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谋本部掘宝记
清末新政，军事改革，学日本也设立参谋本部。只是，清末的参谋本部叫作军谘府，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名字。当然，当初日本人也是跟德国学的。所以，参谋本部也好，军谘府也好，都是总参谋部。清末的军谘大臣是摄政王载沣的亲弟弟，十九岁的载涛，涛贝勒。
进入民国之后，军谘府这个名称被改掉，就叫参谋本部。在袁世凯时代，军政尚能统一，所以还有点事儿可干。袁世凯死后，各个军头各自为政，参谋本部成了摆设。加上各地都不给中央解款，北京政府一直闹穷，最穷的衙门，就属参谋本部。陆军部还可以批编制，对某些没有地盘的军队还能调动，而参谋本部，一点儿实权没有，谁也不把它当回事。这个衙门唯一可以生钱的“生意”，是卖地图。从清末到民初，参谋本部在还有钱的时候，绘制了一些地方的地图，军头们打仗，需要这玩意儿，所以，参谋本部奇货可居，就卖这玩意儿换点儿零花钱。多少呢，能发俩零花钱。
到了直系曹锟做总统的时候，连一向有钱的财政部、交通部、外交部都闹穷了，参谋本部就穷掉底儿了。地图也没法老是卖，索薪也没有下文。眼看着大家都快过不下去了，好些部员连房租都交不起了。房东喊警察来赶，硬是赶不走。当时做总长的是张怀芝，次长是陆锦，两位都是失意的军头，曾经阔过，但是老是这么耗着，被部员成天索薪，心里也急。
这时候，北京玉泉山汽水公司的经理朱兰田不知从哪儿打听到，说是参谋本部的办公大楼院子，是原来做过多年内务府大臣的立山的宅基地。这个立山，在庚子闹义和团的时候，跟载漪、载澜不对付，被砍了头，后来虽然平反，但身后萧条。当年内务府是清朝最有钱的衙门，做过多年内务府大臣的立山，据传很是有钱，而有一大笔，就埋在他的宅子下面，如果能挖出来，可是很可观哪。
于是，这位朱经理就找到参谋本部的张怀芝和陆锦，把事儿一摊开，两人高兴得不得了。当即决定，两家合作干这事，事成之后，三七开分账，即朱兰田负责所有的挖掘费用，拿三分，而参谋本部是地主，拿七分。
于是朱经理领来了工程队，择吉动土，一寸一寸地挖。百多号人，挖了一个多月，把院子翻了个遍，连个银子毛都没看见。朱经理慌了，连忙在大楼里摆下香案，烧香拜关公老爷，三跪九叩，祈求关老爷保佑，指点迷津。又挖了十余日，感觉真是没戏了，正要收工，突然发现新掘的坑底有块大青石板。朱经理惊喜万状，觉得这下可挖到宝贝了。于是连忙向总长次长汇报。张怀芝和陆锦得报之后，三步并作两步来到现场，参谋本部的人员，听说了消息，把个现场围了个密不透风。总长一声令下，众劳工把石板撬开，发现下面埋着好些绍酒坛子。这下，人们更高兴了——坛子里面肯定是银子了。然而取出一个坛子，发现里面除了灰泥煤渣之外，一无所有。一个如此，再开一个也是如此。一共六十几个坛子，坛坛如此。原来，北京城的院落有的地势比较低，雨水流不出去，于是在地下放些空坛子用来渗水，即所谓的渗坑。
朱经理挖了一个半月，结果挖出来一个渗坑，好不丧气，赔了钱挖，还得赔钱把它埋上，把地弄平。参谋本部的人也空欢喜一场，原本指望发点儿饷，也落空了。
就这样，政府闹穷，一直闹到张作霖当家才算告一段落。张作霖做了大元帅，此前欠薪，他不管，他当家之后，不欠了。可惜，张大帅当家没过太长时间就结束了。国民党当家，政府搬到了南京，参谋本部，人都换了。
喊操的人
晚清的军队学习西方，是从淮军开始的。淮军在上海，跟洋人组成的洋枪队绑在一起作战。洋枪队自美国牛仔华尔死后，由英国的正规军军官戈登统带。戈登是个负责的军人，因此，洋枪队虽说是洋官土兵，却有点儿西方军队的模样了。在太平军的刺激下，淮军也开始配备洋枪洋炮，由于有洋枪队的影响，淮军不得已也洋枪队化了，跟洋人学练洋操——列队，立正，稍息，托枪，齐步走。当年的洋枪洋炮，都还是前装式的。不仅填装速度慢，而且准头也不大，使用的时候必须排成方阵，前列放枪，后列装药，不断地放排枪，才能对对方构成较大的杀伤。所谓的洋操，就是为了排方阵做准备的，不会洋操的军队，是排不了方阵的。
后来，西方军队在普遍采用后膛枪炮之后，作战方式有了根本性的变化，方阵被淘汰了，列队出操仅仅作为军队操练的基本形式保留了下来。战术变化繁多，军官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因此开始了军官职业化的训练，强调了军校教育的重要性，由此，逐渐形成了西方“军官团”这一军队社会团体。
但是，面对这样的变化，晚清的淮军却没有跟着变，变化的只是武器，很快就开始使用后膛枪炮，方阵也被弃用了，但其他的变化，却没有跟上。在洋枪队时代，军队的军官对于洋操一窍不通，所以，只能由所谓的洋教官来发口令。淮军的行列口令都是英语，士兵们一听到“Stand up！”就知道是立正，听到“Forward looking！”就知道是向前看。后来洋教官走了，喊操的换了中国人。一般是从士兵中挑选出来个子高、嗓门大的人，给他们多一点儿军饷，习惯了，也称他们为教习，有时，也叫作“靠把”。如果嗓门足够大，可以在操场上给一千人喊操，军饷能比普通士兵多一倍。李鸿章跟着西方的形势，也办了军官学校——北洋武备学堂，但毕业生放到军队里，长官只用他们去喊操，当准洋人教官用。
喊操的中国“教习”，实际上依旧是士兵，没品没衔，当然也不懂军事（北洋武备生除外）。但是因为嗓门大，军饷高了许多，而且得到长官的青眼，也不用服诸多士兵必须服的劳役，这让一般有上进心的士兵很是羡慕。冯玉祥最初当兵的时候，第一个人生目标，就是做这样的教习。因此他每天早起，跑到郊外操场练习喊操，能喊多响就喊多响，即使大年初一也不间断。当兵的都笑他是神经病，他也不管不顾。就凭着这么一股子劲儿，坚持了四年，冯玉祥如愿当上了喊操的教习，挣了双份的薪饷。朝廷成立武卫军之后，他觉得武卫右军（袁世凯的新建陆军）薪饷高，就改投武卫右军。到了武卫右军，发现虽然里面的军官都会喊操，但还是让士兵的教习来喊，薪饷同样比较高。于是，他就成了武卫右军里的喊操教习，然后一步步从副目（副班长）、正目（班长）干起，逐渐升到管带（营长）。进入民国之后，逐渐熬成旅长，然后又成为西北军的首领。事业的起点，不言而喻，就是喊操。
跟冯玉祥同样命运的，还有一个杨善德，这个人也是从淮军投奔武卫右军的。当年武卫右军里，喊操嗓门最大的有两个人，一个是杨善德，一个是马龙标。俩人后来都混上去了，杨善德还做了浙江督军，成为方面大员。
没有军功，也不是军校毕业，单凭喊操也能喊出名堂来，这是当年中国军队的一个特色。学西方，在初级阶段耽搁的时间太久，行伍里的人已经习惯了有喊操教习的生活。一度，立正稍息齐步走的洋操，跟喊操的人一样，成为当年中国军人心目中学习西方的全部。一个喊操的士兵，无形之中，有了领袖的身段。能升上去，也不奇怪。
比较起来，中国的军事现代化，还算是学西方走在最前面的。但是，即便如此，长期以来一直满足于皮毛，满足于形式。同样是步兵，瞄准射击显然要比立正稍息重要得多，但是，瞄准射击马马虎虎，没几个人在乎，立正稍息却讲究得多。
洋操，原本并不是花架子，但是，到了中国人手里，硬是给搞成了花架子。
“一战”的中国冲击波
第一次世界大战是欧洲人的事儿，那时的中国人管它叫欧战。既然是欧战，关中国人什么事呢？所以打起来以后，中国人就像什么事儿没发生一样，非常非常冷漠。政府中只有几个负责情报收集的人，翻看一下欧洲的报纸，做一点儿简报给总理和总统看看。
真正感觉有点儿不对劲儿的，是在中国的欧洲人。原本在华的欧洲人，都自以为是上等人，彼此还挺抱团的。东交民巷的使馆区，每次开Party每个使馆的人都来，发愁的只有一件事，就是漂亮的女伴不多。现在，英国人、法国人和俄国人倒是关系依旧，然而，却没法邀请德国人和奥匈帝国的人了。原本英国公使觉得法国人不怎么样，德国人倒还不错，可现在连打声招呼都政治上不正确。英国人主导的六国饭店，原来的管理者都是德国人，现在接到上级的指令，得把他们都赶出去，但是，真赶出去了饭店也就甭开了。
当然，中国人也没法真的置身事外，因为身边有个日本。而日本在“一战”的时候站队选对边了，加入到协约国一边，跟英法一伙。但是，日本人没有派兵去欧洲参战，而是打起了中国青岛和山东的主意——有很大的可能，他们参战为的就是这个。当时青岛在德国人手里，山东因为有德国人修的胶济铁路，也是德国的势力范围。战争一打响，日本人就扑了上来。德国人原本打算把青岛还给中国，但日本人警告中国，不许接受。然后在重兵围攻之下，势单力孤的德国人只好投降。于是，青岛和胶济铁路就被插上了太阳旗。这个战事，算是发生在中国土地上的欧战。
