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一 挺经
慎独处身，心境泰然
【原文】
细思古人工夫，其效之尤著者，约有四端：曰慎独则心泰，曰主敬则身强，曰求仁则人悦，曰思诚则神钦。
【译文】
仔细回想古代人在修身方面所作的努力，其中效果特别明显的情况，大概有以下四种：第一，谨慎独处，就会使得心胸泰然自若；第二，庄严恭敬，就会使人身体强壮；第三，追求仁义，就会使得别人心悦诚服；第四，思想诚实，待人真诚，就会使神灵都为之钦佩。
【解读】
“慎独”之“慎”主要是指，在一个人独处的时候，要小心管理自己的心，意即自省，是一种通过自我意识来自我检查的行为。经常自省的人，能及时发现自身存在的不足和缺点，如能及时改正，会最大限度地减少错误发生的概率。这也从间接说明了自省是慎独的形式，而知错能改是慎独的目的。
人在自省的时候仅仅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心生悔意是远远不够的，还要做到知错能改，时刻告诫自己以后不应再犯类似的错误，只有做到这样，才是真正了解了慎独的真谛并发挥了慎独的最大作用。
对于自省、慎独，荀子有言“君子博学而日参省乎己，则知明而行无过矣”。译文意思是君子广泛学习，并且应该经常用所学到的知识来检查自己的言行举止，这样在遇到事情的时候就可以很明智，行为也没有过失。这句话挂在嘴边说说很简单，但是要真正做到确是非常不易的。曾国藩的博学众所周知，他是一位集众家之所长于一身的智者，这样一位智者，他的一生都在遵循着荀子的这句话，在骄傲自满时及时反省，自我省察，然后改正并时刻鞭策自己做到更好。
曾国藩自省的习惯，单从他的字与号就可以看出来。在他就学于湘乡涟滨书院时，自号“涤生”，意思就是“见善则迁，有过则改”，试图通过自省来清除心中的污垢，实现人生的更新。而后曾国藩师承理学名家唐鉴、倭仁，几乎每天都遵循着先生教导的“克己省复”。他曾将自己的日记命名为《过隙影》，当作是自己人生的错题簿。不但如此，自从他开始写日记以来，更是不曾间断，一直到他过世。
做到自我反省并不难，难的是每天都能做到自我反省，并且在自省中获得收益，让自己的人生减少遗憾并实现最大的价值。能做到一生中都在自我反省的人，本已世间少有，又能对自己作出客观、深刻的剖析，这样的人更是少之又少。
随着社会节奏的加快，人们生活和工作的脚步不断加急，忙碌、疲惫变为常态，致使很多人忽于自省，觉得与其劳神劳力想些烦心事，不如蒙头大睡、游玩放松。其实从实质上来说，一刻的不想只是暂时的逃避，早晚都得有面对的一天，反而是及时自省，静心慎独，清理思想上的垃圾，才能使人们在面对时不至于太难堪、太慌乱。
在当代社会，慎独或者自省作为一种心灵修炼，不是可以随意丢弃的一种可有可无的东西，它是一种对工作、对生活认真负责的态度。要学会做一个有责任感的人，要有担当，要学会对自己的行为负责，无论做了什么事，都要有勇气去承担。但任何事情都有两面性，如果能通过一个错误进行自我反省，从中汲取经验教训，这样可以把坏事变好事，把可能潜伏的错误累积成进步的阶梯。
春秋时期，孔子的学生曾参勤奋好学，深得孔子的喜爱，同学问他为什么进步那么快。曾参说：“我每天都要多次问自己：替别人办事是否尽力？与朋友交往有没有不诚实的地方？先生教的学生是否学好？如果发现做得不妥就立即改正。”
曾参进步飞快并不是在于他有多聪明，也不是他用了多么神奇、多么神秘的绝招，他只是在一个人时候尝试着和自己对话，谨慎地回顾自己走过的路、说过的话、办过的事情，如此慎独、反省、发现问题、改正问题，才逐步在精进的路上不断向前。
这四个步骤看起来一点都不难，但是能做到并坚持的人并不多。也正因如此，能坚持下来的，会在这个过程中正视自己曾经犯下的错误，改正自己的过错，弥补自己的缺陷，从而获得成功或者得到更好的发展。
实际上，做到自省很简单，贵在坚持的彻底。所谓慎独自省，就是独自一个人的时候，像对镜自照一样，反过身来察看自己的言行举止，找出自己的不足，看自己犯了什么样的错误。常常自省是通往成熟的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自省，直视自己所犯的错误和遇到的挫折失败，这样才能真正成长起来，慢慢成长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强者。
君子独积诚为慎，小人独积妄生肆
【原文】
君子懔其为独而生一念之诚，积诚为慎，而自慊之功密。小人以其为独而生一念之妄，积妄生肆，而欺人之事成。
【译文】
君子戒惧的是，当独自一人时，就会产生诚实的念头，这种诚实的念头积累多了，就会变得小心谨慎，继而自谦自律的品性行为更加缜密。
当小人独自一人时，就会产生狂妄的念头，这种狂妄的念头积累多了，就会产生放肆的行为，继而欺负别人的坏事这种行为也就形成了。
