勤劳意味着习惯于勤奋地做任何工作，并始终关注工作。当今世界，勤劳是最值得赞扬的美德之一，应该永远受到尊重。
衡量一个民族是否勤劳，大体上可以从三个方面入手：长度、广度和厚度。也就是说，要考虑到两个外延和一个内涵。长度指的是辛勤劳作所持续的时间，广度指的是参与劳作的人数；内涵指的是“习惯于勤奋”和“始终关注工作”所发挥的作用。把这三个方面综合起来，就形成了一个整体。
一般来说，偶尔到中国的外国旅客与长期定居中国的侨民，对中国人的印象不尽相同。但有一点他们是确信无疑的，那就是中国人都非常勤劳。一个外国人刚到中国，往往会觉得这个民族的人正在履行约翰·卫斯理的格言——全力以赴，始终如一。在中国，基本上见不到懒汉，每一个中国人似乎都在忙这忙那。
当然，虽然中国的富人在中国总人口中占得比例很小，他们不工作也能过上富裕的生活，但是他们的生活并非外国人看到的那么平庸。中国的富人从不会放弃自己的事业，他们始终像贫穷时那样热情高涨地投入到工作中。
中国大抵有四个社会阶层，分别是知识分子、农民、工人和商人。让我们来看一看这四种阶层，都是怎样体现勤劳的。
中国的教育模式有许多不容忽视的弊病，因而西方人很难接受。然而，中国教育中有一个特点总是引起西方人的关注，那就是“只为勤奋，不求回报”。中国政府为了卖官，向有钱人敞开了许多后门，这似乎会严重挫伤读书人的热情，但是官职买卖并没有引发这样的后果。各个省份都在抱怨，考中官职的合格考生的数目，总是远远多于空缺的职位。从最低级别到最高级别的所有各级考场，全都人满为患，经常出现一万多名考生竞考一个职位的现象。试想一下，中国的读书人为了进入这样的考场，得付出多少心血和精力啊？由此，我们怎能不感受到他们的勤奋，怎能不对他们留下深刻的印象呢？
《三字经》里记载了很多关于读书人勤奋刻苦的事迹，比如借助萤火虫的光芒在晚上苦读，把书本固定在耕牛犄角上边耕地边读书，这些事迹至今仍被成千上万的读书人所流传。
在很多情况下，有些人一旦获得暂时的成功就放弃了往日的勤奋，但是中国人从不把这种有始无终的人视为读书人。只有那些在布满荆棘的书山上不断奋勇直前，直至学有所成的人，才配得上“读书人”这一荣耀的称呼。
祖孙三代人为了谋取同样的官职而参加同样的考试，并经过长期努力，最终都在80岁高龄时获得梦寐以求的官职，这种事情除了中国之外，在其他任何地方都是看不到的。
1889年春天，北京的《邸报》上刊载了几篇关于省级考试中老年考生的报道。福州总督报告说，当地秋试中有9位年过八十、2位年过九十的考生通过了应试。他们应试时所写的文章，结构严谨、内容流畅，书法也苍劲有力。这位福州总督说，这些老年考生当初考中秀才时已年过六旬，此前已经参加过三次晋级考试，如果第四次再不成功，就该授予名誉头衔了。
河南总督也同样报告说，当地有13位年过八十、1位年过九十的考生，他们全部通过了为期九天的严格考试，所写文章简明精炼，丝毫没有流露出暮年的迹象。最令人称奇的是安徽总督的报告，那里居然有35位年过八十、18位年过九十的考生。试问，在别的国家会出现这种现象吗？
如果说中国的知识分子始终都勤奋刻苦，那么中国的农民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在中国北方的所有省份，农民们除了冬至前后稍事休息外，其他时间几乎就没有闲下来过，总是有大量的活儿要干。无疑，其他国家的农民大概也是如此，但是中国农民的勤劳是其他民族无法比拟的。
农民阶层尚且如此，那些没有土地、单靠出卖劳动力为生的雇农就更加极度勤苦了。他们长年累月挣扎在温饱线上，在无尽的折磨中度过一生。正如农民要殚精竭虑照料好他的每一棵白菜，要耐着性子仔细清除幼小的菜虫一样，雇农门更要对那些琐屑的工作负责，以便能让一大家子人填饱肚子。那些有事外出的人，通常都在半夜就起身赶路，因为他们早就养成了这种勤奋的习惯。但是，不论你什么时候出发，都会在路上碰到手拿叉子、肩背箩筐的拾粪工——当没有其他事情可做的时候，拾粪就变成了一件永远也做不完的事情。
有些人为了养家糊口，不得不找两份工作互相调配着来做。这种事情是屡见不鲜的，比如，天津的船夫在河水冰封无法行船时，就拉冰橇、搞搬运，赚一些微薄的收入。同样，一些地区的农民在农闲时就编编草帽、搓搓草绳。时至今日，他们编制的草帽还在大量出口。中国的妇女更是这样，几乎就看不到她们闲着的时候，就算她们在街边闲聊，手里也在不停地忙活着，要么是纳鞋底，要么是搓棉花，反正她们是绝不会偷懒的。
