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蜀书社出版的《藏外道书》，由于得到了全国道教界、学术界和图书馆界的帮助，收集到了不少明代正统和万历正续《道藏》未收集到的道教典籍。《玉笈金箱》就是由原上海图书馆馆长顾廷龙先生推荐而收入《藏外道书》的一种稀世孤本。
一、《玉笈金箱》和它的编者
《玉笈金箱》，明抄本，不分卷，现分为线装四册，第一册六十五页，第二册七十页，第三册九十五页，第四册九十四页。在第一和第三册前各有目录，因此，可以推测原拟分为上下两卷。
抄本《玉笈金箱》，使用的是经过刻印的稿纸，版心中有“玉笈金箱”四字，下有“月驾园”三字，黑口，叶十八行，行间有细线分隔，每行约二十七字不等。因此，此书之用纸当系月驾园主专为编抄“玉笈金箱”而印制的。《玉笈金箱》书稿即由月驾园主成其事。
那么，月驾园主是谁呢？
月驾园是江苏吴县著名的宅第园林。据《吴县志》称，“月驾园，在县治东北，麒麟巷内，吏部郎皇甫汸所筑，后为词人钱希言寓，有亭沼林石之胜，今为凌御史宅。”
另据光绪九年《苏州府志》卷四十五称，“皇甫吏部汸宅，在三太尉桥北，汸有月驾园，在县治西北麒麟巷，后为词人钱允言寓，迹有亭沼林石之胜”。皇甫汸是明代江南著名学者，生于弘治十一年（1498），殁于万历十年（1582），嘉靖进士，以吏部郎中迁大名通判。月驾园就是由皇甫汸所筑。月驾园的第二名主人是钱希言。钱希言，正史无传，生卒年不详，志称“词人”。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下，有“钱山人希言”传称：“希言，字简栖，余之从高祖叔父也。少遇家难，辟地之吴门，博览好学，刻意为声诗。王百谷见其诗曰：‘后来第一流也’，力为延誉，遂有声诸公间。薄游浙东、荆南、豫章，屠长卿、汤若士诸公皆称之，自以为秦川贵公子，不屑持行卷，饰竿牍，追风望尘，仆仆于贵人之门，而又不能无所干谒，稍不当意，矢口嫚骂，甚或形之笔牍，多所诋，人争苦而避之。以是游道益困，卒以穷死。予为买地，并先世数柩，葬之于乌目山，所著书曰《松枢十九山》，才情烂漫，近时韦布，罕见其比。又征古今剑事，撰《剑筴》，通记本朝辽事本末，作《辽志》，摭采详博，卷帙甚富，盖棺之后，其书未削稿者盈箱溢帙，今皆散佚不存矣”。
钱谦益所记是今存的钱希言最详细的事略。钱希言是王百谷（1535—1612）、屠长卿（1542—1605）、汤若士（1550—1617）以及邹彦吉同时之人，约活跃于明万历年间的江南文坛。钱谦益所记引邹彦吉的《序》称：“予初与简栖交，见其舌本木强，好抵掌人事，殊不了了。与人荒荒忽忽，人近彼远，人远彼近，都无况味，酒不二升辄醉。其为酒也，不必莺花风月，细舞清歌，因谓名下士多不克副，及读其所著书，而与之交，土木其身，而龙虎其文，憨转为惠，无味转为有味，自百谷云亡，雅道沦丧，简栖以一布衣居词坛，忌之者终不胜好之者之口，良有以也”。邹彦吉是万历甲戌（1574）进士，官至副使，提学湖广，罢官时年才及强，不论邹钱之交始终何时，《序》称王百谷亡后，钱简栖仍居词坛，得人所好，可知在万历四十年（1612）时钱简栖在江南文坛仍保持着很大的影响。而其时，建造月驾园的皇甫汸已离世五十余年，新园主据府志当系钱简栖。
