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甚说甚，田汗没骗我。驴车上果真甚么都有，吃的，喝的，穿的。连酒都是现成的，那天晚上不是用过一个酒葫芦么，就是那个。命令如山倒呀，因我走得急，没有甚么衣服，田汗就在车上给我放了棉袄和棉裤，当然还有裤衩。在车上换衣服时，我拎着那个裤衩亲了亲，就像亲着自己的亲人。
将军，你到过陕北么？好，我不问，只管说。我先说说毛驴。毛驴可是宝贝疙瘩，你寻不到比它更好的长工了。犁地、推磨、拉炭，甚么都离不开它。边区的人说话都要带上“驴”字。骂人时喊对方是“驴日的”。事情办砸了，十分恼恨自己，怎么办？就骂自己是“驴日的”。别笑，我有甚说甚。高兴了，也说“驴日的”，细声细语的，就像和婆姨说悄悄话。我刚到延安时，革命热情高涨，干活不惜体力。有一次在延长，风闻胡宗南的人马打过来了，部队必须马上转移。当时车马不足，我背着一个伤员，沟沟坎坎的，一走就是二里地。人们这就送给我一个外号，叫“小毛驴”。我当时甚是高兴，就像戴上了桂冠，做梦都会笑醒。可是，后来我成了托派，人们就把这个绰号给改了，叫我“毛驴茨基”。
赶车的老乡都晓得我的绰号“毛驴茨基”。他说，我给打成托派的时候，他亦在跟前。他以前是康生的房东，康生你知道么？此人是中央社会部部长。老乡还说，他多次见过毛，也见过王明。老乡嗜酒，趁我解手的工夫，把我的酒葫芦掖进了他的棉袄。喝了酒，他的话就多了起来，扯东拉西。说王明的列宁装总是干干净净的，像个婆姨。他又喝了一口酒，扭头说道：“你这人，姓毛，脸上却没有一根毛。”他说着，就笑了起来。他笑的样子很怪异，笑的时候脖子要缩回去，笑完之后才伸出来，好像他是用脖子笑的。我告诉他，我不姓毛，姓白，脸上的毛还是有的，因为要出远门，把毛刮掉了。他这才说，他晓得，甚么都晓得，只因雪天出门太恓惶，找着话和我拉呱呢。
甚么，将军，你问我是怎样成为托派的？唉，说起来，我能成为毛驴茨基，也是因为毛驴。说得细一点，是因为驴粪。因果相生，毛驴多，驴粪就多。驴粪多了，就需要掀起拾粪运动解决问题。而有了运动，就要有人倒霉。说起来，最早还是我们这些医生们提议拾粪的。起因是一名战士夜间通知人开会，出门踩住了一颗驴粪。就像踩着一块冰，他哧溜一声滑出很远，撞住了一个树桩。他的一条腿原本就挂过彩，不能太过用力，这一下给撞骨折了。一位首长来医院慰问战士的时候，医生们就提议，最好能给老乡们打个招呼，在自家牲口屁股后面挂一个布兜兜，这样既积了肥，道路还干净，还能避免此类事故。首长一听很高兴，搓了搓手，说：“驴日的，好主意。”随后，他提到了一个实际困难：虽说老乡们可以让自己的娃娃穿上军装为革命而死，可是让他们拿出一块布做个粪兜兜，却比从老虎嘴里拔牙还难，舍不得呀。不过，首长还是表示要把这个问题拿到会上研究研究。我们等了很久，也不见下文。遽然有一天，上面说美国记者要来延安，为了给美国人留个整洁的好印象，组织上决定，赶在美国记者到来之前，掀起一个轰轰烈烈的拾粪运动。
舆论是革命的先导，我们医院的墙上就贴着一幅标语：拾粪归田，服务抗战。报社和学校组织的文艺宣传队还扭着秧歌，宣传拾粪。冼星海和塞克写的《生产大合唱》也给改了唱词：二月里来呀好春光，家家户户拾粪忙，指望着今年收成好呀，多捐些五谷充军粮。为了进一步给拾粪运动造势，延安还组织过一次歌咏晚会。担任主唱的两位歌手来自陪都重庆和孤岛上海，如今是这里的合唱团团员。上海的那位歌手曾找我看过病。她对我说，她曾在德国待过，在那里学过花腔。“花腔？花腔不就是花言巧语么，还用得着去德国学习？巧言令色，国人之本能也。”我对她说。她立即掐了我一下，说我是个土包子，白在苏联待了。尔后，她指着自己的玉颈，比画来比画去，说花腔是一种带有装饰音的咏叹调，没有几年工夫，是学不来的。既然她说得神乎其神，我就让她来一段听听。哈哈，在我听来，那跟驴叫差不离，一咏三叹，还抖来抖去的。她告诉我，她曾给合唱团的领导上过一个折子，说美国人就喜欢听这个。但领导说了，美国人来后，最好还是让他们见识见识咱们的《二月里来》。