然而，这仅仅是“一战”对中国的第一轮冲击。第二轮冲击，是日本想借“一战”之际，独占中国，于是提出了《二十一条》。虽然说在袁世凯政府的软磨硬泡之下，《二十一条》最要命的七条最终被取消，但签署了剩下条款的袁政府合法性大损，也已经摇摇欲坠了。袁世凯死后的中国进入了四分五裂的混战期，但是，“一战”对中国的冲击并没有停止。第三轮的冲击波，是由于参战问题，导致的府院分裂。执掌国务院的段祺瑞执意要加入协约国参战，而住在总统府的黎元洪则执意不肯。国会和社会舆论，都向着总统。这个事儿的来由，是欧洲打了三年，劳动力严重匮乏，协约国想到了打中国劳工的主意，拉中国参战。在这个过程中，日本是最积极的，他们的积极不是在意能拉多少劳工，而是通过这个“拉”，彰显自己主导中国政治的姿态。
然而，德国人也没闲着，他们通过支持辫子军的统帅张勋，策动了一次帝制复辟。而反复辟的段祺瑞，背后站的是日本人。德国人的钱没到位，而日本人的钱到位了。于是复辟结束，张勋在德国大汉的帮助下，躲进了亲德的荷兰使馆。
这波的冲击，中国貌似占了点儿便宜，庚子赔款份额不小的德国和奥匈帝国部分可以停止支付了，其他部分的赔款也可以暂停。德国和奥匈帝国在华的租界以及产业都归了北京政府，还连带着收了两艘小舰艇。在华的德奥两国的官兵，都进了中国政府特意建的俘虏营，中国政府像大爷一样供着里面的人。日本人还给了中国政府大笔的贷款，说是用来组建参战军，以及进行一些基础建设。然而，主持北京政府的段祺瑞却用这笔钱打了一场“南北战争”。这事儿起源也跟“一战”有关，因为给张勋的那笔钱到了，张勋完了，德国公使就把一部分给了孙中山。孙中山把部分海军拉到广州，成立了一个护法军政府。段祺瑞要平了这个另立的政府，顺便收服西南的陆荣廷和唐继尧，所以就开战了。
打内战都不是好事，打来打去，把北洋系内部的矛盾打激化了。所谓直系和皖系之间最终撕破了脸，刀兵相见。此前因为参战得到的那点儿好处，都给打没了。“一战”早就结束了，但中国的战争却刚刚开始。
顺便说一句，“一战”给中国最大的冲击，实际上是战争结束后重整国际秩序的巴黎和会。作为战胜国的中国人，刚刚还在胜利的狂喜之中，却被会议上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当头一棒，愤而激进，想要革命了。而十月革命后的苏俄，正好给了中国一个革命。
苏俄人来了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就当时而言，对中国如果有震动的话，也就是报纸的几篇篇幅不大的报道。中国人跟对待正在发生的欧战一样，没有什么兴趣。所以，根本谈不上会产生什么变化。但是，这声炮响却对东交民巷的俄国使馆，产生了致命的震撼。
革命后好几个月，俄国使馆里的俄国公使库达摄夫王子，都拒不承认新政府。对俄国革命怀有敌意的列强公使们组成的公使团，也就让这位王子继续在俄国使馆待着。当年的北洋政府，也对这场革命满腹疑窦。虽然人家那边政府换了，既然公使团认为旧使节还应该赖着不走，不走也就不走了。北洋政府也没有这个心情，跟新政府建立新的关系。就这样，沙俄政权早就覆灭了，但沙俄的驻华公使却在北京的俄国使馆里，待了三年。直到1920年，苏俄政府发布《对华宣言》，北洋政府在法律上撤销对已经消失了三年的沙俄政府的承认，库达摄夫王子才姗姗地离开，加入了白俄流亡者大军。
一国在他国的使馆，本是驻在人家国家的代表，如果跟本国政府不发生关系了，那么这个使馆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退一万步说，使馆人员的经费包括生活费都没有着落了，他们怎么活呢？不过，在当年没有问题。经过公使团的调解，北京政府的总税务司把原本该付给俄国政府的庚子赔款的俄国份额，拿出来一部分给了在北京的前沙俄的使馆，所以，这个使馆虽然无事可做，却生活得挺滋润。当年的库达摄夫公使和夫人是东交民巷的一对可人儿，很招其他人的喜欢。公使团可是舍不得这一对可人儿就这样消失在他们的聚会中。当年北京的公使团被中国人称为外交团，能量巨大。中国的军阀政客办事，必须想到的一点，就是外交团是否乐意。而外交团如果干涉，哪怕此事仅仅是中国内政，多半是会有成效的。军阀混战，城头变幻大王旗，每次下野被通缉的政客都会躲进东交民巷或者六国饭店，然后再在使馆人员的庇护下悄悄地离开。北京政府就是明知道怎么回事，也不敢管。
但是，人干不过形势，苏俄政府一旦站住了脚，公使团再怎么有本事，沙俄的使馆人员还是保不住了。里面的人倒是挺齐心的，据说，只有一个翻译乐意继续跟新政府合作。不过，苏俄政府发表《对华宣言》以来，越来越多的白俄难民涌入中国，难民最多的地方是哈尔滨和上海，北京也有一些。来北京的白俄难民很多都是贵族，他们穷困潦倒，却不肯做苦工，北京也没有多少可供他们做的工作。于是男的乞讨，女的卖淫。当中国男人花一两个大洋就可以拥有一个白俄女人的时候，在北京的欧洲人可是感到非常的丢脸，但是又没有什么办法。在上海的欧洲商人还曾经为此事拿出钱来救助这些白俄，但后来救不胜救，也就算了。对白俄的最大规模的救助，是张宗昌组织了一支白俄军团，规模最大的时候，能有几万人。
1924年8月，苏俄的驻华大使加拉罕，穿着笔挺的晚礼服，戴着白羊皮的手套，头顶一顶讲究的大礼帽，乘坐一辆六轮马车，去见了北京政府的总统曹锟，递交了国书，然后住进了被沙俄公使赖了多年的俄国使馆。
加拉罕的到来，引起了东交民巷的一阵扰动。因为他是使馆区第一位大使，其他国家都还只是级别低的公使。自晚清开放以来，欧洲列强看不起中国，所以只在中国派驻级别低的公使，只有美国人曾经打算升格，但清政府居然没有答应。这回加拉罕一来，按道理，外交使团里只要有一个大使，使团的领袖就当然是这个人。然而，对苏俄政府怀有敌意的欧洲各国使节们，可不想这样做，在商议了一阵之后，决定打破惯例，不认这个账。他们的公使团还是公使团，干脆不接纳俄国人。
然而，俄国人可不管这一套，加拉罕到北京之后，也不屑跟公使团啰唆。他在忙着到处演讲，所到之处，受到了痛恨列强的青年学生的热烈欢迎。苏俄的使馆，俨然成为北京的另一个中心，一个激进人士的中心。到了曹锟政府垮台，倾向苏俄的冯玉祥控制北京之后，苏俄使馆就更加活跃了。
一场大革命，眼看就要来了。革命改变了中国。
一起“爱国”冤案
五四运动，是一场波及社会各界的爱国运动。学生们闹得最欢，但其他各界也没闲着。北京是当年的首都，运动的发起地，声势浩大自不必说。其他通商大埠，上海、天津和汉口，也都动静挺大。次一等的城市，杭州和福州也有出色的表现。
只是，这种爱国运动，运动到了江南，多少有点儿走形。社会各界人等，最关心的事儿不是日本人怎么欺负我们中国人，伤害中国的主权，而是担心他们下毒。闹义和团的时候，江南没有什么动静，但义和团时期防洋人下毒的解药在北京没有再度流行，却在江南有了市场，到处都有人在传，几味中药，卖到脱销。大街小巷但凡有水源的地方，就有人在看守瞭望，发现有可疑人等就会有人上去盘问。在上海的日本人、朝鲜人，只要拎着瓶子出来打酱油，马上就会有人盯着，看他们是不是打算下毒。上海的郊区，还闹出过中国官员被当成下毒的日本人，最后被围殴的事件。幸好，那时的上海人手还不怎么毒，没有打死人。可是，杭州却没这样的幸运，因为所谓的下毒事件，闹出了人命。
当时，杭州跟上海一样，到处盛传日本人收买汉奸，在中国的河流湖泊下毒，要把中国人都毒死。比较起来，杭州人比上海人还紧张，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疑神疑鬼的，谣言越传越花花。一天，有个闲人在杭州骆驼桥附近的一个池塘钓鱼。钓鱼嘛，自然会有些工具，装鱼饵的口袋，看起来有点儿怪，于是路人就起了疑。一问之下，这个人口音居然还是外地的，还挺不耐烦的。双方就争吵起来，动静越来越大。国人的习惯，但凡有吵架打架的事儿，肯定会有人围观，围观的人，从来不会闲着，肯定要起哄。原本人们心目中就有奸人下毒的成见，吵来吵去，成见就成了现实的存在。于是，大家一哄而上，把这个闲人打翻在地，还不解气，继续打。
正在这个当口，当地驻军一个排长，身穿便衣带着手枪路过此地，见众人围殴一个人，眼看要出人命，就出头排解。众人一听，这人是北方口音，嫌疑更大，打！又是一通乱揍。杭州人手太重了，一时之间，俩人竟然都被打死了。而且人们发现后一个人腰间还带着手枪，更加断定就是“日本间谍”，居然发狠将之剥光了衣服，还割了他的阳具，然后一哄而散。
