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不尚贤[1]，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2]，使民心不乱。是以圣人之治，虚其心[3]，实其腹[4]，弱其志[5]，强其骨[6]，常使民无知无欲[7]，使夫智者不敢为也[8]。为无为[9]，则无不治[10]。
【注释】
[1]尚：崇尚。贤：贤能。
[2]可欲：指可欲激发人们欲望的东西。
[3]虚：净化。心：心志，精神。
[4]实：充实，满足。腹：肚子，引申为食欲，在这里也泛指人们基本的温饱需求。
[5]弱：削弱。志：欲望。
[6]强：强壮。骨：筋骨。
[7]无知无欲：在这里特指没有奸诈的想法，没有非分的欲求。
[8]夫：代词，那些的意思。为：这里指恣意妄为。
[9]为无为：实行“无为”的原则。
[10]治：治理，在这里蕴含着成功的意思。
【今译】
不崇尚贤能的人，这样就会使人民不去争夺名利。不以稀有的东西为贵，这样人民也就不会产生偷盗的行为。不令人们见到可以激发他们欲望的那些东西，这样人民的心就不会被扰乱。所以，圣人治理天下，会净化人民的心志，而满足他们的温饱需求，会削弱他们的欲望，强壮他们的筋骨，始终令人民没有奸诈的想法，没有非分的欲求，使那些聪明的人也不敢胡作非为。按照“无为”的原则来做事，那么天下也就没有什么不可治理的了。
【解析】
智慧和珍宝真的好吗？
在这一章，老子集中阐述了这样一种思想，即消解人们的欲望，从而令天下无所纷争。
老子首先说：“不尚贤，使民不争。”“尚贤”，是后来墨家的一项基本主张，所谓“尚贤”，也就是崇尚贤才。在当前的人们看来，崇尚贤才是天经地义的事，现在不都是讲选聘制吗，选聘什么样的人呢？就是贤才啊，有才能的人，当然是要被人们所看重的，能够受到重用的啊。然而，在先秦时期，社会背景却是另一番景象。当时，社会基本上可以分作两大阶层，即贵族与平民，这两个阶层之间的界线是截然分明的，贵族享有种种的特权，而平民则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处于卑下的地位。在政治上，做官的权力为贵族所垄断，身为平民，即使你的品德再优异，你的才能再出众，也是没有做官的资格的。虽然贵族是世袭的，但由于官员的职位是有限的，所以一个贵族只能将他的官职爵位传给自己的嫡长子，而其他的后代则要将身份降下一个等级，这样降来降去的，也就会有一部分贵族沦为平民，但是这部分人身上还有着贵族的血统，与贵族是有着一定联系的，因此，贵族与平民之间的界线就开始变得不那么分明了。这些沦为平民的没落贵族不甘于卑下的地位，于是就开始为自身争得名位而积极活动，游走四方，建言立功，而这就需要打破贵族阶层对于权位的垄断，任用官吏不再唯身份是取，而是要崇尚贤能。应当说，尚贤之说代表着当时社会的先进思想潮流。
但是老子却对尚贤明确地表示反对，非常直接地指出“不尚贤”。为什么要“不尚贤”呢？因为尚贤会引起人们对于名位的纷争。联系前一章的内容，“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矣；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矣。”那么对于贤呢，也是一样的，人们都知道了什么是贤能，那么也就同时知道了什么是不贤能的。有了这种区分，人们也就会争相效仿贤能，以免使自己沦为不贤，而在一个崇尚贤能的社会，贤人会得到重用，这意味着名与利的获得。在这种鼓励和推崇之下，人们就会为追求名利而争逐不已，这种争逐，会带来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倾轧，会造成人心的败坏，会导致社会的不安。所以，老子才说：“不尚贤，使民不争。”