要问中国哪个阶层工作最拼命、最不知疲倦，那当属商人及其雇员。虽然西方国家的雇员工作也并不轻松，但与中国雇员比起来算是清闲多了。中国雇员的工作总是没完没了、没有尽头，他们几乎没有节假日，而且任务相当繁重，只有在筋疲力尽时才可以稍作休息。中国的店铺营业时间很早，关门时间却很晚。店铺账簿的记账方法很是烦琐细致，以至于账房雇员为了算清收支要忙到很晚。实在没事可做的时候，雇员们就坐下来挑拣赚来的铜钱，看看有没有罕见的、有价值的，以便卖个好价钱。
在中国，最让人羡慕的阶层莫过于官僚阶层，每一个有志之士都想跻身其中。然而，令人吃惊的是，官僚阶层居然还是最艰苦的阶层。不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中国各级官吏都必须独自处理公务，要对公务负责到底。而公务数量之巨、种类之繁，同样令人吃惊。
北京外国使馆的一位翻译讲述了这样一件事情：“我曾经拜访过一位中国内阁大臣，他对我抱怨说他的日常事务异常繁忙，超负荷的工作总是让他陷入过度疲劳的状态。他说，他每天凌晨两点就要离家去皇宫值班，一直到早晨六点才结束。身为内阁大臣，早晨六点到上午九点，他要在朝中议事；身为兵部大臣，上午九点到十一点，他必须在兵部办公；身为刑部要员，中午十二点到下午两点，他要在刑部处理公务；身为外务部的资深部长，下午两点到下午五六点，他还要去外务部工作。除了身兼数职的本职工作外，他还要帮其他部门分担一些工作。这样一来，他每天都得在晚上七八点后才能回家休息。”
看了上面这件事情，那些每天只工作八个小时的工会会员们会有什么感想呢？据说，那位内阁大臣在接受那位翻译的拜访后，只过了半年时间，就因过度劳累、心力交瘁而与世长辞了。由于过度劳累，还有很多中国官员提早结束了他们的职业生涯——如果他们能继续工作，会给政府创造出更多的价值的。
前文已经交代过，勤劳的外延指的是辛勤劳作所持续的时间和参与劳作的人数。不难看出，中国人在勤劳的外延方面是很了不起的。中国人的一天通常开始于拂晓之际，而不是天大亮之后。中国的皇帝上早朝的时候，欧洲各国的宫廷要员还在睡梦中呢。这种事对于西方人来说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但对中国人来说则是最自然不过的了。在一定程度上，中国天子的所作所为会影响到他的臣民，所谓上行下效就是这个道理。由此，广州的铜匠、福州的锡铂匠、宁波的木匠、上海的磨坊工，还有北方各省纺棉和磨面的工人，通常都是五更起床工作，半夜下榻休息。天还没亮，外国游客就可以在中国早市上看到卖菜的菜农。实际上，这些菜农起得更早，因为他们都是从数里以外的家里赶过来的，他们要在黑暗中等待黎明的到来。而当西方人准备吃早饭的时候，中国人的早市已经结束了。夏季清晨五点半左右，在上海的主要街道逛上一圈，就能够感受到东西方的强烈反差了。在黄浦江边的高楼大厦里做生意的欧洲人还没任何动静呢，成群结队的中国人就已经热火朝天地忙了很长时间了。几个小时后，西方人才开始走上街道，与中国人挤在一起，轻轻松松地踏上了工作岗位。而这时候，中国人早就干完了半天的活儿了。约翰·戴维斯评论中国人“热爱劳动”时说过：这标志着他们的政府使他们满足于自己所处的环境。
关于中国人勤劳的内涵，我们再说几句。中国人属于亚洲人，他们的工作模式与其他亚洲人如出一辙。如果我们试图将自己的工作模式强加给这个充满活力的民族，那只是是徒劳无益的。对我们来说，他们确实缺乏我们所高度推崇的一种美德——诚心。盎格鲁——撒克逊人不用靠《圣经》的暗示，也能知道竭诚去做力所能及的事情是很重要的。但是，当代宗教和哲学思想固然能对中国人产生影响，却不能改变他们前进的方向。他们从几千年的经验积累中受益匪浅，如今就像荷马之神那样，做事从来都不慌不忙。
人们忍不住要思索这样一个问题：有朝一日，白种人和黄种人进入前所未有的的激烈竞争时，谁会获得最终的胜利呢？
诚然，如果所罗门的那句经济学格言——“勤劳能够致富”是正确的，那么中国人无疑会成为世界上最兴旺、最富有的民族。但前提条件是，中国人必须在自己的道德中找到一种平衡，以弥补他们明显缺乏的一些基本品德，比如真诚的美德。不管采用什么方法和途径，只要真诚的美德在中国人的道德意识中恢复其应有的地位，那么在不久的将来，中国人势必会获得由他们的无比勤劳所带来的全部报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