【解读】
在中国，千百年来，儒家思想始终推崇诚信。“诚”被认为是人的道德修养中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方面，它是一个人的美好内在，相比于一个人外在华丽的衣饰，内心的“诚”是一件永不过时的衣饰。与人交往，以“诚”为基础说话办事，是对他人的尊重，一个人的时候以“诚”为原则，反观自我言行，是对自己的诚实和负责。对自己诚实，还要不断累积自己诚实的念头，这样才能真正成为一个守诚之人。曾国藩是一个主张“诚”的人，但他遵循的“诚”和一般的“诚”相比略有不同，带有几分为臣的忠诚、血性的义气，以及不容人质疑的坚定。
咸丰初年，皇上下诏求言，大有一番有所作为的样子。臣子们于是直陈时弊，各抒己见，一时纷纷纭纭，奏章不下数百件。但大多被以“毋庸议”的上谕而束之高阁，“归于簿书尘积堆中”。血气方刚的曾国藩面对这种情况，颇为愤懑地说：“书生之血诚，徒以供胥吏唾弃之具！”他口中的“书生之血诚”与“臣下之忠心”完全是同义词。咸丰三年正月，他发出自己办团练后第三封给湖南“公正绅耆”的公开信说：“自度才能浅薄，不足谋事，惟有‘不要钱，不怕死’六字时时自矢，以质鬼神，以对父君。”
“不要钱，不怕死”，是曾国藩对国家、朝廷的赤诚之心。后来，他失败于靖港，在向朝廷的请罪的奏折中信誓旦旦地说，虽然挫折，“仍当竭尽血诚，一力经理”，绝不含糊。他于咸丰十年感慨万分地说：“天下滔滔，祸乱未已；吏治人心，毫无更改；军政战事，日崇虚伪。非得二三君子，倡之以朴诚，导之以廉耻，则江河日下，不知所届。”又说：“精诚所至，金石亦开，鬼神亦避。”他简直把“朴诚”当作医治清王朝的政治病的一副良药。
曾国藩不仅要求自己“须有一诚字，以之立本立志”，也处处以“血诚”要求自己的下属。例如，他说：“带勇之人，第一要才堪治人，第二要不怕死，第三要不急功名利，第四要耐受辛苦。”又说：“大抵有忠义血性，则四者相从以俱至；无忠义血性，则貌似四者，终不可恃。”这里，“忠义血性”与“血诚”也是同义词。
总之，“诚”是曾国藩修身、求才、治军、治政的一条重要原则，是他借以团结一批封建文人的精神力量，也是他实现“复礼”、“礼治”的重要保证和理想途径。这正是魏徵所说“君子所保，惟在于诚信，诚信立则下无二心”的意思。在政治上如此，在军事方面，曾国藩也努力实践“诚”。
金陵之战时，曾国荃呕心沥血，不过是为了占有攻破天京的头功，对于曾国荃的这点心思胡林翼知道，李鸿章知道，左宗棠知道，他们只能按兵不动，只能眼睁睁看着这颗又大又甜的桃子掉在曾氏兄弟手中。当李泰国将要把轮船开进长江里时，可急坏了曾国荃。于是曾国荃上疏皇上：“轮船不必进入江河，只宜在海上巡逻，防御海盗。”
曾国藩听了心里很不是滋味。他给弟弟写了一封信：“你是怕李泰国到了金陵搅乱局面，抢夺功劳，为什么不以实情剀切相告？十年苦战，却让外国人以数只轮船夺去了胜利果实，使我忠义将士心灰意冷，使我中华臣民气节受侮，这样的话都可如实上奏。心中本来想说这一件事情，上疏时却在另一件事情上危言耸听，这是道光末年督抚的陋习，欺蒙宣宗可以，文宗就难欺蒙了，现在更不能欺蒙了。”
“七条轮船入江一事，我已上奏过三次询问过两次，就是不准李泰国帮助攻克金陵、苏州。李鸿章也曾两次上书恭亲王，想必恭亲王定会心怀内疚。只是太平军还没有消灭，不想再树一个大敌，所以隐忍下来出此一计。君相都把我们兄弟视为心腹，而弟弟你上疏却言不由衷。恐怕朝廷会怀疑我们兄弟意见不合，甚至会怀疑你善用权术。”
信中，曾国藩对弟弟的批评之意不掩而发，其千言万语背后不过一个主旨：无论从哪个层面上来说，言不由衷都是不合乎为臣原则的行为。曾国藩虽然理直气壮地指责弟弟，但他本人也并不是时时处处都以“诚”为原则。在他看来，偶尔的不诚并不代表全部，也不能否定一个人的处事原则，就像对敌人、对恶人，就没有诚的必要。
生活中也有很多善意的谎言，是没有任何恶意，也不会造成伤害的，这样的不“诚”我们可以接受，但是毕竟这样的善意谎言只是生活中的一小部分，我们还是应该做到诚实，真诚待人，真诚做事。
曾国藩的一生对人诚恳，做事诚实，他的生活少些遮掩，胸怀中多些坦荡。在现代，“诚”是情商中必不可少的内容，在日常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的诚还是不可避免的。无论何时何地，对待怎样的人或事，尽量做到诚实，会让我们的人生减少许多遗憾，多很多色彩。诚为人立之本，没有诚，一个人也就不能称之为人了。坚守“诚”这一字，是对别人、对自己最大的尊敬。
遏欲不忽隐微，循理不间须臾
【原文】
慎独者，遏欲不忽隐微，循理不间须臾，内省不疚，故心泰。
【译文】
谨慎独处的人，就是要遏制自己的欲望，就连最隐蔽最微小的部分也不会疏忽，为人处世遵循自然之理，一刻都不会间断，每当自我反省时都会问心无愧，所以，心胸泰然自若。
