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当那个宏伟壮丽的长安城对王维的到来还一无所知的时候，这个“九岁知属辞”的文弱少年已经为有朝一日要实现的长安仕途在家乡孜孜不倦地苦读了无数个日月。
年少时，他就写下著名的诗句：“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但这位后来被诩为“诗佛”的王摩诘一生都生活在北国，他的相思植根于北国。
他首次应试是在开元八年（公元720年），结果落第。为现实所迫，在当时的社会风气影响下，王维对仕进之路进行了上下求索，他频繁出入于宁王、薛王、岐王等豪门，采取更为直接有效的干谒手段结交权贵，为自己与弟弟的仕途积极奔忙，王爷们对他相当好，“待之如师友”。
为了求得科第的门路，“妙年洁白，风姿郁美”的王维曾怀抱琵琶，像个歌伎一样在酒宴间为大唐的玉真公主献艺。玉真公主听了王维演奏的《郁轮袍》后，让宫婢将王维带入室内，帮他换上华丽的锦绣衣衫，随后置办酒宴，安排王维入宴，并让他坐在宾客的上首。席间，众人谈笑之际，公主觉得座中王维风流蕴藉，语言谐戏，不禁一再瞩目。于是第二年，王维就顺顺当当地进士及第了。21岁的王维以“男色”被唐朝的公主“潜规则”了，被“潜规则”的王维被封为八品太乐丞。级别虽然不高，但这却是个为皇室宫廷宴乐培养乐队伶人的官。玉真公主这样安排，是不是为了让他方便进出宫禁及皇家苑观之类？
正当他雄心勃勃、准备大展才干之际，却因少年识事浅，在一次皇帝不在场的情况下，允许乐工演奏了只能为皇帝表演的黄狮子舞而违法，被贬为济州司库参军。“伶人舞黄狮子”一案似一盆冷水，不仅迅速终结了他对长安的殷殷期待，而且无情地结束了他在长安春风得意的少年时光。从此，王维不再迷恋长安的光彩夺目，他与长安开始了更深层次的对话和交往。这一时期，王维基本上处于疏离长安的贬谪漂泊状态，心中充满了对自己无辜遭贬的痛心和愤慨。
王维33岁那年，妻子亡故。有野史猜测王妻之死是因为丈夫被玉真公主长期霸占而郁忿成病。真相究竟如何已不得而知，但妻子早夭后王维终身未娶却是事实。
开元二十二年（公元734年），张九龄任宰相，这是政治昌明的“开元盛世”的最后一抹彩霞。这一年，34岁的王维赴洛阳献诗求张九龄引荐。次年，“官迷”王维被张九龄起用为右拾遗。可是，张九龄执政不到三年，就被处心积虑的李林甫排挤出朝廷，王维刚刚燃起不久的政治热情也随之再次低落下来。王维对张九龄被贬甚感沮丧，他感叹“人情翻覆似波澜”，作《寄荆州张丞相》一诗寄意，表示将退出官场。王维被迫出使塞上，说是到凉州慰问边防将士，实是受牵连被贬。失之东隅，收之桑榆，诗人写了一连串边塞诗，如《陇头吟》《从军行》《燕支行》等，还写游侠，“新丰美酒斗十千，咸阳游侠多少年。相逢意气为君饮，系马高楼垂柳边”，还有“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这些诗篇豪放得让人仰慕，灿烂得令人震颤，即使时隔千年也是如此。
二
边塞归来，杜甫在京师担任吏部郎中、给事中等小官，在较为平静的文官生活中，开始寄情山水，过起半官半隐的生活。李林甫、杨国忠当权，朝政黑暗，王维的心灵终于愿意飘然出尘了，他悠游于朝堂之外，寻找着自己的心性家园。他在终南山过上了“共携松叶酒，俱篓竹皮巾，攀林遍云洞，采药无冬春”的隐逸生活。他营建蓝田辋川别业，常常在公余闲暇时间回到蓝田小憩，辋川别业成为他最为喜爱的闲居吟咏之所。他在长安与辋川之间来回往返，与帝都若即若离。他游刃有余于官员之间，轻松自如地驱散了笼罩于周围的浓云惨雾，举重若轻地化解了奸臣当道可能发生的种种矛盾，谨小慎微地规避了一次次近在咫尺的危险。他既固执地坚守自己的政治立场，又明智地与李、杨之流保持着相对安全的联系。透过他的上百首诗作，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失意彷徨、心境难平的王维，与官场周旋妥协的王维，追求禅宗境界、隐逸人生的王维，在仕与隐之间徘徊沉吟的王维。