墨子主张尚贤，其目的是通过贤人来治理社会而令社会状态变得更好；老子主张不尚贤，其意图是通过消除人们对于名位的纷争而令社会安定。此两者，可谓殊途而同归。对于如何将社会治理得更好，墨子是从积极的一面提出了尚贤的观念，而老子则是从消极的一面出发对尚贤的观念进行了批驳。我们显然可以见到，墨子的主张是符合历史发展潮流的，而老子的观念则显得既保守，又不现实，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可以从中体味出老子的良苦用心。
老子又说：“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其道理与“不尚贤，使民不争”是一样的。如果以稀有而难得的东西为贵，人们就会对这种物品生出贪婪之心，急欲得到它，倘若一时得不到，就可能会采取盗窃的手段；如果使人们见到了一些可以激发起他们欲望的东西，他们的心就会因此而被扰乱，因为迫切地想得到它，就会为达到目的而无所不为。
老子的这几句话，道理很明了，但是却极其地不现实，因为物品必然是有贵有贱的，想要让人们对好的、差的东西都一视同仁，那怎么可能呢？这不仅仅是人们是否重视和崇尚的问题，而是一种客观存在的问题。既然物品之间的差别是客观存在的，那么人们对不同的物品产生不同的感受也就是必然的，而这种不同的感受也就意味着一种好恶的取向。所以，如果不能够消泯物品本身存在的差别，就想要消除人心之中的贵贱之念，那是不现实的。
试想，如果人们真的就都“不贵难得之货”了，那结果又会怎样呢？所谓“难得之货”，概括起来有两种：一种是自然界的稀有之品，另一种就是人工制造出来的罕见之物。对于自然物品来说，即使它不是人工制造的，也一定是要经过人的劳动才能获得。比如说，一些珍稀动物的皮毛不属于人造的物品，可是要想得到它们，就需要人们去捕获那些动物才可以，而捕捉珍稀的动物一定是比捕捉普通的动物难度更大的，既然没有人去看重它们，那么谁还会花费更多的力气去获取它们呢？如此一来，岂不是那些珍稀的动物全不能为人所用了吗？这难道不是一种很大的损失吗？当然，至于现代从维持生态平衡和物种多样性的角度来讲需要保护那些稀有动物是另外一回事。对于人工制造的物品来讲，就更是如此了，你花费了更高的成本和更多的精力所制造出来的物品与别人马马虎虎做出来的东西都卖一个价钱，那么还有谁会去制造更好的货品出来呢？这样下来，其结果只能是大家都以最少的付出去制作最差的各类用品，那么，人们的生活条件又怎么能得到保证和改善呢？技术工艺还怎样向前发展与进步呢？
对于“不贵难得之货”是这样，而对于“不见可欲”也同样是如此，这样的主张过于消极。但是，这两句话也并非全无意义，从另一个角度我们仍可以从中得到有益的启发。其实，“不贵难得之货”与“不见可欲”，与其说是一种治国之道，莫若说是一种明哲保身之道。前面已经分析了，这种做法对于治理天下来说，是很不现实的，而且也是很乖谬的，然而，将这种做法移用到个人的身上，却是一种不乏睿智的表现。为何这样说呢？从下面一个例子中我们可以很鲜明地体验到这一点。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盗墓活动十分猖獗的国家，究其原因，主要的一点就是古人的厚葬习俗，这一习俗对当代还存有显著的影响。中国的厚葬风俗，渊源有自，早在原始社会末期，人们就开始对丧葬非常重视，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当时人们头脑中所具有的鬼魂不死的观念，大家认为随葬的物品死人依然可以在另一个世界进行享用，所以在葬殓的时候就尽其所能地加进了许多珍贵的物品。后来，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社会上的剩余财富变得多起来，贵族们的丧葬更是极尽奢华。