【解读】
在只有自己的时候，人会暴露出最真实的本性，显露出最真实的自己。这种情境下，我们可以不用去考虑任何人的感受，不用为了说一句话就思前想后，心思千回百转，所以人们可以在独自一人时放开一切束缚，无拘无束地做自己。这样独立而没有束缚的空间是每个人在心底的渴望。
有这样的空间，做回最真实的自己固然好，但是物极必反，在好的同时弊端也在悄然出现，如果不注意不克制，那么后果将不堪设想。没有众人眼光的注视下，偶尔地为自己松绑可以减轻压力，但是因为没有公众眼光的约束而毫无节制地放纵自己，有可能会演变出一些不合理的行为，这样反而会让人远离安然。
一个擅长与自己独处的人，反而在一个人的时候严格要求自己。这种带着镣铐舞蹈的人，之所以要给自己一个框架规范，目的是为了让自己不因放松而放纵。这考验的是一个人的自制力和自知力，以求做到“在独处无人注意时，也要谨慎不苟”。
曾国藩在逝世前，总结自己一生的处世经验，写了著名的“日课四条”，即慎独、主敬、求仁、习劳。他把“慎独”列为四条处世经验之首，足见他对“慎独”的重视。一个人的时候能够慎独，管好自己，那么在人多的时候，对自己会有更大的把控力，从而对人际往来应对自如，游刃有余。
曾国藩真正开始慎独的修养历程是在道光二十二年十月初一，他在日记中这样记载了这一天的经历：“拜倭艮峰前辈，先生言‘研几’工夫最要紧。颜子之有不善，未尝不知，是知几也……”所谓“知几”、“研几”，都是对自我的省察。《易经》中说：“几者，动之微也，”内心深处每一个念头的活动，每一个念头都自己察知，如此才能在“独”时“慎”。
曾国藩在倭艮峰先生的督促下，每天都学着倭艮峰先生的样子静坐，读《易经》，写日记检查自己的心理、行为。他每日静坐半时，以求提高自己的心性修养。静坐的过程中，两耳屏蔽嘈杂的声音，两眼默闭不看沧桑变幻，身体和心灵在沉寂和思维中安静，从而获得心境的升华和清明的认识。他的静坐已不再仅仅是养性的方式，而是一种对人生进行沉淀和积累的行为。
心静对一个人的作用非常重要。一个人如果心浮气躁，没法静下来的时候，根本没办法客观地看待事情，也就不可能觉察出自身的错误；但是只要稍稍入静，稍作停留，仔细反思，自然会恍然有所悟，认识到自己错在何处。沉静中获得自知，而人一旦有了自知之明，有了这一觉悟，就能慢慢加深自己心静的功夫。当这番功夫到一定的火候“遏欲”、“循理”就不会是刻意，而是自然而然的一种行为。有了这样一门慢慢加深的静功，就算不静坐，也能时时警惕自己的想法，把每一个不像话的念头扼杀在萌芽状态。
梁启超先生说，曾国藩其实并不算天资聪颖，他的成功就在于能够反省自己的不足，日渐改进。曾国藩没有过人的天资，却能做到很多人做不到的事情。因为他能真正做到一个人的时候恪守“慎独”二字，能够做到“遏欲不忽隐微，循理不间须臾”，如此内省不疚，心无所避，自然胸怀泰然。
剖析公私，精研得失
【原文】
心之际乎事者，已能剖析乎公私，心之丽乎理者，又足精研其得失。
【译文】
在心遇到问题的时候，已经能够解剖分析其中公私间的区别，在心联系道理的时候，又能够足够精辟地研究其中的得失。
【解读】
人在遇到问题时，难免会在心中思量，权衡利弊。在没有他人督促和指导的情况下，不同的人面对同样的问题做出不一样的决定。而从其所做的决定，可以看出他是君子还是小人。君子即使是在独处之时，也能做到严于律己，恪守道德；而小人在独处时，心中的妄念会不受约束，可能会因为利欲熏心做一些贪图私利的事。
孔子说过：“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君子对自己严格要求，自立自强，凭自己的能力来获得成功；而小人却满心想着怎样通过别人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怎样从别人身上得到好处。曾国藩饱读诗书，对于修身立德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他在《君子慎独论》中指出，君子与小人的差异，可以从他们是否做到慎独来判断，所谓君子“心之际乎事者，已能剖析乎公私，心之丽乎理者，又足精研其得失”，即使没有他人的眼光逼视，君子依然时刻秉持原则处理问题，从纷杂的事务中抽丝剥茧，将私事与公事分开对待，充分地研究得失，从而对于自己所做之事是善是恶成竹在胸。
战国时，鲁穆公的丞相公孙仪有吃鱼、爱鱼的嗜好，于是全国的人都争相买鱼来献给他，公孙仪却不接受。他的弟子问其中缘由，公孙仪回答说：“正是因为爱吃鱼，所以我才不接受别有用心之人送的鱼。如果我收了，将来一定会迁就他们的表现；而这种迁就的行为可能会影响我对事物的合理判断，导致对法律、道理的歪曲和破坏，结果就会有被罢免相位的危险。到时且不说不会有人再送我鱼，我自己可能也不会有能力买鱼了。相反，如果我现在不收别人给的鱼，一切的假设都不会实现，也就不会被罢免宰相，这样我也就能长期给自己买鱼吃了。”
