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种未见著录的道教典籍——日本国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图书馆藏书
日本国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是一个以亚洲文化作为主要研究对象的研究机构，创立于1941年11月26日。1949年原直属于外务省（外交部）的东方文化学院的一部分也并入东洋文化研究所，包括其图书资料。据1998年底的统计，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图书馆收藏的日文、中文和朝鲜文的图书达到417153册，其中，包括相当数量的中国线装古籍。我应日本学术振兴会的邀请，应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的聘请，从1998年10月至1999年8月到该所与蜂屋邦夫教授合作进行中日两国宗教特点的比较研究。由于蜂屋邦夫教授的礼遇，我得以以外国人研究员的身份，自由出入该所图书馆的书库，发现了一些新的有关道教的研究资料。这里，将该所图书馆收藏的四种尚未著录的道教典籍介绍给大家：
一、《月洞诗集》
《月洞诗集》，南宋王镃著。清光绪十三年刻本。线装，上下卷，二册。原藏于东方文化学院东京研究所，现藏于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图书馆。
王镃，《宋季忠义录》作王磁，字介翁，括苍人，曾经官至县尉，在宋帝赵昺播迁以后，弃官归隐于湖山，与尹绿波、虞君集和叶拓山等人结社赋诗，隐居于月洞。明代嘉靖年间，王氏后人汇编其诗，集以“月洞” 为名，刊版传世，称《月洞诗集》。
《月洞诗集》前有涂以辀在清嘉庆二十年（1815）撰的《重镌月洞诗集序》，柯挺撰的《序》，明万历二十九年（1601）汤显祖撰的《月洞诗序》，明嘉靖壬子（三十一年，1552）王养端撰的《月洞诗序》。据王养端《序》称，王镃“仕宋，官县尉，当帝昺播迁，势入于元，即幡然弃印绶，归隐湖山，与尹绿波、叶拓山诸人结社赋诗，扁所居为月洞，意以孤炯绝尘，灏自抗”。王养端“少习闻其事壮而流落江湖，不能为之告太史立传，如子美、元亮焉，亦天也。惧久而益无闻，乃刻遗诗一卷，庶乎后之人论其世”。
《月洞诗集》卷末有清嘉庆癸酉（十八年，1813年）王梦篆撰的跋，清光绪十三年（1887）王人泰的跋。据王梦篆的跋称，王镃之诗“惜鉴古堂《全宋诗》未经著名，即《宋百一诗钞》亦未选入。惟钱稼轩侍郎《湖山便览》采其绝句云：‘谁家庭院东风里，飞出桃花不见人’一首而已，然‘枫落吴江’一语，千古岂以多为贵耶”。“外间藏书家，虽未有斯集，而子性为镌版者，代不乏人。自前明震堂公重刻前册，后有叔隆公为之再镌。本朝则故族伯宗虞又为补刻后册”。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图书馆所藏的《月洞诗集》为清光绪丙戌（十二年，1886年）太守潘重所刊刻。
《月洞诗集》上卷有诗83首，下卷有诗127首，共计收诗210首。
王镃，隐居成为道士以后，到过龙虎山，并且在月洞接待了石门道箓，这些行迹尽管年代无考，但是都留有诗章。《寓龙虎山中示张炼师》云：“莲盂送别万峰云，龙虎山前过小春。草履惯穿枯岭叶，布衣犹带旧京尘。毡寒不见游仙梦，路远谁怜倦客贫。东望海门归未得，北风吹雪满唐巾。”《谢靳石门道簶见访》云：“石门仙人云霞裳，飘飘飞佩来山房。松间看鹤不相见，灵风满路馥天香。”
