欲请廉字，须从俭字下工夫
【原文】
欲请廉字，须从俭字下工夫。
【译文】
想做到清廉，必须从节俭上下功夫。
【解读】
曾国藩认为，做官重在守廉。一事想贪，则可能事事想贪；一时想贪，则可能时时想贪。如此恶性循环下去，自己就会被贪婪吞没，因此他洁身自好，为官不求钱财。可“不求财”、“不贪财”的话人人能说，做起来却不那么容易，毕竟金钱的诱惑，就像一根羽毛在搔我们的痒穴，少有人能不笑的。正是因为不求财、不贪财难，所以能在别人难为之处做到的人，就是值得敬佩的。
曾国藩攻下武昌后，朝廷派来兵部郎中德音杭布，名为效力，实为监察。那天他趁曾国藩不注意悄悄溜进他的卧室，想看看曾国藩有没有私藏什么财宝。可是当他推开门的一刹那，竟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了。
“只见屋内除一张床、一张书案、两条木凳、三只大竹箱外，再无别物。”德音杭布这样对皇帝描述，“床上蚊帐陈旧黑黄、低矮窄小，仅可容身。上面只铺着一张半旧草席，草席垒着一床蓝底印花棉被，被上放着一件打了三四个补丁的天青哈拉呢马甲。屋里唯一饰物便是墙上挂的当年唐鉴所赠‘不作圣贤，便为禽兽’的条幅。”
说到最后，他不由地发出感慨：“曾大人也太俭朴了。”
其实，曾国藩不仅在屋内装饰上不讲究，就连他用来装旧衣服的竹箱还是其先祖星冈公时制的，已有四十余年的使用期了。他不仅如此要求自己，也以此来教育儿女。他曾在一封家信中，对儿子说：“予自三十岁以来，即以做官发财为可耻，以官囊积金遗子孙为可羞可恨。故私心立誓，总不靠做官发财以遗后人，神明鉴临，予不食言。”还写诗道：“但留德与能，教儿须自行。”
和金银珠宝相比，节俭是伴随一个人一生最宝贵的财富。当我们看着不属于我们的珠宝而不起贪念时，我们没有得到财富，却收获了心灵的富足。因此曾国藩鼓励孩子自立，让儿女们懂得唯有靠自己的努力奋斗才能实现自己人生的价值。曾国藩后代人才辈出，其两个儿子分别成为我国著名的外交家和算学家，其孙子及曾孙中有不少成为科学家、教育家、学者和诗人，可见曾国藩的这份精神遗产之丰厚。
但这种两袖清风，官场上很少有人能够做到。
明朝杰出的政治家张居正，他的功绩在明朝历史上罕有人能与之匹敌。但是他在推行改革中虽然也提倡清廉、反腐败，可惜自己却未能洁身自好。
改革刚开始时，张居正带头执行清廉政策。他的父亲过生日，派仆人骑驴回家送礼，特吩咐不得住驿站。但后来他回乡葬父，坐的是三十二抬的特制大轿，沿途地方官员郊迎郊送，还要呈上奠金。担负护卫任务的是比国家正规军装备还要精良的特殊卫队。这样的排场让朝野上下对其议论纷纷。
在封建社会，可谓铁打的衙门流水的官，每一个为官者都是历史舞台上的匆匆过客，他们的功过是非，逃不过后人的评论。反顾现实，每一个人也只是人潮中的沧海一粟，功名利禄只不过是过眼烟云，懂得什么是人生的价值所在，把握住值得珍惜的情感、易逝的时间，在有限的生命中感悟无限的情怀，这样才能为内心赢得一片净土，收获一份安宁。
用人宜少，官气宜轻
【原文】
用人宜少，官气宜轻，常如教官衙门规模。
【译文】
使役的人要少，官气要轻，常常跟教官衙门一样的规模。
【解读】
曾国藩说“用人宜少”不是说宁可有贤人也置之不用，而是说不要乱用人，无章法地用人。“官气宜轻”中的“官气”是一种傲气，是一种对钱、势的贪图。在曾国藩眼中，为官之人用人失了章法、失了清淡，就不会真正做好分内的工作。
官本质上不过是一种职业，作为一种职业，必然它必然有自己的行为规范。《汉书·盏宽饶传》中说：“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家以传子，官以传贤。”其中的一个“贤”字即是对官的职业规范。“贤”包括三个层面：一是学识，二是能力，三是原则。曾国藩所说的“用人宜少，官气宜轻”即是从原则的层面来说的。用人宜少，涉及的是招贤纳士的原则，官气宜轻，涉及的是清廉为官的原则。
