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仑、天山和帕米尔三山分立东、西、北，南面是流沙与风暴的蒙古沙漠。塔里木河在其东，最终流入罗布泊；北面是伊塞克湖、巴尔克什湖和阿拉湖，其中包含了准噶尔盆地与伊犁地区；向西是楚河和怛罗斯河流入咸海的地方；南面是昆仑和兴都库什山脉。它的东部是中国的东部和蒙古地区，西面是波斯，南面为印度和中国西藏。这是亚细亚的中央，是古丝绸之路、中西文明西进东渐的蜂腰地带。在汉文典籍当中，自古阳关和玉门关以西一直到大马士革、伊斯坦布尔乃至君士坦丁堡等地区，皆是“西域”所在。
可是，现在已经无从考证在这条道路上行走的第一批人，究竟属于哪一个人种，还有起点和终点，行走的目的。但是，从洪荒年代开始，以丝绸为主要载体，这条道路就成为了古中国与世界交往的主要通道，同时也是联通欧亚大陆的交通大动脉。数千年来，丝绸及其衍生的各种人事就接连不断地在这条道路及其沿途国家和部落中持续引发了难以数计的历史传奇和文明奇迹。公元前十世纪到一世纪，以于阗为中心的金石就已经在欧亚大陆的河流与山谷之间叮当作响了，并出现在埃及法老的宅邸。近年，在德国斯图加特西北二十公里处一座凯尔特时期（公元前五世纪）贵族墓葬和南西伯利亚巴泽雷克畜牧部落首领墓室中，先后发现了产自古中国的丝绸制品。
公元前279年出土于汲县魏襄王墓《穆天子传》一书也是一个有力的证据，尽管他通篇弥散着神话色彩。如果周穆王西巡瑶池（即额尔齐斯河流域的斋桑泊）是一个确凿事实的话，那么，丝绸之路东方起点的开创者就非穆天子姬满不可。公元前七世纪，希腊的希罗多德和色诺芬似乎已经知道，丝绸是是经由帕提亚、安息和米蒂亚而到达罗马的。生活在公元前384和322年间的亚里斯多德，还莽撞地把科斯岛出现的丝绸归功于该岛妇女们的发明。
公元前七世纪的古希腊人将“丝”称为“塞尔”（Ser），称产丝的遥远的国度为塞里斯（Seres）。公元前五世纪的克泰西亚斯在他的《史地书》中说“塞里斯人身高近20英尺，寿命超过200岁”。公元前334到331年，著名的亚历山大大帝带领军队进行了一场疯狂的东征，击败波斯帝国，并将其势力扩张到印度河流域。但是，他似乎也没有见到来自赛里斯国的丝绸。
两汉时期，由于张骞（先后两次，并副使甘英）、班超（家族）等人的冒险，使得丝绸之路正式贯通。不同物质在期间持续流动和交换，宗教也从中找到了最佳的传播载体和方式，也因此促进了不同文明之间的相互影响和相互渗透。而在这时候，张骞所开凿的道路上仍旧布满印欧语种的国家和人群，如于阗、龟兹和焉耆等地。另外，将月氏驱赶出河西走廊的匈奴（蒙古—突厥人）占据了经由西域通往罗马的道路，他们的势力一直延伸到大戈壁的东部，在陕西和内蒙逼近秦、赵和燕国修筑的长城。
张骞这一次冒险的主要目的是联合已经被匈奴击逐阿姆河流域的大月氏，而当他到达大月氏，国王却客气拒绝了他的请求，最终也没有得到一个国家和部落的呼应。张骞在中亚外交上是失败的。汉武帝不得不独立征伐匈奴。这一场持续半个多世纪的战争最终以匈奴被分化和驱逐告终，分化的匈奴部落分为南北两部，两个阵营相互攻击。南匈奴呼韩邪政权牢牢抓住西汉这一强大政权，全身心地归附于中原帝国。而呼图吾斯的北匈奴，只能在汉与西域诸国包括先合作伙伴乌孙在内的联合打击下，在康居还没有站稳脚跟，又被东汉西域都护府陈汤和甘延寿率领的三十六国之兵消灭在郅支城。