王镃隐居以后，并不只是改宦服为黄冠，而是诵经礼斗，成为一个真正的道士。王镃的《游仙词三十三首》中，有句称，“紫云缭绕玉城开，张许真人入奏台。大帝正签雷雨时，宝函捧出又回来”。“昨夜三清醮罢迟，步虚声逐翠云飞。小仙自问人间去，留得青词袖里归”。“夜半瑶宫上会开，龙车声轧凤飞来。演穷灵宝元法，大梵天仙带月回”。这些诗句，如果王镃不熟悉道教科仪，是很难写得如此贴切的。《游仙词》中还有不少写到道教神灵的故事，例如：写许逊（许真君）的有“天诏旌阳上玉宫，功成鸡犬亦无踪。独留铁柱难飞去，要锁东溟老独龙”，写西王母的有“西母瑶池宫殿高，夜明帘卷玉丝绦。隔云听得东方笑，三度曾偷碧树桃”，等等。至于，一些描写道观和道士生活的篇章，也是自然真实，读来犹如清风扑面。例如：《寿光宫》诗云：“井气蒸云湿石栏，白头道士自烧丹。开门风带琴声出，一阵松花满醮坛。”《紫极宫》诗云：“拜章台上月如霜，云湿栏干面面凉。道士醮归秋夜净，满身薰得紫藤香。”
据记载，王镃隐居的月洞，地处在西湖边上的湖山，因此，王镃的许多诗歌都与西湖的景色以及浙江风情有关。例如：《西湖春晓》、《三潭印月》、《柳浪闻莺》、《花港观鱼》、《六桥春望》、《过钓台谒严先生祠》，等等。尽管王镃已经隐居于湖山，但是他并非沉醉于湖光山色，而是一直关心时局，忧国忧民之心溢于诗表。其《岳忠武王墓》诗云：“誓将铁骑复神京，一片精忠自性成。臣主英雄空有义，父兄皇帝久无情。三军恸哭朱仙镇，二圣飘零五国城。此日西湖谁土地，凌霄华表尚峥嵘。”《感事》诗云：“海门烟树晓青青，梦断英雄唤不醒。多少骷髅山下泪，定随潮转浙江亭。”《时事》诗一首，虽然版刻已经遭到涂挖，但是仍然可以看清王镃的本意。诗云：“羽书飞报南州捷，百万戎师尽转官。豪杰危中成事易，规模狭处济时难。云生杀气旗暗，风肃军声虎帐寒。何日山河，旧衣冠。”（《四库全书》的《月洞吟》收有此诗，作“何日山河还正朔，汉人重睹旧衣冠”）读了道士王镃的这些诗句，不由令人想起了陆游的胸怀。
王镃的诗集，清代编纂的《四库全书·集部》也有收载，集名《月洞吟》。据“文渊阁”的《四库全书》，《月洞吟》一卷，共收诗歌69首，仅为《月洞诗集》的三分之一。以《月洞吟》与《月洞诗集》相比较，一些有关道教生活的诗歌（除《寓龙虎山中示张炼师》、《赤城李丹士》和《寿光宫》等）均已被删除，留下的只是《提要》赞扬的王镃“沿晚唐派者”风格的诗歌，《提要》称其“七言律诗格力稍弱，不及七言绝句”，而七言绝句“又多近于小词，不为高调”，因此“往往有佳句而乏高韵”， 但是“较之江湖末流寒酸纤琐则固胜之”。就道教历史资料而言，四库全书本的《月洞吟》当不如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收藏的《月洞诗集》。
二、《灵宝施食济度金书》
《灵宝施食济度金书》，一卷，清刻本。前有清光绪二十九年磁州府君庙道正司道正张宗玉重修该书之序。磁州，即今磁州县，属河北省。清代时属广平府。据张宗玉之《序》称，“此本悉从觉真子道人所集补注及月华子道人所订仪观”。张宗玉、觉真子道人和月华子道人，均尚未见著录。