为官者本是百姓的公仆，但是很多人却没有能真正意识到这一点，更多的人是把权、利、钱与官联系在了一起。当官者虽然手里有的只是权力，而权力却直接与钱挂钩，有了权，就有了利和钱，这也就是大家所谓的“官本位”的一种思想意识。
在李乔的《清代官场百态》中有这样一个故事：一个富商捐了个知府，皇帝问他：“作为商人你本来就已经很富有了，为什么还要买个官做呢？”
富商回答说：“经商获利虽然多，但终究不如做官获利丰厚。最重要的是，当商人不如当官体面。”
在我国古代，重农抑商的思想盛行，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商人虽然有钱，在地位上却处于极为尴尬、暧昧的状态。而通过商人的一番话，我们可以清楚地看见，在人们的认知中，做官的含义已经不再单纯了，而是变成一种敛财工具，是直接与自己的利益有关联的。就是因为这种思想，让越来越多的人想做官，使“官本位”这一思想可谓达到炉火纯青、登峰造极的地步。
这种认识造成的结果是，官不为公，而专为私，进而滋生贪婪、傲气、徇私枉法。如此而行循环，势必不利于个人、国运的长久发展。基于此曾国藩才不主张为官人，官气过重。以他之说：“吾不望代代得富贵，但愿代代有秀才。”秀才是有学识、有能力、有原则的读书人，虽然没有地位、权势，但是做人光明磊落、内心重新、极富内涵，也不失为一种合理的人生。
曾国藩认为官气过重、靠为官发财，是一种很可耻的行为，反之那种在官位而不求财、两袖清风、一身正气的人，反而值得人们称赞。
义熙元年（公元405年）陶渊明听从朋友的劝解，出任彭泽县令一职。在任期间，上面派督邮通知陶渊明说：“上面的人要来这里检查，到时你必须穿戴齐整干净，然后恭恭敬敬地前去迎接，否则会受到惩罚的。”
陶渊明听后长叹一声，说：“我不愿为了五斗米的俸禄，卑躬屈膝地去向那些人献殷勤。”
说完，就回屋收拾行李，辞官回家了，自此之后再未踏入官场半步。他隐居田园，躬耕于田畴，虽然身体劳累，心灵却是放松的。生命的最后一段路上，陶渊明贫病交加，最终在孤独中离开了人世。
很多人都笑他傻，因为他原本可以活得很好，至少不会吃不饱饭，穿不暖衣服。可是如果当初陶渊明选择了为五斗米折腰，就必须放弃人格和气节的坚守。果真如此，历史上就不会有个因气节高尚、诗文清新的田园诗人了。
在曾国藩的官场观念中，做好官的前提是把自己做好。而把自己做好，不过是把自己做“贤”。首先丰富自己的学识。这个学识既包括书本上的，比如历史方面，也包括生活上的，比如一些基本的人事物理。书本上的知识武装头脑，生活上的知识，便于处世。
其次要提升自己的能力。有了知识，还要懂得应用知识，一方面保证自己在专业领域内没有盲点，另一方面要能在为人处世中，自由周转，保证上下级的关系和谐。
最后，要建立自己的原则，比如，面对权势的原则，面对金钱的原则，面对人情的原则，等等，什么事情该做，什么事情不该做，在心里留个不变的标杆，即是原则。
现代社会，最需要的就是清正廉明的官员，而做这样的官，就需要有曾国藩的明智，陶渊明的决绝，只有这样，才能保证自己的官运发展得长远。
所出既少，所入自可不苟
【原文】
所出既少，所入自可不苟。
【译文】
所用的支出既然减少了，所得到的收入自然也不能马虎。
【解读】
“廉矩”即“廉”和“矩”，“矩”是规则，在金钱出入上讲规则，即是“廉”。金钱上的事情，于常人而言，可大可小，但对于像曾国藩这样的为官之人，钱财出入的事情，必须当大事来看待，每一份金钱的入账，都要认真，对每一份金钱的出账也都要谨慎。曾国藩这里所说的“所出既少，所入自可不苟”，即是对待收入支出的态度。
其中的“所出”少，是节俭，不该花的钱不花；“所入”不苟，是谨慎，不属于自己的钱，绝不动心思。曾国藩如此告诫自己的子弟，让他们在钱财上不要掉以轻心外，还是要他们保持一颗淡泊心，面对诱惑不起贪念。而他本人虽在仕途路上有失有得，却从不愿意触及不属于自己的钱财。
