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一个人陷入到无序与混乱时，他头脑里或心中自然而然地会首先想到的，是怎样从中脱离出来，从而将困境摆脱、走出僵局；而在摆脱困境、走出当前僵局的渴望与激动中，人们常常会被引诱着去考虑这样的、那样的或者某些狡诈的逃避以及诡计，特别当他是一个聪明人时，情况更是这样。可是，实际上这种诡计非但无法将其从困境或僵局中解救出来，反而只能让其陷入到更大的困境或僵局里。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我们时常会看到如今当某个民族或世界事务陷入困境或僵局的时候，总会有一些自认聪明的人，那些渊博的、勤劳的却又让人难以理解的人站出来给出他们的改革方案，提出那些诸如立法机构、征税、采纳金本位制等看似聪明的计策；更有一些野心家，甚至提出教育的、玄学的、数学的方法以及宪法的几何样式等花招。最让人感到诧异惊奇和不可思议的，还有那种所谓的用新式的算术法则去教育人们如何不施展骗术就能够占到其父母兄弟便宜的政治经济学。可是，一切这些智者的无知恰恰是由于他们的聪明与博学导致；他们对一个简单的事实置若罔闻，那就是，如果你想要一个人在改革他陷入困境的事件中获取成功，你就一定要首先明确地告诉他怎样改革其用来实现这种改革的手段，即是他个人本身。如果这个人的自我状况、品德行为、思想情感方式以及生活行为的方式，全都处于一种无需改革的状态，那样的话，他也就不会陷入到事务的困境之中。但是，如果他的自我状况的确需要改革，那么，他的事务所处的状态也就可想而知了。很明显，在这个时候，不管你教他任何复杂的方法或任何处理关于其事务的办法，都无济于事。实际上，只有当那个陷入事务困境的人将其自身（他的自我）调整、改良好，那个可怜的人才能够处在一种适宜的状态中，要不然，不要说去推行有关他事务的那些美妙智慧的改革计划了，即使是想要了解他所处的陷入困局的事务的真实确切的状态以便可以利用改革计划产生任何好的效果，也是不可能的。
换句话说，在一个民族里，一个人或者众人在实行任何有关自身事务的改革计划之前，都必定要首先着手改革自我以及自身。简略地说，道德改革必定要置于一切其他改革的前面。
故此，这一点是无疑的：对个人、民族乃至世界而言，当事务陷入到僵局和困境时，能够正确的摆脱之路只有一条，那条路是这样的简单（如同孔子所说），那些自诩聪明的所谓智者们居然置若罔闻是何等的让人惊讶！实际上，用简洁明确的话来说，那条路就是恢复你性情中的平和状态，保持你冷静公正的判断；回复到那个真实的自我，或者用孔子的话来说“致中和”（也就是找到你道德本性的中心要素与平衡状态）。
因此，简而言之，道德改革的意思就是回复到那个真实的自我。当一个人或者一个民族的事务陷入到僵局和困境的时候，一旦你恢复了平和的性情和冷静的判断——一旦回复到那个真实的自我状态——那个时候，并且也只有到那个时候，这个人或者这个民族才可以了解到其事务的真实的确切的状态。唯有了解到了其事务所处的真实的确切的状态，他或者他们才懂得采取和事态相吻合的行为路线以便让其回复到正常状态，回复到那种天然和谐的原本状态里去。事实上，也就是去做那些人们称作合乎道义的事情。当一个人把握住真实的自我、让他可以看见并去做合乎道义的事情的时候，那么，不单单是那个人以及事物，包括整个宇宙，那被相同的道德秩序统治、相同的事物秩序及体系统治的宇宙，都将响应和顺从他；并且，关于以及围绕这么一个人的所有事情，也都会马上重新回复到和谐以及无比广阔的秩序中去。
孔教研究之五
子曰：“天下国家可均也，爵禄可辞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
——《中庸》
