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这次五大臣到日本和欧美等国考察宪政，对于清政府早已摇摇欲坠的统治而言，确实是一次具有转折性意义的事件。自从1840年鸦片战争起，清朝统治者“天朝上国”的迷梦便被无情打破，整个国家陷入了一种在自大和自卑之间摇摆不定的复杂心态之中。清朝政府对于“西方”或者“洋”背后所隐含的力量也因此而表现出一种矛盾、犹豫的态度，不管是在物质方面，还是在精神层面——惧怕着，却又不断地试探着；观望着，却也在不断地学习着。而如今，一甲子的时间弹指而过，清政府为自己的这种矛盾、犹豫的态度付出了昂贵的“学费”和代价，各种不平等条约及割地、赔款等无理要求就像沉重的包袱一样压在它的身上。不仅如此，社会内部的各种矛盾冲突也是此起彼伏，使得清朝的统治更是雪上加霜。
在王朝统治岌岌可危之时，清政府一方面想要挽救自己的形象，另一方面也是出于寻求出路、摆脱困境的考虑，决定派出朝廷重臣，踏上异域之地，去切身感受日本和欧美等国家的政治氛围，并着重对于宪政政体进行系统而深入的考察。相对于清政府派往各国的使节而言，派遣大臣出洋并非什么新鲜事，但是这次毕竟是清政府以官方名义正式派遣一批朝廷要员出洋考察，实质上也可视为正式承认了欧美和日本等国家在国家政治体制方面的领先地位，而且从这次派遣规模、出访国家数量等方面而言，确实无出其右者。
正因为如此，派遣五大臣出洋的诏书一下，立刻在朝野上下引起了很大反响。
出国考察宪政最初计划兵分两路，一路由载泽、戴鸿慈和绍英等带领，考察俄、美、意大利、奥地利等国家；另一部分由徐世昌和端方等率领去考察英、德、法、比利时等国家。
1905年9月24日，就像举行一场盛大的告别宴会一样，在拜祭完祖先之后，五位考察大臣在亲友、大臣、社会各界人士的簇拥下，如同准备踏上征途的英雄一般，在北京正阳门火车站登车出发。当时，载泽、徐世昌、绍英三位大臣坐于前车厢，而戴鸿慈和端方则坐在后面的车厢里面。这时戏剧性的一幕发生了——“忽闻轰炸之声发于前车，人声喧闹，不知所为”。
原来就在开车前，革命党人吴樾一身皂隶装扮，趁着人来人往的混乱当口，悄悄地上了火车，而他的怀里则藏着自制的炸弹。吴樾的目的不言自明，就是想用此玉石俱焚之手段，将这五位大臣一并炸死。可能是由于自制炸弹性能不甚稳定，结果当大臣们乘坐的车厢和机车挂钩时，车身突然发生了震动，因而导致炸弹提前爆炸。弥漫的硝烟散去之后，吴樾因为距离炸弹最近，当场被炸身亡。五大臣中绍英伤势较重，载泽、徐世昌略受轻伤，而戴鸿慈和端方由于坐在后面的车厢中，故而躲过一劫。
这一意外事件对于清政府派遣五位大臣出洋考察宪政的活动造成了一定的影响，此事不得不缓行。直到当年12月，派遣大臣出国考察的事宜才又重新提上了议事日程，由于载泽、绍英受伤未愈，所以清政府改派山东布政使尚其亨、顺天府丞李盛铎二人接替他们。
这次出行，仍然是分头进行。一方面由载泽、李盛铎、尚其亨等人赴英、法、比利时、日本等国家；另一方面，则由戴鸿慈、端方等人前往美、德、意大利、奥地利等国。
1905年12月7日，寒风凛冽，戴鸿慈、端方等人已经待命出发。鉴于上次出行的教训，这次出发时，北京火车站采取了严密的保护措施，实行戒严，所有闲杂人等一概不能入内。“车站稽查严密，外人不得阑入”。按照惯例，完成拜祭祖先仪式、求得祖宗庇佑之后，戴鸿慈、端方二位大臣由北京经天津至秦皇岛，再换乘兵轮“海圻”号前往上海，搭乘至欧美国家的船只，开始西行。或许是由于这次清政府派遣大臣出洋考察宪政意义格外重大，也或许掺杂着中国官员爱摆排场的某些因素，待至上海，由戴鸿慈、端方两位大臣带领的随行队伍已经扩至四十余人，包括三十三位随行人员、四名各省派往随同考察人员、两名差官、四名“戈什”，甚至还有一名剃头匠。此外还有随行前往美国留学的八名学生，日后因在美国宣传孔教而声名远扬的陈焕章也在这群留学生之列。12月19日，美国太平洋邮船公司的巨型邮轮“西伯利亚”号载着几十名考察人员，也载着清政府和社会各界的殷殷期望，收锚起航，向着日本驶去。善于观察的戴鸿慈刚刚上船，就详细地记录下整个邮轮的构造和机关设置情况。
12月11日，载泽、李盛铎、尚其亨等人也从北京出发，来到上海。次年1月14日，这批考察团成员搭乘法国轮船公司的“克利刀连”号，先到日本，再转至欧洲等国家。一路上也是众人拥簇，浩浩荡荡，同行的除了一干随员之外，还有各省选派随团出洋考察者六人以及留学生若干人。
尽管为节省时间多参观一些国家，出洋考察宪政团已经兵分两路行进，但是相对而言，他们的行程还是很紧张的。因此随行人员就各施所长，按照自己的领域去观察他国不同的方面，以期用最短之时间取得最大之功效。
