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朝另一起的著名文字狱是《 南山集 》案。方孝标曾到云南做吴三桂的官，后来及早投降清朝免死，著有《 滇黔纪闻 》等书。戴名世见其书，在所著《 南山集 》中加以引用，被认为有“大逆”语。其实二人著作并无什么诋毁清朝的“大逆”之语，只是方书说到南明永历政权未可称为伪朝，戴书提到南明弘光帝及其年号，又揭露了康熙帝杀掉明太子的真相。结果此案也波及数百人，戴名世被斩首，方孝标已死被戮尸，两家男子16岁以上者均被杀，女眷等则被没收为奴婢，方氏同族人都被充军黑龙江。
雍正时文字狱更甚。例如，朝臣查嗣庭任江西主考，出题“维民所止”，被告发‘‘维止”二字，影射“去雍正二字之首”。雍正帝大怒，将查嗣庭入狱。结果是查连惊带吓死于狱中，其尸被戮，查的亲属或处斩，或流放。有一次，翰林官徐骏在奏章里，把“陛下”的“陛”字错写成“狴”字，雍正帝见了，马上把徐骏革职。后来再派人一查，在徐骏的诗集里找出了两句诗：“清风不识字，何事乱翻书？”挑剔说这“清风”就是指清朝，这一来，徐骏犯了诽谤朝廷的罪，把性命也送掉了。雍正不仅发明了密折奏事制度，还开启了群众性批判运动的先河。儒生钱名世赠诗年羹尧“分陕旌旗同召伯（周朝之将军），从天鼓角汉将军（霍去病）”。年羹尧出事后，雍正命钱名世在家中悬挂“名教罪人”匾额，并让数百举人、进士撰写诗文，对他加以批判。诗文结集为《 御制钱名世 》，发给各学校以作警戒。还有，为治查嗣庭的罪，雍正命人从查氏日记中寻找罪证，从而挖罪证挖到了一个人的灵魂深处，以加强思想统治。
乾隆即位后，文网更加严密，文字狱更加频繁。翰林学士胡中藻有句诗曰“一把心肠论浊清”，乾隆帝看到后大发雷霆：“加‘浊’字于国号‘清’字之上，是何肺腑？”胡中藻遂因一“浊”字被杀，并罪及师友。有个叫徐述夔的人，着有《 一柱楼 》诗集，其中“明朝期振翩，一举去清都”二句，被乾隆帝定为“大逆”，理由是借朝夕之“朝”读作朝代之“朝”，“要兴明朝而去我本朝”。结果不但把已死的徐述夔及其子戮尸，徐的孙子和为诗集校对的人也全都处死。凡此种种，举不胜举。清朝前期屡兴文字狱，总计有100多次，而且处刑极为严酷，搞得人人自危，无所措手足。
在这种文化专制主义的统治下，许多知识分子不敢涉及政治，只能埋头考订古书。当时有个叫梁诗正的老臣，总结出这样一条处世经验：“不以字迹与人交往，即偶有无用稿纸，亦必焚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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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狱的影响
清朝的文字狱，是封建专制主义空前强化的产物。其根本目的是要在思想文化领域内，树立君主专制和满族贵族统治的绝对权威。它禁锢了思想，堵塞了言路，影响了科学文化的发展，造成了万马齐喑的极其黑暗的政治局面。在这种情况下，大量的知识分子再也不敢过问世事，埋头于故纸堆研究考证，这就造成了乾嘉考据之学的兴盛，为中国古代资料的整理作出了贡献。
乾隆皇帝接见英使
乾隆皇帝弘历作为清朝入关、定鼎中原后的第四代皇帝，顺顺当当地继承了祖父、父亲为他奠定的稳固基业，他在位60年，可以说是国力强盛，四海升平，经济富庶，文化发达。他以强大的武功平定西北，保护西藏，加强了国家的统一，确立了中华的版图。即使到了乾隆晚期，各种社会矛盾已经相当激化，清政府还能全面控制内外的形势，维持强大的外貌，屹立于亚洲的东部。