《灵宝施食济度金书》，是施食仪式的科书。关于“施食”仪式，尽管南宋和明代的一些科仪总集多有记载，但是，单一的“施食”科仪科书，似未见到。明代万历《续道藏》收有《灵宝施食法》一卷，其法甚为简略。另外，《藏外道书》收录的青城山“广成仪制”中亦收有《铁罐斛食全集》和《青玄济炼铁罐施食全集》两种，传统上称其为全真派科仪书，与此本自称“灵宝”当属不同的系统。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收藏的《灵宝施食济度金书》，是道教施食仪式中较为完整的科书，在道教科仪研究中具有重要的价值。
《灵宝施食济度金书》以“施食济度”为目的，并不包含从南宋开始在江南广泛流行的“炼度”的内容。它的程序有41项，即：（1）三礼升坛，敷坐如法，心香供养；（2）礼十方；（3）三皈依；（4）高功登座，加持宝冠；（5）请神，赞五方圣号；（6）加持法水，献水赞10卷，净法界，加持花米真言；（7）缘起文；（8）三宝文，三宝赞；（9）遣魔法三种（遣魔印、伏魔印、火轮印、真空咒印）；（10）十大洞天名山胜景；（11）五供养（五供养印）；（12）五更赞；（13）叹无常赞；（14）生天童子科；（15）撒花米（运心供养印、遣魔印、变虚空印、奉食印、救苦慈悲印）；（16）奉请三宝；（17）十二愿；（18）九阳灯回向文；（19）回向套；（20）返魂香赞；（21）奉请十方众圣；（22）十献；（23）破地狱咒；（24）骷髅真言；（25）祝社稷；（26）诵《救苦经》；（27）十赞太乙救苦天尊（念天尊号81声）；（28）颂三宝，三宝赞；（29）九戒，奉戒颂；（30）施食本意；（31）五供养；（32）大洞灭苦轮咒49遍；（33）破酆都咒，焚破地狱符（破地狱印）；（34）奉请地狱十殿王；（35）还形复性，焚还形复性符；（36）召请六道孤魂；（37）召请诸类孤魂（“一心召请”6次）；（38）叹孤魂（“来受甘露味”23次）；（39）施食圆满，举命灵幡；（40）报恩偈；（41）送灵偈。
以《灵宝施食济度金书》与明《灵宝施食法》相比较，两者相同的有诵《救苦经》、九戒等项。在召请六道孤魂、召请诸类孤魂和叹孤魂等内容方面，《灵宝施食济度金书》共有三十五段唱词，是本科仪的重头。但是，《灵宝施食法》虽然也有同类内容，但只有短短的一百字不到，即“谨召十方无极世界，一切魔灵道、人伦道、地狱道、饿鬼道、畜生道，诸类男女孤魂，劫亡苦爽，我等宿生，负命负财，负恩负义，冤债囚徒，古往今来，他方此界，战场阵殁，客死枉亡，一切沉魂滞魄，鬼神精灵等众”。《灵宝施食法》中使用了不少咒语，例如：“土地咒”、“普照鬼神咒”、“甘露开咽喉咒”、“化食咒”、“解冤咒”、“散食咒”等等，而《灵宝施食济度金书》对咒语均未见注明采用，而使用的却是大量“符”和“印”。
以《灵宝施食济度金书》同南宋和明代的一些科仪总集中有关“施食”仪的记载相比较，两者相同的都有：开通鬼路、召六道孤魂、变化法食、开通咽喉、施食众魂、宣戒亡灵和皈依三宝等内容。但是，南宋林灵真编的《灵宝领教济度金书》卷三百一十称，“诸施食，所谓玉山净供，所谓甘露净供，所谓祭炼，均一法耳，特科仪有详略也”。由此可知，南宋时道教的施食仪，均包含有炼度的内容。但是，《灵宝施食济度金书》却放弃了“炼”的内容，只有“度”的内容。从这个意义上说，《灵宝施食济度金书》更加类似于佛教的“焰口”。