自然，这次出国考察，宪政为首要之目标，因此，每到一国，对于议院的参观和议会制度的考察必在计划之中，由是形成一个惯例，也引发许多思考。在戴鸿慈等人看来，在这些实行宪政的国家中，执政党和在野党之间为了国家利益做出的沟通以及君主和议会之间的互动关系，让他们耳目一新。当他们踏上所谓“自由国度”的美国时，看到议院中的议员们为议题各执己见，唇枪舌剑，但一出门，则执手欢然，无纤芥之嫌。他们领悟到，这是因为公私分明啊。
而当他们来到最早以坚船利炮打开中国国门的英国时，也注意到，“议员分为政府党与非政府党两派。政府党与政府同意，非政府党则每事指驳，务使折中至当，而彼此不得争执。诚所谓争公理，不争意气者，亦法之可贵者也。”
在意大利考察时，戴鸿慈等官员看到意大利议会中往往由议院就可以决定国王任命大臣之去留。此事让他们感到十分惊异。事实上，对于身处异域他邦的人们而言，和本国差异最大的地方往往就是对他们的思想冲击最为激烈之处。
在考察宪政之余，这些官员们也对日本和欧美社会的物质和文化事业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事实上，这样的社会氛围对于他们而言，确有耳目一新之感。因此，在这为时半年的国外行程中，他们分别参观了一些外国的社会部门和机构。
大致说来，既有像政府机关、邮局、铸币局这样的行政管理和服务部门，又有像监狱、疯人院这样诸如管制社会另类人群的机构；既有像基督教青年会、商会这样的依靠宗教和社会力量所组成的团体，又有像美术院、博物馆、学校等文化教育机构，可以说是比较广泛地近距离观察、了解了日本和欧美社会的不同侧面，并且与中国的社会情况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比较。
比如，当考察大臣们在德国剧院观看戏剧时，对于德国人编排戏剧时所花费的心思感触颇多，认为像德国这样的欧洲国家非常注重戏剧对于民众的教化作用，因此“不惜投大资本、竭心思耳目”，遂联想到中国的戏剧改良在社会中遇到的重重阻力，不禁感慨道：“又安怪彼之日新而月异，而我乃瞠乎其后耶！”
在参观余暇，考察宪政的大臣们也在享受着难得的休闲时光。每当他们到大城市进行考察之余，总是不忘前往所谓“优游休息”之地放松一下。相形之下，中国这样的文明古国，却不如人。待他们回国后，便立刻奏请由学部、警部主持，在京师次第筹办这些公共设施。
他们不仅提议在全国范围内逐步建立起图书馆、博物馆、动物园、公园等，而且还不惜重金从国外购买回一批动物，放在北京新建的“万牲园”中，可以说是促成了中国最早的动物园的雏形。据《 大公报 》载，从国外运抵天津塘沽的动物包括一头大象、两头狮子、三只老虎、两匹斑马、两头花豹、两头野牛、四只熊、一只羚羊、四只袋鼠、四只鸵鸟、六只仙鹤、八只鹿、十四只天鹅、三十八只猴等，林林总总装了五十九个笼子，可谓壮观。尽管这位作者记述此事之时稍有讽刺之意，但是新鲜事物的引入，必然或多或少会给社会增添了一些亮色，而这点亮色与五大臣出洋考察似乎也不无关系。中国早期的植物园、动物园等的发展，成为这些出洋考察的大臣们在促进中国社会发展方面的无心之功。
1906年夏秋之际，经过近半年的海外考察，两批出洋大臣先后回到中国。他们在梁启超和杨度等人在东京事先写好的有关实行宪政的文章的基础上草拟了一份“考察宪政报告”，向清朝政府复命，正式提出了实行君主立宪的主张，并且还指出“立宪利于君，利于民，不利于官”。此外，戴鸿慈、端方等人还根据从国外带回来的关于宪政的资料，编写出《 欧美政治要义 》一书，将欧美各国的政体或者相关的政治制度进行了简略的介绍，“不仅对于改革政治和其他制度具有重要参考价值，而且也使慈禧和当权亲贵对于世界大势有所了解，宪政知识有所增长，有利于基本国策的确定”。
1906年9月1日，清朝政府终于颁布了仿行立宪的诏令。1908年8月，又颁布了《 钦定宪法大纲 》，准备立宪，命令各部共筹计划。1911年5月8日，皇族内阁粉墨登场，结果令人大失所望，实际上也宣告了清朝政府立宪努力的失败。
确实如此，百年积习，岂是一朝一夕所能改变？而且对于失去权力的恐惧，使得上至慈禧太后，下至各层官僚，旁观侧目者乃至阳奉阴违、横加阻拦者大有人在，加之革命浪潮风起云涌，此起彼伏，因此立宪没有什么实际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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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算开了眼界
清末这次派出五大臣出国考察，对于掌权的慈禧以及皇室而言，仅仅是一种“作秀”，这些既得利益集团的人，想方设法的是如何维护自己的权利，要让他们将权力拱手让出，那简直是与虎谋皮。从一开始，这次以考察为始的新政便注定了失败的命运。然而，这次考察也并不是一无所得，中国的许多上层人物，通过实地考察，近距离的接触，增广了见识，客观上起到了传播西方民主的效果，为中国的近代化作出了一定贡献。