钱简栖希言自幼“博览好学”，经史子集无所不涉，其著作内容也十分广泛。《苏州府志》卷一百三十八“艺文”载，钱希言有《辽志》、《桐薪》三卷、《戏瑕》三卷、《狯园》十六卷、《听滥志》四卷、《剑策》四卷和《松枢十九山》等七种。其中，《松枢十九山》又包括《赋湘楼集》、《小辋川集》、《西浮集》、《荆南诗》、《樟亭集》、《二箫篇》、《桃叶编》、《织里草》、《讨桂编》等多种。从书名可以估测，它们涉及政事、兵器、地志和辞章等多方面的内容。明代陶宗仪的《续说郛》卷十八、二十六，就收有钱希言著述三种：《辽邸记闻》、《西浮籍》和《楚小志》就都是地志类的著作，它们记载的都是金陵附近以及荆湘一带长江沿岸的山川名胜，当是游历后所作。值得注意的是，钱谦益说道，钱希言“盖棺之后，其书未削稿者盈箱溢帙，今皆散佚不存矣”。这就是说，钱希言生前有相当数量的手稿尚未整理成书。《玉笈金箱》可能正是“未削稿者”之一，几经转藏而得以传至今日。
《玉笈金箱》的第一册和第三册的目录页上，都盖有“钱氏简栖”的印记。在印记上，既无藏书家钤记常用的“藏”、“过目”、“秘藏”或“赏玩”等字样；在用印场合上，也不像藏书家们习惯所作的在每册封面、首尾页上留下什么专记。因此，钱简栖的印记，可能是作者自留的钤记。
在《玉笈金箱》的第一和第二册，所汇集的各种钩摘篇章，很少留有摘编者的名号。而在第三和第四册中却有不少署名。例如：
“黄庭二景游玄”标题下，署有“蕊渊子纂摘”；
“参同金屑”标题下，署有“栖道人蕊渊子重纂”；
“悟真掰理”标题下，署有“栖道人蕊渊子纂”；
“金丹碎屑”标题下，又署有“蕊渊子栖公纂摘”。
蕊渊子就是栖道人，栖公。栖公，栖道人可能就是钱简栖。第四册的“张次君以德谈道”部分，有字迹模糊的小字注解二行，略可辨认，“余家有霞光馆，□（此字不详）影亭，取紫清扶桂，月中藏影。余旧号蕊渊子，亦谓月中有蕊渊也”。如果，人们视“家”为月驾园，余当是月驾园主。月驾园主旧号蕊渊子，蕊渊子又称栖道人，栖公。《吴县志》和《苏州府志》记载月驾园曾归钱希言简栖。因此，蕊渊子就是钱简栖。
根据以上《玉笈金箱》抄本稿纸的版心署名、纂编者的署名和用印，辅以方志的记载和钱谦益所述的传记，我们大致可以确定《玉笈金箱》的编抄者是明代长洲词人钱希言简栖。
钱简栖盖棺以后，《玉笈金箱》作为一本未削的稿本，曾经为许多藏书家收藏，一直传至今日。在今存《玉笈金箱》上，留有的藏书钤记，包括：
“黄丕烈印”，“荛圃”，“平江黄氏图书”，当是清代藏书家黄丕烈的藏书印。黄丕烈（1763—1825），长洲人，和钱简栖同乡，乾隆时举人，喜藏书，自号书斋名为“士礼居”，曾刊刻《士礼居丛书》十九种，多为宋元旧刻。
“长洲章氏四当斋藏书籍记”，“四当斋”，“长洲章氏秘匧”，“章氏匧印”，当是清末藏书家章钰的藏书印。章钰（1865—1937），一名茗理，长洲人。早年入苏州府学，又肄业学古堂、紫阳书院，光绪二十九年（1903）进士，历任刑部主事、京师图书馆纂修等职。辛亥革命后，退居天津，专以校书，曾参与《清史稿》的纂修。因仰慕同乡先辈尤延之，欣赏尤语“饥读当肉，寒读当衣，孤寂读当友朋，幽忧读当金石琴瑟”，故名其书室为“四当斋”。章钰死后，藏书均赠予燕京大学。1938年由顾廷龙先生编成《章氏四当斋藏书目》。《玉笈金箱》抄本今存上海，当在其赠书之外。