在先秦时期，随同贵族一同下葬的不仅有丰富多样的各种名贵器物，还要奴仆进行陪葬，这就是异常残酷的人殉。后来，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和奴隶地位的上升，统治者们意识到人力的重要性，也就不大舍得把仍可供自己使用的奴仆用去陪葬了，而是改用一些人形的陶俑或木俑来代替。对此，孔子曾经非常愤恨地说：“始作俑者，其无后乎？”强烈诅咒那些“始作俑者”。同样，与儒家同为显学的墨家也是极力提倡节用和薄葬的。
然而，即使有当政者的节制，有思想家的反对，中国古代厚葬的习俗却从来没有发生根本的改变，贵族们总是将大量的贵重器物用于陪葬。因为墓葬之中有那么多贵重之物的存在，盗墓的人才会屡禁而不绝。所以，历代帝王不仅为了给自己建造一座豪华的墓穴而费心，还要为了使得自己的陵寝免于被盗而用尽心思。他们常常会在墓穴之中设立重重机关，甚至会采用疑冢的办法来防御。但是所有这些，在盗墓分子的猖獗攻击之下往往都无济于事。因此，古代王侯的墓葬能够完好地保存到当代的可谓凤毛麟角。
为什么那么多帝王的墓寝都会惨遭不测呢？其实，历代统治者都对盗墓行为下达过相当严厉的禁令，但是，这决不是阻止盗墓行为的根本办法，根本杜绝盗墓现象的办法并非没有，只是帝王们没有意识到，或者不肯去做而已。这个根本的办法是什么呢？那就是老子所说的：“不贵难得之货”，“不见可欲”。如果他不把那么多贵重的东西放进自己的墓穴，谁还去盗他的墓呢？正是那些“难得之货”勾起了盗墓分子获利的欲望，才给他的墓穴遭来了横祸。
【为人之道】
与世无争的严子陵
严光，浙江余姚人，字子陵，本来姓庄，后人避汉明帝刘庄之讳而改其姓为严。他是两汉之交的一位高士，年少的时候就已经非常负有名望，那个时代还没有推行科举制度，官员的选拔依靠的是荐举，而一般来讲，有名望的人都会因为被荐举而得到做官的机会，但是严光却偏偏不喜欢做官，而是一心寄情于山水，过着清贫、但怡然自得的乡间生活。
严光少年时有一个同学，这个人后来当了皇帝，也就是东汉的开国之君光武帝刘秀。刘秀当年与严光的交情非常之好，然而分手之后就再未见过面，但刘秀却对严光一直都很想念，无奈多年来东征西讨，也顾不得去寻访旧友。等到称帝之后，天下已经基本安定下来，刘秀就命人去寻找严光。可是严光已不知居于何处。于是刘秀就召集宫廷中一流的画家，按照自己的描述，画出了严光的面貌，然后昭示天下，各地的官吏都被吩咐予以注意。
尽管如此，过去了很长一段时间还是没有严光的音讯，这令光武帝刘秀感到有些着急。原来，严光得知如今刘秀做了皇帝，猜想他一定会派人四处寻找自己，而一见到刘秀，就必然会被要求做官，可自己是极不喜欢做官的，因此，干脆躲藏起来为好。于是，严光就隐姓埋名，移居到富春山中，过起了隐士般的生活。富春山上有很多溪水，严光每天都到溪边垂钓，俯察流水，仰观行云，静听鸟语，悄闻花香，真是与世无争，独得天趣。
有一天，富春山下的一个农夫上山砍柴，因为感到口渴，就来到溪边饮水。他看见溪边有个人在专心致志地钓鱼，不禁生了好奇之心，就想走到近旁去看看，等他走近了一瞧，发现这个人与集市上张贴的画像上的人很像，他又仔细地观察了一会儿，断定这个人就是当今皇帝重金悬赏、苦苦寻找的严子陵，于是，这个农夫立即飞奔下山，将自己的发现报告给了官府。
县令闻知有人见到了严光，立即派快马，将此消息上传给了皇上。光武帝刘秀得知这个消息，不禁大喜过望，随即命人备好车马，并且带上丰盛的礼品去请严光下山。但是，使者去了好几次，都是原样去的，又原样回来，上山时带着礼品，下山时又带了回来，而要请的人却没有一同跟下来。严光只是说他们认错人了，自己只是一个普通的渔夫，哪里攀得上当今皇帝呢？
遭受了多次挫折之后，使者感觉这样下去不是办法，如果不将严光请下山，自己是没法向皇上交差的，索性就强行将严光拉上车送到京城。