省会一下子出了两条人命，其中一个还是驻军的排长，浙江督军杨善德闻讯大怒，严令警察厅长夏超立即破案，缉拿凶手。夏超是当地人，多年的地头蛇，行动能力很强，立马把侦探撒出去。但是，这种围殴致死的命案要想找出谁是主凶，其实挺难的。参加围殴的，当时有百人之多，要说责任，几乎人人有份，又不能都抓了（也抓不全）。警察和侦探，费了好大的劲儿，抓了十一个人。一审问，没有一个认账的。又找不到人证和物证，当年又没有摄像头，确定真凶，没有头绪。要怪，只能怪民众的“爱国热情”太高，对日本恨得太深。这种“爱国氛围”一旦形成，弄出事儿来，很是容易。
但是，当年的浙江督军杨善德是北洋军人，小站的老人，他带来的军队骨干都是北方人。这回有一个无缘无故被打死了，还被人割了阳具，死状太惨，不找出凶手，无以安抚他的部下。警察惹不起这些兵爷，更惹不起督军，怎么也得找几个替死鬼。
刑讯之下，最终两个人招了。一个是当地的流氓头子，有过好些不轨的前科，沾边，就跑不了。另一个更冤，是个人力车夫，很可能没参与围殴，但事过之后，“人家偷牛，他拔桩子”，把地上两人的血衣拿去，打算洗了之后自己穿。那时候穷人多，死刑犯的衣服照样有人扒了穿。但是，这两件血衣却成了铁打的罪证，洗都洗不干净。于是，这俩人就被枪毙了，其余的人也都被判了刑。
当然，尽管日本人下毒这事，根本就是子虚乌有，爱国的杭州民众的爱国热忱却也无可厚非。只是，怀疑人下毒，应该把人扭送警察局，查实后处理。当场就开打，活活把人打死，的确是过了。可是，人，尤其是众人情绪上来之后，哪里能按捺得住呢？更何况，这种情绪戴着爱国的大帽子，更是让人理直气壮，于是理直气壮地就弄出了人命。而督军则错上加错，不严格按法律来，非找出顶罪的不可，于是，四条人命稀里糊涂地就没了。
至于为什么国人总是想当然地认为外国人会在水里下毒，委实是个莫名其妙的事情。我们把这事按在英国人、法国人、德国人、日本人头上，怀疑洋兵、洋商、传教士，从1840年一直怀疑到1919年。此后，还是会这样怀疑下去。然而，真实的下毒事件，一起都没有发生过。但只要有人这样说，都照例会引起人们极大的恐慌。打死打伤国人，其实不过是恐慌的表现而已。
爱国的愤怒，背后的东西，挺复杂的。
冯玉祥武穴罢兵事件解码
冯玉祥的第十六混成旅，1918年奉命援湘，参加“南北战争”，走到武穴，通电宣布罢兵，呼吁和平，不打内战。这个事件，在国民党当家之后，从后面往前看，具有绝对的正当性，所以在冯玉祥的回忆录里，是一件被大书特书的自鸣得意的好事。
只是，好多历史事件表面上展露出来的，跟实际上的往往不是一回事，做历史的，需要为之解码。
冯玉祥在北洋军中，的确是一个另类，不贪财，不图享受，只爱兵，把自己带的一个旅，当成自己家的产业来经营。他自己回忆说，他当旅长的时候，全旅官兵大部分都能叫出小名来。这似乎不是夸张，而是事实。从后来他的部下对他的崇拜中，可以略见一斑。而且，在辛亥革命中，他是北洋下级军官中少数几个敢于起兵反清的人，见识的确跟一般北洋人不一样。只是，辛亥滦州起义的时候，他只是一个小小的管带（营长），借革命之势推倒清朝，兴许可以有飞黄腾达的机会。但是到了1918年，他已经是一个混成旅的旅长了，这个旅经他经营多年，兵力已经跟人家的一个师相若。弄得不好，兴许全砸了，就像第八师王汝贤一样；弄好了，也许就升上去了，成为方面大帅，否则就被销号。这是一个小有野心的军头，最为谨慎的时刻。
所以，你说冯玉祥不想参战，生怕损失兵力是没问题的，但公然唱这样的高调，跟如日中天的段祺瑞对着干，冯玉祥当时多半还没有这个胆儿。况且他的部队，去年还第一批参加讨逆军，跟着老段参与讨伐张勋，得到老段的奖赏。
原本，段政府是命令冯玉祥援闽，南北战争开打之后，福建也受到了西南的威胁。冯玉祥根本不愿意去福建，担心卷入战事，部队受损失。对于他这样相对独立的混成旅旅长来说，部队就是他的命根子，兵消耗掉了，就没说话的本钱了。但是，讨逆之后段祺瑞如日中天，有钱，有权威，不由得他不听话。于是只好借口招募运输队，多招了3000人，预先把可能的损失填补上。到了南京之后，江苏督军李纯是代总统冯国璋的人，冯国璋本不倾向开战，所以，李纯也就对打仗不积极，冯玉祥赖在江苏不走，李纯不仅给他开饷，而且补充了枪械。招的3000人运输队，转眼就变成了一个新兵团。
原陕西督军陆建章，自打丢了地盘之后，静极思动。冯玉祥一直都是他栽培起来，还把内侄女嫁给了他，第十六混成旅也有好些陆建章的人。关键是，他跟段祺瑞从小站以来，就死不对付。看着段祺瑞得意，他浑身难受。安了心，要给老段捣乱。所以，此时也来到了冯玉祥军中，出主意让冯玉祥夺取安徽督军倪嗣冲的地盘，自己来做安徽督军。为了让冯玉祥下决心，他告诉冯，江苏督军李纯答应配合，而倪嗣冲兵力不多且老旧不堪，计划很容易成功。
然而，滞留江苏浦口的冯玉祥，此前就接到了陆军部的命令，要他转道湖南参加战斗。看见冯玉祥没有动静，命令一个接一个，督催逼命。同样接到援湘命令的第七师张敬尧部，和山东张怀芝部，以及安徽安武军，也摆开部队，逼冯玉祥跟他们一起行动。而原来倾向于不战的李纯，因为冯国璋屈服于段祺瑞的意志，也改了主意，建议冯玉祥去湖南。
没有办法，冯玉祥只好上路。其实，福建还没有开打，而湖南已经是战火纷飞，冯玉祥最不想去的地方就是湖南，走到武穴就停下不走了。陆建章也赶到，拼命劝说冯玉祥杀向安徽。冯玉祥非常谨慎，特意派人去安徽侦查，发现倪嗣冲十分警觉，无机可乘。不能偷袭安徽，也不想进湖南，只好赖在武穴。冯玉祥在陆建章的撺掇下，大着胆子发了一个通电，痛陈内战之非，意思是我不干了。接着又发一通电，主张罢兵修好，早开国会。
这两份通电，一时让冯玉祥成了名人，但是，却把老段气歪了鼻子。一个命令下来，免了冯玉祥的旅长。但是，第十六混成旅全体官兵马上发了一个通电，说是旅长主和，是全旅官兵的意思，若要治罪，请将全旅9995名官兵一体治罪。此时，湖南战事，北军已经大有起色。跟陆建章预想的不一样，通电之后，没有人响应，来自北洋阵营的骂声倒是不少。眼见得冯玉祥身上的压力是越来越大了。原本就狐疑不定的冯玉祥已经打算妥协了，但是，陆建章这边却不好交代。
心生退意的冯玉祥，被陆建章逼得没有办法了，就说若要向安徽进军，得开一个官兵大会，向大家讲明道理，陆建章答应了。第二天，陆建章早早就到了会场，但左等右等，冯玉祥也不来。忽地一个卫士来报，冯玉祥来时，路过石桥马失前蹄摔伤了，会不开了。陆建章急了，大呼：我有话要讲！你们旅长摔伤是假，第十六混成旅是我一手培植起来的，你们才有今日，你们要听我的！然而，各部队纷纷离场，没有一个人理他。陆建章愤极，跌倒在地，大骂冯玉祥忘恩负义。知道事已不可为，只好悻悻地离开了第十六混成旅。
打发了陆建章，冯玉祥派人去跟曹锟联系，曹锟答应帮忙疏通，于是陆军部免职令取消，让冯玉祥革职留任，戴罪立功，前往湖南。到了湖南，冯玉祥部也没打什么大仗，还收编了不少湖北的散兵，队伍有所壮大。不久，老段让冯玉祥官复原职，还给了他一个常德镇守使，算是有块地盘了。在这块地盘上，冯玉祥养精蓄锐，队伍扩张成一个足额师四个团的规模，此后，搭上直系的车，一路飞腾，渐成大人物了。
倒戈的秘密
民国时期，军阀之间的战争，倒戈是一个战争胜负相当重要的因素。倒戈的原因，百分之九十九都跟利益相关。所以，当年的老外讥笑中国人的内战，不是用枪炮打的，而是用光洋和烟土做武器的。
不过，把当年的中国军人都说成是卖货的，也不大公平。倒戈大多有倒戈的理由，这理由跟利益有关，但具体说来，还是比较复杂的。比如频繁混战的四川军阀，倒戈是家常便饭。弄得川军打仗，经常忽东忽西，一会儿这个有席卷之势，一会儿那个再席卷过来，胜败每每在弹指之间。这是因为四川基层的军阀，大抵是带枪的袍哥大爷，挂谁的旗帜其实都无所谓，关键是自己这个小天地不能被损害。所以，就跟草一样，随风倒。
冯玉祥在民国，有一个特别不雅的绰号：倒戈将军。其实满打满算，他真正意义上的倒戈只有一次，就是第二次直奉战争期间，倒了曹锟和吴佩孚的戈，让“常胜将军”吴佩孚一败涂地。
关于这次倒戈，冯玉祥自己说是“首都革命”。他也希望写历史的都这么写。可惜，人们依旧称它是“北京政变”，到死，他都没有遂愿。在冯玉祥自己的叙事里，把这场倒戈政变说得特别有道德，特别的正义。为的就是推翻腐败的曹吴，实现他们爱国爱民的理想。
其实，说曹锟腐败，倒还有点儿依据，毕竟此公办了一场震惊中外的贿选。现钱交易，让国会把自己选成了总统。但是吴佩孚却自始至终都没有腐败过。自己不贪钱，嫡系的部下也没有搞钱。有点儿钱，都用在部队上了。冯玉祥多次用来举例，说明曹吴腐败的事儿，是他领到一批枪械，结果总统批了，人家还不给，只能给曹锟的亲信、搓澡出身的李彦青送了十二万，才算把枪械领下来。但是，这种事儿是当年的惯例，不塞小费，漫说枪械，连军饷也领不下来。
