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母亲以前常给我讲我父亲的故事。我印象里的第一个，说他是个埃及王子。他要跟我母亲结婚，并且打算永远留在爱尔兰。可后来他的家人把他弄了回去，跟一个阿拉伯公主成亲了。我母亲的故事讲得特别棒。故事里，我父亲纤长的手指上戴着紫水晶戒指，他们俩在旋转的灯光下翩翩起舞，他身上有股香料和松香的味道。而我正躺在自己的被单下面，四肢伸展，满身大汗，像刚被人从水里捞出来似的——虽然是冬天，但我们住的公寓集体供热，而高层的窗户又没开。我把这个故事牢牢记下，铭刻在心。那时我太小了，这个故事让我得意了好久，八岁时，我把它讲给我最好的朋友莉萨听，她听完却大笑不止。
几个月后的一个下午，当羞耻带来的痛苦总算消退，我径直走向厨房，攥紧双拳，放在身后，要求我母亲说出真相。她丝毫没有迟疑，一边挤出“仙女牌”洗洁精，一边告诉我，我父亲实际上是医学院的学生，来自沙特阿拉伯。她遇见他，是因为她当时正在学习护理。在这个版本的故事里，有很多美好的细节，有两人缓慢的进展，还有一大堆老套的笑话。他们俩还一起抢救过好几个受伤的孩子——那些孩子遭遇了一场可怕的车祸。可是等到她意识到我的存在时，我父亲却先走一步，回到了沙特，连个地址都没留。我母亲只好从护士学校退学，然后就有了我。
这个故事成了另一个催我前进的理由。我喜欢这个故事，甚至还秘密计划，要成为从这个学校里走出来的第一名医生，毕竟，我是医生的孩子。我一直怀揣着这个梦想，直到十二岁那年，我因为犯错被留堂了。我母亲来接我，当然免不了一顿数落。她又说起她不想让我像她一样，连毕业证都拿不到，最后什么都做不了，一辈子只能干保洁，领最低工资。这话我已经听了不下一千遍，但那天我突然想起，要是我母亲没能拿到毕业证书，那她是怎么去的护士学校呢？
十三岁生日时，我跟她相对而坐，中间放着她买给我的蛋糕。我告诉她，这次我不想被骗了，我想知道实情。她叹了口气，说我已经不小了，也该知道实情了。她告诉我说，我父亲是个巴西吉他手，她和他相恋几个月，直到一天夜里，他在自己的公寓里把她打了个半死。那晚，趁他睡着，她偷拿了他的车钥匙，像一只飞离地狱的蝙蝠，开着车逃回了家。那一路空空荡荡，天上下着雨，她的眼睛随着雨刷的摆动不住地抽痛。但要是他哭着打电话跟她道歉，她也许还会回到他身边。当时她二十岁，对那个男人迷恋不已。也就是那时，她怀上了我。
也就是在那一天，我决心毕业以后去当警察。不是因为我想像“猫女”一样惩罚所有的施暴者，而是因为我母亲根本不会开车。我知道警官培训学校在偏远地区，这是我能想到的离开母亲的公寓的最快方式，这样我就不用做那毫无前途的保洁工作。
我的出生证明上写的是信息不详，但我有办法查明。警官们都有个可靠的老伙计——DNA数据库。而我本可以不断询问我的母亲，给她施加压力，直到我问到些许线索，就此展开调查。
但我没有那么做。十三岁时我想这么做是因为我恨透了她，因为一直以来我的生活都是围着她胡编的故事转。等我长大，并且如愿以偿踏入警官学校的大门时，我似乎明白了她为何这么做。我不再追问她，是因为我知道她这么做，其实十分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