这是一段波澜壮阔的历史，张骞、甘英及班氏家族的英雄们因此名垂青史，为打通帝国与中亚的直接通道而成为令人敬仰的英雄。自此之后，丝绸之路正式以欧亚大陆上帝国间直接联系、贸易、影响和交流的明朗姿态，进入世界文明之版图。与此同时，这条道路上的行人越来越多，身份也越来越明确，他们的目的和所携带的物产也越来越清晰。
葱岭东西，今新疆与中亚至欧洲苏格兰高地，在汉文典籍中被统称为西域。从长安穿越河西走廊，横渡沙漠，进入今新疆境内，再翻越至帕米尔高原的这一条通路，众多的国家和部落点缀其间。它们当中先后有贵霜帝国、波斯帝国和罗马帝国，并不断以裂变的方式，产生了众多的，冠以多种名称，由各色人种建立的国家和部落联盟。公元七世纪上半叶，隋帝国对再次出兵西域（小西域，今新疆境），基本贯通了河西到葱岭地区通道。随后，唐帝国再次出兵，并在高昌、龟兹、于阗、碎叶设置军镇，用以控制和管理西域，曾兴盛于两汉的丝绸之路也由此在中古时期繁盛起来。
这是一条由长安、洛阳、太原、大同、幽州等地先后开始的通达之路，从历史黎明时期，塞人、月氏人、乌孙人、蒙古—突厥人以及后来的大食人、契丹人在这条道路上先后进行了一系列影响世界文明进程的迁徙与征服活动，构成了史前和中古时代欧亚大陆上一道充满血腥与梦想的生命景观。与此同时，那些穿行在江布尔、撒马尔罕、托克马克、旁遮普、瓦罕走廊、波斯乃至大秦（罗马）等不同国家的人们带着琳琅满目的物产，通过这条崎岖绵长之路，进入各个地区，一直进入到了东方帝国的核心地带。
所谓丝绸之路，一般是指自西汉以来形成的绿洲之路，主要是从长安和洛阳，经由河西走廊，至敦煌，再分两条，一是阳关，经鄯善，沿昆仑山北麓西行，过莎车，西出帕米尔，再由大月氏至安息（帕提亚和撒珊王朝），西通犁靬（今埃及亚历山大城），或由大月氏南入身毒（印度）。二是出玉门关，经车师前国，沿天山南麓西行，出疏勒，西逾葱岭，过大宛，至康居（阿姆河流域）、奄蔡（成海、里海北部草原）至地中海沿岸。还有人认为，这条道路至新疆境内后，又分为三路，一是经伊吾（西州、交河，今新疆哈密地区）、北庭（吉木萨尔）、阿力麻里（今伊宁）西去里海周边。二是经由车师国（今吐鲁番西），过焉耆西南、乌垒（今轮台东）、龟兹（库车）、姑墨（今温宿）、疏勒（今喀什），越帕米尔高原，进入地中海沿岸地区；三是由敦煌出发，过阳关，沿达克拉玛干沙漠南，进入鄯善（今若羌）、且末西南、精绝（今民丰县北）、扜弥（今于阗东）、于阗等地，再出葱岭（今帕米尔高原），穿过阿姆河到伊朗（安息、波斯），最终到达伊斯坦布尔。
两汉后，西域乃至蒙古高原、北方边疆的权力真空不断被源于匈奴、东胡等民族的后裔或旁支趁机角逐。匈奴人、氐族、鲜卑等民族先后问鼎中原，在北方各地建立自己的国家。随后，传统士族垄断了自魏晋至南北朝的所有政权，继之而起的是关陇武将集团。东晋偏安时，河西军阀吕光征伐西域（小西域），几乎没费周折，就将焉耆、龟兹等三十六国纳入了东晋版图。
然而，这也还是一种短暂行为，随后不长的时间内，阳关以西至今新疆境内为小西域的偏远地带也开始了新一轮的民族融合与迁徙活动。但散布在塔里木、准噶尔和天山南北的大小政权仍旧与中原保持了紧密的政治、军事和经济联系，并在这一时期，当地的农、蚕桑、纺织、金石、皮毛业也有了新的发展。六世纪末年，杨坚代北周建隋，在裴矩、长孙晟等人的具体谋划与操作下，成功地分化了强大一时的突厥，击败了在青海方向的吐谷浑，将兵力和帝国的下属郡县开设在了伊吾、鄯善、且末、高昌等地。隋炀帝杨广在张掖召开了一次盛大的国际会议，西域二十七国国王及大臣们数千人参加，并以丰厚的赏赐和豪华的招待，显示了隋帝国的奢侈与富有。