但是，在这盛世的背后，也孕育着清朝的衰亡，特别是来自西洋各国的威胁，越来越严重了。然而，乾隆未能找到与西洋各国打交道的有效对策，在决定关系未来中国命运的战略决策上，暮年的乾隆越来越趋向僵化和保守了，特别反映在英国特使马戛尔尼访华这件事情的处理上。
公元1792年的9月26日，英国皇家战舰“狮子号”、“印度斯坦号”等几艘船只正准备出发。这是乔治三世国王派遣庞大的访华使团的船队。为首的是乔治·马戛尔尼勋爵，副使是乔治·斯当东男爵，访华的成员共有八百多人。他们将远渡重洋，前往遥远古老的中国，参加当朝的乾隆皇帝83岁寿辰的典礼。
九个月后，英国使团船队终于在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五月十四日到达中国，在澳门外万山群岛的珠克珠岛抛锚等候。
英国使团到达中国的消息，通过英国东印度公司董事长佛兰西斯·百灵的信件传递给两广总督，他请两广总督转奏乾隆。乾隆皇帝看了两广总督的奏折特别高兴，并批“即有旨”，意思是对这个问题另外再发一道谕旨。他任命长芦盐政徵瑞、直隶总督梁肯堂为钦差大臣，专门负责接待英国使团。
在19世纪以前，中西没有邦交。此中的缘故是很复杂的。第一，中西相隔很远，交通也不方便。西洋到中国来的船只都是帆船。那时没有苏伊士运河，中西的交通须绕非洲最南端的好望角，从伦敦到广州最快需三个月，因此贸易量也不大。西洋人从中国买的货物不外丝茶及别的奢侈品。中国的经济是自给自足的，用不着任何西洋的出品。所以那时中国的国际贸易总有很大的出超。中国以天朝上国自居，其他番邦愿来便来，天朝施恩给你们；不来则罢。
那时的通商制度也特别，西洋的商人都限于广州一口。在明末清初的时候，西洋人曾到过漳州、泉州、福州、厦门、宁波、定海各处。后来一则因为事实的不方便，二则因为清廷法令的禁止，就成立了所谓一口通商制度。在广州，外国人也是不自由的，夏秋两季是买卖季，他们可以住在广州的十三行，买卖完了，他们必须到澳门去过冬。十三行是中国政府指定的十三家可以与外国人做买卖的专业商行。十三行的行总是十三行的领袖，也是政府的交涉员。所有广州官吏的命令都由行总传给外商，外商上给官吏的呈文也由行总转递。外商到广州照法令不能坐轿，事实上官吏很通融。他们在十三行住的时候，照法令不能随便出游，逢八（那就是初八，十八，二十八）可以由通事领导到河南的“花地”去游一次。他们不能带军器进广州。“夷妇”也不许进去，以防“盘踞之渐”。挺奇怪的禁令是外国人不得买中国书，不得学中文。第一个耶稣教传教士马礼逊博士的中文教师，每次去授课的时候，身旁必须随带一只鞋子和一瓶毒药。鞋子表示他是去买鞋子的，不是去教书的；毒药是预备万一官府查出，可以自尽。
那时中国的海关是自主的，朝廷所定的海关税则原来很轻，平均不过4％，清朝政府并不看重那笔海关收入。但是官吏所加的陋规极其繁重，大概连正税要收货价20％。中国法令规定税则应该公开；事实上，官吏绝守秘密，以便随意上下其手。外人每次纳税都经过一种讲价式的交涉，因此很不耐烦。
外国人最初对于中国的通商制度虽不满意，然而觉得既是中国的定章，只好容忍。到了18世纪末年（乾隆末年，嘉庆初年），外国人的态度就慢慢地变了。这时中国的海外贸易大部分在英国的东印度公司手里。在广州的外国人之中，英国已占领了领袖地位。英国此时的工业革命已经起始，昔日的手工业都慢慢地变为机械制造。海外市场在英国的国计民生中一天比一天紧要，中国对通商的限制，英国认为最不利于英国的商业发展。同时英国在印度已战胜了法国，印度半岛全入了英国的掌握。以后再往东亚发展也就更容易了，因为有了印度作发展的根据地。
当时欧洲人把乾隆皇帝作为一个模范的开明君主看。英国人以为在华通商所遇着的困难都是广州地方官吏作梗。倘若有法能使乾隆知道，他必愿意改革。1793年（乾隆五十七年）正是乾隆帝满83岁的一年，如果英国趁机派使来贺寿，那就能得着一个交涉和促进中、英友谊的机会。广州官吏知道乾隆的虚荣心，竭力怂恿英国派使祝寿。于是英国乃派马戛尔尼为全权特使来华。
