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古籍道德经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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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章 功遂身退

【原文】

持而盈之[1],不如其已[2]。揣而锐之[3],不可长保。金玉满堂,莫之能守[4]。富贵而骄,自遗其咎[5]。功成身退[6],天之道。

【注释】

[1]持:把持,执有。盈:丰盈,满溢。[2]已:罢休,结束。[3]揣:锤炼。锐:尖锐,锋利。[4]莫:不能。[5]遗:招致。咎:灾祸。[6]成:又作“遂”,成功的意思。

【今译】

持有的东西达到了满盈的状态时,不如就此罢手。锤炼得很尖锐,是不能够长久保持的。金玉堆满家中,没有人能够守住。富贵加上骄傲,就会自招祸患。成功了就退下来,这才合乎天道。

【解析】

物极必反

老子在这一章集中阐述了物极必反的道理。关于这一道理,在先秦时期的许多古籍中都有所表述,例如,《吕氏春秋·博志》篇说:“全则必缺,极则必反,盈则必亏。”《鹖祐冠子·环流》篇说:“物极则反,命曰环流。”《易经·丰卦》说:“日中则昃,月盈则食,天地盈虚,与时消息,而况乎人乎!”

为什么说物极必反呢?难道就没有例外吗?答案是干脆的,物极,则必然会反,不会有任何例外,如果说某种事物已经相当好了,而还再继续变得更好,那只能说明它还没有达到“极”的状态,一旦达到了“极”的状态,一定是会走下坡路的。为何给出如此答案呢?其实原因很简单,这就是事物存在的有限性。老子说过,不论是抽象的道理,还是具体的事物,只要它们能够被指认出来,也就不会是永恒的存在。而在现实世界中,凡是为我们的观感可知的事物,也就都是有限的存在,它们都有出生的那一天,而同样也会有死亡的那一天,不会一直没有终点地存在下去。既然如此,再来谈论物极必反也就很好理解了。所有的事物都会有一个发展的历程,在这一历程中,会有巅峰,会有低谷。走过了巅峰,必然就是低谷。那么,物极必反的道理对为人处世的意义又在何处呢?

老子说:“持而盈之,不如其已。”也就是说,持有的东西达到了满盈的状态时,不如就此罢手。按照物极必反的道理,自己的持有达到了丰盈之时,也就会走下坡路了,这个时候,最好自己罢手。既然丰盈必然走向削弱,又为什么还强调自己及时罢手呢?

我们前文讲过,平灭太平天国之后,如日中天的曾国藩却交出了兵权。他的行为虽不为世人理解,但却能持盈保泰。老子说:“揣而锐之,不可长保。”揣,在这里是锤炼的意思。这句话是说,如果锤炼得很锐利,那么就是不能够长久保持的。我们知道,一把刀最容易磨损的地方就是锋利的刀刃,一根针最容易受损伤的地方就是很锋锐的针尖,诸如此类,都说明了“揣而锐之,不可长保”的道理。

伯夷和叔齐被孟子称为“圣之清者”,就是说他们属于那种以清白为持身的最高标准的圣人,然而就因为保持这种清白,他们只能饿死在首阳山上,不仅于国家、人民无益,自己也是深受其害啊。西汉的辞赋家扬雄在《法官·渊骞》中写道:“不夷不惠,可否之间也。”意即不学习伯夷、叔齐和柳下惠,而采取不偏不倚的折中的方法来行事。这与老子所说的“揣而锐之,不可长保”的道理有着相通之处。

老子说:“金玉满堂,莫之能守。”金和玉都是非常珍贵的东西,它们代指一切价值很高的财物以及为人所珍视和看重的地位、名声等等。旧时,人们在表达一种祝福或心愿的时候常常用到“金玉满堂”这句话,当然,在现实中,很少有人能够达到那样富有的程度,“金玉满堂”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都是一种很飘渺的奢望。但是,老子在此提出了这样一种论断:即使你拥有了相当多的财富,你能够守得住吗?获得这样的财富是很艰难的,可是守住这样的财富,其难度又何曾亚于对它的获得呢?自古就有一句俗语,叫做“富贵传家,不过三代”,这个“三代”是一个大约的数字,概言时间短暂,而不是说没有一个富贵之家会传承三代以上的,也可能是传承了四代、五代,乃至更久,但是一定不会很长久,更不会永远地传承下去。