从经略西域的努力与实绩来看，杨广始终是一个心怀高远梦想的人，他对边疆或者说疆土开拓有着异乎寻常的渴望。在他为期不长的统治期间，先后对高句丽、突厥和吐谷浑采取了积极的外交政策，并不惜诉诸武力（主要是采取分化拉拢和各个击破的军事策略），与此同时，他还有效地征服了叛乱的契丹、靺鞨和库莫奚等散居在东北地区的民族。在国内，杨广继承父志，动用数十万人力，开凿完成了贯通黄河与长江的大运河，完善了全国交通体系，融合两河文明，并创设了科举制和三省六部制，进一步鼓励教育和宗教信仰。但是，他的重大举措过于频繁，致使这个刚刚脱离纷乱与残败局面的新兴帝国和底层人群无法承受，起义与叛乱接踵而至。
但杨广的梦想及其努力没有错误，他想的是恢复秦汉时期的疆域，也想使得周边的割据政权纷纷臣服，将始皇帝和他父亲的事业成倍扩大。但时不我遇，新兴的杨隋帝国还没有足够的积蓄和声威，以致在极短的时间内就耗尽元气。与其同时，在独孤伽罗皇后身边长大的太原军阀李渊审时度势，起兵河东，不到几个月时间，就占领了长安。没过多久，杨广就在江都被随行的宇文化及部下兵卒所杀。这是一个皇帝的悲哀，也是后世取笑他的基本话题和材料之一，但从史书记载看，杨广始终是清醒的，一直到死，他是一个始终抱有好奇心，孩子气重的帝王。他完全可以守成自保，而他却放弃了这一条谨慎，在他看来也有些缓慢的道路，进而采取了一种激进的方式，把杨坚处心积虑，谋之不易的煌煌王朝拱手送人。
618年，作为群雄中最富有政治头脑的李渊迫使杨广的曾孙杨侑将皇帝位置禅让给他，黄袍加身，成为另一个帝国的奠基者。杨隋到李唐政权之间有着太多相似或者说承继之处。以至后世学者在论述这两个朝代时，常常将二者并称、一体论述，如陈寅恪先生言：“李唐传世将三百年，而杨隋享国为日至短，两朝之典章制度传授因袭几无不同，故可视为一体。”
自公元220年曹丕篡汉成魏后，前后六十年时间是三国鼎立状态。公元316年，匈奴后裔刘渊攻入长安，西晋亡国，自三国以来较为统一的“中国”又陷入到了一片混乱之中。东晋在南京一直偏安到公元420年，与之相伴的是彼此消长的五胡十六国。这一时间段内，唱主角的大都是鲜卑、匈奴后裔及其旁支。刘渊、慕容垂、赫连勃勃、乞伏国仁、沮渠蒙逊、高云（高句丽人）等人在成都、南京、甘肃武威、酒泉，山西长子、河北邢台、临漳、辽宁朝阳、陕西西安、益都等地先后建立了王朝。其中，刘渊（又称刘元海）、赫连勃勃、沮渠蒙逊等匈奴后裔立国后，并迅速在其辖区颁布诏令，恢复匈奴旧制及姓氏，慕容垂乃至南北朝的宇文护等人，都在恢复鲜卑姓氏上有所动作。隋朝开国皇帝杨坚的父亲杨忠，也曾被宇文护赐姓鲜卑为普六茄氏。而建隋后，杨坚立即拨乱反正，正本清源，站在了正宗汉族一边。
中国一统，但李、杨、长孙等显姓和被陈寅恪先生称之为关陇贵族集团的作用与影响并没有消亡，直到唐高宗废王立武之后，才有所减弱。