以《灵宝施食济度金书》和佛教有关“焰口”仪式的典籍相比较，《灵宝施食济度金书》的“缘起文”称，东华帝君的弟子广信在林间修道时，半夜间“乃见一人，身如蓝靛之青，发若丹砂之赤，眼耳鼻舌之内，烈焰腾腾”，“其鬼高声告报尊者曰：汝七日后，定见无常。种类形容，堕于我趣”。“其鬼答曰：我名焰口，号曰面然”。“又曰：若非在生精进，速起虔诚，为我等设坛修供，邀奉三尊，礼请黄冠羽士，摄召薜荔多众，大迎梵侣，广列香灯，济我等饱满生天，难免汝堕落沉沦之苦”。这段“缘起文”脱胎于佛教的《佛说救拔焰口饿鬼陀罗尼经》，只是将饿鬼所见的尊者“阿难”改名为“广信”，“却后三日”改为“汝七日后”。另外，则增加了“邀奉三尊，礼请黄冠羽士”等道教词语，并且对见面场景、饿鬼形状加强了渲染。
从以上比较可见，清代末期，在道教科仪中，“施食”已经从被包含、被吸收在“炼度”仪中逐渐独立出来成为单独的“施食”科仪。于是，才会有磁州府君庙的《灵宝施食济度金书》。当然，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佛教的“焰口”仪式以其救世的内容和浩大缤纷的场面吸引了广大的中国民众，成为佛教法会的经常演习的仪式，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于是，道教也将“施食”科仪独立出来。这样的演化过程是完全可能的，也是可以理解的。
当然，道教在行“施食”科仪时，在程式中也增加了道教的特点，特别此仪冠以“灵宝”之名。磁州道正司道正张宗玉在《灵宝施食济度金书》的“序”中称，“盖闻灵宝之功，言相应也。遵教施食，符印以表其法，真言以宣其法，观想以藏其法。三者皆无不可。然符印可见，真言可闻，而观想则不可见、不可闻者，较之可见可闻，乃为切要矣”。该《灵宝施食济度金书》，“列观想于符印、真言之上，所谓三业相应者，使主坛者一目了然，并合全部焰口，前后贯彻，融成一片”。观想，就是存想。观想是对于高功行仪的要求。通过焚符、念咒、结印和存想，高功将自身之气与日月星三光之气、五方之气，内外贯彻，普度众魂。就这一点而言，与佛教“焰口”仪相比，道教“施食”仪仍有其自身的特点。
三《铁刹山志》
《铁刹山志》，十卷，白永贞撰，伪康德五年（1936）刊，线装，排印本，四册。
铁刹山，在今辽宁省。据白永贞《铁刹山志序》称，“铁刹山有九顶之干云，八宝之标异，从无名人韵士登临题咏，名其状，写其真，以发天地之精光淑气。其何故哉？猥以是山也，僻介东陲。当明之季世，弃如瓯脱。鹿豸之所居，豺狼之所嗥。周王之马迹不至，谢公之屐齿不登，虽有天然之形胜，其孰从而知之”。直到“明季有郭真人，自山东马鞍山渡海北来，栖鹤于兹，蹑石登攀危岩，仰而观，俯而察，四顾彷徨，得其梗概。爰于荒烟蔓草、古洞幽邃之间，寻长眉李大仙之遗迹，乃披荆斩棘，创建仙宫，坐洞焚修，导引炼气。道风所播，徒众皈依”。“胜地高人，相得益彰者也。有郭真人而山乃著名，有铁刹山而其道乃大显”。
《铁刹山志》前有伪康德四年（1935）白永贞撰的《铁刹山志序》，同年翁恩裕的《又序》，同年奉天道德会总分会会长张成箕的《又序》。《志》末有1937年谈国桓的“跋”。据序跋称，《铁刹山志》的编写主要依赖铁刹山三清观炉向阳监院和名宿白永贞。翁恩裕的《又序》称，“炉监院向阳恐无志书，湮没有迹，遂多方收罗。凡山之来脉，洞之胜景以及往昔陈迹，费功数年，始得调查完竣。延白明经佩珩纂修山志。白君为襄平名宿，文章富丽，见重于时，纂修此志，为山生色不少”。
《铁刹山志》十卷，其中卷三又分为上下卷。各卷内容如下：
卷一，山志序，缘起，山之位置及晷度，铁刹山形式，咏铁刹山，题九顶铁刹山，大阳云台山大势，八宝云光洞内观，日月乾坤洞，天桥洞，郭祖塔及天然井，天冠洞，铁刹山记，题云光洞八宝，题诸峰顶，各宫观像设位置，三清观法物，三清观经卷书籍，铁刹山四外八宫。