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由于皇上的青睐，曾国藩连升了四级，位列五品。按规矩，他已经不该在会馆住了，而应出来自立门户。可是，曾国藩一向生活勤俭，早年的七品官服已经不能再改成五品朝服了，他只好花了二两银子做了一身新衣服。再加上租房要用钱，手下也需要人手帮忙，又需要额外的开支。这个时候，户部尚书知道他要用人，就把自己的跟班陈升推荐给了他。曾国藩碍于面子也就没有推辞。
升了职位，换了衣服，曾国藩觉得比以前精神多了。可是不久，京城里就闹出了这样的民谣：“皇城根下一大怪，五品顶戴走着来。”原来，曾国藩为了节省开支，每天都步行去翰林院，这首民谣就是在讽刺他的寒酸。对于这些流言蜚语，曾国藩毫不理睬，依然每天精神抖擞地走路去办公。
尽管如此节俭，日子还是撑不下去。这天，曾国藩想写信跟家里要一百两银子接应，他心里想：位列五品的官员，没能让家里沾光，却还要家里接济，估计这样的人只有我一个吧。想着想着，不禁笑了起来。这时，陈升醉醺醺地从外面回来了，边往屋里走边叫嚷着：“爷，这是一百两银子，您拿着花去。”曾国藩一见陈升这般模样，真想甩他一巴掌，可是碍于户部尚书的面子，他忍住了。
“你从哪里来的钱？”
陈升有点不耐烦地说：“是一个瘦高个的人给的。别管谁给的，您就花吧。”正说着，他突然想起了什么，急忙向外跑，“爷，还有一封信，我给丢喝酒的地方了。我这就去拿。”看着陈升连滚带爬地出去。
陈升很快就把信取回来了。曾国藩一看，原来是中堂大人的侄子找他说情，让曾国藩在皇上面前替他美言几句。曾国藩看完信，稍微想了一下，给他回了一封信，并附上了这一百两银子，让陈升送回去。
陈升很惊讶：“老爷，您真的要原封不动地送回去？”曾国藩点了点头。“那恐怕您还得补上几文钱，我刚刚拿它付酒钱的。”
曾国藩一听，气不打一处来：“这是什么钱啊，你就敢花。你马上给我走人，那几文钱就当时你的工钱了。”说完，赶紧到茶楼，找个伙计把东西送回给了中堂的侄子。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做官的讲取财之道，即是讲保持廉洁的规矩。如果因为一时的贪婪而禁不住诱惑，那么迟早会给自己招来麻烦。贪得无厌的人常常会失去清醒的头脑，为了一点小利而失去很多宝贵的东西，甚至生命。
曾有人说，“不是我们缺少太多，而是因为我们想要的太多。”因为想要获得更多，眼睛里总是被各种各样的名利填满，所以忘记了看脚下的路。即使危难就在眼前，也无法避让，贪心遮住了我们的双眼。贪婪的可怕之处在于我们不知道后果是什么，分不清需要什么不需要什么。然而拒绝贪婪，也不过是像曾国藩这里说的这样，在金钱出纳上不苟且。不怀苟且心，自不会为贪心、诱惑开绿灯，如此，它们便不会阻碍快乐和知足。
欲请勤字，须从清理词讼下工夫
【原文】
欲请勤字，须从清理词讼下工夫。
【译文】
要想做到勤，就要从清理积压官司上下手。
【解读】
曾国藩出仕做官之后，给自己定下了一个可实际操作的规矩，也是自己为官的基本底线，任何人不得触碰，即是做到“清、慎、勤”，而要想“清”，先需“勤”，一个不勤劳的人，势必要想方法投机取巧，对这样的人，要想让他保持清廉是不可能的。为此曾国藩将“案无存牍，室无私钱”作为检验自己是否廉矩的标准。
这两句话放在今天来解释，即是说办公桌上绝对不留一份没有处理完的公文，当天的事情必须在当天内处理完；办公室、自己的家里不留一分见不得人的钱。他说，要在清理词讼这样的小事情上练勤字功夫，其实也是在说，无论事情大小都要认真对待，如此才能既让别人监督自己，也能让自己督促自己，还能让下属安心，可谓一举三得。
1867年9月20日，曾国藩准备买个砚台，以此为话头，和赵烈文谈到自己起居和日常生活。他边笑边指着墙壁说：“我来江南任两江总督已经半年了，墙壁上没有一幅有落款的字画。办公用的几案上也荡然无物。人们是不是要嘲笑我太简陋了？”
赵烈文回答说：“自从有总督衙门以来，从没有像现在这样清净过。人们想赞颂您的大德还来不及，怎会有人笑话您？”