盛唐时期，统治者对隐逸行为推崇奖掖，极大地激励了士人对隐逸的兴趣和践履，他们隐居山林、养名待时，激扬名节，以期获得统治者的赏识与征召。他们在隐逸时全无消沉颓废之情，即使偶尔流露出伤感，其骨子里也并未丧失希望，他们并非真要遗世独立、隐逸终身，也并未与政治仕宦彻底握手作别，而是以退为进，待价而沽，待机而动。这一点既与魏晋时期文人为了全身远祸而隐逸不同，也与六朝时文人附庸风雅的隐逸有别。盛唐士子一方面隐居山林，另一方面又志在青云，隐逸时也不废行谒之举，足见这一时期的待时之隐充满着功名之念和进取之心。对朝廷的系念、对功名的渴求、对自身价值的肯定，使盛唐隐逸透露出时代的青春意气。王维在这一时期的归隐应该是符合时尚和时宜的。
长生殿上尚歌舞，渔阳鼙鼓动地来。天宝十五年（公元756年）六月，安禄山率兵浩浩荡荡开进了长安，唐明皇带着爱妃仓皇辞庙。安禄山攻取长安建立政权，由于“干部”稀缺，安禄山求贤若渴地决定把唐王朝现成的人才资源拿来使用，这其中就有王维。在刀剑威逼之下，这位食唐禄、得盛恩的王维也被组阁进入了伪政府，当上了一官半职。不过，王维内心始终忠于唐朝。一次安禄山于凝碧宫宴请群伪官，召梨园弟子奏乐。国破家亡，梨园弟子个个哀叹流泪不止，无心奏乐。王维听说此事后满心悲恻，写诗道：“万户伤心生野烟，百官何日再朝天？秋槐叶落空宫里，凝碧池头奏管弦。”表达了他对李唐朝廷的眷念之意。
安史之乱被平定，李氏重新掌政，王维成了“叛徒、内奸、逆臣”。一堆帽子戴在头上，对一个文人士大夫来说，这自然是人生无法承受之重。这不仅是李唐帝国给王维增添的无穷压力，也是中国传统文化以万钧之力、万代之势压迫着王维。因为从中国传统的思想价值观来看，被安禄山的叛军所俘，那就只有一条路可走：取义成仁，这样才能被主流价值认可和褒扬，才能进入万世景仰的忠烈祠。王维不但没有“守节”，而且还任了伪职。唐军收复长安、洛阳，王维被投入狱中，随后押往长安候审。他当时所犯的罪按律应当处死，甚至要诛灭九族。但因其弟王缙平乱有功，手足情深，王缙情愿自己去职为哥哥赎罪，加上有忠心于大唐的《凝碧池上作》一诗作证，王维终于被赦，只受到降职处分，不久又升任尚书右丞，这是王维仕途的顶点。经此劫难，王维对政治彻底失去了信心，他在《责躬荐弟表》中深刻检讨、无限忏悔自己“没于逆贼，不能杀身，负国偷生”，他终于受不了内心的重压，退到深山更深处，从此“万事不再关心”，只让山水洗涤心灵之污，苟且偷生于盛世。
正值夕暮的光景，深秋清朗萧爽的风物在辋川一带徐徐展现，王维与道友裴迪泛舟水上，把酒临风，相酬为乐，陶醉在隐者的大欢乐里。这时候的辋川已经是王维的辋川，很美很秀丽的是辋川的山水诗，它们长在辋河里，长在冬树的枝梗上，长在阳光与云朵之间。
王维的大禅机此时已百炼成钢、晶莹剔透。他的《山居秋瞑》一诗写道：“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这是汉民族最美丽、最亲切的风景，这种风景不苍凉、不雄伟、不神圣，山居秋暝“意清理惬”，又平常可人，使人留恋并不忍离去。王维写的不是山高水远、地老天荒的孤绝之境，而是建构了一种不可凑泊、冰清玉洁、透明温润的清寒之境。
三