在那个歌咏晚会上，她们唱的就是改了词的《二月里来》，也算是美国人到来之前的一次彩排。重庆的那位歌手很兴奋，一上来就喊：“Are you ready（都准备好了么）？”我们就喊准备好了。她这才开始唱。她还喜欢把话筒伸到观众席上，让大家和她一起唱。虽然没人响应，可她还是说：“唱得好，唱得好。再来一遍好不好？”她还号召大家：“两边的同志比一比好不好，Yes！给点掌声啦，鼓励一下啦。”在她的号召下，我们都把随身携带的粪筐举过头顶，随着节拍，跟着她一起摇头晃脑。
运动就有这点好处，立竿见影！不分男女老幼，都带着柳条编的粪筐，见粪就拾。拾来拾去，就没粪可拾了。街上干净得很，就像上海的霞飞路（注：现名淮海路）。可是有一天早上，我值完夜班从医院回来，遽然看见有人在街上放羊，放牛。甚么时候，都少不了毛驴。牵到街上的毛驴，都有一副好行头，腰上披着棉垫，嘴上戴着驴套，围脖也是少不了的，因为那就相当于人们出席酒会时打的领带。（毛驴）还打滚呢，搞得尘土飞扬。延安正在反对自由主义，可那些畜生们却不吃这一套，自由得很，到处拉粪。咦，怎么回事？我还以为要开一个牲口交易会。尔后方才晓得，畜生们上街游行，是为了把粪拉到街上，让人们有粪可拾，以便掀起拾粪运动新高潮。当时，我正纳闷，遽然听见唢呐声声，扭头一看，腰鼓队和舞狮子的都来了。人们就在欢庆声中拾粪。很快，街上的粪就被拾完了。千错万错，我不该看见马路中央的那几颗驴粪。那几颗驴粪蛋，像元宝似的躺在路上，很招人喜欢。我随着节拍，扭着秧歌走了过去，可我刚铲起一颗，有人就把我的粪叉没收了。原来是我们医院的外科主任张占坤。他是医院拾粪小组的组长，也在俄国待过，平时与我谈得来，还和我住过一间窑洞。我对张组长说：“你都看见了，我正在响应拾粪运动。”他说：“这些粪是给首长们预备的，可不是给你拾的。你拾了，首长们拾甚么？”我开了句玩笑，说：“毛驴还会再拉呀。”我就把驴粪放进了粪筐里。张占坤恼了，上来就把粪筐给我踢翻了，“叫你拾，叫你不听指挥。”他还推了一下我的肩胛骨，我差点像那个不幸的伤兵一样摔倒在地。张占坤本来性情温和，对我也很尊重，这会儿遽然向我动粗，我的脑子都转不过弯了。他再踢我时，我就用胳膊肘顶了一下他的软肋。我没有太用力，他也没有摔倒。他还笑嘻嘻地说：“哟嗬，驴脾气还挺大哩。”我也笑了笑。唉，我以为事情就过去了，可没想到，第二天张占坤就把我的日记从枕头里偷了出来，上缴给了组织。尔后，麻烦就来了。
有甚说甚，给我带来麻烦的那页日记，记的其实是我与葛任、田汗和黄炎的一次谈话。说起来，我之所以写日记，还是听了葛任的话。他说，写日记能使内心生活丰富起来，一个人没有内心生活，就像一个人没有影子，一间房子没有门窗。他一定没有料到，我会栽到日记上面。甚么？你也知道黄炎？对，他是个记者，编辑。有一次，我们几个人坐在窑洞里聊天，聊着聊着，就说到了托洛茨基。葛任讲了托洛茨基的一个小故事，托洛茨基被史大林（注：现译为斯大林）流放到阿拉木图（注：现为哈萨克斯坦的首都）的那一年，集体化运动引发了大规模的农民暴动。托洛茨基认为，他和列宁建立的苏维埃政权，已经快被史大林的暴政和冒险给毁了。但是，托洛茨基想的不是重返莫斯科，借机发难，而是给朋友们写信，让他们顾全大局，求同存异，不计前嫌，辅佐史大林渡过难关。我在日记中记下了此事。好在我没写是在田汗的窑洞里听来的，没写它出自葛任之口，不然，他们也要跟着我遭殃了。如今想起来我还有点后怕，因为我差点把葛任的另一番话记下来。葛任说，倘若列宁的继任者是托洛茨基，托洛茨基也定然会与史大林（斯大林）一样，对昔日的战友痛下杀手。酒装在瓶子里是酒，装在葫芦里还是酒。我后来想，倘若这句话也写进去，我即便种了十亩脑袋，也别想留住一颗。