公孙仪在处理问题时公私分明，处理问题时能在一个较高、长远的角度看问题，作出明智的决定，这便是一种慎独的表现。人在处理一些与自己切身利益相关的事情之时，总是会有偏向自己的心理，这无可厚非。然而一旦做错了决定，作出了有违自己良心，有违社会道德之事，则需要以更大的代价来偿还。
春秋末年，楚平王为达到联秦制晋的目的，想让太子建和秦女孟嬴结婚。为实现这一企图，他派费无忌到秦国迎接秦女孟嬴。孟嬴年轻貌美，费无忌一见倾心，于是动歪念，转而劝楚平王迎娶孟赢。
楚平王好色，费无忌的提议正好遂了他的心思，将孟嬴纳为自己的妃子，费无忌转而侍奉平王。由于担心太子建登位后对自己不利，费无忌便不断离间平王和太子建，迫害太子建与伍奢全家，伍奢之子伍子胥侥幸逃到吴国，给楚国大乱埋下了伏笔。
公孙仪和费无忌两相对比，一个公私分明，能从未来的角度看现在的诱惑，所以能耐住诱惑作出明智的决定；一个公私不分，经不起诱惑，徇私情的同时为自己的未来埋下了祸根。
当面对公事与私事的冲突、个人得与失的抉择之时，权衡利弊，公私分明，目光长远，这是曾国藩所推崇的一种慎独表现。自古君子受人尊敬而小人遭人唾弃。一个人可以没有君子的学识，但可以通过修身养性、慎独自处而使自己不沦为小人之列。“剖析公私，精研得失”寥寥数字，包含的却是古人修身养性的大智慧。
善之当为，不善之宜去
【原文】
则夫善之当为，不善之宜去，早画然其灼见矣。
【译文】
那么，对于良善的事情应当去做，不良善的事情应该远离，这个道理，早就了然于胸，并有自己的真知灼见了。
【解读】
慎独包含很多方面，严于律己，不苟私利是慎独，面对复杂的选择，知道什么是好的，什么是不好的，并能做自认为对的、远离自认为不对的，也是慎独的表现。
曾国藩所强调的“善之当为，不善之宜去”针对的就是第二种层面说的。所谓的“善”是慎独中最基本的要求。没有对善的认识和主动向善的心，那么一切慎独都毫无意义。
在众人面前摆出一副慈善的面孔并不难，难的是在独处的时候也怀有一颗善心。善根植于灵魂深处，有其自身的生命力，而非一件衣服穿在身上就有了。善是由内而外的一种焕发，其根系越是发达，其枝叶也就越繁茂，即使一个人长得丑陋，其内心友善，也会让人在跟他的接触中感受到他内心散发的温暖。如果仅仅把善当作一件出门见人时要穿的衣服，那么衣服总有破旧的一天，到时候真面目公之于众，再华丽的善之伪装也不过分文不值。
曾国藩说：“善之当为，不善之宜去。”意思是说一件事是善的就去做，不是善的就远离。做一件事时，在内心形成了对善恶评判，然后就是行动了。然而真正的善是发自内心的，是顺遂心意的，如果只是拿来炫耀，那么这种“善”付诸行动，反而会适得其反。
春秋时期，晋国有一个炙手可热的大臣赵简子。这个人有个喜好，每逢过年，都要让城中百姓为自己捉很多斑鸠，然后由他统一放生。
有一个门客问他为什么这么做，赵简子回答说：“为了表现我对生灵的爱护，彰显我的仁慈之心。”
门客听会说：“您的出发点是好的，但是大人没有想到，老百姓在追捕斑鸠的时候，可能会无意中弄伤、弄死很多斑鸠。固然，有大批的斑鸠被您放生了，但是在您不知情的背后，已经有更多的斑鸠为您的仁慈之心葬送了生命。如果您真的想要展现慈悲，不如从今以后禁止捕捉斑鸠。”
赵简子听了门客的一席话，背着双手在府门里踱来踱去，仔细地思考了一阵子，默默地点了点头说：“你说得很对。”
有行善固然是好的，但是在行善之前，先要判定这件事是否真的能起到善的效果，所要付出的行动本质是否真的是善。行善不只是需要一个善的初衷或是善的外表，最主要的是它所带来的后果是否是善的。善也有真善和伪善，如果只是追求一种形式，而不去考虑其真正的意义，那么这种善就是伪善，它可以掩人耳目，但无法长久，真正的善要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其实，行善就如曾国藩说的，善的就去做，不善的就不去做，是一件很简单的事，难的是有些人把善当作一种手段，把善想复杂了，把很多利益得失掺进善中，那么这种善也就并非是善了。而慎独对善的追求，最本质的就是去除私利，这样的话，无论是在众人面前还是独处，善都会永存于心，而善根治于心时，其他方面的慎独也就容易得多了。
心忠贞不贰，言笃实不欺
【原文】
思诚者，心则忠贞不贰，言则笃实不欺，至诚相感，故神钦。
【译文】
思想诚实，待人真诚的人，内心就会忠实、坚贞，没有二心，言行则真实没有欺瞒，特别的真诚感动天地万物，所以神灵为之钦佩。
【解读】