曹锟和身边的人能贪到什么地步？从现在看，贪腐程度比皖系当政时要差多了。即便李彦青这样的人，后来被冯玉祥的人逮到，打到死也没有吐出钱来，这本身说明他的钱并不太多，也就是个要钱不要命的土财主。
更何况在曹吴之间，冯玉祥跟曹锟的关系还不错。冯玉祥真正恨的人，不是曹锟，而是吴佩孚。吴佩孚拿掉了他河南督军的职位，调任北京，给了他一个莫名其妙的陆军检阅使。但是曹锟批给了他的部队三个混成旅的番号，还允许他带着部队到北京来上任。上任之后，由于没了地盘，部队粮饷不继。还是曹锟协调，让总统黎元洪把崇文门关税的收入吐出大半来，给了冯玉祥。每次受了吴佩孚的气，都是曹锟安慰他。
于情于理，他冯玉祥都没有道理去打倒曹锟。发动政变，第一步就包围了总统府，把曹锟软禁起来，废了他的总统，仅仅是对外证明他行动的合理性而已。
说一千道一万，冯玉祥倒戈，说到底还是利益之争。要说错，当然是吴佩孚的错。吴佩孚这个人，百般都好，就是气量小，不能容人。冯玉祥跟他一样，都是北洋第二代，而且是能练兵、不爱钱的第二代。差不多同时期做的旅长，颜色太相近了，容易互相看不上。所以，吴佩孚决不能容忍冯玉祥坐大。当然，冯玉祥做人有时也太矫情。都说君子之交淡如水，但是吴佩孚过寿，你真的给送一坛子清水，也忒不近人情了。不久，果然遭报应了。做军阀的，一个命根子是军队，一个命根子是地盘。没有地盘，就不好养军队。冯玉祥一直都没有地盘，部队靠中央政府有一搭没一搭的军饷，吃尽苦头。好不容易坐上了河南督军的位置，居然被吴佩孚剥夺了。带着一个师和三个混成旅的部队，驻在南苑，仰人鼻息。日子的难过，不是一般。据说，在那些日子里，全军上下只能吃小米粥。
1923年，山东临城发生土匪劫国际列车事件，害得当时的山东督军田中玉被换掉。有消息说，冯玉祥要去做山东督军了。高兴得冯玉祥都跟部下讲了，让他们准备上火车。结果又被吴佩孚给拦住了，叫冯玉祥空欢喜一场。
现在有证据表明，当年的冯玉祥是跟奉系有勾连的，由张作霖定期给冯玉祥一笔资助。这也是没有地盘，也没有财源的冯玉祥，在南苑期间依旧可以添置武器的原因，而且他的部队吃的，也不像他说的那么差。后来发动政变，他的部队可以一天一夜强行军走180里，一个天天吃粥的部队，无论如何做不到这一点。
其实，冯玉祥的异动，吴佩孚也不是一点儿没有觉察。他派冯玉祥做第三路军的司令，去承德朝阳一带跟奉军偏师对抗，后面还派了一支监视部队。可惜监视冯玉祥的胡景翼师，早就跟冯勾在了一起。冯玉祥回师之后，北京城守城门的孙岳部，也是冯玉祥的同党。就这样，冯玉祥兵不血刃，就完成了政变，抄了吴佩孚大军的后路。
倒戈的人，都有不能为外人道的秘密，这点秘密，其实就是利益的不平衡。
“倒戈将军”与道德诅咒
冯玉祥这个人，一辈子追求进步，不贪财，不讲究享受，那个时代的军人普遍都有恶习，没有几个吃喝嫖赌抽都不沾的。但是，我们知道，他却有一个不怎么样的外号：倒戈将军。其实在那个时代，倒戈是军人稀松平常的事儿。前文我们也说过，西方人嘲笑中国军人，仗不是用枪炮打的，而是用大洋和烟土在打。只要把大洋和烟土送上，稀里哗啦就倒戈，谁这边的人倒戈的多，谁就一定会输。川军勇于内战，隔几天就一小仗，几个月一大仗，每一仗都伴随有大量的倒戈，一场战役，倒过来再倒过去的小军头不计其数。最严重的时候，杨森的部队，不仅重武器全收起来由自己的家人掌握，甚至传说，士兵睡觉的时候都得脱掉裤子，防止逃亡。
我一直不认为，在民国，尤其是在北洋时期，倒戈是个被人看不起的丑陋行为，因为倒戈的军人实在太多了。每一仗的开打，都会有战场之外的另一路人马出动，去收买对方的人，这一路的成败，甚为关键。冯玉祥后来的失败，也是因为他的部下接二连三地被老蒋收买，背叛了他。那么，为什么别人倒戈无所谓，单单总是拿冯玉祥的倒戈说事呢？
首先，冯玉祥的倒戈，动静比较大。第二次直奉大战，正是因为他的反戈一击，导致直系土崩瓦解，毁了“常胜将军”吴佩孚的一世英名。因此而入关的奉军，纪律比较差，惹人反感。其次，也因为冯玉祥过于清廉自持，让众军头不舒服，抓住一个“把柄”，就有的可说了。
其实，尽管冯玉祥的倒戈惊天动地，但跟其他军头倒戈一样，有基于自己小集团的充分理由。此前，恰是吴佩孚让他没了地盘，一师三旅之众没有了给养，有一顿无一顿地活着，不接受奉系的接济，怎么维持下去呢？军阀时代，每个军头的生命就是军队，你让我的军队活不下去，我反叛你，充分有理。每一个大的军人集团，里面都有若干小集团，而小集团才是这个集团首领最看重的。吴佩孚深恨冯玉祥的倒戈，但此前他却没有做任何一件维系住冯玉祥的事情，而且都在向反面用力，怎么能怨得了冯玉祥呢？
在历史上，每个王朝的承平时期，都有一种文治的秩序。一旦这种秩序出了问题，军人集团的割据就不可避免会出现。有时这种军人割据的持续比较短，有时则比较长。最长的，从唐朝的藩镇到五代十国，持续了一百多年。
每当军人从后台走到前台，破坏了文治秩序，也瓦解了传统意识形态和道德的时候，都会遭遇“道德的诅咒”。军人在反抗皇帝、动辄叛乱的同时，发现自己内部的维系也出现了问题。他们不效忠皇帝，却也没有很好的办法让部下效忠自己。唐朝中叶，河北的藩镇首领们，控制集团的办法就是靠收养能战的将士，跟某些特别能打仗的将士形成准血缘的父子关系，用这些人组成牙兵牙将（牙指牙旗，即帅旗），即亲卫部队作为威慑力量，用直接的武力来看住其他人。可是时间一长，牙兵牙将恃宠而骄，要价越来越高，到了藩帅百般讨好也不能满足他们的时候，就有事儿了。或者藩帅被牙兵们换掉，或者藩帅招来其他的军队把牙兵干掉。所以，从藩镇割据到五代十国，所有的军人集团一直处在动荡之中，小的集团动荡，大的集团也动荡。五个朝代，平均的寿命也就是十年多一点点。
清朝覆灭，强人袁世凯也没能恢复文治秩序，随后顺理成章地进入军人割据时代。由于这种转换发生在“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当口，随着皇权的崩解而带来的道德冲击，使得这个时代的维系问题，比五代十国更为严重。中央政府还在，但跟五代的朝廷一样，只有给予割据者以名号上的合法性的价值。五代还有皇帝，而现在皇帝已经没有了，军人的效忠面临着双重的危机：传统道德的瓦解和西方价值的冲击。袁世凯组建模范团，本质就是藩镇和五代的牙兵。没有嫡系武力的段祺瑞，讨平一个只有五千人马的张勋，都得靠重金收买军人来替他打仗。好不容易建了一支参战军，还未旋踵就被看着眼红的直系和奉系灭掉。各省的督军，如果不兼任下面一个主力师的师长，就会被部下赶走，师长、旅长，亦复如是。维系内部，靠的都是牙兵模式。频繁倒戈的军头们，也不断地遭遇古已有之的道德诅咒，倒人戈者，亦复被人所倒。
正因为如此，很多军头都在找出路。冯玉祥信基督教，用水龙头给全军洗礼，刘湘拉孔孟道，唐生智全军信佛，都是找出路的尝试，但是没有一个人能真的走出来。靠得住的，还是传统的血缘、地缘和业缘的维系——用自家人最踏实。鼎革所带来的维系道德的冲击，实在是太大了。由此产生的精神裂痕，也过于深重。旧的道德已经残缺，但人们依然对此恋恋不舍，新道德尚未生根，但已经成为舆论的主旋律。为了现实的需要，每个得势的军头，脚都踩在旧道德的门槛上，身子却在对新思想和新思潮献媚。就像吴佩孚一样，用“五常八德”立身，却天天高喊五四以来的新口号。
被人称为“倒戈将军”的冯玉祥，在中原大战中，眼睁睁地看着自己心爱的部下一个个离他而去，悲痛欲绝，哀叹：我的西北军哪儿都好，就是一个见不得钱，一个见不得女人。其实，见不得钱见不得女人，是那时候军人的通病，谁也好不到哪儿去。关键是，当年的军头，谁也没有办法建立一种防止军人倒戈的制度和文化。大挖冯玉祥墙脚的蒋介石，最后在大陆溃败的时候，遭遇的也是倒戈大潮。传统的道德诅咒，并没有因时代而失效。
杨森的“四爱主义”
川中的军头，多半好色，这点，杨森拔头筹。他发迹之后，所到之处只要见到他看上眼的，一定要想办法纳为妾。小老婆的陪嫁丫头，但凡有姿色也一定要睡。人说杨森老婆成排，儿女成连，一点儿都不假。在这方面，大概仅仅次于“狗肉将军”张宗昌。张宗昌不仅老婆成排，而且花色比较多，不仅有国产货，还有白俄、朝鲜和日本的姨太太，人称“国际纵队”。杨森的姨太太，还都是中国人。
姨太太多了，未免看不住，而杨森肚量不大，一旦知道有姨太太给他戴了绿帽子，不仅姨太太要死，而且涉事的男方也要死，而且死得很难看——如果跑得不够快的话。而张宗昌多数的姨太太都是从窑子里弄来的，两天半新鲜，过后丢开，连他自己都忘了。姨太太重操旧业，无赖们嚷着去睡张宗昌老婆，他即使听到了，也一笑置之。