日记缴上去，我就被收审了。如今想起审讯者的样子，我还胆战心惊。他们一上来，就把枪拍到了桌子上，叭的一声，吓得人魂飞魄散。要晓得，那可不是惊堂木，而是从日本人手中缴获的三八大盖。我被押进去的时候，有一个人正在受审。他是个智（知）识分子，被打成托派是因为嘴太碎。有一次，他从操场上听完报告，在延河边散步的时候，对别人说：“江青装着捉虱子，裤子捋得那么高，让丘八（士兵）们看她的大腿。真不要脸呀。”这话传到上面，他就被收审了。刚好王实味也说过类似的话，锄奸科的就断定他和王实味是一伙的。调查来调查去，就查出他和王实味是北大同学。他一开始也是嘴硬，拒不承认自己是托派，于是乎，他很快就被提溜起来，吊到了房梁上。刚吊了一袋烟工夫，他就承认自己是托派了。我听见旁边的一个审讯者说：“好，一炮就打响了。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只要你乖乖地承认自己是托派，你就可以吃到一碗鸡蛋面条。”那家伙看来是饿坏了，吃过第一碗，抹抹嘴，又说还有事情要交代。他又交代自己是特务，于是乎他又吃到了一碗鸡蛋面条。抹抹嘴，他说他感谢组织，因为他刚才吃的是双黄蛋。他说还要交代，这回他吹牛说蒋介石是他的外甥，宋美龄是他的外甥女。宋子文呢？他说是他侄儿。疯了，彻底疯了，连胡宗南和阎锡山都成了他的干儿子。这回他吃不成鸡蛋面条了，而是吃了几鞭。他当天就自尽了。他活学活用，也把自己吊到了房梁上。他用的不是绳子，而是自己的裤带。他的遗言只有一句：哲学家说，无人能揪着自己离开地球，可我做到了。甚么，你问我是否也（被）吊了起来？吊了，当然吊了。对，我也吃了两碗香喷喷的鸡蛋面条。之所以吃到第二碗，是因为我对审讯者交代，我日记里所写之事，皆是张占坤告诉我的。我并不想把他屙出来，因为诿过于人并非我之做派，可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他后来也被关到了后沟。我在后沟时，半夜曾听见张占坤像疯狗似的，把我的祖宗八代都骂了一遍。起初，我还很生气，倘若我是一条狗，我定然扑将过去，咬他娘的一个稀巴烂。可我是个人，脖子上架的脑袋是用来思想的。我想，我犯不着跟他一般见识。这么跟你说吧，起初我还有点后悔，觉得对不住张占坤，后来我就不后悔了。还是那个理由，我是一个人，不是狗，我会思想。我想，我这样做是为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这么一想，心里就舒服多了，我捂着耳朵说，驴日的，骂吧，我就当耳孔塞了驴毛，甚么也听不见。
有甚说甚，在后沟，不等别人来做思想工作，我就把自己的思想工作给做了。我打心眼里承认自己犯了错误。别的都放一放，就拿拾粪来说吧，当我说“毛驴还会再拉呀”的时候，我其实就已经犯下了不可饶恕的错误。我受党教育多年，早该学会站在毛驴的立场上思考问题：那些毛驴，口料已经一减再减，可为了革命事业，还是坚持拉磨、拉炭、犁地。它们的肚子本来已经够空了，但是为了响应拾粪运动，它们有条件要拉，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拉，不容易啊！可我呢，作为一名知书达理的智（知）识分子，却一点也不体谅毛驴，竟然还要求它们一直拉下去，拉下去。这跟党八股错误，宗派主义错误，主观主义错误，一样严重呀。阶级感情都到哪里去了，喂狗了么？难道你的觉悟还不及一头毛驴？
前面不是说了，我被吊上房梁那天，赶车的老乡也在场。他很牛气，说吊人用的那根绳子还是他贡献出来的。那可不是一般的草绳，麻绳，而是祖上传下来的缰绳。因为贡献了那么好一根绳子，他和儿子都吃了一碗鸡蛋面条。他说，当时他最担心的是绳子断掉，因为除了毛驴，那就是他最贵重的家产了。他用它捆草，拴牲口，也用它拴人。他儿子的头脑不大好使，媳妇动辄就要逃回娘家。她的娘家在葭县（注：现名佳县）葭芦镇（注：现名佳芦镇），离圣地很远，去逮一次很麻烦，走一天一夜不说，还得给亲家说好话。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把她拴在炕头上。他十分诚恳地对我说：“毛驴茨基，咱有甚说甚，撞上这种鸡巴事，手边没绳，还真是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