马戛尔尼并非初出茅庐，他先后曾任驻俄国沙皇陛下处的公使、加勒比总督和马德拉斯总督。国王乔治三世派遣到中国的都是些杰出的官员。使团人员多达近百人，包括外交官，英国青年贵族、学者、医师、画家、乐师、技师、士兵和仆役。算上水手则有近700人。光是上船登记就花了几天的时间。
马戛尔尼使节的预备是很费苦心的，送乾隆的礼物都是英国上等的产品。用意不外要中国知道英国是个富强而且文明的国家。英政府给马戛尔尼的训令要他竭力迁就中国的礼俗，唯必须表示中、英的平等。交涉的目的有好几个：一、准英商在舟山、宁波、天津等地贸易。二、准英商在北京设货栈。三、于舟山附近指定一小岛为英商停泊、居留、存放货物之所，如同葡萄牙人在澳门一样。四、在广州附近辟一地，准英商享有与上款相同的权利。五、英商在澳门、广州内河运货得免税或减税。六、粤海关除正税外悉免其他一切税收，中国应公布关税额例，以便遵行。
在乾隆帝方面，他也十分高兴迎接英国的特使，但是乾隆把他当作一个藩属的贡使看待，要他行跪拜礼。马戛尔尼最初不答应，后来有条件地答应。他的条件是：将来中国派使到伦敦去的时候，也必须向英王行跪拜礼；或是中国派员向他所带来的英王的画像行跪拜答礼。他的目的不外要表示中英的平等，既然中国不接受他的条件，也就拒绝行跪拜礼。最终马戛尔尼按照英国礼节觐见了乾隆。
乾隆帝很不高兴，接见以后，就要他离京回国。至于马戛尔尼所提出的要求，不管是平等友好的还是侵犯中国主权的，一概断然拒绝。
这样，马戛尔尼一行一无所获，只好乘坐军舰从广州黄埔启碇，非常失望地离开了中国。中国也因此错失了一次在近代世界局势发生根本性变化之前融入世界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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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全老人”
乾隆曾自我总结一生有“十全武功”，自诩为“十全老人”。十全武功指：两次平定准噶尔之役，平定大小和卓之乱，两次金川之役，镇压台湾林爽文起义，缅甸之役，安南之役及两次抗击廓尔喀之役。“十全武功”，情况不同，性质各异：有镇压民变，有平息叛乱，有扬兵耀武，有小题大做，有得不偿失，有多管闲事，有维护正义，有反击侵略。
乾嘉学派
明清之际，学术风气陡变。原因是：明朝的灭亡，对仁人志士产生了强烈的刺激，以明末清初的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对中国历史文化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再者，清初对知识分子实施文化高压政策，以文字狱来迫害他们，使他们走向纯粹的学术研究中去了。
另外，清代学风的变化还有着学术史本身方面的原因。从宋儒那里就有“尊德性”与“道问学”的分歧。在成贤成圣的方式上，有的儒家如朱熹特别强调多学多思，另一派如陆象山、王阳明，就强调多读书致知对发明心性没有好处，甚至有害。后一派的意见在明朝王学兴盛的时代，是占了上风的。但明朝的灭亡，教训了人们不能只是空谈性理，还应该博学以致用。
正是在这两方面的作用下，考据之学渐渐兴旺起来。学者们对传统的经史文献进行了大量的考订、校勘、辑佚、辨伪和注解工作，整理了一大批文献。因为这样的工作在清乾隆、嘉庆年间特别兴盛，所以称之为乾嘉学派。这一时期的学术成就，对后代中国古代文化的研究，是有很大帮助的。