肚量不大的杨森却很洋气，给他做姨太太的，要学钢琴，还要学打网球，学骑马。当然，也得学点儿古文，读点儿四书五经什么的。但是，后面的要求是可以马虎的，而那些洋玩意儿，却非得会才行。玩得好的，受宠的概率就大，玩得不好，或者干脆学不会的，就不怎么受待见。
杨森第一爱的是女色，排在第二的，就是网球。别看四川地方偏，但网球棒球这些外来的洋玩意儿，可挺流行的。在民国年间，别说成都重庆，就是刘文辉治下的西康边陲小县，竟然也有棒球队，玩得像模像样。至于做过四川督理、主政过成都重庆的杨森，就洋气得没边儿了。他身边的秘书，一般都得会打网球，没事儿就陪主子玩玩。但不管怎么玩，都不能赢了杨森，但是还不能让他看出是故意输的。又要玩得尽兴，又不能赢他，这种陪练水平低不了。当然，陪好了也有好处，以后升官发财有份儿。杨森打网球的时候，一般都会让姨太太们看着，有时，也会让其中打得像样的上场陪他玩玩。有这么一帮莺莺燕燕的啦啦队，打起球来赏心悦目，心情愉快。1949年之后，杨森跑到台湾，主管台湾的体育事业。他的这点儿爱好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在他的管理下，据说台湾的体育事业还真挺有起色的。
杨森的第三爱，是爱马。这马，是高头洋马。他为洋马修的马厩，比人住的房屋还好。只要有空，他几乎每天都要去马厩问候一下他的爱马，以至于他的姨太太们很吃醋，私下里说那些马是他的亲妈小妈。骑着高头大马，一身戎装在街上招摇，是当年军头的最爱，他们中的好些人都有骑马的小照。当然，杨森也不例外，骑毕姨太太再骑上马遛一圈，是他每天的功课。当然，伺候马伺候好了的下人，也照例有赏——这回是给个参谋。所以，杨森身边除了“球秘书”，就是“马参谋”。
杨森的第四爱，是爱狗。这个狗，也是洋狗。对于中华土狗，他不仅不爱，而且每到一地，一定要命令士兵杀狗，杀得越干净越好。人们传说这是因为他姓杨，杨和羊同音，狗子可以吃羊，所以他要替羊出头。其实不是，他就是崇洋媚外，讨厌土狗。他的洋狗，跟外国人学，都有名字。他还喜欢给狗命以他崇拜者的名字，比如蒋介石、东条英机、罗斯福，都是他的爱狗的尊名。他还有一个大相册，上面都是他的爱狗的玉照，还有他跟狗的合影。
杨森其实只是窝在四川的一个土军阀，出身四川军官速成学堂，所谓的速成系。治军带兵远不及刘湘，甚至跟其他四川军头比，也不占上风。他最风光的时候，就是在吴佩孚的支持下，做过短时间的四川督理（即督军），随后就一天不如一天了。最惨的时候，只有几个县的地盘，还是人家可怜他，不斩尽杀绝，特意留给他的。为了防止士兵拖枪逃跑（四川地方偏，没有好武器，稍好一点儿的武器，都得进口），所有的机枪都统一掌控。甚至有人说，为了防止士兵逃跑，晚上睡觉大家都得脱了裤子光着屁股。
但是，杨森却是川中最洋气的军头，中国的东西，除了美女没有什么他能看上眼的。他不像其他军头，平时最喜欢穿的就是长袍马褂。他除了军装，就是西装，骑马，打网球，都有西式的专门服装。不仅如此，在成都的时候，还禁止人穿长衫，说是浪费布料，专门派人在城门口看着，拿着剪子，见有人穿长衫就给剪了。至于破除迷信、禁止缠足、禁抽鸦片，只要他有精力，都是会干的，只是效果一般都不怎么样，因为他是够洋的，他下面的人，都土得掉渣，执行严重不力。
杨森的“四爱”，其实就是“一爱”——爱西洋。其实，近代的军阀，包括杨森这种土鳖出身的军官学校学生，本身就是中国军事西化的产物。只是，除了枪炮之外，他们在军队上的西化相当有限，一身洋气的杨森，带兵、刮地皮、割据，却都是中国的土办法。田赋预征，整个四川除了刘存厚，就是他征得厉害。在他的治下，兵和民都苦。骨子里，杨森还是一个“封建”军阀。
侮辱总统
民国的北洋时期，是个媒体人做无冕之王的时代。其间，固然有像电视剧《那五》里演的那种借曝光讹人骗吃骗喝的记者，也有敢于主持正义、直言不讳的报人。当然，骂总统骂总理，也是家常便饭。如果报人在华界，当局还可能设法封他的报馆，而在租界，则基本上没辙了。
《时事新报》是“研究系”的报纸，系梁启超做主买下的。而《国民日报》，则是国民党人的报纸。“研究系”的前身，是进步党，进步党跟国民党在袁世凯时代是对头，但是时过境迁，到了第二届国会选举之后，两家都对当家的皖系政府多有不满。国民党此时已经是老在野党了，但是如果第一届国会还在的话，多少还可以借国会在政坛上发出一点声音来。第二届国会，则是“安福俱乐部”的天下，跟国民党一点儿关系都没有。“研究系”则更冤，这届国会的“瘦身”设计，原是他们的大手笔，结果选举的时候，却被皖系的“小扇子”徐树铮，活生生给玩下去了，只得了二十几个席位。所以，对于“安福国会”和当时的政府，两家报纸都在骂。
徐世昌被第二届国会选为总统，在国民党人看来是属于非法的。因为第一届国会的任期尚未完成，第二届国会是不合法的，不合法的国会选出的总统，名不正言不顺。所以，《国民日报》发了一篇文章，题目为《徐世昌是私生子》。意思是说，徐世昌这个总统，来路不明。平白给人骂为私生子，徐大总统不高兴。但是，《国民日报》办在上海的英租界，不能找人封报纸，只能请律师跟报纸打官司。由于此前这种事儿已经比较多了，所以，北京政府在上海请了洋人律师，专门打这种官司。一纸诉状告到英租界，说《国民日报》侮辱了中国的总统。白纸黑字，想赖也赖不掉。英租界的法官，判《国民日报》赔了200大洋。如果不认赔的话，可以坐牢。
没有想到，《时事新报》也转载了这篇文章，而且是在娱乐版转的。那个洋律师食髓知味，闻着味儿把《时事新报》也给告了。可是，手下的助理却忙中出错，《时事新报》是在法租界注册的，洋律师的助理却到英租界把报纸给告了，传票由英租界的巡捕房送来。
当时的《时事新报》，经理是张云雷，一个国会议员，主编是张东荪。张云雷抓住洋律师的这个失误，给法租界的人下蛆，说这个律师看不起法国人，硬让英租界来管法租界的事儿。我们知道，法国和英国原本就有隔阂，在中国的法国人醋劲儿一直都很大，对英国的老大地位很是不满。这么一下蛆，等到官司在法租界法院开庭的时候，法国人就一屁股坐在了《时事新报》一边，派出律师帮着打官司。法租界当局的律师对那个替北京政府办事的洋律师说，张云雷是国会议员，按中国的法律，国会议员不经国会同意，是不能随意控告的，你经过中国议会同意了吗？如果你还要坚持提告，那么请去北京跟中国的国会商议之后再说，如果国会同意，我们得把张云雷请来，来回的费用，需要你来支付。
洋律师替北京政府做事，本是要挣钱的，看这个架势，先要搭上很多钱，而且还没有把握赢，赔本的生意不做，于是就打了退堂鼓。就这样，《国民日报》骂总统，搭上了200大洋，而《时事新报》连一分钱的血都没出，骂也就白骂了。洋律师不告了，北京这边总统府也徒呼负负，什么辙也没有。
在北洋时期做大官，即使贵为总统，也是个糟心的事儿，脸皮要足够厚，肚皮也要足够大，用来装气。徐世昌是从晚清报禁打开的时候做大官的，挨骂已经有点儿习惯了，装着看不见就是。
镇嵩军的覆灭
在历史上，河南人和陕西人很是有点儿纠葛。我一个在西安生活的河南籍朋友跟我说，小时候问西安的小朋友，三座大山是什么？答曰：美帝、苏修、河南人。在西安的河南人，一直都有点儿抬不起头来的感觉。
据说，积怨来自1926年镇嵩军围困西安，一围就围了八个月。守西安的是李虎臣和杨虎臣两位将领，其中，杨虎臣起了最主要的作用，以至于解围之后他的名字都改了，叫杨虎城。提到这个人，大概稍微有点儿近代史常识的都知道，不知道他守城，总知道他和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吧。杨虎城守西安，名满天下。当年著名的守城将军有四位，但守得时间最长，熬得最为艰苦的，还数杨虎城，整整守了八个月，西安城里的百姓，差不多都饿死完了。真是“功满三秦，罪满三秦”。
当然，这事儿当时没有多少人怪罪杨虎城，要怪就怪镇嵩军。镇嵩军是河南人的军队，所以，算是河南人“欺负”了陕西人。
镇嵩军是刀客的底子，缘起还是辛亥革命。豫西这个地方，出刀客。所谓刀客，就是土匪。晚清的土匪窝有那么几个，一个是鲁南，一个是广西十万大山，一个是湘西，再一个就是豫西。这种地方，民和匪有点儿分不清。不过至少在当地，即使做了土匪，也不大会乱来，还是盗亦有道，讲规矩的。
晚清的革命党闹革命，喜欢拉帮会和土匪，所以，革命一起来，豫西的大股刀客王天纵，就成了革命军。袁世凯做总统，整理各地的革命军，七弄八弄，原来革命军的首领张钫被迫离开，而这支军队落到了刘镇华手里。
刘镇华原是一个新派的文人，算起来，也参加过同盟会。但是，在袁世凯治下，他转得比较快，但革命党人张钫他们，也能接受他。在白朗流窜北方数省，袁世凯的北洋军围追堵截都奈何不了他的时候，最后割下了白朗的头献给袁世凯的人，居然是刘镇华。