另有“吴中陈家槃曾藏”，“居仙邨”，“竹泉珍秘图籍”，“闻斋”等钤记。竹泉是清代娄县（今上海松江）藏书家顾锡麟的号。顾的藏书处即名闻斋。由此可知，《玉笈金箱》成稿后一直辗转于吴中的一些藏书家之手，大约在清末才到了上海，经顾氏之手才入藏于上海书家，最后归上海图书馆特藏部。
《玉笈金箱》稿本，无序跋。黄丕烈虽然曾收藏此书，但在他的藏书记跋中却并无只字提及此书。不过在《玉笈金箱》的书皮上留有多则识语，提及黄丕烈。
其一（在第一册封面）作：“册中钱简栖印，钱牧斋《列朝诗集》卷十五《钱山人希言小传》曰：山人字简栖，余之从高祖叔父，少遇家难，避地吴门，刻意为诗。王百谷见之曰后来第一流也云云。卷中又录寄百谷七律一首。”
其二（在第一册封面）作：“吴兴邵梅臣《画耕欧录》卷二有《为许香浦鉴画山水跋》，后附香浦来书，有足下似我故人王君仲瞿、陈君稼槃二君，一厄系春，一归道山云云。此书有陈印，当于王仲瞿集中录之。”
其三（在第一册封里）作：“己酉二年，从潘季儒世兄处，得兄先师顺之先生手抄《须静垒云烟录》一卷，中载辛未正月二十九，黄尧圃索前借王百谷手录《玉笈金箱》二册还之，此录系先师手抄理斋先生日记，蒋氏所为三松老人，后误。”
其四（在第一册封里）作：“丙午八月十一日，见故友蒋仰韩、茂才廷琦遗书中有汇辑《黄荛圃年谱》一种。眉间，仰韩笺记云：潘三松日记可补荛圃年谱者甚多。嘉庆十六年，尧年四十九岁，有向理斋索还王百谷手录《玉笈金箱》两册一条。此书现装四册，验其书根，实系多册，且有黄氏图记，则出百榖手而为士礼居旧藏无疑。潘□（此字不详）故纸，欣喜记之，茗理。”
其五（在第二册封面）作：“月驾园，为皇甫汸家园，在今郡城内西麒麟巷，见府志。百谷流寓吴闾，住长春巷。园即在屋北，当是借皇甫园居，由南面出入者。此书得之极奇，当另记之。”
其六（在第二册封面）作：“月驾园抄本，不分其颠末，大约明代人。”旁又有一“误”字。
其七（在第三册封面）作：“此书各藏书家均未著录。”
其八（在第四册封面）作：“乙巳八月，茗理所得。”
以上八条识语，署名“茗理”的是第四和第八条，从第八条可知，茗理即章钰得到《玉笈金箱》是在乙巳年，即1905年。是年，章钰刚进士二年，官场得意，年仅不惑，尚未精于典籍收藏。从字体辨识，其一、四、五、六、七、八等条全同，因此，这几条均出于章钰之手。第三、四、五则识语都述及黄丕烈认为《玉笈金箱》出自王百谷（穉登）手录，章钰也同意此说。但是，此说不妥。《玉笈金箱》一书抄于版心刊刻“月驾园”名的专用稿纸之上，月驾园主前为皇甫汸，中为钱简栖，后为凌御史，从未落入王百谷之手。皇甫汸殁于公元1582年，其时王穉登仅二十七岁。据《苏州府志》卷一百十二，王百谷“久客京师，晚得吴县锦帆泾废址，构园其中，遂家焉”。按识语第五则所述，王百谷筑园从月驾园“南面出入”，当是其晚年之事。其时，月驾园主只能是钱简栖。王百谷（穉登）是明代江南名儒，《明史》卷二百八十八有传。以王的名望和地位，占有钱简栖《玉笈金箱》稿本事是可能的，但是借用“月驾园”刊版文稿纸是断然不可能的。因此，根据现有之材料，《玉笈金箱》的编抄者只可能是皇甫汸之后的月驾园主钱简栖。