诚信对于一个人的重要性众所周知，它决定了一个人的道德高度，以及我们在他人眼中基本的形象。以诚待人，能得到他人的信任和尊敬；满口谎话，口是心非，不但令人厌恶，对于自身也是一种折磨，毕竟谎话藏在心里就像一根刺扎在心里。心中藏着秘密的人，总是捕风捉影，生怕别人识破自己的真面目，为了一句谎话，而不得不编出更多的谎言来弥补，如此恶性循环最终就成了弥天大谎。一旦谎言被拆穿，不但是对他人情感上或是物质上的伤害，同时也会给自己造成无法弥补的损失。
为此，曾国藩强调内心的忠诚和言行的笃实不欺，希求通过这样的要求做到正直无私。他有一个“尚诚尚拙”的人生哲学，认为“天下之至诚，能胜天下之至伪；天下之至拙，能胜天下之至巧”。诚信乃立人之本，古之成大事者，莫不是诚信之人，诡诈狡黠之人即使获得成功，也被冠以“枭雄”的名号。
所谓“得人心者的天下”，而得人心说的就是博得天下人的信任。一个贤明的君主，如果没有诚信，会失去治国的根基。古往今来，关于诚信的事例不胜枚举。宋濂连夜抄书，曾参诚信教子，他们用自己的行动向世人昭示了一个深刻的哲理，那就是：只有诚信的人才能获得别人的信任和尊重，才能有所作为。
秦朝末年，楚地的季布性情耿直，为人侠义，凡答应别人的事，一定要履行诺言。楚汉相争时，季布作为项羽的手下，曾多次建言献策，让刘邦的军队吃了不少苦头。后来刘邦当皇帝，想起这事，便下令通缉季布以消心头之恨。
曾经受过季布帮助的人，得知季布的遭遇后，纷纷出手帮忙，不久，乔装后的季布来到山东，在一家姓朱的人家当了佣工。
朱家明知他是季布，仍不顾杀头危险收留了他。后来，朱家又到洛阳托刘邦的老朋友汝阴侯夏侯婴为季布说情。最后刘邦听从了夏侯婴的劝说，撤销了对季布的通缉令，还封季布为郎中。
季布为人耿直，恪守诚信，所以能博得他们人的敬重，因此别人能在他遭遇危难时施以援手，使他不但保住了性命，还重新步入了仕途。如果季布乃华而不实之人，也许早就命丧黄泉了。
孔子在《论语》中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意思是说，如果一个人不讲信用，说话不算数，这个人就不可能做成什么事情，更不可能在社会上立身。
俗话说：“精诚所至，金石为开。”真诚是打开人们心灵的钥匙。在人际交往中，真诚待人，与人建立和保持友好的关系，赢得他人的信任，办起事来就可以左右逢源，自然也就奠定了成功的基础。曾国藩的诚信之道，不是获取成功的一种手段，它是一个人道德修养的表现，是一种做人的原则。诚信做人、以诚相待不是一时之需，而需时刻坚守，能坚守诚信的人，自身修养自然就会提高，也才有了做一个品德高尚之人的先决条件。
笃恭修己而生睿智
【原文】
笃恭修己而生睿智，程子之说也。
【译文】
诚恳谦恭，注重自我修养才能萌生出聪明睿智，这即是程颢和程颐所说的内圣之道。
【解读】
“笃”是坚定，是求实，“恭”是郑重，是脚踏实地的求取，以坚定而郑重的心修持自我，获得内心澄明和思想的智慧光华，这是曾国藩所认同的进德修业之道。他说能做到“笃恭修己而生睿智”的人，是“达于德”的圣哲。这样的人能获得“圣哲”的好名声，首先是因为他们有与这个称号相匹配的才德，如果不明白这个道理，只为求得虚名而不择手段，这样华而不实的人用一句孟子的话来形容，就是“声闻过情，君子耻之”。
人人都追求有个好名声，都希望自己美名远扬，但除了务实之外，没什么东西能让名声免为虚名。务实就是讲究实际、实事求是。务实的人，不会好高骛远，不会去幻想不切实际的东西，不会去追逐虚名浮梦，不会去弄虚作假，更不会被一点点成功或赞扬冲昏头脑，他们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地向前进，也唯有务实之人可以成就大业，因为他们走向成功的每一步都是实实在在的。
其实在每个人的心里，都或多或少有点好名之心，但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真正赢得没有瑕疵的好名声，赢得好名声之后也不一定会通过自己的言行、信誉善始善终地守护得来不易的名声。曾国藩是一个既好名又爱名的人，他说“名者，大器也”，“造物所珍重爱惜”。好的名声人人都想要，但是要知道千金易得，一名难求，不是随便做做事情就能获得好名声的，必须要用真心去做，用务实的行动去换。
名声是靠行动来博取的，如果空有虚名，那就是名不副实。这样的人被曾国藩命名为“盗名者”，他在日记中说“盗名者必有不测之祸”，提醒自己要多做实事，少说空话。也时常对自家兄弟说“我们兄弟报国，总求名实相符，劳赏相当，才足任事，从此三点切实做去，或可免于大祸”，足以看出他对偏好虚名的坏处有深刻的认识。倘若一个人通过自己的努力成就事业，名声也自然就随之而来了。正所谓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已有其实，何患无名。