刘镇华是民国史上著名的滑头，所谓的“三雪”之一（他的字叫雪亚），却是一个见机较早、转得快的滑头。北洋时期，北京城头频繁变幻大王旗，每次他都跟得比较紧，而且及时。最奇特的一次，他带着镇嵩军在陕西做省长，原本跟皖系关系不错。然而，皖系垮台，陕西督军换了为人苛刻的冯玉祥，他依旧做他的省长。冯玉祥喜欢俭朴，他俭朴；喜欢清洁，他清洁；要厉行禁烟，禁止缠足，他上街领人带头贯彻；非常及时地把冯玉祥每个重要讲话都变成标语，贴到大街上。所以，冯玉祥对陕西好多地头蛇都严厉镇压，唯独高看一眼刘镇华，口口声声说他是个好同志。
都说河南人“欺负”陕西人，但也有陕西人“欺负”河南人的时候。第二次直奉战争，原来由陕西靖国军演变的胡景翼部队，跟着冯玉祥倒了吴佩孚的戈，摇身一变成了国民二军，成了河南的主人。当年河南的地盘，收益要比陕西好些。陕西人占着河南，而河南的镇嵩军却在陕西，镇嵩军曾经尝试打回河南。镇嵩军的悍将憨玉琨与胡景翼一场大战，结果镇嵩军败了。败了以后的镇嵩军，又散为刀客。等到冯玉祥跟奉系闹翻，东山再起。
陕西人组成的国民二军，原来的底子是陕西的刀客，所以，纪律跟冯玉祥的国民一军没法比。河南人恨他们入骨，到处组织红枪会，与国民二军为难。所以在跟再起的镇嵩军作战时，居然一败涂地（此时胡景翼已经死了）。其中的国民二军的李虎臣，就是只身逃回西安的，如果不是成建制的杨虎城一个师的军队及时赶到，单凭李虎臣那么点儿残兵，无论如何，西安是没法守的。
刘镇华见风使舵是里手，但攻城拔寨却不怎么行。围攻西安，围了八个月，一直到冯玉祥五原誓师杀回来，围城的镇嵩军被打了个稀里哗啦。十万大军折了一半，退回到了河南。
刘镇华审时度势，发现唯一的出路是投降冯玉祥。冯玉祥给了镇嵩军十万块大洋。镇嵩军的将领们觉得，这个冯玉祥实在太抠门儿了，就惦记着去投奉军张宗昌。跟张宗昌一联络，人家马上送来二百万。刘镇华知道尽管张宗昌钱给得多，但是靠不住。可是，他麾下的将领们却有一大半不听他的。倒戈的结果，搭上了冯玉祥派来监视他们的爱将郑金声，张宗昌为了让投过来的镇嵩军死心，一枪把郑金声给毙了。由此种下了后来张宗昌下野回山东、被韩复榘假借郑金声儿子为父报仇暗杀他的种子。
镇嵩军一分裂，大部分的军队随着张宗昌的失败而消散，剩下点兵也不成气候，先归冯玉祥，后投阎锡山。在冯阎谋划反蒋的前夕，刘镇华看出来冯阎不是老蒋的对手，事先出国避祸去了。剩下的部队交给弟弟刘茂恩，在中原大战开打前，投了蒋介石。镇嵩军这个名号，从此在江湖上就消失了。
小徐大练兵
小徐就是徐树铮，而老徐则是徐世昌。尽管徐世昌做过民国的总统，但在当年，小徐可比老徐能折腾事儿。
小徐本是文人，正经秀才出身。秀才当兵，在新政时期不是新鲜事，南方新军里还有举人呢。只是北洋军里的秀才一般都做记室，类似于后来的文书。只有吴佩孚瞒了身份，才从大兵做起，后来身份暴露，依旧被保送进了军校。小徐当年在段祺瑞的部队里，就是做记室的。做记室的人是可以不出操的，枪都不用扛。可是，段祺瑞发现，这个徐树铮跟别人不一样，不仅喜欢弄枪，而且天天跟大兵一起出操，一口气跑几十里都不嫌累。
段祺瑞注意到了小徐之后，交谈之下，发现此人真是有才，出口成章，下笔倚马可待，而且对于军事说起来也头头是道。段祺瑞虽说文化水平不高，淮军世家，北洋武备生，到德国留学一回也没学到什么东西，却有一颗爱才的心。就这样，在段祺瑞的保荐下，小徐去了日本，官费读了日本士官学校。
一个文人，进日本士官学校能读下来不容易，不仅要吃苦，而且还要挨揍，能挺过日本军曹的毒打虐待，才能变成士官生。就这样，从士官学校毕业之后，文人小徐变成了小徐将军。
由于段祺瑞太爱小徐了，所以小徐升迁之快，逾于他所有的同学。进入民国之后，段祺瑞做陆军总长，小徐就做了次长。由于过于聪明，处处显摆，锋芒毕露，袁世凯很是不喜欢这个秀才将军，但是架不住老段偏心，还就是拿不下他。
久在机关的小徐，其实最爱的还是练兵带兵。早在1918年，段祺瑞对南第一次用兵受挫之后，小徐兴风作浪，透露消息，让奉军劫了中央政府一大批足以装备几个师的军火，捞了一个奉军副总司令的头衔。他一边利用这个头衔调兵遣将，一边利用劫来的部分军火编练了两个旅，这是他练兵的第一个尝试。张作霖是个小心眼儿的人，不喜欢别人调他的兵，当然把劫来的军火都看成是自己的，所以，他取消了小徐副总司令的名义。但这两个旅，却留了下来，一个被王永泉带领去了福建，还有一个留在北方，成为西北军的种子。
小徐大练兵，是编练参战军。参战是在协约国一方，参加“一战”。编练参战军是个大工程，原本归段祺瑞门下“四大金刚”之首的靳云鹏负责，但不知小徐怎么折腾的，把靳云鹏挤走，归了他。
编练参战军是政府的大事，但是，小徐干这个，还有个带着私活儿性质的夹带——编练西北军。编练西北军，是为了收复外蒙。外蒙的独立，原本就是沙俄弄出来的。十月革命，沙俄政府倒台，新生的苏维埃政权一时也顾不到这里，于是，收复外蒙就是一个可能的事了。在1919年2月，小徐充实那一个旅的时候，外蒙已经取消了独立。但要想收回来，还是得派兵去。为了这桩事儿，小徐得了一个西北筹边使的头衔，可以管的地方特别的大，但是当时能做的，还是练兵。
编练参战军的事儿一开头，这边“一战”已经结束了。但是事儿却没有停下来，只是改了个名，叫边防军接着编练。而小徐的私活儿，也就变成了西北边防军。
徐树铮的西北军，计划编练八个混成旅。但是到直皖开战，只练成了四个半，那半个只有一个团的新兵。西北军几乎就是参战军的摹本，但不同的是，没有日本教练。跟参战军一样，西北军特别重视学历。旅长团长，不是中国陆军大学毕业的，就是日本士官生，还有留学德国法国的“海龟”。90%以上的尉官，都是保定军校的毕业生。只有个别的部队，军官是从冯玉祥部队中借调的。士兵中能识字的，比例也相当的高。西北军的军官，不仅要进行军事训练，而且还要写文章，每两周交一篇文章，由徐树铮审看。小徐自我感觉能文能武，所以麾下的军官也得这样。
跟其他北洋军队不一样的是，西北军废除了“等因奉此”的旧式公文，代之以“日日命令”。而且，西北军取消了体罚用的黑红棍，不许体罚士兵。士兵犯了错，只能关禁闭。而当年，即使所谓爱兵如子的吴佩孚和冯玉祥都做不到这点，带兵，动辄军棍伺候。
西北军的最大功绩，是在1919年10月进军外蒙，把外蒙残存的独立势力收服，将白俄军队打跑。只是，还没有来得及经营外蒙，局势发生了变化——直皖大战之后，皖系垮台，西北军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苏俄卷土重来，在外蒙的一个旅自然站不住脚了。
总的来说，小徐练兵，时间太短，满打满算，不过半年多一点儿，此公好多想法，都没来得及落下来。跟参战军改编的边防军一样，新兵和新出校的军官组成的部队，没经过战阵，就碰上劲敌，真是靠不住，加上主帅又是饭桶，仗还没怎么打呢？稀里哗啦，就完了。
“安福俱乐部”与“清吟小班”
“安福俱乐部”是徐树铮张罗起来的一个近似于政党的团体，后人一说到皖系，肯定会提及它。皖系不是一个单纯的军人集团，里面还有大批的政客，政客的组织，就是“安福俱乐部”。俱乐部设在北京安福胡同的一个梁宅里，不是主人姓梁，而是取杜甫诗句“醉舞梁园夜”的那个意义上的梁宅，一个吃喝玩乐的场所。
徐树铮张罗这个俱乐部，就是为了第二届国会的选举，他要让这个俱乐部的政客居这届国会的多数。在“府院之争”那阵儿，作为国务院秘书长的徐树铮吃尽了国会的苦头，第二届国会，他一定要能控制。为此，在选举中，他极尽纵横捭阖之能事，直接给各省督军密电，一定要他们保证“安福俱乐部”的人当选。这样操纵的结果，原来信心满满的梁启超“研究系”的人，大多都被玩下去了，“安福俱乐部”的人果然成了国会两院的多数。
虽说徐树铮号称“小扇子”，足智多谋，但对于西方的政党政治，却没有半点儿知识。他办政党，就是凭给好处，聚起人来吃喝玩乐搞成一个所谓的团体。得到国会议席的，当然是“安福俱乐部”的成员，没有得到的，也可以来蹭吃蹭喝蹭玩。但是如果徐树铮想要他们干点儿什么，光发指令不行，还得另给好处，钱不到位，这帮议员大爷就不投票。把徐世昌投成大总统，是给了钱的，但说好了选曹锟当副总统，徐树铮一时疏忽忘了给钱，而曹锟也一毛不拔，结果人家就不投票了。
“安福俱乐部”说是政党吧，没有政纲，没有固定的组织，说不是吧，人家还就是玩政治的。能聚起人来，全靠梁宅的免费招待，梁宅里，几乎天天叫条子（请妓女出台），吃花酒——开赌局。当年的两院议员，由于家眷大多不在北京，工资又高，都是八大胡同的常客，这样一来，连嫖资都省了。