不论是杨隋还是李唐，他们的政治利益规则的实际制定者和受益者，这里面也有着太多的相同的是，第一，在那个讲究出生门阀的年代，贵族一直盘踞在社会最高层，一般民众要出人头地、称王拜相，是一件比登天还要难的事情，即使有成功上位者，也必定首先要攀附于显赫的贵族，或者以“显姓”、“望族”作为不可或缺的象征和依靠。第二，从北周到隋唐帝国，其实还是一个整体。杨坚、李渊家族最初也都是以宇文护为代表的关陇贵族旗下的能人良将，在北周对陈的战争，乃至为期不长的统治政权中，都起着不可忽视的重大作用。第三，从宋武帝刘裕、北魏孝文帝拓跋弘、周武帝宇文觉、高祖武皇帝宇文邕等，到杨坚、杨广、李世民、李治，期间不过百余年的历程，但他们在各自的皇帝位置上都有所建树，并且令其后世直接受益。第四，杨隋和李唐与时俱进的政治改革以照顾到广大人群的利益为出发点，是其政权稳固的重要原因，也是后世唐帝国能够达到极盛，并延续近三百年的重要原因之一。
因此，唐建立之后，面对的问题要比杨坚称帝时的困难要少一些，军阀们在李世民和他怀柔而来的将军打击下节节败退。在遥远的西域，今中国新疆境内，焉耆龙突骑支国王是第一个向唐靠拢的。他解除了过往禁令，使得中原王朝与于阗乃至大小勃律、昭武九姓国等来往更为畅达和便利。但龙突骑支这一友好作为遭到了高昌国王麴文泰的军事打击，并且在其境内大肆掠夺。这时候，西突厥是西域最强势力，高昌王麴文泰必须无条件地依附于这一个剽悍的以狼为图腾崇拜的游牧民族。出兵袭击焉耆，显然是麴文泰效忠西突厥的一个实际表现。
麴文泰先时也曾与唐合作，并亲自率领臣僚前往长安参拜。但他最后可能受制于西突厥，并对李唐王朝判断失误，认为中原仍旧会是战乱一片，帝国的最高统治者鹿死谁手还不一定。他本身也是一个强硬的君主，认为每个部落和国家都有自己的发展和生存权利，不必要听命于某个更强者。这在麴文泰与奉李世民之命前往高昌问责的李道裕对话中尤为明显。640年春，侯君集和薛万均率领的交合道大军开进高昌，俘获麴文泰并斩下了他的头颅。
从此，唐帝国开始了对西域的经略，并且作为一项基本国策和战略贯彻落实到玄宗后期（790年）。这一政策，无疑是促使丝绸之路繁盛的关键所在，如羽田亨《西域文明史概论》所说：“所以中国文明的西传，与夫西方文明之洞见，皆比经过西域。这西域犹如自来水的水管，介在水源和龙头之间。水源的水经过水管时，看水管的性质如何，总不能不受某种影响。”正因为唐帝国对西域接连用力，使得唐帝国声威远播，陆上丝绸之路由此而光华无限，名动千古。无论从哪个方面考察，隋唐丝绸之路都是一段恢宏的历史，也是陆上丝绸之路历史上兴盛的巅峰。丝绸之路因隋唐而浓墨重彩、光华四溢。隋唐也因此成为中古时代东方大国与中亚乃至欧洲和非洲交往最为频繁，相互间影响和渗透最广最有力的黄金时代。期间，欧亚大陆上的武功与文采相互映照，宗教与丝绸彼此促进，民族融合空前，思想习俗强力渗透，位于丝绸之路东端的唐帝国始终是其中的主要角色，是其中各项活动的发动机和推进器，更是源头和贯穿全场的领衔演出者。
写作此书，我的基本观点和立场是，无论是哪个朝代，自身强则四夷服、天下同，自身弱则边疆萎缩、外夷轻慢，因此，丝绸之路的重点不是沿途的贸易及其琳琅满目的商品，还有商业中的技巧和智慧，民族之间相互融合，甚至丰富的物产及纷繁的宗教和思想、科技的传播，而在于：没有边疆就没有利益，边疆的大小和牢固与否都是左右利益的杠杆。以往人们写丝绸之路，专著于奇闻趣事、典籍传奇。这只是其中一个方式，丝绸之路的兴衰，直接取决于帝国政权自身的稳定与强大、自信、宽容与否，否则，所谓的强大和兴盛都只能是空中楼阁。