严复与进化论的传入
19世纪的最后几年，中国处于危亡之秋，有志之士纷纷奔走呼号，其中出现过一位跟康有为、梁启超齐名的思想家严复。严复用他特有的武器——译笔，通过翻译、介绍资产阶级的学术著作，来启发人们的思想。他翻译的《天演论》一书，被人们称作“警钟”。这口警钟，在当时的中国大地上，曾起过振聋发聩的作用，警醒了许多中国人，促使他们为民族的存亡而斗争。
1853年9月，严复降生在福建闽侯县的一个乡村里。14岁时，当赤脚医生的父亲病逝，严复生活没有着落，只好放弃科举仕途，进了当时洋务派创办的福州船政学堂。在这里，他学习了数学、力学、物理学、化学、天文学等西方的学问。在军舰上实习和工作了几年后，他被朝廷派到英国留学深造。
在英国格林尼治海军大学，严复学的是兵船驾驶，朝廷指望他能成为日后的海军良将。可是，这个海军大学的学生，放着军事理论和问题不钻研，却整天如饥似渴地啃读西方的经典名作。留学期间，他有系统地读完了亚当·斯密、孟德斯鸠、卢梭、边沁、穆勒、达尔文、赫胥黎以及斯宾塞等大思想家的著作。等到1879年学成回国时，他对当时西方的先进文化思想，已经有了很深的造诣。
回国后，严复先在福州船政学堂当老师，随后又长期在北洋水师学堂任教务长、校长。这期间，中国先后发生了中法战争、甲午战争，接着又发生了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狂潮，亡国的危机迫在眉睫，有识之士都为这种形势焦急不安。康有为、梁启超等提出的维新变法口号已响彻全国，并逐步从思想酝酿发展为爱国行动。这种现实情况，也激发了严复的爱国思想。
严复的思想同康有为、梁启超有许多共同之处，都认为要救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效法西方国家。可是，严复和当时的维新派人物相比，还有不同之处。他亲自到过英国，接受过西方第一流思想家的学说，对“西学”有相当深刻的体悟。当时维新变法派的领袖康有为、梁启超，虽然急于学习西方的制度文化，可是他们连外语都不懂，怎能学到西方文明的精髓？严复感到要把西方最优秀的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方面的学说介绍到中国来，只有自己才能承担这项重任。
形势越来越需要新的理论指导。于是，从1895年到1898年，严复先后翻译了赫胥黎的《 天演论 》、亚当·斯密的《 原富 》、斯宾塞的《 群学肄言 》。其中，《 天演论 》的影响最大。
赫胥黎是英国生物学家。他的《 天演论 》，是把达尔文关于生物进化的原理，用来解释社会发展的规律和人们之间的相互关系。赫胥黎认为，在人类社会里，人与人之间也同生物一样地相互竞争，只有最适宜生存的才能生存下去；在世界上，民族与民族之间也存在相互竞争，也是只有最适宜生存的才能生存下去。
《 天演论 》的发表，震动了全国，“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一时成了社会上最流行的口头禅。其时，中国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险。侵略中国的各个帝国主义国家，无论哪一方面都比中国强，根据达尔文“优胜劣败”的规律，中国完全是可能灭亡的。不过，《 天演论 》又启示人们：人的努力可以与天争胜，而且可以最终取胜，只要努力革新社会政治，国家是可以复兴的，民族也能永存。在翻译《 天演论 》时，严复自己还加了许多按语，向人们大声疾呼变法图强的道理。
严复在维新运动期间，起到了传播维新思想的重要作用，成了一位出色的维新派思想家。变法失败后的十年里，严复继续专心从事翻译，译出了一大批西方学术著作，第一次把西方的哲学和社会政治学术，有系统地介绍到中国来，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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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达尔文主义
赫胥黎的《天演论》，把生物界的“物竞天择”、“优胜劣败”的规律，用来解释人类社会的现象，这叫作“社会达尔文主义”，是一种唯心主义学说。这种理论也曾被帝国主义国家作为侵略的理论工具，他们宣扬屠杀殖民地人民符合“优胜劣败”的规律。然而，严复向中国人民介绍这种思想，是警告中国人民要奋发图强；否则，就会照着“优胜劣败”的规律，落得亡国灭种的下场，因此具有积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