卷二，太上老君道教主，褒封五祖七真制，加赠（正阳、纯阳、海蟾、重阳）制，加赠丘真人制，加赠丹阳六真人制，加赠尹真人制，加赠李真人制，加赠宋真人制，加赠宋道安等制，五祖七真诰，五祖七真之传略，十八宗师之略历。
卷三（上），玄门戒律，初真戒说，中极上清大戒经，三百大戒，天尊说天仙大戒，天尊说真藏经，圣真遗训序，玉帝真言，雷府辛天君垂训，魏元君劝世文，道门清规
卷三（下），长春真人语录，玄风庆会录，泥丸祖师录，山灵显异记。
卷四，太上玄门功课经，七宝，学道须知内参访，长春真人执事榜，清规榜，道教会宣言书，道教会大纲。
卷五，四川青羊宫碑记，楼观台列真碑。
卷六，马鞍山碑，泥丸道人碑序，白云观丘祖碑记，太清宫承志碑文，重修石塔铭，郭真人碑记，保存公产碑志，纪念碑序，长眉李大仙碑记，静阳子诗八首，历代监院碑，续承志碑，重修云光洞碑，重修三清观碑，道士王明泰碑。
卷七，道教宗派，龙门派宗谱，马鞍山道统序，马鞍山谱系，历代方丈。
卷八，长眉仙传，黑大仙灵迹（附歌），铁山兴复记，铁山宗谱序，道教源流考，谱系表，郭祖以下略历，铁山分支绥化慈云谱系，附志。
卷九，参访记略，旅行记，各宫观灵迹录，各宫观碑志录，万神宫阙圣号，福地洞天十洲三岛。
卷十，报领山林通知书，保存古迹庙产，请增修庙宇文，修盘磴记，遇难得救事略，三清观事略，庙产诉讼记，田亩表，房产表，庙产契照送丛林寄存底稿。
从以上目录可知，《铁刹山志》的内容来自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来自道教的历史文献以及道观和名山志书。例如：卷二中关于道教全真派五祖七真传略和制诰以及十八宗师略历，都来自《道藏》的《金莲正宗记》等。卷三下的《玄风庆会录》同于《道藏》的《玄风庆会录》，只是词句略有差异。卷三上的《初真戒说》、《中极上清大戒经》等来自《道藏辑要》。《圣真遗训序》等来自“马鞍山志”。卷七的《道教宗派》参照《白云观志》和《太清宫志》，《马鞍山道统序》和《马鞍山谱系》均抄自《马鞍山宗谱》。
第二部分来自民国时期道教文书或铁刹山道教与政府间的往来文书。例如：卷四的《道教会宣言书》和《道教会大纲》以及《内务部复国务院道教会准予立案并抄送词文》、《道教会发起人》等，均系民国元年在北京白云观成立的“中华民国”道教会的建会文件。卷十的《报领山林通知书》、《保存古迹庙产》、《请增修庙宇文》等都是民国九年至十九年间铁刹山道教为庙产和庙观维修扩建与政府间的往来文书。
第三部分是有关铁刹山以及铁刹山道教宗派和活动的自撰文稿。例如：卷一的铁刹山形胜的介绍，有《山之位置及晷度》，《铁刹山形式》，白永贞撰《题九顶铁刹山》，李枢忱撰《游铁刹山七古》，庆趼撰《咏铁刹山》和《铁刹山记》，王紫佐撰《题云光洞八宝七律八首》等。卷八有白永贞撰《长眉李大仙传》记载铁刹山八宝云光洞开山鼻祖的仙踪。白永贞撰《铁刹山云光洞护法黑大仙之灵迹》记载铁刹山地区民间流传的黑老太太的来历。卷十的曲魁文撰《修治铁刹山盘磴工竣记》以及《记铁刹山凿石筑道工费概略》，记载了1924年至1933年间铁刹山修建盘山道路的情况。《遇难得救事略》记载了铁刹山道观前后两次被抢劫和被绑票事件的始末。《三清观事略》记载铁刹山三清观自清代初年起发展和继承事略。《炉监院出家之缘起》记载了三清观监院卢崇坤为表明出家弃俗以及在铁刹山修道之决心改卢为炉的经过。《庙产诉讼记》记载了清代末年至民国初年铁刹山道观和租借庙地的佃户为庙产归属的诉讼案经过。《道士靳宗和自缢案》记载了1921年道士靳宗和不愿在恶势力逼迫下操办荤菜而自尽的经过。