当年北京像样的妓院，虽说都在八大胡同，但最高档的是“清吟小班”。清吟小班，一色的苏州来的妓女，人称“苏妓”，个个色艺俱佳。民国政坛的要人，加上各大银行的豪客，都是清吟小班的座上客。而因第二届国会选举登上政治舞台的“安福俱乐部”，自然成为清吟小班里的新客人，叫条子的多，逛胡同的也多。来得最多，而且经常独占花魁的人，就是徐树铮。
粉碎张勋复辟之后的中国政坛，是皖系的天下。由于参战（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原来的庚子赔款暂停支付，日本又给了好些贷款，所以这一时期的北京政府，相当有钱。政府有钱，流向八大胡同的钱就多，这是一个规律。所以，这一时期的清吟小班多达七十余家，其中最棒的，当属老资格的庆余堂。庆余堂的班主是盛宣怀的大厨，一个上流的清吟小班，不仅妓女要年轻漂亮，做的菜也须是一流的。让嫖客们兼有眼福、肉福，还有口福。那个时候，政客们议论国家大事或者说纵横捭阖的场所，在某种意义上不是他们的办公室，而是清吟小班。政客们议论政事，也从来不避妓女。所以要想走门路，不用去别的地方，只需到清吟小班即可。
段祺瑞当政的四年，是清吟小班的黄金时代，段祺瑞权势熏天，深受老段信任的徐树铮也权势熏天。老段没有逛胡同的爱好，但小徐有。小徐风流倜傥，在好色上自然出类拔萃。好的清吟小班的头牌，只要小徐在，都得围着他转，即使是别人的相好，小徐看上了，对方都会识相地让出。连梁士诒这样的财神，曹汝霖、叶恭绰这样的交通系大佬，见了小徐都退避三舍。小徐在政坛上霸道，在八大胡同也霸道，看上了庆余堂头牌的清倌人，给人开苞，也不按规矩来，先上车后给钱。而且还先后娶了三位清吟小班里的红姑娘做姨太太，其中的一个叫苏芸仙的名妓，特别对他的胃口。小徐风雅，自命是“顾曲周郎”，好一口昆曲，没事儿就哼两声。但小徐是苏北人，口音不准，而苏芸仙是苏州人，京昆不挡，都会。所以，自打娶了苏芸仙之后，小徐的昆曲水准突飞猛进。后来他去英国访问，在大学里讲中国戏曲引起轰动，这里面也有清吟小班的红姑娘的一份功劳。也就是因为这个，徐树铮的书房任谁都不能进，但苏芸仙却什么时候都可以进。徐树铮那个时候一肚皮的鬼点子，谁知道有没有苏芸仙的份儿。
后来，徐树铮倒台了，家都被抄了，清吟小班的红姑娘也走了。政客红的时候，娶了清吟小班的红姑娘，倒台的时候，红姑娘还回小班重操旧业。青楼和政坛，就这样来来回回，在浅斟低唱中送往迎来。政治脏归脏，但情色浓浓。
“长腿将军”杀记者
在北洋时期，当政的军阀，虽说想不出控制媒体的办法，但是，如果媒体报道了他们不喜欢的事儿，或者骂了他们，也是会生气的。笨一点儿的，直接派一队大兵去把报馆砸了，聪明一点儿的，则用便衣把人给抓了。只是，抓人之后，一般都会有社会闻达前来说情，卖个面子，也就放了。至于办在租界里的报纸，无论怎样，军阀都没有办法。绝少听说，哪个记者被杀的。所以当年的记者，有些人如林白水，特别的毒舌，骂起人来，直言不讳，入木三分。好些军头恨他恨得牙根痒痒，但也没有太多的辙。
但是，北洋时期的最后两年，是奉系当家的时代。有一段时间，控制北京的是直鲁联军的张宗昌。媒体的好日子，到头了。如果说奉军是胡匪的底子，那么，张宗昌这伙人就是流氓加马贼的团伙。他们对于媒体只有一招儿：看不顺眼，就杀人。当然，张宗昌大字不识几个，从不看报，消息都是依附在他们身上的文人递的。
最先触霉头的，是《社会日报》的林白水。林白水是有名的毒舌，胆儿大，不知避讳，骂起人来非常刻毒。好多政要包括段祺瑞，都挨过他的骂。当时，无耻的政客潘复，攀张宗昌的关系做了总理。潘复是北洋政客中格调很低的一个人，他做了总理，林白水不能不骂。于是，《社会日报》就登了一篇林白水亲自写的文章——《智囊与肾囊》，说古代强人都有智囊，而潘复则只能算是“长腿将军”的肾囊，即卵袋。张宗昌个子大，腿长，除了“狗肉将军”之外，还有一个外号，就是“长腿将军”。
潘复看了报纸之后，恼怒异常，径直把报纸念给张宗昌听，张宗昌马上下令宪兵司令王琦拿人枪毙。林白水被捕之后，北京的新闻界也马上营救，但是，一大帮人找到张宗昌，磨得时间久了些，等张宗昌肯下手令放人的时候，那边王琦已经把人给毙了。一代名报人，就这样做了长腿将军的枪下鬼。也有人说，这就是张宗昌做的局，一边让人行刑，一边跟这些社会名流周旋。不过，依张宗昌的德行，这样的弯弯事儿他是做不来的。毕竟，林白水骂的是政客，他又看不起这些政客，下令抓人枪毙，不过是给潘复一个面子，更多人需要给面子了，他也会让步的。只是林白水太毒舌，得罪人多，尤其是军头太多，所以，王琦明知道会有人去说情，却迫不及待地把人给枪毙了。
接下来触霉头的，是《世界日报》的社长成舍我。也不知怎么回事，《世界日报》有一条消息不合张宗昌帐下某个文人的意了，于是，张宗昌就派京师宪兵司令王琦把成舍我抓了。不过还好，成舍我平时不够毒舌，跟王琦也没有什么宿怨，所以，抓了之后没有马上枪毙。趁这个空，新闻界众多的好事者鉴于林白水的前车之鉴，紧急动员，跑到宪兵司令部去求情。成舍我的夫人，还找到了曾在在袁世凯时代做过总理的孙宝琦。孙宝琦专门写了一封信给张宗昌，为成舍我说情。张宗昌也是打晚清过来的人，虽说流氓，但对当年的大人物还有几分尊敬。孙宝琦在辛亥年做过山东巡抚，张宗昌是山东人，孙算是他的父母官。这个面子，不能不给，于是张宗昌亲自写了一个条子：速将成舍我一名交孙总理查收。就这样，连收条带人就都送给了孙宝琦。成舍我总算没事了，走出牢笼之后，速速离开北京。
在此之前，张学良因“通赤”的理由，已经杀了《京报》的名记者邵飘萍。杀戒一开，报人倒霉，但奉军的名声也跟着大坏。即使建立了安国军政府，张作霖过了一把大元帅的瘾，椅子也坐不久了。
小记者扒上了蒋介石的专列
《大公报》在民国，名头很响，吴鼎昌出钱，胡政之出人，张季鸾出笔，三人同心，标榜“不党，不卖，不私，不盲”，后来居上，竟然把老资格的《申报》比下去了，成为举国瞩目的第一号大报。张季鸾一支笔横扫天下，其动向，可以左右全国的舆论。在当年，无论政要、商贾还是军旅人士，每天不看张季鸾的社论，就没法做事。国民党取代北洋一统天下之后，《大公报》对这个来自南方的政府一直是有批评的。以本心而论，国民党尤其是当家人蒋介石当然喜欢控制舆论，但是，国民党力有不逮，在刺杀《申报》老板史量才之后影响特坏，不得不有所收敛。所以，对《大公报》逐渐采取怀柔政策，跟《大公报》“三巨头”的关系，也渐渐好了起来，尽管批评的文章还是有，有时甚至相当的尖锐，甚至还能通过曲笔（比如范长江的《中国西北角》）报道红军的状况。其独立性大体还能保住，也正因如此，这份报纸赢得了包括蒋介石在内的众多国民党人的尊敬。
《大公报》的记者，是当年媒体界薪酬最高的记者，也是最能干的记者，他们总是能够挖到别人挖不到的材料。在蒋、冯、阎“中原大战”之前，《大公报》记者徐铸成，在太原竟然能发现原来被阎锡山软禁的冯玉祥被悄然放了出来，而他居然能在严密封锁的情况下，用明码电报，把消息传给了报社。消息见报之后，明白人马上恍然——蒋与冯、阎的大战就要开打了。
我今天要讲的，是另外一位《大公报》记者的故事。这位记者，名叫汪松年。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坐镇华北的张学良因为不抵抗，遭到全国舆论的痛骂。然而，一年多之后，1933年初，日军进攻热河，张学良的部下汤玉麟不战而逃，丢了热河全境，再一次把张学良扔进了舆论的漩涡。这回，不单是报纸骂街了，国民党政府的监察院也对张学良提出了弹劾。于是，这年的3月7日，张学良不得已宣布下野，“出国考察”。遗下的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委员长一职，由何应钦兼任。
何应钦虽说在国民党内向有“武甘草”之称，为人平和，善于跟各方面搞好关系。但是张学良留下的烂摊子太大，也太乱，里面既有东北军各支派系不同的部队，也有阎锡山的人，还有冯玉祥的旧部，一时间难免摆不平。所以，这年的秋天，不得不烦劳蒋介石亲自出面，到北平协调各方。
《大公报》在得知这个消息之后，听说蒋介石在来北平之前要在邯郸暂住几日，于是就派出汪松年前去采访。张季鸾特意为此事写了一封介绍信，给蒋介石的秘书长杨永泰。汪松年拿着这封信登上火车，就去了邯郸。火车走到宝坻的时候突然停了下来，汪松年费了点儿周折打听到，原来是老蒋的专列要从这里经过，特意为它让路的（保密工作做得太差）。汪松年没有一刻犹豫，马上跳下火车，直奔老蒋的专列，三下两下，居然摆脱守卫到了车门口，掏出那封介绍信，给卫兵晃了一眼，说是特意来见杨秘书长的。没等卫兵反应过来，人已经上车了。