本书的作者在前一章里对那种伟大精神的特征进行了描述，指出了那种半拉子智者的自负和无用，以及那种虚假的古希腊人文主义的特点；而在分析希伯莱主义这种类型的那一章里，我又引用了孔子的另外一段话，用来指出虚假的希伯莱主义的特征，也就是损害与摧残在人类本性的道德、情感或宗教方面所失去的平衡。世界宗教史用其禁欲主义以及狂热主义的宣言表明，孔子在这里所指出的虚假的希伯莱主义或者说人性在道德、情感与宗教方面平衡的缺失是何等的准确。
歌德说过：“宗教的虔诚并非最终目的，而只是一种手段，也就是通过最大程度的宁静，去实现文明或者人类完美的最高境界。”在这里歌德所谈及的宗教虔诚，那种基督教与佛教谆谆教诲的道德，同样也是日本武士道精神所主张的道德，也就是自我克制、自我牺牲、勇敢地面对痛苦或者对死亡毫无惧色。这些日本武士道所标榜的品德，也并非最终目标，而仅仅是达到这种目的的一种手段。是的，如同马太·阿诺德所说的一样：“基督教并非是一套僵死的、古板整齐的行为规范的集合，而是一种性情的、心灵的状态。”或者更准确的说法是：基督教、佛教甚至是武士道，都仅仅是一种风气训练、一种人类个性与精神的教育方法。这种风气训练是由某些品德训练组成的。它在基督教与佛教中表现为虔诚，但武士道中则表现为自我牺牲以及勇敢。正如歌德所说，这些品德的训练并非最终目的，而仅仅是一种让个人或者民族可以培养出其精神以及个性完美状态的途径，凭借这种完美的精神与个性，从而到达人类最高的完美境界，而这种最高境界对于一个民族而言，也就是文明的最高境界。
不过，这种对品德的修炼却以一种过火的或者说是以一种抵触、危害其终极目的的形式贯彻着。这样一来，这种训练并非是在培养人的完美个性及精神，反倒是在将其摧残、损害，这样的一种训练就成了一种有害而非有益的训练。举个例子，这种自我克制的训练，当其被滥用（如同古代斯多葛派的禁欲主义者那样）被一种仇恨与怀疑的精神所操纵；或者像早期的基督教徒以及现代神圣同盟军被一种盛气凌人的好斗的思想所操纵的时候，情况同时也如此。如果从一种宇宙秩序的角度来评判的话，这就不再是一种品德，而是一种恶、一种罪；这是由于它并非是去增加而是去损害个性和精神的和谐美妙，并以此严重地危害人类完善的事业以及世上的真正文明。与此相同，那种日本武士道所提倡的勇敢或者说面对痛苦和死亡毫不畏惧的品德训练，当它在被滥用或被在一种仇恨和怀疑的精神下去进行，便会成为一种精神狂热或者道德疯狂，因此也就不再是一种品德，而是一种罪和一种恶，这样一来，这种训练也就不再是那种真正的武士道的训练。
实际上，罗斯金说得十分正确。一个士兵的真正职责并非是杀人而是被杀，可士兵却无法不负责任地将自己的生命放弃，他必定且只能是为一个目的——一个真正的目的，也就是变成一个真正的士兵而捐躯。那样的话，这个真正的目的为何物，以至于让那些富有道德的人甘心去当兵呢？毛奇（现代欧洲最伟大的思想家）以及孙武（中国最伟大的战略家）全都一致认为，真正的战略与战术是用尽可能少的杀伤去赢取最大的胜利。这种尽可能小的杀伤不单单是对自己这一方而言，对敌方而言也一样。与此相反，通过对方不必要的伤亡去获取胜利是一种最糟糕的战术以及下下策。现在我们明白了一位君子甘心去当兵打仗的真正目的。最伟大的战争艺术家对我们说：在战争中人们所追求的目标应当是不战而缴获人之兵器。同样的道理，战争的真正目的就是缴械：解除那些夷人的武装，解除那些失去理性的、残暴的、荷枪实弹的危险疯子们的武装，解除那些由那一类疯子所构成的危害破坏道德、公共秩序、社会秩序甚至是整个世界的文明事业的民族武装。对于一个士兵来说，真正的荣誉不在于杀敌，而在于他愿意为解除危险的、荷枪实弹的疯子们的武装而献身。正是这个原因，一个真正的士兵去打仗、去参加解除危险疯子们的武装斗争时，他所具有的个性和精神状态不是愤懑、蔑视或者狂热，而是一种由于义不容辞的职责而产生的悲哀以及无穷怜悯痛惜之情。当一个真正的士兵在试图解除危险疯子们的武装战争中被杀死的时候，他心里并没有充满对敌人的怨恨、蔑视与复仇，而只是有一种满意的平静的神情，因为他已经尽到了自己的职责，完成了他整个天性（即自我）所告诉他要去做的正确事情。因此，那种真正的武士道的训练，依靠的不是让人的身心失去对死亡的痛楚与畏惧感，而是依靠调节那种愤怒、憎恨以及报复的本能冲动，让那些冲动的情欲受到控制，让它们无法扰乱人的个性与精神状态上的安静和平衡。