曾国藩是较早提倡使用西洋新武器的人，他知道引进和学习西方科学技术的重要性，他认为这既能“平内患”，又能“勤远略”以抵御外侮。在曾国藩的主持下，安庆内军械所只用一年时间，就制造出了中国第一台轮机。在此基础上，于1863年元月初，在安庆造出我国第一条木壳小火轮。该船“长二丈八九尺，一时辰可行二十五六里”。曾国藩“登船试行江面”，批示“试造此船，将此放大，续造多矣”。
曾国藩、李鸿章还创办了江南制造局，即今江南造船厂的前身。此局是当时规模最大的军工生产单位，具有机器、木工、轮船、锅炉、枪炮等厂（工场）以及船坞和码头，1869年有工人一千三百余名。该局曾制造“怡吉”、“操江”、“测海”、“威靖”等多艘轮船，由此成为中国近代造船工业的开端。
曾国藩能摆脱“夷夏大防”的心理，并凭借务实精神，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洋务运动。曾国藩曾说：“学于古，则多看书籍；学于今，则多觅榜样；问于当局，则知其甘苦；问于旁观，则知其效验。”也正是他这种“多觅榜样”、“知其效验”的做事态度，成就了他中兴名臣的好名声。
好名声需要一点点积累，时间可能会很漫长，虚荣的人、想不劳而获的人会等不及，所以很多人选择用旁门左道获得虚名。虚名也是名声，也会在短时间内让人享尽荣华富贵、功名利禄。凭借虚名确实可以飞黄腾达，但终不长久，没有辛苦付出就得来的东西，到头来终不免会变粪土。强烈的虚荣心、好胜心只会让我们失去理智，变得疯狂，这种不理智的疯狂会让我们堕入深渊，最终为此而付出惨重的代价。
不要为虚名去做那些得不偿失的事情，牺牲自己换来的不一定都是好事，还可能是追悔莫及，不要因为一时的意气之争而让自己变成浅薄虚伪之人。要学习曾国藩的务实精神，脚踏实地地去走自己以后的人生道路，有一天你会发现，务实的人生才是你真正的好名声。
以仁义之心待人，人以仁义馈赠
【原文】
细思古人工夫，其效之尤著者，约有四端：曰慎独则心泰，曰主敬则身强，曰求仁则人悦，曰思诚则神钦。
【译文】
仔细回想古代人在修身方面所作的努力，其中效果特别明显的，大概有以下四种情况：谨慎独处，就会使得心胸泰然自若；庄严恭敬，就会使得身体强壮；追求仁义，就会使得别人心悦诚服；思想诚实，待人真诚，就会使得神灵都为之钦佩。
【解读】
孔子说：“仁者爱人。”“仁”包含爱的意思。因为心怀仁心，所以能付出爱的行动。曾国藩强调仁爱，他说只有自身具备爱人之心，别人才会反过来感恩、回报，从而达到悦人、悦己的双赢。仁爱之道，作为内圣的一个法门，能增强个人魅力、赢得他人信任，也能帮助一个领导者获得留人、驭人的影响力。
西周太师姜太公辅佐周武王灭商，一天，武王问他治国方法，太公回答说：“治理国家的方法，最根本一点就是爱民。”
周武王又问：“怎样爱民呢？”
姜太公回答说：“对人民要有利而不要有害，帮助他们成功而不要使他们失败，使他们生活下去而不要被杀害，给他们财物而不要掠夺他们的财物，使他们欢乐而不要使他们受苦，使他们高兴而不要使他们发怒，这就是治理国家的方法。使用人民的道理，也就是爱护他们。老百姓失去了本职工作，就是害他们；使农民错过耕种季节，就是让他们失败；对有罪的人加重惩罚，就是杀他们；加重征税搜刮，就是抢夺他们的财物；徭役繁多会使人民疲惫，就是坑害他们；劳苦扰乱人民，就会引起人民的愤怒。所以，善于治国者对待人民，就如父母爱护自己的子女，兄长爱护自己的弟弟一样，听到他们吃不饱，穿不暖，就可怜他们，见到他们劳苦，就为他们悲伤。”
武王听从了姜太公仁爱为民的建议，用心体恤百姓，和商纣王残暴的统治方式形成鲜明对比，最终赢得了民心，赢得了战胜纣王的机会。
在武王和纣王的对决中，武王并不是先天拥有打胜仗的优势，可以说最初的时候，无论是在兵力上还是在财力上，纣王都是远远胜过武王的。但是在对待百姓的问题上，武王爱民，能不断地吸引人们投靠自己；纣王虐民，只能不断地让曾经效忠自己的人远离自己。长此以往，曾经弱小武王实力不断强大，并最终战胜了不断丧失民心的纣王。
曾国藩作为一介书生，最终走上带兵打仗之路，选择的也是这种仁爱带兵的方法，他在戎马倥偬中极为重视爱民，声称“用兵之道，以保民为第一义”，又自号其家曰八本堂，八本之一是“行军以不扰民为本”。他作《劝诫州县》说：“惟农夫则无一人不苦，无一处不苦。农夫受苦太久，则必荒田不耕；军无粮，则必扰民；民无粮，则必从贼；贼无粮，则必变流贼，而大乱无了日矣！”所以，必须“重农以厚生”。又作《劝诫营官》说：“所恶乎贼匪者，以其淫掳焚杀，扰民害民也。所贵乎官兵者，以其救民安居也。若官兵扰害百姓，则与贼匪无殊矣。”所以，必须“禁骚扰以安民”。
虽然曾国藩在提倡仁爱的同时也做过一些扰民的决定，这看似矛盾的言行背后，曾国藩的真实想法后人已无法探究。不过，他提倡过的、推广过的仁爱之道，作为一个自古就有文化依据的思想，在今天依旧有其现实意义。
对于一个普通人来说，心存仁爱，语言、行为都会有一种轻柔质感，跟人接触时，避免给人冷冰冰的感觉。对于一个稍有权力的领导、主管来说，加点仁爱在管理中不仅可以和谐公司的文化氛围，还能更有效地凝聚团队力量。