二、《玉笈金箱》的主要内容
《玉笈金箱》的目录分见于第一册和第三册之首。现将目录的内容编号全录于此（目录标题后的括号文字是原有的），以见全貌。
第一册的目录包括稿本第一和第二册的内容，它们是：（1）道德取善集钩玄；（2）道德衍钞合摘；（3）道德纂微节略；（4）仙箓钩连（附：庄、列、关、淮诸子玄奥）；（5）草衣子；（6）阴君古龙虎歌注摘；（7）金丹诀；（8）谷神子；（9）栖真子（施肩吾）；（10）皮蓬头体玄录；（11）赵长玄脉望；（12）达摩大师住世留形诀；（13）大易参同契钩连（群仙会注）；（14）列仙幻迹。
第三册的目录则包括稿本第三和第四册的内容，它们是：（15）黄庭二景游玄；（16）参同金屑（附补遗）；（17）参同发挥钩摘；（18）钟吕传道钩摘；（19）盘山语录钩摘；（20）钟吕问答钩摘；（21）太上著日用经语；（22）玉皇心印经语；（23）黄帝阴符经钩摘；（24）崔公入药镜钩摘；（25）六祖坛经钩摘；（26）金碧剩语；（27）玉清金笥宝录钩连；（28）云房先生和谷子诗；（29）回翁金丹诗诀（前后补遗）；（30）南岳遇师大旨；（31）悟真擘理；（32）金丹碎屑；（33）太乙真人破迷歌；（34）葛白碎金；（35）回翁集咏；（36）形神俱妙上下两篇；（37）莹蟾子中和要语；（38）无生道人清话；（39）还源篇诸仙语录并见金丹碎屑中。
对照目录和本文的标题，可以发现稿本中“列仙幻迹”和“回翁集咏”都是有内容而无标题。另外，目录“回翁金丹诗诀”在稿本中作“回道人金丹诗诀补遗”；“金丹诀”作“金丹诀旨”；“皮蓬头体玄录”作“皮蓬头体玄录工夫”；“无生道人清话”作“与无生道人谈道”。在稿本的文本中，“与无生道人谈道”和“莹蟾子中和要语”之间，另有“张次君以德谈道”，书末还有“天运循环”一则。由此可见，《玉笈金箱》在编抄时，虽曾有过通盘的策划，但还未曾统一标题，削稿成书。
从目录学分析，《玉笈金箱》摘抄的标题书目，虽然只有四十一个，但是，在《仙箓钩连》、《列仙幻迹》、《金丹碎屑》、《葛白碎金》等标题下，各有一批二级书目标题。初步统计，《玉笈金箱》抄摘的道教经典和论籍至少在二百种以上。从规模而言，《玉笈金箱》堪称是一部明代编成的道教教义和内养的类书。
目前，我们还很难猜测钱简栖是根据何处的藏书编抄成《玉笈金箱》的，但是，稍作比较，我们可以发现：
第一，《玉笈金箱》的内容大致包含三个部分：一是道教的教义思想，《道德取善集钩玄》、《道德衍钞合摘》、《道德纂微节略》、《仙箓钩连》等；二是道教史上的人物事迹，如：《列仙幻迹》；三是道教的内修理论，这一部分是大量的，也是主要的，如：《黄庭二景游玄》、《参同金屑》、《金丹碎屑》、《崔公入药镜钩摘》、《悟真擘理》、《莹蟾子中和要语》、《赵长玄脉望》等等。书中钩摘的一些佛教经籍，如《达摩大师住世留形诀》和《六祖坛经钩摘》，一方面显示出明儒对于佛道二教都感兴趣，另一方面其内容又都是同佛教的修持有关。