唐代诗人刘禹锡有一首很有名的诗,题目叫做《乌衣巷》,其中有两句是这样说的:“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意思是,从前王、谢两大豪门贵族之家的燕子,现在都飞进普通的百姓家里了。这里的“王”,指的是王导;“谢”,指的是谢安,他们都曾在东晋时担任宰相,是当时最为隆盛的望族。那么,这两句诗的潜在含义又是什么呢?很多人都知道,燕子保持一种习性,就是不忘旧巢,每年从别的地方飞回来的时候,还会找到自己先前住的地方。燕子由贵族之家飞入寻常的百姓家里,不是燕子换了筑巢的地方,而是那里的人家改换了门庭。这两句诗表达的就是诗人对人世盛衰的感慨,想当年王、谢两家是多么的繁盛,可如今这里已经是寻常百姓家,王、谢两家昔日的辉煌哪里还有个影子在啊!

家族的显赫难以长久传承,那么,本人就一定能够守住已经得来的财富、地位、声名吗?这也是未必的。举一个例子,在人们的习惯印象中,纣王是一个极其昏庸而又极其残暴的君主,然而这只是他后期的表现,事实上,纣王在位的初期,是一个非常有作为的君主。史书上记载,纣王自由聪颖过人,而且相貌英俊,体格魁伟,所以非常受父亲的喜爱,而纣王在他统治的早年的确取得了了不起的文治武功。他对内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促进了经济发展,也强大了军力;对外则通过一系列的征讨,统一了东南,把东夷与中原的统一巩固起来,使得商王朝的版图大大地扩展了。纣王在历史上是有功的,可是人们更多地记住的却是他的过错,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因为他晚年的作为不仅未能守住自己早年励精图治创下的辉煌业绩,而且将祖先所建立的已传承了数百年的大好江山也都给丢失了。若以纣王的早年作为来看,堪称一个英明有为的君主,可是到了后来,他因为自己的功劳很大,逐渐变得骄傲自满,越来越贪图于享乐,最后甚至到了无所不至其极的荒淫程度,从而令自己沦落为一个世世代代给人们作为反面教材的亡国之君。由此观之,就是一个人本身,也未必能守得住他所亲手获得的这“满堂的金玉”。

【从政之道】

人人垂涎的帝位

自秦始皇称皇帝以来,直到末代皇帝溥仪,帝位就是天下之至尊,一旦登上了皇帝的宝座,几乎就意味着拥有了一切,因此,对于帝位的争夺尤其激烈和残酷,一部两千年的帝王史,充满了血腥。在和平的年代,帝位尚可稳坐,然而这种和平是没有人签保票的,这种保票也是不可能签下来的,世道说变就变,也许昨天还风平浪静,明天就风起云涌了。唐玄宗李隆基开创了历史上极为人称道的“开元盛世”,而唐玄宗到了晚年,就沉醉于这种升平局面,耽溺于歌舞声色之中,用白居易的诗来说,就是“骊宫高处入青云,仙乐风飘处处闻。缓歌慢舞凝丝竹,尽日君王看不足”。然而,诗中紧承下来的句子是什么呢?“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九重城阙烟尘生,千乘万骑西南行。”这指的事件就是当时身兼范阳、平卢、河东三镇节度使的安禄山起兵叛乱,而唐玄宗则仓皇出逃。由安禄山发起的这场叛乱在历史上称作“安史之乱”,后来,“安史之乱”虽然被平息了,但是唐王朝元气大伤,从此一蹶不振,再不复往日的辉煌。在平定叛乱中所崛起的各镇节度使,此后拥兵自重,各霸一方,相互征战,几成周室东迁后遍地诸侯的局面。唐僖宗年间,再经历了一次黄巢起义的沉重打击,唐王朝更是名存实亡。唐哀帝天祐四年(907年),已经操控了唐朝中央的朱全忠(原名朱温,曾参加黄巢起义,后归降唐朝,被唐僖宗赐名“全忠”)废掉唐皇李柷,自立为帝,改国号为梁,建都开封。从此,中国进入五代十国的历史时期。

朱全忠(称帝后改名为“晃”,取如日之光的意思)称帝之后,皇位的继承人一直没有确定下来,这导致了他的几个儿子之间对于储君之位的激烈争夺,后来,他的二儿子朱友珪干脆趁朱全忠生病期间发动政变,杀死了自己的父亲,登上了他垂涎已久的帝位。然而,当皇帝的风光日子并没有持续很久,在于朱友珪来说,通过非当的手段夺取帝位,似乎还并非一件难事,可他未曾想到的是,保持住皇帝的位置比夺得这个位置要困难得多。在他称帝的第二年,更为准确地说,是他当上皇帝六个月之后,其三弟朱友贞即在洛阳发动兵变,朱友珪随即被迫自杀。