曾国藩说：“足下将来给我写墓志铭时，这也算一件趣事啊。”
赵烈文说：“有关您的轶闻要编进年谱的话，几十卷也写不完。您的著作有千万集之多，而铭志之类作品，恐怕没有大手笔能够剪裁得了。”
曾国藩说：“以前我见《胡文忠（林翼）集》选刻的多不恰当，而且大多数都是他人代笔的作品，我死以后，恐怕也免不了要遭此一劫啊，足下有什么办法给老朽善后啊？”
赵烈文说：“等到您盖棺论定之后，在下赵烈文愿意担任编纂的事情。”
曾国藩说：“我有哪些不足编纂的地方，惟望足下将来要主持正论啊！”
赵烈文郑重地说：“谨遵您的教诲。”
五天之后，两人谈话的时候，一个士兵拿着一张纸让曾国藩看，曾国藩看了点点头，随即问赵烈文说：“这是什么东西？足下猜猜看！”赵烈文说猜不到。曾国藩说：“这是我的食单呀。每餐两个菜，一个大碗，一个小碗，摇动三次，凡五品，不需要丰盛，但一定是隔宿的。”
赵对曾国藩俭朴的美德称赞不已，说道：“我在您的总督衙门待了这么久，还没有在通常的饮食中，看见有鸡鸭，您也吃火腿吗？”
曾国藩回答说：“没有。过去别人送，我都拒绝了。现在已经形成风气，好久不见有人馈送了。即使是绍兴酒，也是每斤零着喝。”
赵于是说：“大清朝二百年，不可无此总督衙门。”
曾国藩说：“君将来给我撰写墓志铭，这都是作料啊。”然后一同大笑。
其实，曾国藩本没有必要安排一个人在自己身边，监视自己的饮食起居，而他这样做了，目的不过是为了时时刻刻提醒自己，不可再保持勤廉上偷懒。他曾在教育子弟的信中写道：“勤、廉二字，看似平浅，实则获上在此……舍此二字，上司即偶然青盼，亦不能久。欲求寅僚之敬佩，百姓之爱戴，即袭取于偶然，亦不可得矣。”按照曾国藩的思想，居官根本，为政之本都是勤廉二字，因为唯俭可以养廉，唯勤可以生明。
曾国藩的为官之道可以古今通用，即使时代再变化，为官的基本原则是不会改变的，“清、慎、勤”这三个字只是换一些适合时代的具体事项而已，本质不会变。
身后无以自庇，不特廉吏不可为
【原文】
身后萧索，无以自庇，不特廉吏不可为，亦殊觉善不可为。
【译文】
一个人身后萧索，没有什么可以作为庇护，能这样的除了廉洁的官吏无他人，就连我也觉得做到这般地步十分不易。
【解读】
《管子·牧民》中说：“国有四维，一维绝则倾，二维绝则危，三维绝则覆，四维绝则灭……何谓四维？一曰礼，二曰义，三曰廉，四曰耻，礼不愈节，义不自进，廉不蔽恶，耻不从枉。故不逾节则上位安，不自进则民无巧诈，不蔽恶则行自全，不从枉则邪事不生。”
“维”是指挂在一张网四角的绳索，这四根绳索，根根不断，才能保证网的维度，才有保证网有约束人的功能。其中的“廉”字是指在为官过程中，不藏污纳垢，不被贪心等妄念蒙蔽。而在古人的眼中，为官勤廉与否，不仅涉及个人的饭碗，还关涉国家的安危，从这个角度说，做官是从业，也是一份责任的履行。那么怎么才算是廉吏呢？曾国藩说“身后萧索，无以自庇，不特廉吏不可为。”
在他看来，做一个两袖清风的人，是落寞的，也是光明磊落的。所谓身后萧索是因为，廉吏无人可攀附，不给他人阿谀奉承的机会，因此不免落得个门庭冷落的局面。也正因为如此，他们经手的事情都是问心无愧的，因此心无挂碍。
对于这样清贫的廉吏，曾国藩敬佩的同时，谦称自己无法做到像他们那般优秀。曾国藩的仕途在外人眼里可谓是顺利的，年仅三十余岁就已官至二品，他做官不是以升官发财为目的的，而是为了治国平天下，所以曾国藩发誓做官不为财，他曾说过：“予自三十岁以来，即以做官发财为可耻，以官事囊积金遗子孙为可羞可恨。故私心立誓，总不靠做官发财以遗后人。神明鉴临，予不食言。此时侍奉高堂，每年仅寄些许，以为甘旨之佐。族戚中之穷者，亦即每年各分少许，以尽吾区区之意。”
“盖即多寄家中，而堂上所食所衣亦不能因而加丰，与其独肥一家，使戚族因怨我而并恨堂上，何如分润戚族，使戚族戴我上堂之德而更加一番钦敬乎？将来若做外官，禄入较丰，自誓除廉俸之外，不用一钱。廉俸若日多，则周济亲戚族党者日广，断不蓄囊，亦能自觅衣饭；儿子若不肖，则多积一钱，渠将多造一孽，后来淫佚作恶，必且大玷家声。故立定此志，决不肯以做官发财，决不肯留银钱与后人。若禄入较丰，除堂上甘旨以周济亲戚族党之穷者。此我之素志也。”
