦琼、程咬金等。晋商武氏也从他的政治投资中得到了巨大的回报。
晋商为中国留下了丰富的建筑遗产，著名的乔家大院、常家庄园、王家大院、渠家大院，曹家三多堂等等。到清朝后期，晋商的经济实力可以用“富可敌国”来形容，当年八国联军向中国索要赔款，慈禧太后掌权的清政府就向晋商的乔家借钱还国债。
晋商发展起来是在清朝，败落也在清朝。
清兵侵入中原后，蒙古地区归入清王朝统治。康熙中年，山西商人进入外蒙古草原贸易，松辽平原和内外蒙古草原，成为山西商人贩运贸易的新市场。
当时，蒙汉贸易必须经过张家口和杀虎口，就是俗称中的东口和西口。在对蒙贸易的西口，山西的行商经常在这一带进行贸易，并得到清政府的特殊照顾，获得了很高的利润。晋商“走西口”的说法也由此而来。
蒙汉贸易的东口晋商依然十分活跃，张家口的八大家名商都是山西人，其中最大的企业是祁县人范家开设的“兴隆魁”，这个商业性的企业有职员 290多人，是清代中国对外蒙和俄国贸易的第二大型企业。
商会中称会说蒙语为“通事行”，其中最大的“通事行”就是山西人开办的“大盛魁”，人们曾形容“大盛魁”的财产能用五十两重的银元宝从库伦到北京铺一条路，鼎盛时期从业人员有六、七千。
除了对蒙古的贸易之外，晋商还活跃在西北的经济舞台上。
在宁夏，著名的大商号多数为晋商开办的，宁夏的名药材枸杞在山西人开的“庆泰亨”手中掌握半数有余。
在青海，山西商人以西宁为根据地活动于各州县。
在北京，粮食米面、油盐酒店、纸张、布行等生意多半也都是晋商所开，至今留有招牌的大商号“都一处”、“六必居”、“乐仁堂”等便是晋商在此处留下的痕迹。
除此之外，晋商的足迹还遍布四川、云南、贵州、湖北、湖南、江西、安徽、广东等地。 “广生远”、“广懋兴”、“广益义”等诸多晋商在广州开设的企业。
晋商还开拓了海外市场，从陆路对俄贸易最早最多的是晋商，在莫斯科、彼得堡等十多个俄国城市，都有过山西人开办的商号或分号。在朝鲜、日本，山西商人的贸易也很活跃，榆次常家从中国输出夏布，从朝鲜输入人参，被称作“人参财主”；介休范家，几乎垄断了对日本的生铜进口和百货输出。在清朝统治期间，能够兴旺发达二百余年的商业世家，最有名的是：榆次的常家、聂家、太谷的曹家，祁县的乔家、渠家，平遥的李家，介休的侯家、冀家，临汾的亢家，万荣的潘家，阳城的杨家等等。他们既是大商人、大高利贷者，又是大地主，都拥有极为雄厚的资本。
名噪一时的晋商由于种种原因在清朝后期和民国时期衰落了，山西也开始在中国经济舞台上变的较为平淡。晋商文化也没有被很好地保留下来，以致山西现在在全国范围来说仍然处于落后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