但是朱友贞的皇位也没有能够保到终老,923年,也就是朱友贞登上帝位的第十一年,以太原为据点的李存勖率兵攻破开封,朱有贞自杀,历史进入了后唐时期。灭梁三年之后,李存勖因为抢掠魏州军营妇女入宫而招致了魏州的兵变。在兵变中,李存勖父亲李克用的养子李嗣源乘机起兵。不久,后唐庄宗李存勖被杀于乱军之中。而后,李嗣源即位,是为明宗。李嗣源诛杀了为恶多端的大臣孔谦,同时废除苛敛,均减田税,从而促成了五代时期少有的安定繁荣的局面。933年,李嗣源病重,其子李从荣怀疑父亲已死,于是带兵入宫,企图及早夺取帝位,但是不仅没有取得成功,反而令自己落得一个身首异处的下场。李从荣被杀之后不多时间,李嗣源病故,继位的是李嗣源的另一个儿子李从厚。李从厚继位的第二年,其父亲李嗣源的养子李从珂即发动兵变,杀掉李从厚,自立为帝。

通过屠杀手段强行夺得帝位的李从珂,在皇帝的宝座上就会坐得很安稳吗?当然不是,仅仅时隔两年,其养父李嗣源的女婿石敬瑭即借助契丹的力量,率军攻入洛阳,李从珂无奈之下,如同殷纣王一样自焚而死。李从珂的死,标志着后唐的灭亡,而石敬瑭建立的后晋出现在历史舞台上。

出于当上皇帝的迫切愿望,石敬瑭不惜对契丹承诺了大量的优厚报酬,其中就包括赠予契丹统治者垂涎已久的非常富庶的幽云十六州,不仅如此,后晋还要年年向契丹纳贡,耗资甚巨。石敬瑭死后,他的侄子石重贵继位。由于历史背景的不同,石重贵并不像他的叔叔那样对契丹极尽献媚之能事,而是变了脸色,对契丹变得怠慢起来。而这恰好给契丹的出兵提供了很好的借口,经过五年的交战,契丹皇帝耶律德光凭借自己惊人的意志和杰出的军事才能,终于攻克了开封,而石重贵作为俘虏被囚押到了北方。

在契丹与后晋的交战过程中,后晋的河东节度使刘知远乘此机会壮大了自己的势力,于947年在太原称帝,国号为汉。刘知远称帝的第二年即病死,其次子刘承祐继位,是为隐帝。刘承祐初立之时,大臣史弘肇、杨邠、苏逢吉、郭威等专权跋扈,颇不把年幼的隐帝放在眼中,而且这几个大臣彼此之间又很不和气,弄得朝政乱作一团。隐帝出于愤恨和无奈,一举杀掉了几位权高势众的大臣。但是,留守邺都的枢密使郭威尚在,为了铲除这一心腹大患,隐帝又传达密令铲除郭威。然而,机密中道泄露,郭威立即起兵攻入开封,杀掉了将要加害于他的隐帝刘承祐。

郭威取代后汉,建立了五代的最后一朝——后周。郭威是一个较有作为的皇帝,在位期间进行了一系列改革,革除了前朝的很多弊政,使得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都很有起色。954年,郭威病逝,柴皇后的侄子,也是郭威养子的柴荣继承了皇位,即后周世宗。世宗柴荣也是五代时期少见的好皇帝,在位六年,巩固和发展了郭威的事业,这为后来宋朝的统一奠定了基础。959年,世宗病亡,年仅7岁的幼子柴宗训继立为帝。次年,后周大将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代周自立,改国号为宋,这宣告着五代十国的终结。宋朝建立之后,宋太祖赵匡胤和其弟宋太宗赵光义相继铲平了盘踞一隅的割据政权,结束了唐末以来长期的纷争局面,完成了统一大业。不过,重新统一后的宋王朝,其疆域远远不及盛唐时期的领土,特别是在辽阔的北方,先后有辽、金两个强大的政权与其相对峙,从这种意义上来讲,宋朝所统一的只是半壁江山。

梁、唐、晋、汉、周,五个朝代,前后相延53年,在此期间,不知有多少人牺牲在了奔向皇帝宝座的路途上,然而,对于少数成功抵达了目的地的人又是怎样的结果呢?这五个朝代共产生了14个皇帝,而在这14人之中,被杀掉或被迫自杀的皇帝就有7人之多。正所谓得江山易,而守江山难,老子讲,“金玉满堂,莫之能守”,一旦当上了皇帝,自己所拥有的又何止是“金玉满堂”呢?但是,得到了之后,就能够长久地守住吗?老子的一句“莫之能守”,难道不是很值得深思的吗?