曾国藩当初在筹备建湘军、办团练之时，就宣布“不要钱，不怕死”，这里的“不要钱”指的是不贪、不要非分之钱。曾国藩曾说过：“不贪财、不失信、不自是，有此三者，自然鬼伏神钦，到处受人敬重。一般的人，都不免稍贪钱以肥私囊。我不能禁止他人的贪取，只要求自己不贪取。我凭此示范下属，也以此报答皇上厚恩。”曾国藩用这六个字时时警醒自己无愧于君父，并借此来招揽豪杰贤才。
曾国藩在率领湘军作战胜利之后，被清廷封为一等侯爵。此时，曾国藩已贵为汉臣之首，与满臣之首倭仁地位同等，从这里就可以看出来曾国藩的权力之大，官位之高。曾国藩能居于如此高位仍谨遵初做官时为自己定的“清正廉洁”的做官第一底线，能做到不贪不敛、坚持勤俭朴素，不得不令后世钦佩极。
贤者恒无以自存，不贤者志满气得
【原文】
韩公有言：“贤者恒无以自存，不贤者志满气得。”盖自古而叹之也。
【译文】
韩愈就曾经说过：“圣贤的人一直都没有自我存在，而不是圣贤的人却是志气盈满，骄傲自得。”原来是从古代就有的感叹啊。
【解读】
真正优秀的人，永远会抱着空杯心态待人接物，给自己不断提升的空间，因此，这样的人，身上不见傲气的浮夸，而是让人由衷赞叹其才能和为人。而自身不足假装优秀的人，会鉴于自身有限的才能而志得意满，待人接物常常流露出傲气，却很少做受人认可、感激的事情。诚如曾国藩引用的韩愈话：“贤者恒无以自存，不贤者志满气得。”一个成熟的能人不会骄矜，反而是年少无知时，内心多狂妄。
骄矜、狂妄往往表现为自以为是，与他人一言不合便剑拔弩张。这与个人的修养有过，也与个人的年龄有关。曾国藩年少时就曾锋芒毕露过，当时的他与别人交谈时总是傲气四溢，一副目中无人的样子。
有一次，一个名叫窦兰泉的朋友前来拜访，与曾国藩探讨学问。两人都喜欢理学，就此展开了讨论。窦兰泉平日为人谦和，在发表自己见解同时，会为他人留下余地。曾国藩却好几次在没有明白对方意思的情况下打断了他的话，口若悬河地发表己见，窦兰泉几乎成了听众。
事后曾国藩很是后悔，在日记中检讨说：“彼此持论不合，反复辩诘，余内有矜气，反疑别人不虚心，何以明于责人而暗于责己也？”也就是说：“两个人意见不同，自己在辩论中有些盲目自大，从那之后更是变本加厉，反而怀疑别人不够谦虚。为什么在对别人提出意见的时候心里很明白，却很难看到自己的问题在哪里呢？”
曾国藩的自我批评是十分值得肯定的。自我批评原本就比批评他人要困难，因为人的眼睛总是看他人的时候远多于看自己的时候。所以在争论中就不会考虑别人意见的合理性，而把自己的想法强加在别人身上，别人如果不买账，就有了争论，甚至认为对方见识浅薄。曾国藩深知自己傲气的锋芒不仅伤害了窦兰泉，也会妨碍自己进步，因此在心中几次反省后，提出了要“戒傲”。
身居高位者本来就容易受到来自上下层的压力与猜忌，就更要注意戒骄戒傲，去除心中狂妄。曾国藩奉行儒家的中庸之道，十分理解收敛傲气，长存敬畏之心才能长久的道理。
“夫物盛而衰，乐极则悲。”天下的道理讲究的就是两极互化。为人处世，最关键的是掌握好一个度。自己三思而后行，不要因一时的骄矜，失去了奋斗辛苦而来的一切。何为骄矜？骄矜就是指一个人骄傲专横，傲慢无礼，自尊自大，好自夸，自以为是。
具有骄矜之气的人，大多自以为能力很强，很了不起，做事比别人强，看不起他人。由于骄傲，往往听不进去别人的意见；由于自大，则做事专横，轻视有才能的人，看不到别人的长处。谨慎小心对于每个人来说都十分重要，一个自大自夸的人，就算是有一些美德，有一些功劳和成绩，也会因此丧失掉，甚至酿成悲剧。古人强调恭谦自省，取得一点成就的人更要注意多思考自己的不足，多注意长远的目标，一定要做到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就是这个道理。
欲学廉介，必先知足