中国东北的道教传播起自铁刹山，因此，《铁刹山志》对于明清和民国时期东北道教的研究具有重要的资料价值。需要指出的是，尽管此志书出版于伪康德年间，但只是依靠道门中人的努力，书中绝无中伤中华国格、人格的词句。
四《吴山城隍庙志》
《吴山城隍庙志》，八卷，原刊于乾隆己酉年（五十四年，1789年），光绪戊寅年（四年，1878年）八月重刊。线装本，四册。原藏于东方文化学院东京研究所，现藏于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图书馆。
关于吴山的城隍庙，旧有志书二种。一为明代道士钱斯馨撰，崇祯戊寅（十一年，1638年）巡抚喻思恂序。清代乾隆时已佚。一为清代康熙甲申（四十三年，1704年）钱塘顾鸣廷撰，共七门，四十叶，所载简略未备。现存乾隆本《吴山城隍庙志》由“里中朱朗斋、诸愚庵、胡蓉镜”等三人编撰，由觉罗琅玕、朱珪、顾学潮、归景照、鹿荃、清泰等鉴定，由两浙江南等处都转盐运使司盐法道襄平卢崧监修。
《吴山城隍庙志》，前有乾隆五十四年浙江学政大兴朱珪的《重修吴山城隍庙志叙》，乾隆五十三年两浙江南盐法道襄平卢崧的《重修吴山城隍庙志序》，乾隆五十四年翰林院侍讲国史馆纂修官仁和孙效曾的《重修吴山城隍庙志叙》。书末有朱文藻的《跋》和光绪五年（1879）冯一梅的《重刊吴山城隍庙志后序》。据称，吴山城隍庙创建于南宋时，左江右湖，庙貌显赫。供奉的城隍神为“前明按察周公，冷面寒铁，其神为最忠”。“水旱疾疫，祷祀有应，其祀为最重”。清代乾隆皇帝六次下江南，曾五次派员赴吴山城隍庙进香，并且于二十七年（1762）亲临该庙拈香，赐匾额“福庇南黎”。
全志八卷，计：卷一，图说、公牍；卷二，祀典、建置；卷三，事迹、灵应；卷四，祷祠、祠宇；卷五，住持；卷六，侨寓、碑记（匾联附）；卷七，艺文、古迹；卷八，杂志。
其中卷五“住持”中，详尽记载了明代永乐以后三百余年间，“丹房环列，详其屋宇；表其高道，纪其诗文”。卷内列有明代高道6名：沈元理、章德芳、钱子云、俞九章、邓光年、钱斯馨等。清代高道17名：黄治中、江世珍、施载璋、姚家骏、徐大伸、沈若、王守宁、徐法祥、施恩远、陈本达、钟有相、王德明、沈仁安、徐有祯、李天玉、陈冲怙、李真源等。清代高道施恩远曾有诗名，被天师推荐于内廷。雍正十年（1732年）赴京，受到光明殿妙正真人娄近垣的赏识，常侍左右。“真人心契其诚，故于道法枢要，随时披露，靡有所藏”。后随娄近垣面见雍正皇帝，特授江西龙虎山提点，掌管上清诸宫院膳田。乾隆时回归本山，结侣日众，道业益隆。
据书末光绪五年冯一梅《后序》称，由于社会动乱，乾隆年刊的《吴山城隍庙志》几近湮没。“是年秋，即得此残志，付文昌庙徐道士名以璋者藏之。道士以兴复庙制为己任。越八年，募修庙之大门、廊庑、坡级、石栏，焕然一新。道士旋羽化。明年于青云街书棚续得一卷，并前帙为五卷，并付其徒藏之，而道士已不及见矣。今又越五年，始获其全，重梓以传，而道士之姓名几于湮没无闻矣。则此志全而道士不及见其全，为可悲也。此志传而道士之姓名反无以传，尤可悯也”。
识者，冯一梅！中国土地上无数道教宫观，累世依靠一代又一代道士辛勤操劳，艰苦努力，保存至今。然而存名于世的高道，又有几位？从道士修道之心而言，他们淡泊名利，高风亮节，不求青史留名。也正因为如此，他们的高尚道德更加值得人们的尊敬、怀念和记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