【为人之道】

关羽败走麦城

关羽是三国时期蜀汉最为重要的将领之一,也是小说《三国演义》中的一个关键人物,在生前曾受封汉寿亭侯,拜前将军,死后谥壮缪侯,最为刘备器重和信任。关羽在身后逐渐地被人神化,及至清朝,更被尊誉为“武圣”,对关羽顶礼膜拜者为数甚众。关羽虽然武艺超群,威名赫赫,尤其重义守诺这一点最是值得后人景仰,但是他同样也有着一些严重的缺点,而正是他性情中的这种缺陷,导致了他最后的兵败身死。

建安十九年,即214年,刘备进军益州,在此过程中收降了马超,并对其委以要职,拜他为平西将军。关羽听说之后,颇有些不服气,心想,马超是何等角色,竟然也能受封如此之高?故而,就产生了与马超比武以示高下的想法。可关羽当时驻守在荆州,于是就先给诸葛亮写了一封信,信中问道:“超人才可比谁类?”就是问,马超的能力与谁相当呢?诸葛亮对关羽的脾气颇为知晓,如果他真地来与马超比试,结果不论孰胜孰负,都是有伤和气的,于是在回信中对关羽好言相劝,说道:“孟起(马超字孟起)兼资文武,雄烈过人,一世之杰,黥(英布)、彭(彭越)之徒,当与益德(张飞字益德,《三国演义》中作“翼德”)并驱争先,犹未及美髯公之绝伦逸群也。”诸葛亮在信中的用辞十分巧妙,他首先对马超做了一番赞美,接着又举出英布和彭越作为比量——英布和彭越都是汉高祖刘邦手下的大将,皆功名显赫——然后又说道,马超堪与张飞并驱争先,最后,话锋一转,道出了最为关键的一句,马超虽然如此卓越不凡,但是比起美髯公您来,还是逊色三分的。关羽看得此信,颇为受用,因为满足了自傲的心理,也就打消了找马超比武的想法,并且将信件传示众人,很为自满地说道:“知我者,孔明也。”实际上,诸葛亮在信中所说的完全是一种策略之辞,可是关羽在骄傲心理的作祟之下,却全然不觉。

建安二十四年,即公元219年,黄忠因为斩杀了曹军名将夏侯渊而晋升为征西将军。同年,刘备自立为汉中王,任命关羽为前将军,黄忠为后将军,张飞为右将军,马超为左将军。诸葛亮对刘备说:“黄忠的名望向来不及关羽、马超,而现在令他们同列为将军,马超和张飞就在近前,是亲眼目睹了黄忠的功绩的,可以明白是怎样一回事,但是关羽身在遥远的荆州,怕是会不高兴吧,如何才能消除这一顾虑呢?”刘备听后说道:“孤自有办法解决。”随即便派遣益州前部司马费诗去给关羽送印绶,并且进行了认真的嘱咐。果然不出诸葛亮的料想,关羽闻知黄忠与自己受封相同的品级之后,立时大怒,吼道:“大丈夫终不与老兵同列!”遂不肯接受任命。费诗见此情景,就劝说道:“建立王业者,任用的都不会只是一个人。当年萧何、曹参是高皇帝(即汉高祖刘邦)少小时的亲旧,而陈平、韩信则是此后从别处归降来的,韩信的地位却居于最上,然而从来没有听说萧何、曹参对此抱怨过,现在汉升(黄忠字汉升)因为一时之功而得到隆重的礼遇,但是论起情意的厚薄,他又怎能与君侯(对关羽的敬称)相比呢?王(指刘备)与君侯臂犹一体,同休等戚,祸福共之,愚以为君侯实不应当介意官号的高下与爵禄的多少。”关羽听了这番话,深为感动,遂接受了封印。

同年七月,曹操与孙权交战,关羽乘此机会进攻曹操的领地樊城。樊城是魏、蜀、吴三家皆欲夺取的战略要地,为了更好地卫守樊城,曹操又派于禁和庞德去支援驻守樊城的曹仁。曹仁命令于禁和庞德的援军屯驻在樊城之北,以得相互接应,然而他们共同忽略了一个关键因素,就是樊城之北地处低洼,而其时又正值暑期。八月,连降暴雨,汉水猛涨,援军所驻之地悉被水淹,不战自破。关羽乘此良机出动战船急攻,擒于禁,杀庞德,水淹七军,大获全胜。