戴震（1723—1777），字东原，安徽休宁人，是清代著名学者。据说他十岁才能说话，但天资颖悟，过目成诵。塾师给他讲授《大学章句》，他问塾师道：“这如何得知是曾子所述的孔子讲的话呢？又何以得知门人所记即曾子之意呢？”塾师回答说：“朱子这样说的。”戴震又问：“朱子是何时人？”答：“南宋。”“曾子何时人？”答：“东周。”“周与宋相距多少年？”答：“差不多两千年了。”戴震接着问道：“那么朱子又是怎样知道的呢？”老师最终被问得哑口无言。这个小故事可以说是对乾嘉学风的一个形象化的阐说。
中国古代学术主要以经学为主，经学又有汉学和宋学之分。汉学即指汉儒治经的方法，他们注重训诂文字，讲求考订名物制度，重实证而轻议论。宋学又称理学、性理学或道学，宋儒治经多附会经义而阐发天人性命之理，属哲学范畴。
乾隆、嘉庆时代，经学昌明隆盛，形成乾嘉学派，一代学风终于形成。乾嘉学派治经凡立一义，必凭证据，不尚孤证，不立伪证，讲求归纳，崇尚朴实文风，倡导实事求是。研究内容以经学为中心，次及小学（文字）、史学、天算、地理、音韵、校勘、律吕、金石、目录诸学，成绩斐然。
乾嘉学风的产生与清代康熙以后经济的发展、社会的相对稳定有关，没有物质的基础，没有安定的环境，学者要专心于考据校勘、训诂声韵之学是难以想象的。
如果说，康雍间经济的增长是乾嘉学风兴起的基础的话；那么，文字狱的阴影笼罩就是其潜在的心理要素。清代乾嘉时期，士人因文字狱的恐怖，不敢涉及近世之学，只好到汉人故纸堆中讨生活，远离时务的需要，反映了士大夫清高孤傲、自我陶醉的内敛一面。
乾嘉学风兴盛还有一个不可或缺的外在因素，就是康雍以后的闭关自守，阻隔了西学东渐的途径，使学者得以专心在封闭社会中充耳不闻外事的情况下做学问。而当帝国主义列强的炮舰在中国沿海游弋之时，乾嘉学风就难刮起，渐成强弩之末了。龚自珍、魏源等人又倡今文学派的公羊学，把它作为“古为今用”的武器，迎接社会变革的大潮。至此，乾嘉学派已失去它普遍存在的基础，仅成为一种研究方法彪炳后世了。
倡言复古，是为了治今，装扮起死人，也正为现舞台的需要。乾嘉学派，其治学内容是远离现实的（当然也是一笔丰厚的遗产），其治学方法是近代科学的，其学风的形成浸染，却又是清代现实的需要。这也正是乾嘉学派之历史评价难以一言蔽之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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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三大史学名著
乾嘉年间，考据之学盛行。三大史学名著：钱大昕的《廿二史考异》、王鸣盛的《十七史商榷》、赵翼的《廿二史札记》相继刊行。钱、王、赵三书均以历代正史为主而各具特点：《考异》详于校勘文字，解释训诂名物，对原书事实谬误加以纠正；《商榷》着重在典章故实的论述；《札记》对各史均加注意，述其著述沿革，评论得失，有时也校勘其抵牾，对有关一代兴衰变革的重大问题，论述尤详，且史法与史实并重。此书刊行流传以后，备受学术界推崇。
丧失琉球
琉球群岛，隔海相望于中国，散布于西太平洋之上，北连日本列岛，南接中国台湾。琉球群岛由北、中、南三大岛屿群共一百多个岛屿组成。
公元12世纪时，岛上出现了北山、中山和南山三个独立的王国。史载，从1383年开始，琉球三国的国王继承王位都需接受中国明朝政府的册封。公元1429年，中山国王尚巴志统一琉球群岛，建立了琉球王国，琉球王国依旧作为藩属，向中国朝贡。直到1879年日本吞并琉球为止，在近500年的时间里，琉球王国始终使用中国明、清政府的年号，奉中国为正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