存心养性为体，民胞物与为用
【原文】
求仁者，体则存心养性，用则民胞物与，大公无私，故人悦。
【译文】
追求仁义的人，本体要心存仁义滋养的天性，作用是对百姓的养护之心，如此从公众的利益着想，不存私心，才能够使人心悦诚服。
【解读】
时人常言，心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如果人们总是否定自己，觉得自己只能做小池塘中的虾，那么我们就永远没有机会亲身体验大海的广博。无论在生活中跋涉，还是在职场中打拼，人要想使自己的内在丰盈起来，达到内圣的境界，首先要从选择好的起点开始，给自己一个宏大的目标。
对于这样的解读，有人会一笑置之，有人会嗤之以鼻，认为这就是痴人说梦。但是试想一下，就算是做梦又怎样，倘若连这样的梦都不敢做，又何来做成一说呢？这个世界上，有许多人对命运都有着种种疑惑、埋怨，甚至怨怼，觉得命运不公，自己总是不得志，把一切失败的理由都推给命运，但是其实这些都是失败之人给自己找的借口而已。曾国藩的弟弟也曾这样抱怨过，对此曾国藩在信中如此劝解弟弟：
“六弟自怨数奇，余亦深以为然；然屈于小试，辄发牢骚，吾窃笑其志之小而所忧之不大也。君子之立志也，有民胞物与之量，有内圣外王之业，而后不忝于父母之所生，不愧为天地之完人。”
曾国藩的六弟曾跟他抱怨说自己的命运实在是不好，总是遇到挫折，然后郁郁不得志。曾国藩就宽慰弟弟说，虽然他也认为六弟的命运不佳，但只是小受挫折就发牢骚，显得他的志向太小而心中忧虑太大。君子的立志，有为民众请命的器量，有内修圣人的德行，外建王者称霸天下的雄功，然后才不负父母生育自己，不愧为天地间的一个完全的人。曾国藩认为，既然人立下了这样那样的志向，再提出各种各样的借口，就应该扪心自问当初的志向是不是真实了。
一个人的志向包括两个层面。从小的层面来说，立志要以自我提升为根底；从大的层面来说，立志要有为国、为他人的愿景。把两个方面联系起来，就是曾国藩所说的“体则存心养性，用则民胞物与”，他把“存心养心”放在首位，因为这层面上个人有绝对的掌控力，毕竟为国、为民不是每个人必须有、能有的情怀。
人的梦想千万种，梦想有大有小，有崇高有平凡，但无论梦想是什么，都没有人会去拒绝让自己拥有一个更加美好的人生。那么不妨把目标定得大一点，远一点，给自己一点动力，让自己平凡的人生多一些色彩，要敢做梦，因为只有敢做梦，将来才有实现的可能，不要因为目标太远就不敢想，别让让自己连做梦的权利都失去了。
曾国藩少年立志：“少不自立，荏苒遂洎今兹，盖古人学成之年，而吾尚如斯也，不其戚矣！继是以往，人事日纷，德慧日损，下流之赴，抑又可知，夫疾所以益智，逸豫所以亡身，仆以中材而履安顺，将欲刻苦而自振拔，谅委其难之！”
曾国藩成年之后，再次立志：“有民胞物与之量，有内圣外王之业，而后不忝于父母之所生，不愧为天地之完人。”在参加科举考试的过程中，他意识到自己眼下的素质同内圣的境界尚有很大距离，所以一到北京，他就将“不为圣贤，便为禽兽；莫问收获，但问耕耘”当作座右铭，时时以“君子当以不如尧、舜、周公为忧，当以德不修、学不讲为忧”来鞭策自己。为此，他特意写就《立志箴》以自励：“煌煌行哲，彼不犹人？藐焉小子，亦父母之身。聪明福禄，予我者厚哉！弃天而佚，是及凶灾。积悔累千，其终也已；往者不可追，请从今始！荷道以躬，与之以言；一尚息活，永矣弗谖。”
曾国藩在清朝晚期内忧外患之际，能办团练，带领湘军取得与太平天国战斗的最终胜利，还能办洋务，倡海禁，能取得这样的成就，就是因为他有这样的梦作支撑。有了这个梦，他就不会束手束脚，就能痛快淋漓地大干一场。也是这个梦最终成就了他晚清四大中兴之臣之首的美名。
如果一个人想要取得成功，那么高瞻远瞩的目光和敢于做梦的勇气是不可或缺的，这个道理是经几千年岁月检验而得出的真理。有些梦想可能看起来会有些不切实际，但是它们是成功路上的无价之宝。有梦想，才会有勇气去追求、去奋斗、去拼搏。梦想永远不会太晚，有梦就有着无限可能。
内圣的四种境界
【原文】
古来圣哲胸怀极广，而可达于德者，约有四端：如笃恭修己而生睿智，程子之说也；至诚感神而致前知，子思之训也；安贫乐道而润身睟面，孔彦曾孟之旨也；观物闲吟而意适神恬，陶白苏陆之趣也。
【译文】
古今圣贤先哲们的心胸情怀都非常宽广，然而能够达到至圣大德境界的人，大约有四种：如程颢和程颐所说的那样，诚恳谦恭，注重自我修养而萌生出聪明睿智的人；如子思的遗训所表达的那样，诚恳到极点感动了神灵，进而达到预知未来的境界的人；如孔子、孟子、颜回、曾子等所说的那样，安于贫穷，乐于奉行自己信仰的道德标准，进而身体健康、面色红润的人；如陶渊明、白居易、苏轼、陆游等所说的那样，欣赏大自然的美景，闲适地吟咏诗赋，因而意态舒适、神色恬然的人。
【解读】