此番战役,关羽威震华夏,达到了人生中辉煌的顶点。然而,也正应了那句老话,叫做“物极必反”。于禁、庞德的失败,令樊城岌岌可危,曹操为此异常惶恐,甚至与部下商议起了迁都之事,但是这遭到了司马懿和蒋济的反对,他们认为,于禁和庞德为关羽所破,是水灾所致,而不是战守的失利,这一失败并未影响到国家大计,若就此迁都,恐为敌所笑,况且一旦迁都,必将影响到人心的安定。他们进而分析说,刘备和孙权只是表面上亲近,而实际关系则是很疏远的,现在关羽取胜,这一定是孙权所不愿看到的,不妨劝喻孙权,令其袭击关羽的侧后,如此一来,樊城之围可解。

于是,曹操修书与孙权,承认其江南的领主地位,并且劝说其攻击关羽,夺取荆州。孙权见信大喜,欣然允诺。其实,孙权与关羽之间早有裂隙。赤壁之战后,刘备尚无一块妥当的立锥之地,于是向孙权借取荆州而暂安。孙权出于联合刘备抗击曹操的需要而答应了这一请求,但是刘备取得了益州之后,并无归还荆州之意,而把守荆州的关羽态度尤其强横。孙权曾有意令自己的儿子与关羽的女儿结亲,可是关羽不把孙权放在眼里,不仅拒绝了求婚,还辱骂了使者。在荆州问题的商讨中,关羽也多次以自己的傲慢来对待东吴使臣。这些使得东吴一方对关羽极为愤恨。而当时力主孙刘联合的鲁肃已经病故,代替鲁肃职位的重臣吕蒙则主张除掉关羽。于是,孙权决定趁关羽同曹军交战之机,派遣吕蒙出兵荆州。

关羽也料想到孙刘联合是并不稳固的,因此对东吴一方严加防范。吕蒙见蜀汉军队防守无懈可击,就佯称生病,上书孙权要求回到后方疗养。孙权于是公开发布命令,让吕蒙回到建业疗养,而调换陆逊来接替吕蒙。陆逊当时年少,虽然颇富才华,但是并没有什么大的声望,因此关羽就很不把他放在眼里,加之陆逊到任之后,又给关羽写了一封信,信中对关羽极尽恭维之能事,并且劝他继续进军樊城,夺取彻底胜利。关羽看到陆逊的来信,不免有些飘飘然的感觉,他见陆逊对自己如此谦恭,也就更加放松了警惕,而将更多防守的兵力调去攻打樊城。关羽留下守卫荆州的糜芳和傅士仁平时就因为关羽对他们傲慢而心怀不满,这次留守后方兼理后勤,就颇有些怠慢,因而前线的粮食供给就很吃紧,关羽为此而大怒,声称回到荆州之后将对他们严加惩治。糜芳和傅士仁因此颇为焦急,遂起了叛心,在东吴大军兵临城下之时,即献城出降。吕蒙遂一举夺回了刘备占据多年的荆州。

后方出现了如此重大的事故,前方的关羽却浑然不觉。为救樊城,曹操将此消息通知了关羽。关羽得知后方寸大乱,一时颇为踌躇,因为若不行撤退,则腹背受敌;而若撤退,则前功尽弃。造成关羽犹豫不决的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未曾料想到麋芳和傅士仁献城投降,而误以为荆州虽然遭袭,但是尚有一定的防守力量,不至于很快就失陷。此时,曹操已派遣重兵营救樊城,而孙权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布防,以切断关羽的退路。在与曹军的交战中,关羽中了徐晃的声东击西之计,导致阵营大乱,而荆州失守的消息也已传到蜀军之中,于是关羽只得撤退。

此时的关羽已经陷入进退失据、腹背受敌的窘境,外无援军可待,内部军士又因为家门失守而锐气大挫,真是万分艰难。无奈之下,关羽只得西走麦城。陆逊、吕蒙乘胜追击,麦城又三面被围。关羽只得再行突围,但此时他手下的兵力已经很少,遂不敢走大路,而选择了麦城北边通往西川的小道。而吕蒙已经料到关羽必择小道而行,早已做好了埋伏。关羽从此路出逃时果为吴军所擒。孙权劝说关羽投降,关羽宁死不叛蜀汉,遂被杀害。

陈寿在评价关羽之失败的时候说:“然羽刚而自矜,飞暴而无恩,以短取败,理数之常也。”换一种更为明了的说法,关羽就是因为骄傲轻敌才给自己招来了败亡之祸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