当时的大司徒侯霸也是严光早年的好友，得知严光已经进了皇宫，就派自己的属下侯子道带着一封书信先去问候。严光接到侯子道带来的信，只是略略地一看，就放在了桌子上，态度显得很冷淡。侯子道以为严光是因为嫌侯霸没有亲自来探望而生气了，就解释道：“大司徒听说您来了，非常想马上就亲自来拜访您，怎奈公务繁忙，一时脱不开身，所以才先遣派他人过来代为问候，还望先生谅解。”侯子道接着说道：“大司徒的信，先生已经看过了，有劳您给个话儿，让我回去也好有个交代。”
严光略想了想，就命仆人取出笔墨，自己口授，而让侯子道代写。严光说：“君房（侯霸字君房）如今做了大司徒，我对此表示恭喜。如果你辅佐君王为人民多做好事，百姓都会感激你的；可如果你只知道奉承皇上，而置百姓的利益于不顾，那么天下人就会恨你的。烦言不叙，务请君房好自为之。”侯子道对这次拜访感到非常的无趣，于是带着一肚子的不痛快去回禀侯霸。
侯霸对严光的态度也感到很气愤，觉得严光一点儿都不把他这个堂堂的大司徒放在眼里。转日，侯霸将此番事情向光武帝刘秀诉说了。刘秀听了，只是淡淡地笑了笑，对侯霸说：“你无须气恼，子陵就是这个脾气，朕是最了解他的了。”
其实，严光决非仅仅是不把大司徒放在眼里，就是皇帝去看他，他也是同样的一副态度。光武帝刘秀在严光抵达皇宫之后，即行亲自拜访。可是严光对此毫不在意，不仅不出门远迎，甚至连床都没有下，仍然是自顾自地躺着养神。刘秀见到这种情景，丝毫没有生气，带着笑意走过去，轻轻地拍了拍严光的肚子，说道：“子陵难道就不念旧情，出山帮帮你的朋友吗？”严光这才起身，正色回答道：“人各有志，你为什么就一定要我出来做官呢？我的性情，难道你还不了解吗？”刘秀知道严光的心志是无法动摇的，只得作罢，不再提让严光做官的事。
尽管严光拒绝了光武帝请他做官的要求，但刘秀还是待他很为热情，严光对刘秀也是丝毫不拘君臣之礼，宛若往日同窗一般。一天晚上，两人同榻而眠，严光打鼾的声音非常大，弄得刘秀一直都没睡好，后来严光还把自己的腿压到了刘秀的肚子上，刘秀虽然感到很不舒服，但也没有将严光的腿挪开，以免惊醒了他。严光在皇宫中居住了数日，就又回到了富春山中。
当年庄子在濮水边垂钓，楚王派来了两位大臣，想请庄子到朝中去辅佐国君处理国政。庄子知道了他们的来意，很淡然地说道：“我听说楚国有一只神龟，已经死了三千年了，楚王用竹箱装着它，用巾饰盖着它，珍藏在宗庙里。你们说，这只神龟，是宁愿为了追求尊贵而死去呢，还是宁愿拖着尾巴活在泥水里呢？”两位大臣说：“当然是宁愿拖着尾巴活在泥水里啊。”庄子说：“知道这样就好，你们走吧！我会选择拖着尾巴生活在泥水里的。”两位大臣听到这里，方才知道原来庄子举出神龟的例子意义何在，只得很无奈地返回了。在庄子看来，入朝做官，虽然身份会变得尊贵，但是却失去了自由，会受到多方面的拘约，而那是他所不喜欢的。他宁愿不要那种高官厚禄，也不愿舍去这种逍遥自在的生活。严光正是与庄子有着同等志向的人，官场与他是毫不相关的，他只喜欢过那种与世无争、悠然自得的生活。但是，选择这种生活也是要付出很大代价的，其中最为基本的一个方面，就是要甘于清贫。因为隐居乡间，没有俸禄，就必须依靠自己的双手参加农业劳动才可以获得生活来源，而在那个生产力极为低下的年代，靠这种方式来过日子一定是很辛苦的。庄子为了生计，需要做草鞋来卖，而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陶渊明更是有时会沦落到乞讨的凄惨境地。尽管如此，他们也不违心地去争求那些充满诱惑的声名和利益，只求自己心志的坦然。老子讲：“虚其心，实其腹。”严光就是这样一个虚心而实腹的人，心地虚澈，但求一腹之饱，而毫无贪欲，这与那些热衷于追名逐利的人形成了截然鲜明的对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