【原文】
昔年州县佐杂在省当差，并无薪水银两。今则月支数十金，而犹嫌其少。此所谓不知足也。欲学廉介，必先知足。
【译文】
当年州县佐杂在省里任职时，并没有任何的俸禄。现如今虽然每月有几十金的补助，但人们依旧嫌少，这就不知足的表现。为官人如果想学廉介的话，就必须先要学会知足。
【解读】
人的欲望一旦不受束缚，就会不断地索取而无法满足，“欲壑难填”形容的就是这种情况。如果做官的人对自己的欲望无法控制，想要习得“廉介”基本上就是不可能。和珅就是受自己欲望的驱使而成为清朝第一大贪官，最终落了个家破人亡的下场。曾国藩这里说“欲学廉介，必先知足”，意思是想要学习廉洁，要先学会知足。“知足”二字，看着简单，实则有妙用。
对于从政的人来说，懂得知足是避免自己滑向罪恶深渊的方法；对于普通人来说，懂得知足会使自己过得更加幸福。有人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金钱这种东西，只要能解决个人的生活就行，若是过多了，它会成为遏制人类才能的祸害。”懂得知足，不会变为金钱的奴隶，也在心满意足中感受到生活的美好。
一个不懂得知足的人，即使再富有，也体验不到快乐，在陷入困境时，也很难得到他人的帮助。
吕洞宾有一天从天界下凡来，要救渡有缘的众生。在半路上，他看见有个少年坐在地上流泪。
他向前问道：“少年朋友，你为什么哭呢？遇到什么困难吗？”
这个少年叹了一口气：“我母亲卧病在床，家里没有钱请医生来看病，我本来要去做工赚钱，可是母亲又不能没有人照顾！”
吕洞宾一听，心里很高兴，难得世间还有这么孝顺的孩子。于是为了资助这个少年，吕洞宾使用法术，把路旁的一块石头，变成黄金。当他把黄金交给这个孝子时，这个孩子却摇摇手，表示不要这块黄金。吕洞宾心里更是欢喜欣慰，这个孝子竟然还是不贪恋黄金的君子。
吕洞宾问：“你为什么不要黄金？这块黄金足够让你们母子几年不愁衣食呀！”
少年回答：“你给我的黄金，总有用完时候，我只要你的金手指，以后只要我需要钱，手指随意一指，遍地就是黄金。”
吕洞宾听了以后，对这少年的贪婪之性，感叹一声，飘然远去。
人的欲望像个无底的黑洞，永远没有填满的一天。一个人即使赚了亿万财富，心被贪欲驱使，生活也享受不到富足的快乐。为了自己的欲望不断奋斗，不断地向前赶路，没有心思停下来欣赏一下沿途的风景，久而久之，心灵就会不堪重负。懂得知足，懂得感恩，生活就会变得更加美好。
人生的道路上难免会留有缺憾，太贪求完美只会给自己带来更多的失望。懂得知足，用感恩的心去生活，就会发现人生处处充满精彩。曾国藩所说的，正是这样一种人生境界。
毋贪保举，毋好虚誉
【原文】
毋贪保举，毋好虚誉，事事知足，人人守约，则可挽回矣。
【译文】
不要奢望通过保举获取功名，不要嗜好虚无的荣誉，事事多些知足心，人人守好自己的为人准则，那么很多事情都可以有挽回的余地。
【解读】
诸葛亮五十四岁时写给他八岁儿子诸葛瞻的《诫子书》中有这样一句话：“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大意是说，不追求名利，生活简单朴素，才能显示出自己的志趣；不追求热闹，心境安宁清静，才能达到远大目标。
外在的名利、优厚的物质，虽然会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人们的生活质量，但有时候也会遮蔽人们的本心，让人疏于对内心的关照。这样的话，为人处世的原则和底线，就有可能被他人、外物动摇。而这对于做事业的人来说，无疑是开门揖盗的事情。因此曾国藩在《挺经》中写道：“毋贪保举，毋好虚誉。”名利、虚誉都是身外之物，对它们汲汲营营，说到底都是为了满足自己的虚荣心。若一味执着于此，有时会给自己带来杀身之祸。
子西是春秋末年楚国令尹，做事的时候过分看重名誉，甚至到了沽名钓誉的地步。
孔子知道此事后，对弟子说：“你们有谁能够去劝导一下子西，让他能把名誉看得淡一些呢？”