那种一名真正的士兵去参战并且战死时所具备的精神、个性和心灵状态，可以在戈登将军的生和死里面最为分明地看到。戈登将军的生和死是现代武士道的最真实典范。我已经说过，武士道是一种教化人让其可以臻于完美境界的精神、个性以及心灵状态的风气训练。在这里我要补充一点，一个真正的士兵在活着的时候所处的生活，就是一种受约束的，尤其是对其自身来说是一种受约束的风气训练。而他一旦在一场必要的战争里牺牲，便成了为他的国家以及世界的一种风气修炼。戈登将军在喀士穆面临死亡时所具备的那种精神、个性和心灵状态，如同他在临终日记中所描述的，已经和这个世上人类精神和个性训练所可以达到的风气至境相接近，也就是歌德称作圣哀之极的殉难风气。卡莱尔说过：“你可以像古希腊人泽罗教导的那样，不惧苦难踏向人间的大地，那还是微不足道的，当你受尽了它带给你的苦难，甚至恰恰是因为遭受了它带来的苦难，你依然还可以爱它，那才是至上之境。因此，需要一个比泽罗更为伟大的天使降临到世间，如今，这样一个伟大的天使已被派来。”
在上文中我已经对那种道德做了尽可能详细的说明，它是一种道德教育与宗教教化的目标，而非这样那样或任何别的特定品德的训练。道德教育的目标是促进以及造就某种个性、精神，以及心灵的状态。如同一切伟大的宗教体系一样，基督教的本质与力量，并没有在任何特定的教条甚至是金科玉律中存在，也没有在后人所归纳成体系并称作基督教的理论汇编、宗教戒律中存在，而是存在于基督为之生、为之死的那种完美的个性、精神，以及灵魂状态之中。中国的孟子时代，有伯夷和叔齐这两位著名的贤人，他们生活于乱世，处在以文明为理由而兴起的军国主义以及战争的环境之中，为了保持自己的操守，他们拒绝和乱世同流合污，心甘情愿地饿死在荒僻的山脚下面。孟子在谈及这两位贤人时说道：“故闻伯夷之风者，顽夫廉，懦夫有立志。”
我已经说过，道德教育的目标不是这样那样或别的任何特定品德的实践，而是促进与造就某种个性、精神以及心灵的状态。而促进与造就完美个性、精神以及心灵状态的途径却只有一个：那就是将其置于世界上那些伟大创教者一样的宗教天才的影响之中，学习并理解他的生活、行为诫条，甚至是他的情感与思维方式，也就是他的个性、精神以及心灵的状态，事实上也就是我们中国人所说的“道”——一种生存或生活方式。所以，我大胆指出，那种道德教育的目标存在于《新约》中的这么一句话当中：“向我学习，因为我天性温和、内心谦恭，这样你就可以发现灵魂的安宁。”或者如《论语》中所说的“夫子温、良、恭、俭、让”一样。当这样的句子被学者们加以恰当的理解、领会的时候，它对于他们道德品格、个性、精神以及灵魂状态的培养，将远超出东京与柏林那些造诣最高、最博学的教授可以制定和希望制定的那套有关公德和私德的最精确呆板、整齐划一的规则。马太·阿诺德说过：“想象那些以正确科学化的语言，或者去掉了旧式错误的新式花言巧语去表述的行为和道德准则，可以收到和我们已经长时间的习惯、情感以及喜好已为之萦绕的旧式准则和劝诫所可以收到的相同效果，则是一种错误。但是，迂腐的学究却总是如此想象。这类错误早已是司空见惯了。它所表明的只是我们当中还有多少人身上充满着这种迂腐之气而已。关于道德准则的正确科学化的表达，对于大多数的人类众生来说，一点也不曾取得成效，希望一种新式的花言巧语式的表述，可以像基督教（或者中国的圣书）那旧式熟悉的表述一样吸引人心、激发想象，可以拥有那些表述所达到的效果，除非这种表达是出自于一个宗教天才之口，可以等同于旧式的描述时才有可能。可以断定，以一种新式的花言巧语的描述来传达必需的东西是无法做到的。奥古斯特·孔德的那种极端迂腐，正是体现在他自认为可以做到这一点的虚假的想象之中。而其弟子们的迂腐，则取决于他们对其师虚假想象的继承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