因此，我有几点个人的想法，一是以王朝内部，即最高统治者及其主要臣子对西北边疆和丝绸之路的开凿与巩固为重点，如隋高颎、长孙晟、裴矩、韦孝宽等，唐李靖、侯君集、李世勣、李祎、郭知运、郭元振、王晙、张孝嵩、王忠嗣、薛仁贵、阿史那献、哥舒翰、高仙芝、封常清、王正见、张孝嵩、吕休璟、夫蒙灵察、郭子仪、李晟、张仲武等，这些人对陇右、安西、北庭、幽州、辽东等边塞要地的经略，是确保丝绸之路之所以绵延兴盛百余年的关键。正因为这些人，唐帝国的版图才扩大至今中亚两河流域，乃至对伊朗乃至西亚甚至欧洲先后崛起的王朝形成强大的震慑力，确保了发自长安、洛阳、太原和幽州的陆上丝绸之路沿途无威胁，从蛮夷之地直达唐三都（长安、洛阳和太原），将这条文明之路推向繁盛高峰。
二是丝绸本身就是一种文明。从这条路上经过的人和事物，都是文明的载体，哪怕是尸横遍野的杀戮之战。三是个人的功业比官方的业绩毫不逊色。如发足长安，只身探险的玄奘，怛罗斯之战中被俘的杜环，出使罽宾而染病滞留、发愿得偿进而为高僧的达摩陀都（悟空），以及九世纪中期收复河西的归义军政权等。四是北庭和安西四镇对丝绸之路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唐再次设置军镇，是绝对英明之举。还有文化源流与玉石之路的起点于阗，与中原王朝紧密关系的突厥别部黠戛斯，以及龟兹、焉耆、西州、鄯善和且末、于阗等民族，都是丝绸之路之所以充满活力并畅通的重点所在。五是流寓唐安西及中原各地的粟特（昭武九姓国）人，他们是丝绸之路上最富有经商才能的人，同时也是宗教的传播者，突厥等西域民族的政治事件制造者，他们以经商和理财的智慧，成为各个游牧民族当中政治与经济当中的主要分子。五是不断的民族迁徙，向东的内附与汉化，向西的攻击，使得这一时期的民族迁徙活动蔚为壮观。
但任何朝代和人都逃不过盛衰这两个结局，这一头和另外一头，中间是沧桑如注的时间。你方唱罢我登场，这种周而复始的演进，层层不绝，前赴后继，由于缺乏稳定的政治架构和一以贯之的亲民政策、廉洁高效的运作机制、与时俱进的统治理论与发展的眼光及思想，这一命运就是不可避免的了。尤其是以家长制的形式统摄天下，以天下人为奴役、天下者一己之天下、一人君临众生万物的宗法制封建社会，王朝的改换和政权的更迭就成了一种常态化。
胜王败寇，这一历史法则简直就是魔咒，成为了历史上人人必须自觉恪守的一条铁律，甚至不言而喻的猎猎大旗。钱穆先生《国史新论》说：“一国家当动荡演进之时，其以往历史，在冥冥中必会发生无限力量，诱导着它的前程，规范着它的旁趋。此乃人类本身无可避免之大例。否则历史将不会成为一种学问，而人类亦根本不会有历史性之演进。”
读历史，其实就是读人心和人性，更是在读我们自己。公元907年，由逼人禅让而得的唐帝国也被新兴军阀朱温逼迫禅让，从而灭亡。而西域仍旧，在丝绸之路上分居着的葛逻禄、黠戛斯、吐火罗、大食及其分支国家和民族，乃至崛起的喀喇汗王朝以及周边的高昌回鹘、河西回鹘、居延回鹘仍旧是西域的主角，在丝绸之路沿途的政治和经济上，昭武九姓国的人们，也仍旧以精明的头脑，高妙的商业智慧，活动在彼时世界的各色人群和不同国度，并一直扮演着重要角色。继起的契丹后来成为了这片地域的最大统治者，在丝绸之路上，与众多的民族和国家，以自觉的方式，继续焕发出深刻与持久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