子贡说：“让我去劝劝他吧。”
于是，子贡就去劝说子西。等子贡回来后，孔子问他子西怎么样了。子贡说，子西也好像明白了这其中的道理，心中已经没有什么疑虑了。
孔子却说：“不受功利左右，才能胸怀宽广；保持本性不动摇，才能保持住高洁的品行。内心不正直的人，做事也不会正直；内心正直，做事才会正直。子西恐怕还是难以避免灾祸。”
果不其然，楚国发生内乱，楚国大夫百胜公流亡吴国，子西处事不慎，将其召回，并任命为巢大夫。不久之后，子西发动叛乱，结果被百胜公所杀。
其实，子西并没有真正放弃对名利的追求，也没有真正看轻这些外物之于人生的意义，否则他就不会作出让自己身处险境的事情了。孔子正是因为看到了这一点，才在子贡回报完后，流露出了担忧的神色。
过分追求名和利，就会变得患得患失，喜怒形于色，而流于肤浅庸俗。因为一点蝇头小利而不亦乐乎，因为一个虚名而得意洋洋，正所谓树大招风，这样做不但显得自己很没追求，也会招来他人的嫉恨。为了保住自己的名和利，人们有时会使自己走入歧途，变得利欲熏心，把别人当作自己的敌人，内心的气量愈发狭小，怨恨争斗也就在所难免。那些不惜牺牲他人的利益而得来的地位、财富，并非收获，而是有可能成为灭顶之灾。
当一个人不对名利、虚誉有所贪求时，做到知足、守约即是水到渠成的事情。曾国藩虽然身居高位，但却拿“毋贪保举，毋好虚誉”来告诫自己。这既是明哲保身的良方，同时，也是在修生养心的方法。淡泊名利，心胸会变得愈来愈宽广。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内心免受凡尘俗世的干扰，自己所追求的志趣就不会流于庸俗。庄子之所以能成为著名的哲学家，跟他的淡泊名利密不可分。
银钱田产，最易长骄逸气
【原文】
银钱田产，最易长骄逸气，我家中断不可积钱，断不可买田，尔兄弟努力读书，决不怕没饭吃。
【译文】
金钱和田产，最容易助长骄气和逸气，我们家中千万不要存钱，也不要买田。你们兄弟要努力读书，决不会没有饭吃的。
【解读】
俗语有云：“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说的是，一家之中只要有一个人在功名上有所成就，那么全家人都跟着沾光。这也是古人之所以要把希望寄托在儿女考取功名、光宗耀祖的原因所在。然而在曾国藩看来，这种思维背后可能潜藏着使人无法保持“廉介”的隐患。
希求家中一人得道荣耀整个家族的观念背后，是人们要高人一等、维护面子的娇气、逸气。而在曾国藩眼中，这两种心理可能会阻碍一个家族的长远发展，还有可能让别人以此为把柄，陷自己于不义。因此，曾国藩在《挺经》中说他的家中“断不可积钱，断不可买田”，给子孙留下足够花费的钱财，足够使用的田产，就等于跟他们说：“今后你们可以不劳而获了。”而这是曾国藩所不认可的。
和这种为子女打算好一切的做法相比，曾国藩更倾向于“授之以渔”的做法。所以他叮嘱自己的兄弟、儿子要“努力读书”，如此便不至于担心生计问题了。相对于保持廉介的长篇大论来说，“努力读书”是一个小之又小的方法，不过书中自有黄金屋，真正把书独到深处，即是一种精神境界的提升，精神境界提升了，自然就不会去做那些为人所不齿的事情。
现在人常说，“做官要学曾国藩，经商要学胡雪岩”，是人们对曾国藩做官技巧的认可。但是，大多数人认为曾国藩在官场多年却依然屹立不倒的原因，在于他有什么左右逢源的为官技巧。其实，这种看法只是表面，在他的家训中他就多次提到了做官的根本技巧就是自立。
在《曾国藩家书》中，他就在给九弟的家书中谈起了自己为官的经验，大意是人在仕途清廉最为重要，要当一个清官，才算得是一个好官。我们不可否认，曾国藩确实留下了一些资产，具体多少后人无法得出精确的统计数据。不过，通过他儿子的生活状况，我们可以做一下简单的推测。
曾纪泽和曾纪鸿两兄弟，在父亲的教育下生活清俭。曾纪泽时任驻英法外交官，他所有的薪俸都用到外交使馆和外交事务上了，自己却是一直过着很俭朴的生活。曾纪鸿在北京做一个低级官吏，酬劳都不够养家糊口，生活也是异常拮据。
