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天长地久。天地所以能长且久者，以其不自生[1]，故能长生。是以圣人后其身而身先[2]，外其身而身存[3]。以其无私，故能成其私。
【注释】
[1]以：因为。其：代词，指天地。不自生：不为自己而生存。
[2]后其身：将自己放在别人的后面，指处世谦退、收敛。身先：指自己处在别人的前面，意指自己因为受到别人的爱戴和拥护，所以处在了众人的前面。
[3]外其身：将自己置之度外，不为自己考虑。身存：自身得以保全。
【今译】
天长地久。天地之所以能够长久，是因为天地不为自己而生存，因此才能够长生。所以，圣人总是将自己放在别人的后面，保持谦退、收敛的处世态度，正因为这样，才会得到别人的爱戴和拥护，反而处在了众人之前；总是将自己置之度外，凡事不为自己考虑，正因为这样，自身才恰恰得以保全。就是因为他是没有私心的，才能够成就自己。
【解析】
靠无私实现“大私”
在这一章，老子集中阐述的是“无私”的话题。老子首先从天地讲起，天地有什么特点呢？天地是长久的。为什么天地能够长久呢？因为天地是“不自生”的。所谓“不自生”，也就是不为自己而生存，天和地从来都不追求自己的长久，它们哺育和滋养着天地之间的万物，但却从来不为自己着想，不为自己谋利，所以天和地才能够长生。
老子为什么这样讲呢？为什么说天地的长久就是由它们的不自生而促成的呢？这还要归结到老子“无为”的思想上来。其实，天地的不自生，正是“无为”的一种体现。老子对世间万事万物的生生灭灭看得非常清楚，生存是必然对应着灭亡的，所以，无论怎样处心积虑地图谋自己的生存，自己也都会有灭亡的那一天，这是不会以自身的意志为转移的。而且，事情的两个方面都是相对应而存在的。老子在第二章中说：“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就是这个道理，你一心谋求着自身的生存，你获得了有利于自身生存的一面，可是呢，不利于自身生存的一面也就同时形成了。秦始皇统一天下之后，为了自家基业能够万世永传，对百姓采取了非常严苛的控制措施，可是结果如何呢？秦王朝统治了仅仅十几年就被推翻了。这就是“以其不自生，故能长生”的一个反面例子。
老子在第二十五章讲，“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这说明，天地是人所效法的对象。在这一章，老子同样由天地而推之及人，讲道：“是以圣人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圣人应当以天地为榜样，保持谦退的态度，将自身的利益置之度外。而“以其无私，故能成其私”，这与老子在第二章中所讲的“夫唯弗居，是以不去”同出一辙，圣人正是因为没有私心，才能够成就自己的利益，就如同天地不为自己而生存却能够长生一样。
老子的话很虚，但是，你仔细一想，字字句句都能落到实处，并充满了圆融的思维与永恒的真理。就“以其无私，故能成其私”一语来说，我们还可以做出另一层解读。那就是一个人只有“无私”，才能成就功业和美名。譬如许多战乱中涌现的政治家，彪炳史册的伟大人物，如刘邦、曹操、成吉思汗、朱元璋，也许是因为他们成功之后，成为了天下的主人，后来的文人便设定他们从一开始便心怀天下，为夺取江山而“自私”地奋斗。但在他们的创业之初，事实并非如此。如果他们在一开始，便打出自己要谋取天下的旗号，甚至是表现出给自己打江山的野心，他们多半不能成功，因为这种赤裸裸的行为很难赢得民心，也聚集不起足以雄霸天下的民心和力量。刘邦开始的旗号是除暴秦，他当时的确不是为自己利益（私），而是为这个目标（无私）在奋斗，故而能聚拢人心，吸引天下志在抗秦的英雄豪杰，形成一个巨大的政治军事集团。曹操开始打出的旗号，还有他的作为，都是为了铲除凶暴的董卓，匡扶汉室，拯救苍生（无私），至于他儿子窃国（私），那是他无私的结果。成吉思汗的初衷是为了反抗大金国的残暴统治和压迫，结束草原上的动乱与混战，完全是无私的心愿和行为。正因为其“无私”，最终造就了黄金家族对大草原的绝对统治（私）。朱元璋起兵之初，一是反抗元朝统治者压迫，二是为了让百姓过上安稳的日子，很少考虑个人的利益，最后他缔造出大明王朝，让天下江山姓了朱，那是“无私”的伟大行为所结出的“私”之果。没有“无私”的愿望和行动，不可能成就“私”的伟业。有了“私”的伟业，如果真的以为，这所有的一切都是自己的（私），这个（私）也拥有不了太久。
【从政之道】
李固劝黄琼
《后汉书·黄琼传》中有这样两句话：“峣峣者易缺，皎皎者易污。”峣峣，是形容很高直的样子，很高直的东西总是容易残缺的，所谓“木秀于林，风必摧之”，说的就的是这个道理。一棵树如果在一片树林中显得太挺拔、太高直了，就很容易遭到大风的摧折。皎皎，是形容很洁白的样子，很洁白的东西总是容易脏污的。初降的雪，是很洁白的，但是它很容易就变脏了，可是泥土就不会那么轻易变脏，因为它的颜色本来就不洁白。
这两句话是一个叫做李固的人写给黄琼的，黄琼多次受人荐举，可是都以生病为由而拒绝了，一直都不肯出来做官，李固因为很仰慕黄琼，对黄琼不肯出仕感到很惋惜，于是他写了一封信，信中说：“通达贤明的君子都认为伯夷、叔齐是很狭隘的，而柳下惠则有失恭敬，（伯夷、叔齐是殷商末期孤竹君的两个儿子，武王取得天下后，他们因为不吃周朝的粮食而饿死在首阳山上；柳下惠是春秋时期鲁国的名士，曾做过鲁国大夫，但是因为生性耿直而屡受排挤，后来隐遁不仕），所以为人不应当学伯夷、叔齐，也不要学柳下惠，而应当采取折中的态度不偏激地行事。你如果确实愿意隐居于山林之中，就像巢父和许由（这两个人都是尧舜时期的隐士）那样，也就罢了；可是如果你心中怀有济世救民的志向，那么现在就正是大好的时机啊。有史以来，就是政治清明的时候少，而天下混乱的时候多，如果一定要等待尧、舜一般的君主，恐怕仁人志士们也就没有可以施展自己才能的机会了吧？”
李固又列举了被征召的鲁阳樊君的例子，这个人被召为官之后，朝廷待之有如神明，他的政绩虽然没有什么太大的稀奇之处，也没有什么缺点可供人指摘，但是他却招致了很多的埋怨，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昔时他的声名太盛，而人们对他寄予的希望太深了。接着，李固又说出了几个被召来做官的隐士，可是这些人的功业完全没有什么可圈可点之处。于是，人们就觉得那些所谓的隐士都是一些沽名钓誉之徒，开始的时候说不做官，可那只不过为了博得一个好名声，从而为自己将来步入仕途捞一些资本。最后，李固说：“希望先生能够以自己的亲身作为来否定那些毁谤之言，做出一番令人叹服的业绩来。”黄琼见到了李固的信，深为赞佩，终于出仕为官，后来为国家和朝廷做出了重要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