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振声先生在本刊第一期有一篇《我们要打开一条生路》，并引了“周虽旧邦，其命维新”作题辞，我一看到题目就自己振作了起来，我觉得我要来响应这个号召。
首先要认定我们都是“生于忧患”的，今日要来说话必是不得已，不得已而为国家民族说话。那么我说“打开一条生路”，一定是有一条生路了。这一条生路是什么呢？很简单，我们要自信。从态度上说，我们不妨自居于师道；从工作上说，我们要发扬民族精神，我们的民族精神表现于孔子，再说简单些，我们现在要讲孔子。
一句话，“我们现在要讲孔子”就是了，何以先要委曲的说几句呢？这里又有一个很大的原故，即是说我们要讲孔子是经过新文化运动来的。当初胡适之先生提倡新文化运动，声明是“但开风气不为师”，那时我在学校里做学生，很喜欢这个口号，觉得我们真是抱着一个开风气的使命似的，不知道什么叫做“为师”，师正是偶像，是要打倒的。于今则我感觉得要为师，所以我说我们要自居于师道不是偶然说出来的，是很有一番考虑。接着我说发扬民族精神，我们的民族精神表现于孔子，当然都是经过了考虑，是以为师的资格而说话。老实说，我们今日而不为师的话，便是自私，便是不凭良心，那样自己便不说话了。
为师便要讲孔子。
这里是讲文艺的，所以我在这里只说文艺。我在民国二十三年写了一篇《读论语》，佩服孔子“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的话，以为“思无邪”是了解文艺一个很透澈的意见。那时我对于这三个字的解释倾向于圣保罗“凡物本来没有不洁净的，惟独人以为不洁净，在他就不洁净了”，一方面，虽然解释得不算错，却还是由于解放的态度来的，即今思之恐不是孔子立言的本旨。我们当时对于文艺都是从西方文艺得到启示，懂得西方文艺的“严肃”，若中国不是“正经”便是“下流”，即是一真一伪，最表现这个真与伪的莫过于男女问题，恋爱问题，中国人在这些事情上面都缺乏诚意，就男子说自己不尊重自己的人格，也不尊重女子的人格，只是好色而已，西洋人好色也不失其诚，因之也不失其美，意大利邓南遮的小说The Child ofPleasure，真正的意思便是“登徒子”，其艺术的价值还是一个美字，中国文学关于好色则是丑态百出，所以要我举一部书给小孩子读，我简直不敢举，《水浒》罢，《红楼梦》罢，《西厢记》罢，都有丑态，在我由西方文学而回头读中国文学的时候真是痛恨之。西方文艺关于性欲的描写也都是严肃，中国人只是下流。在下流的对面是“正经”，而正经亦是下流，下流是下流的言行一致，正经则是言行不一致，只有这个区别。我们讨厌正经，反而甚于讨厌下流，对于那些假道学家认为“不洁净的”，只看得出假道学家自己的不洁净，文艺的材料则没有什么叫做不洁净。因此我佩服孔子思无邪的话，我当时解释这三个字的意思是，“做成诗歌的材料没有什么要不得的，只看作意如何”。这是我们自己解放自己。然而作我们自己生活的准则呢？我们是不是牺牲了自己的生活呢？在别的主义上作了牺牲，牺牲是应当的，若自己牺牲自己的生活则不健康，正如少年人手淫不健康是一样。这里不是道德问题，而是卫生问题。正确的说，也只有卫生问题才是道德问题了。我们那时有逛窑子的朋友，有爱一个女子又爱一个女子的朋友，自己如果患了梅毒，或是博得许多女子的欢喜，便以外国作家如叔本华据说也害了性病引来安慰自己，或以凯沙诺伐[3]不曾伤过女人的心认自己亦为不错。我那时读雪莱的诗，见他说“爱情不像金子同泥土，把它分开了并不就把它拿走了，爱情简直像学问一样，在认识许多真实之后大放光明”，很是喜欢，仿佛诗人之言是真理。现在想来，雪莱的话恐不对，至少从没有宗教的中国人看应该是不对的。那样可以说母爱，不能说恋爱。恋爱里头总有好色的成分，而且恋爱连忙就是生活，不只是一个人的生活。恋爱是人生之一阶段，在它以后还有许多阶段，正如一个文学家所说：“恋爱这个大学要早点毕业才好，毕业之后还要到社会服务。”那么我们何必把恋爱同母爱一样看得那么绝对神圣呢？孔子曰，“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我告诉青年，好德是绝对的，从少年以至于不知老之将至；好色则如做梦一样，一会儿就过去了。中国诗曰，“结发为夫妻，恩爱两不离”，我觉得男女之间应该用恩爱两个字，彼此要认定情分，要知道感激，真是“相亲相爱”，这一来便是中国所谓中庸之道，夫妇之道了。中庸之道里头难道就没有诗歌么？难道不是有趣的生活吗？孔子问伯鱼学过《周南》《召南》没有，孔子又赞美《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这便是告诉少年人要懂得“生活的艺术”。否则生活是“正墙面而立”。正墙面而立的意思便是生活没有意义，便是生活无味。我在乡间曾同着学生说，像乡下人的结婚可以说是正墙面而立，新姑娘同新郎彼此不相识，而且洞房花烛夜新姑娘不敢抬头，坐在床上，对着墙壁，直到夜深，然后，两人见面第一句话不知说什么，这不是正墙面而立吗？在另一面，中国理学家处处我佩服他，独于男女之事他也是正墙面而立。我们真应该学孔子对于生活的态度，对于文艺的见解。孔子曰：
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
这叫做诗的生活，生活的诗。这个诗是中国民族的诗。这里也就是道，因为孔子的道是伦常，离开伦常就没有道。这个伦常之道又正是中国的民族精神。中国的文学，从《三百篇》以至后代，凡属大家，都不出兴观群怨君父国家鸟兽草木的范围，屈原是如此，杜甫是如此，杜甫所推崇的庾信也是如此。后来还有《牡丹亭》罢。可惜在散文方面没有成就，论其可能，这散文方面的成就该是多么广呢，鸢飞戾天鱼跃于渊都是的，然而从古以来的英雄豪杰都没有这个意识，等到我们的新文学运动起来，知道文学至上，知道外国的小说戏剧都是正式的文学，我们也要来写小说，写剧本，写散文，而关于文学的内容却还没有民族的自觉，于是还是没有根本的文学，学西洋则西洋是艺术，科学，宗教并行的，哪里学得来呢？中国没有科学，没有宗教，若说宗教中国的宗教是伦常，这不足为中国之病，中国作家如不本着伦常的精义，为中国创造些新的文艺作品来则中国诚为病国，这里的小孩子没有一滴精神养料，如何能长得大呢？孔子叫小孩子学诗，我们做了许多年的文学家却没有什么给小孩子学的，想起来真是惭愧而且惶恐。我们还是从今日起替中国打开一条生路罢。我愿大家都当仁不让，鲁迅先生的《狂人日记》嚷着“救救孩子！”我到今日乃真找着了救救孩子的道路了。
临了还得补说一句，关于孔子“思无邪”的解释，还是以程朱为得孔子的真意，程子曰，“思无邪者，诚也。”朱子曰，“其用归于使人得其性情之正而已。”是的。我们所理想的文艺是要“使人得其性情之正”。
（一九四六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