天宝九年（公元750年）春，王维之母去世。为母守丧期间，王维在辋川居住两年有余，这大概是他在辋川隐居时间最久的一次。他与佛居士谈经说法，在终南山别业居住、生活，真正是“宁栖野树林，宁饮涧水流。不用坐粱肉，崎岖见王侯。鄙哉匹夫节，布褐将白头”。此后，“安史之乱”的打击，人生的几回大变故，使王维彻底心灰意冷了，“一生几许伤心事，不向空门何处销？”只有遁入空门了，“晚年唯好静，万事不关心”。丧妻后，王维只身一人，了无长物。他长斋奉佛，不茹荤血，不衣文采，俨然一位佛教徒了。他所能做的，只是“应门但迎扫，畏有山僧来”，“藉草饭松屑，焚香看道书”。成了佛居士的他并未丢掉诗人的本分，他仍在作诗绘画，只是诗味变了，他援佛入诗，以禅理解释万事人生，这是王维一生多变诗风的最后一站，也是他人生轨迹的最后一道亮光。
秦岭，古老中国的锦绣山川，辋谷之内气候极佳，生长着多种动植物，显示出一片生机。除了这些秀美有趣的自然景观之外，辋谷内还散布着农庄，农民的耕种生活场景偶尔也可以见诸王维的诗中。王维沉醉于这种生活当中，对辋川常怀深深的眷恋。每次要离开这片乐土的时候，他都依依不舍、无比惆怅：“依迟动车马，惆怅出松萝。忍别青山去，其如绿水何。”
在禅学的昭示下，他常常在诗中写到闭门，自信一颗向禅的心灵足以消去世上纷扰，一门一户就足以从精神上隔绝喧闹纷逐的人世。
在唐代佛教的各个流派中，王维信奉的是禅宗，始习北禅宗，后转为倾心南宗慧能。慧能主张“以无念为宗”，追求一种心空的境界。面对日月星宿、山河大地，禅宗开拓了一个空旷虚无、无边无涯的宇宙，又把这个宇宙缩小到人的内心之中。慧能认为，自性本空，虚空即我性，所谓的五蕴六境都是虚幻不实的。正是由于心性的空，方能承载世界万物之有，而这种有在本质上也是假有，是虚空。万法皆空，若要明心见性、体悟空本，就必须即事而真，通过内在心性与外在物境的契合交彻而获得一种对“空”的证悟。王维的诗总是渗透着这种空性，不管是“暮雨空山”，还是“空山新雨”，到处都充满着天真灵性之美，诗人在自然的融合之中看空了外在之相，也看空了内在之心。正如王维自己所说：“色空无得，不物物也。”
佛家有云：“世人性净，犹如青天。”王维独自漫游山林，或赏月弹琴，或长啸赋诗，或探访古寺，自然的洁净无尘让他在烦扰之余宁心静虑，回归自己清净的心性。此时的王维所期望的，是从一个有系念的“污染我”也就是“妄我”中解脱出来，而实现一个无系念的“佛性我”，也就是“真我”。
但是，王维对“空”的期许，是不是也充盈着一种强烈的“执”呢？他真的能把自己对世界的爱恋与相思从心中掏空吗？
研究唐代文学的学者王志清先生在《纵横论王维》一书中阐释说：“王维亲和山水绝不是简单化的非此即彼的远离政治或者对抗政治的选择，而是灵魂被罪恶感压迫到了无法忍受地步的一种生命本真的反抗努力。”这种灵魂的罪恶感来自于早年为求功名被玉真公主“潜规则”的耻感？是对结发亡妻的忏悔与歉疚？是对自己在安禄山之乱时接受伪职、失节受辱的悔恨？抑或是对肮脏官场和荒唐政治的绝望？还是对自己“树欲静而风不止”的“官迷”弱点的厌弃？如果这一切过往之业纠缠压迫于心上，王维的心能“空”得了吗？总之，一切源于“我执”。
这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王维的诗在文学意境上美妙绝伦，但从佛学境界上考察却略逊许多禅诗。和南宋高僧道济的禅诗相比，王维的诗不停地重复“不见人”“人闲”“人不知”“寂无人”等词语，顽强地表达出一种孤独情绪，这透露出王维的潜意识中有一种刻意消除“我执”以达到“无我”禅境的意向，而正是这一种“刻意”和“强为”，显出其心识仍处于微细的执着之中。王维自遣山水，是因其特定的遭遇和心境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与禅宗佛界相悖的执我执空的知性意念。
要去除“我执”，把对世界的爱恋与相思从心中掏空，容易吗？
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