当时，曾国藩去世还没过多长时间，如果他留下了足够多的遗产，这两兄弟也不至于陷入如此的生活境遇。由此，我们可以推断出，曾国藩确实没为子女留下太多遗产。生前，曾国藩本人不靠当官发财，时时不忘教育子弟为官当学廉矩；死后，曾国藩兑现生前承诺，不留资财于后人，用实际行动教育了子女。
金钱和田产，代表着财富。曾国藩认为财富多了易使人滋生骄逸之气，因此他教育子女们努力读书，以自己的本领吃饭，这就是曾国藩所主张的不依赖、不追求钱，以自己的本事自立。
富者好施，与亲戚存问
【原文】
富者好施，与亲戚存问，岁时饭遗缀属。
【译文】
富有的人喜欢施舍，亲戚之间互相慰问，一年中赠送给他们的饭食连续不断。
【解读】
富有的人，因为乐善好施，而身心富足。由此来看，金钱上的富有只是“财富”的一个方面，除此之外，精神上的乐于施与也是一种财富。这看似付出的施舍，其实是在收获他人的感恩和赞誉。而一味地索取，看似在收获，其实在挥霍自己的人脉、信誉资本。
曾国藩曾在《彭母曾孺人墓志铭》中说：“在即昔我少时，乡里家给而人足。农有余粟，士世其业，富者好施与，亲戚存问，岁时馈遗缀属。”这句话中包含两层意思：一方面曾国藩在表达对死者的感激，感谢她在曾国藩年少时的接济；另一方面是在表达一种感慨，希望家人能像死者生前那样互相照应。
人，不能单纯地靠着自己的力量达成心中所想，对于曾国藩那样的为官之人来说，为人处世中更是要免不了要有用到他人的时候。然而付出和给予之间是相对的，自己从不给予他人帮助、关怀，他人自然不会为自己付出热心、资助。因此曾国藩的这句“富者好施，与亲戚存问”，也从侧面说明了一个道理：人脉关系是建立在互相的付出和关照上的。得了高位也好，有了财富也罢，不过像人穿了一件新衣服一般，人本身是没有变化的。如果人们因为自己地位的变化，而在和他人交往的过程中流露出鄙夷的态度，无疑是破坏自己的人际关系。
人们应该在自己获得进步的时候，想到那些帮助过自己的人，并给予适当的回馈。
曾国藩在京城的第一个春节是这么度过的：在参加完例行的朝贺大典后，他到家中拜见了父亲，而接下来的四天他都风尘仆仆地奔走在各位同仁好友之间。
首先拜见的是老师。他们一般都在朝廷中为官已久，是位高权重的大官，也是他进入仕途的领路人，因此他在初一的时候就率先拜访了他们。对老师，他总是恭敬有礼，每逢过年过节，他总是会拜见他的老师吴文镕。当吴文镕升任江西巡抚赴任时，曾国藩早早起来相送。他知道另一位师长辈的大臣祁隽藻喜爱字画，就亲自到琉璃厂去买了最上等的宣纸，装裱一个一百六十一寸的“大”字送上，使得祁隽藻开心不已。
接着就去各处拜见湖广的老乡。当时的湖南虽然已经是一个独立的省份，但当时还是归湖广总督管辖。因此曾国藩拜访的不仅有湖南籍的官员，也有湖北籍的。他与这些同僚的交往总是保持在安全距离内，只是做好本分的工作，不会过分亲近，但是很周到。
第三部分就是他的同学了，这些人是他在社会上立身处世的基础。他认为这种情感虽然是后天培养的，但却是亲情之外所有情感里最亲近的，但是一同进学的缘故使得他们之间有了一种特别的关系。
曾国藩曾说：观古今成大事之人，无不有人鼎力相助，无不有人尽力相扶，力单势薄者无以成就大的事业。所以他十分注重人脉关系的建立和维系。而他的成功与他的人际关系网络不无关系。他在地方历任两江总督、直督总督等要职，又在中央十多个部门任职，他的人脉自然也就很复杂了，而他能够把这些关系处理得井井有条，那些在不同领域上的人就能够为他所用。
人际关系是很微妙的东西。人在世间上的一举一动，所接触的大人物或小人物都很可能变成日后成败的因素。在今天处理好自己身边日常的关系，并不是什么难事。在曾国藩看来，人际交往很简单，多些主动，就可能多一个朋友，平时多些用心，多些诚心，自会多一份历久弥香的友谊。这样一来生活、工作中也自然会多些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