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步看来，将全人类都具有的“脸面”描述成中国人的一种“性格”，再也没有比这更荒诞可笑的了。但是，对中国人来说，“脸面”不单指头的脸部，它是一个复杂的集合名词，其中包含的意义，远超出了我们的描述能力和领悟能力。
为了理解面子的含义，哪怕只是大致上理解，我们也必须考虑到这样一个事实，即中国人作为一个族群，具有强烈的演戏的本能。可以说，戏剧几乎成为唯一的通行整个中国的娱乐活动。中国人对戏剧的痴迷，如同英国人痴迷于体育，西班牙人痴迷于斗牛。只要稍加鼓动，任何一个中国人都能轻松入戏，他们会摆出演戏的姿势，行礼、下跪、俯身、叩头，像模像样地扮演起某场戏中的某个角色。面对这种情形，西方人即便不觉得滑稽可笑，也会觉得多此一举。
中国人习惯用戏剧术语表达思维。当某个中国人为自己澄清误会时，即使只有两三个人在场，他也会像面对一大群人那样，大声地说：“我是当着你们的面说的，这里有你，有你，还有你！你们都在场！”如果他的烦恼一扫而光，他就会说自己很体面，有了台阶下；如果他的烦恼未能排解，他就会觉得自己没脸面下台。其实只要你看明白了就会发现，所有这些事情与事实毫不相干。对中国人而言，事实永远不是什么问题，形式才是最大的问题。
演一场戏要想获得喝彩声，只需要在适当的时间以适当的方式说一番漂亮话。我们根本不必到幕后去探寻真相，因为那将搅乱这个世界上所有的好戏。
在复杂的现实生活中，一举一动都参照戏剧化的样式，中国人就会很有面子。当他们全心入戏时，如果你不理他们，轻视他们，或者喝倒彩，他们就会觉得“丢面子”。“面子”犹如一把钥匙，一旦人们正确理解了它所包含的意义，就可以打开中国人许多重要的性格之锁。
附带说一下，如何做才能有面子，其方法和学问，以西方人的知识范围和理解能力是难以企及的。西方人经常忽略中国人生活中的戏剧化因素，而误入无足轻重的事实领域。对西方人来说，中国人的面子就像南洋岛的戒律那样，是一种不可否认的潜在力量。不同的是，“面子”可以反复无常，却不能循规蹈矩，只能按照人们的世故常情来取消或变更。在这个观念上，中国人和西方人必须承认彼此间存在差异，因为他们绝不可能在同样的事情上达成共识。在调停各个村庄间没完没了的争执时，“和事老”们必须仔细斟酌面子的平衡问题，就像过去欧洲的政客们斟酌权力平衡一样。在这样的情况下，就背离了维持客观公正原则的目的。对一个东方人来说，即使他满怀希望在道义上做出公正，但也绝不会真正地去实施，而是按所谓的比例对“面子”进行分配。同样的情况，在诉讼的裁决中也时有发生，就这造成绝大多数裁决都变成了不分胜负的“拉锯游戏”，最后只得不了了之。
送人一份丰厚的礼物，相当于“给他面子”。不过，如果礼物是以个人的名义送的，受礼人应当只接收其中的一部分，照单全收或统统拒收的情况是很少见的，甚至根本不可能发生。一些渴望保住面子的事例，足以说明这个问题。即使因犯错而受到指责，也是很“丢面子”的事情，因此，为了保全面子，不管证据多么确凿，也要全盘否定。比如，一只网球不见了，有充足的证据显示是被一个苦力捡走了。当向苦力讨回网球时，他却愤愤不平地予以否认。随后，他走到丢球的大致方位，假装从地上找到了网球（实际上，网球是从他的长袖里掉出来的），并理直气壮地说：“瞧，我找到了你‘丢’的网球。”一位女佣故意把客人的铅笔刀藏在她主人的房间里，当客人寻找铅笔刀时，女佣就会装模作样地把铅笔刀从桌布下面“找”出来，借此得意扬扬地炫耀一番。
在这些事例中，都保住了“面子”。一位仆人不小心弄丢了主人的一把银钥匙，他心知必须做出赔偿，或者被主人扣掉一部分工钱来当作赔偿。于是，他主动向主人请辞，并故作清高地说：“我这月的工钱用来赔偿那把银钥匙吧，我不要了。”这样，他的面子没有受到丝毫损伤。一位债主明知有一笔债款很难要回来，但还是会找到欠债人，严厉地训斥一番，以表明他知道该怎么做。虽然这位债主没能收回欠债，但是他保住了面子，并以此来保证以后不会有类似的事情发生。一个仆人不好好当值，或者拒绝履行一些职责，当获悉主人准备辞退他时，他会明知故犯，并事先提出辞职，以保全自己的“面子”。
为了保全面子连性命也不顾，这对我们来说似乎很不值得，但是据说中国的地方官犯了杀头大罪后，在依法斩首时是可以身穿官服的，这种特殊的恩惠就是为了保住他们的面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