“内圣”一词最早见于《庄子·天下》，指的是人格理想，其内涵通俗地讲，就是修身养德，要求个人做一个有德性的人。虽然“内圣”一词不是直接出自儒学和孔子之说，但《天下篇》作者所阐述的“内圣”与孔子儒家思想有相通之处，孔子认为，一个人能不能成为品德高尚的仁人，关键在于自己。
曾国藩总结了古人在修身方面的经验，提出了“内圣之四大境界”的说法，他认为，人的修为达到这四种中的任何一种，都可以说是达到一定的高度。这四种境界分别是程颢和程颐所说的“笃恭修己而生睿智”，子思所说的“至诚感神而致前知”，孔子、孟子等人所说的“安贫乐道而润身睟面”，陶渊明、苏轼等人所说的“观物闲吟而意适神恬”。
第一种境界：笃恭修己而生睿智。
程子，即程颢和程颐，他们在中国儒学思想发展史上占有很重要的地位，是中国儒学第二次复兴的主要骨干人物。在修身的问题上，他们都主张诚恳谦恭，认为要想变得聪明睿智，需要“以诚敬存之”，要从正心、诚意、修身做起。
北宋时期，进士杨时好寻师访友，探讨学问。他曾经拜师程颢门下，深得程颢器重。程颢死后，杨时被推荐到程颐门下，在洛阳伊川书院中求学。当时杨时已过不惑之年，学问造诣已经很高了，但他依旧虚怀，不骄不躁，尊师敬友，被程颐视为得意门生。
一天，杨时同一起学习的游酢向程颐探讨学问，正逢程颐在午睡。杨时便劝告游酢不要打扰老师，于是两人只得静候门外。这时鹅毛大雪越下越急，天越来越冷，他们的脚已经被冻得不行了。游酢有些受不了，几次想叫醒程颐，都被杨时拦了下来。
不知过来多久，程颐才起身推门，赫然发现门外的两个“雪人”。明白了其中缘由后，程颐大受感动，更加尽心尽力地向杨时倾授自己的学问，杨时不负众望，学有所成。之后，杨时回到南方传播程氏理学，且形成独家学派，世称“龟山先生”。
无论做什么事情，好的态度是有所成的基础，能“诚”能“敬”，赢得他人的青睐，换得的成就无论大小，都是一种成功。杨时正是因为其诚恳恭俭的态度才深得老师的青睐，也才有其之后的成就。不论是学习还是办事，都本着诚恳恭俭的心态，既可以赢得他人的尊重，同时也会使自己变得聪明睿智。
第二种境界：至诚感神而致前知。
“至诚感神而致前知”是孔子的嫡孙子思提出的，“诚”是子思思想体系的道德准则。子思在《中庸》中曾说“至诚如神”，他认为一个人如果达到至诚的境界，连神明都会感动。这一点与曾国藩的“思诚则神钦”颇为相似。不管子思的之一说法是否属实，但却是对“诚”这种态度的肯定。做人诚实守信，态度诚恳是修生养德的一个重要途径。诚实守信，为人正直，胸中就会有刚正之气；态度诚恳，心态就会平稳，会有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气度。而这也正是内圣的另一重境界。
第三种境界：安贫乐道而润身睟面。
孔孟推崇安贫乐道，他说“安于贫穷，以坚持自己的信念为乐”，人的一生注定波澜起伏，有得有失，在经历大起大落之时，心态如果向海浪中的帆船一样随着风浪跌宕起伏，那帆船很有可能会被海浪推翻。如果能以安贫乐道的心态坦然面对，把自己的信仰化成汪洋中的磐石，那么任风浪再大，我们的心灵依然可以不变应万变。
人的欲望无休无止，荣华富贵的诱惑往往使人们忘记了最初的目的。其实无论荣华还是富贵，最本质的还是寻求一种内心的快乐与安逸。有些人虽然衣食无忧，但整日眉头紧锁；有些人虽然家境贫寒，却过得轻松自在，他们的区别正在于有着怎么样的心态：若内心富足，则可身处陋室而不知；若内心贫瘠，住在豪宅也仍觉凄凉。曾国藩追求的内圣，在于修炼这种安贫乐道的心态，已达到无欲则刚，无欲则强的境界。
第四种境界：观物闲吟而意适神恬。
陶渊明是众所周知的隐士，因仕途不顺而归隐山林，每天过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的田园生活。曾国藩自小接受儒家的思想，自然提倡儒家的积极入世，像陶渊明这种出世的做法并不被曾国藩推崇。但是归隐田园毕竟只是一种形式，虽然曾国藩不提倡隐居乡野，但他也追求观物闲吟的悠然心态。尤其在现代这种追求效率，生活节奏快的社会，每个人都忙忙碌碌，神经紧绷，急着向前赶路，没有时间停下来放松一下心情。
生活在红尘俗世中的人总是为俗世所累，在曾国藩看来，这样的人注定是凡夫俗子，不会有所作为，更无法达到内圣的境界。其实，即使身处尘世，也不必把自己逼得太紧，尽管生活压力有时会很大，但偶尔也应放松，虽不能像陶渊明那样归隐，也可以试着体验一下那份悠闲恬淡的心情，精神放松，心态就会更加泰然，自身的修为也就会更上一层楼。
在为人做事时本着一颗诚恳恭俭，守信正直的心态；面对有起有落的人生际遇，懂得以安贫乐道的心态处之；在纷纷扰扰的生活中，偶尔放慢脚步怡然自得的修养身心，那么人生就会无往不胜、逍遥自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