第二，《玉笈金箱》中有关道教教义的部分，少部分是抄自较古的版本，例如：《仙箓钩连》钩摘的各种道经和庄子、列子、关尹子和淮南子等。每种几句，百来字，多者千把字。另一部分是抄自宋代或宋元至明代万历年间成书的注本。其数量较多。例如：《道德取善集钩玄》就钩自宋李霖撰《道德取善集》十二卷；《道德纂微节略》就节自宋陈景元撰《道德真经藏室纂微篇》十卷。这些都是宋元时期有影响的《道德经》的注文。
第三，《玉笈金箱》中存有不少《正统道藏》和《万历续道藏》中未收的道经经籍。例如：《草衣子》、《阴君古龙虎歌》、《金丹诀旨》、《皮蓬头传体玄录工夫》、《赵长玄脉望》、丹阳子的《周易参同契注》、《云房先生和谷子诗》、《回翁金丹诗诀》、《南岳遇师大旨》、《金丹碎屑》、《太乙真人破迷歌》、《葛白碎金》、《回翁集咏》、《形神俱妙上下二篇》、《张次君以德谈道》、《无生道人清话》、《天运循环》等等。这些《道藏》和《续道藏》中未收的篇目，有的在明清时期已有单本形式或丛书形式流传，例如：《赵长玄脉望》曾以《脉望》，《南岳遇师大旨》曾以《南岳遇师本传》为名收入江南名儒陈继儒所辑《宝颜堂秘笈》丛书之中。有的可能是摘抄明代流传的白玉蟾的诗文（即《葛白碎金》）和吕祖诗文（即《回翁金丹诗诀》和《回翁集咏》）等。但是，无论从保存文献和了解经籍的发展，它们都是有重要的研究价值的。
第四，《玉笈金箱》编抄明代江南地区流传的道教经典，并不是采用原文抄录的方式，而是多用摘录或者多种注家说法经比较后联合抄摘的方法。在钩连中，有注明多说的，多说并重的；也有择其一说抄录，并不注明者；当然，其中也掺杂有编抄者本人的思想观点，大多数并不拘泥于原文。这种编抄古书的方法，大概是明儒的一种风气。在《苏州府志》的“艺文”志著录的书目中，人们可以看到，诸如：《南华合璧集》、《百家类纂》、《老庄辑注》、《列子节文》、《道德经辑解》、《六子摘录》（指老、庄、荀、杨、董、韩等六子）等等。这种研究风气，既是学术发展到一定水平，开展比较研究的需要，又开了妄断曲解，使后人不能窥其全豹的弊端，当然是有功也有过的。只是到了后来才愈演愈烈，弊端日盛，于是，成了清代中叶以后朴学兴起的一个原因。
《玉笈金箱》并非出自道士之手，而是出自一个明代儒生、词人钱简栖之手。钱简栖对于道教教义和道教内丹理论是如此熟悉，实在令人惊叹。
二十多年前，澳大利亚的华裔著名学者柳存仁先生曾经在《明儒与道教》的力作中，曾经正确地指出：“在明代思想史中，道教的影响力的确很大，大到也许比我们大家耳熟能详的许多新儒家像王阳明、王龙溪、湛甘泉、罗近溪这些人每一个所能够个别地给予当时的影响要大得多。”
“道教影响实在是明代思想中的一个特色。且与宋学比较来说，其受过道教影响则同，其所受道教影响的深度及阔度，则远非宋代儒教所能望其项背。”
从《玉笈金箱》这样一本非道教的儒生编出的类书，人们无疑会有柳存仁先生同样的感叹：“这究竟是儒家的人跑到道教的圈子里去了呢？还是道教的人硬向儒教的樊笼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