上车之后，已经在负责蒋介石安全保密的戴笠和蒋介石的侍卫长王孝和，把汪松年拎了过去，审了半天，但是由于有张季鸾的信，加上汪松年应对得体，居然让他们都释然了。最初怀疑汪随身带的手提包里有炸弹，但经汪解释之后，甚至连搜一下的例行公事都没做（估计是怕汪感觉不受尊重），就信了他。在车上，杨永泰跟汪松年谈了好一阵儿。从此以后，自杨永泰和王孝和以下，蒋介石身边的人都认识了这个胆大妄为的小记者，一路绿灯，接下来对蒋介石的采访进行得相当的顺利。
后来，杨永泰见到了胡政之，说你们那位姓汪的记者太厉害了，我从来没听说过，有哪个记者能在半途爬上蒋老总的专车的！
能有这样胆子和技巧的，在当年也只有《大公报》的记者。作为记者，他们的确有两下子，但他们能做到这一点，跟《大公报》的声望，跟当年媒体的环境，都不无关系。张季鸾的面子大，但这个面子，既不是他从娘胎里带来的，也不是他跟哪个大人物有特别的关系。
朱家骅砸报馆
北京的《晨报》，是由《晨钟报》转化来的，原来是梁启超、汤化龙等人当家的进步党的报纸，后来进步党没了，报纸依旧跟原进步党，后来的“研究系”中人关系密切。总体来说，还算是一份秉持新闻中立观念的报纸，在军阀混战和党争中，尽可能持中立立场。孙伏园主持《晨报副刊》的时候，鲁迅的《阿Q正传》就是在上面连载的。依孙伏园的意思，这部小说是要写成长篇的，但是在孙伏园去休假期间，鲁迅写烦了，就早早让阿Q被枪毙了。
进步党在民国初年，跟国民党有点儿过节。那时的国民党，第一恨的当然是袁世凯和北洋系，其次就是进步党。只是后来时过境迁，两边的梁子虽然没有彻底解开，但原来两边的人马，也曾在讨袁、反对张勋复辟等事件中合作过。但是，当国共合作，国民党再一次东山再起之时，两边原来的大佬又开始互相看不上了。其实，《晨报》的态度还算好，虽说对国民党也有那么点儿的批评，但主要的批评火力却只是冲着军阀去的。“研究系”这帮绅士即使批评，无论对谁都态度温和，不温不火，点到为止。不像林白水的《社会日报》和邵飘萍的《京报》那样，动辄骂街，把脐下三寸那点事儿挂在报纸上。
1925年，孙中山北上跟段祺瑞会晤。此时的孙中山如日中天，在北方的进步学生和知识分子中有很高的声望。但不幸的是，孙中山肝癌病发住进了协和医院。孙中山的病情，成为进步知识界每天关心的头等大事。《晨报》跟协和医院有着良好的关系，可以每日从医院得到孙中山最新的病况，第二天登出来，因而销路大增。
但是，《晨报》登载孙中山的病情，只是将之当作一个热点新闻对待。每日的孙中山病况只是刊载一则消息，标题就是“孙文昨日病况”，每天如此。尽管在那个时代直呼其名在人际交往之中，算是一种不敬，礼貌一点儿应该称为孙中山先生，或者孙逸仙先生，但是民国的报界对大人物直呼其名已经成为习惯，从来都是孙文孙文的叫。
然而，1925年的孙文，跟此前的孙文大不一样了。孙中山的崇拜者们，已经没法接受《晨报》的不敬，于是抗议声接连不断。《晨报》一概不理，照旧说它的“孙文昨日病况”。终于，在孙中山死了，暂时厝葬于西山，诸事告一段落之后，祸事来了。这年的初冬时节，国民党的北方领袖人物之一，时在北大任教的朱家骅，带领了几百人浩浩荡荡来到了《晨报》所在地的顺治门大街，来砸报馆来了。《晨报》的工作人员见状，只能一边报警一边逃跑。朱家骅是国民党有名的文人，但是十分勇武。这也是国民党的传统，当年在日本的时候，梁启超的保皇党人只要一开会，国民党的前身同盟会中人如张继等，闻讯抡起枣木棍就去打砸，打得梁启超们抱头鼠窜。就这样，报社被砸了个稀巴烂，损失惨重。朱家骅们还意犹未尽，找来煤油，打算一把火给烧了。当年北京的房子防火性能都不高，真要是烧了，说不定就烧开了，邻居倒霉。于是，在场的警察和居民一起阻止，总算火没烧起来。
当时控制北京的是冯玉祥的军队，冯玉祥跟国民党很是亲近，所以，朱家骅们可以肆无忌惮。但是，打砸完之后，北京的大学里好些人，对朱家骅这么干很有些不以为然。过了没几日，《晨报》居然又复刊了，之后对国民党更不敬了。一直到1928年，国民党进入北京，《晨报》知道没好果子吃，发表《告别读者书》，自动停刊。
看来，国民党跟北洋军阀就是不一样，对报纸言论的容忍度，在还没有上台之前，已经就很有限了。
汪精卫能平反吗？
汪精卫这个人，人缘一直不错。在国民党内，声誉就更好。记得他离开重庆进入沦陷区之后，听到这个消息的国民党元老发出的都是惋惜之声，大家说，卿本佳人，奈何做贼？长相标致的汪精卫，无论相貌还是为人，在当年就是“佳人”一枚。
国民党败溃大陆之后，关在南京老虎庙监狱的汪精卫夫人陈璧君，被国民党丢给了共产党。老朋友何香凝等人替陈璧君求情，想要共产党人放了她。共产党答应了，但需要陈璧君签一个认罪书。陈璧君坚持不签，她说，南京汪政权的每一寸土地都不是汪先生出卖的，他们不是卖国贼。
这话当然也不错，的确汪伪政权的辖境，没有哪块土地是汪精卫他们卖给日本人的，都是抗战中沦陷的。但是，没有出卖国土，不等于汪精卫他们就没有罪过。在侵略自己国土的侵略者放弃侵略之前，跟侵略者合作，作为执政的国民党副总裁，这本身就是投敌行为。无论有怎样的理由，都无法为其开脱。汪精卫是国民党领袖级的大人物，不是沦陷区的乡绅。乡绅为了让乡里少受一点儿祸害，跟日本人合作，其实是可以理解的。而沦陷区秩序恢复之后，那里的民众，包括一些商人，一般公务人员，依旧做自己的买卖，上自己的班，其实也无可厚非，总得让这些普通人吃饭吧。但是，汪精卫作为国家的领袖级人物，这样做是绝对不行的。在民族国家体系崩解之前，跟侵略者合作的行为，就是投敌卖国，行为跟法国的贝当，没有本质的区别。
当然，汪精卫这样做，倒未必是从一开始就安了投敌的心。他这样做，跟他对形势的判断有关。他在抗战爆发前，就是“低调俱乐部”的领袖。他认为按实力对比，中国绝对打不过日本，这也没大错。但是，中国幅员辽阔，回旋余地大，战争爆发，可以利用空间换时间，与日本周旋，等待国际形势的变化。只要日本跟英美发生冲突，中国就可以搭便车了。汪精卫只看到前面，却不相信后面的事儿有可能变成现实。这样的形势判断，使得汪精卫倾向于接受只能跟日本妥协，才能避免中国彻底毁灭的看法。
然而，全面对华开战之后，其实日本政府包括一部分的军方人士也很纠结。占领了大片的中国土地，但是，日本所需要的最重要的两种战略物资——石油和富铁矿石中国却没有。跟中国打仗，越是投入多，资源消耗越多，却无法补充。由此引发的日美关系的紧张，直接危及这两种战略物资的供给。那个年头的战争，就是打钢铁，打石油，再在中国的泥潭中陷下去，这对日本是相当危险的。所以，日本政府一直在寻求跟中国讲和，也好抽身。其实，在汪精卫开始他的“和平行动”之前，蒋介石也在通过德国大使跟日本人接触。但日本人跟蒋介石谈不拢，转而找到汪精卫。日本政府方面，给汪精卫开出的条件相当诱人，只要承认满洲国，他们可以退出山海关之外，也就是说，抗战以来的沦陷区都退还了。当汪精卫的人拿这事儿问深谙日本的周作人时，周作人认为，日本政府的承诺不可靠。但是陈璧君却认为靠谱，而陈璧君对汪精卫的影响力是众所周知的，于是，汪精卫就一步步上了贼船。
对于蒋介石来说，自始至终他都不能说不了解汪精卫的行动，但是，他却没做什么来阻止这个老搭档。在国民党内，蒋介石的实际声望始终逊汪精卫一头，辛亥革命的时候，汪精卫因刺杀摄政王而名满天下，蒋介石才是陈其美的一个马仔。汪精卫的离开，也许正中蒋介石的下怀。汪精卫出走河内时，军统派人去暗杀，却犯了非常低级的错误，像是在赶他们走，越早去上海越好。
而到了上海的汪精卫，却发现日本人变卦了。侵略中国，原本就是陆军少壮派军人鼓捣出来的。而日本的文官政府根本管束不了军人，陆军少壮派军人，当然不肯把吃进嘴里的鸭子吐出来。于是，原来的承诺就变成了一张废纸。原来跟着汪精卫的陶希圣和高宗武，就此退了出来。到了这个地步，如果汪精卫从此罢手，虽说生命会有危险，但名声肯定是可以保住的。然而，人犯大错，每每是小错积累起来的。没有了后路的汪精卫，决定毅然决然地走下去，把自己的投敌坐实。由此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一点儿也不冤枉。原本，在汪精卫出走之前，跟龙云等地方实力派是有联系的，如果日本真能兑现原来的承诺，龙云的跟进，也是可以期待的。但是，日本人一旦变了卦，龙云也就别指望了。
艺人不懂政治
虽说京剧的兴起，可以推到乾隆年间的徽班进京，但实际上京剧成气候还是在晚清，如果没有一个没什么文化、看不懂昆曲的老佛爷西太后，京剧到底能成多大名堂，还不好说。进入民国之后，大清完了，但京剧的繁荣却得以持续，攀升到了顶点，其标志之一，就是梅剧。没有梅剧，即梅兰芳的表演，京剧不会成为老外眼中的Peking Opera，获得国际的认可和名声。
事实上，进入民国之后不久，看梅剧，已经成为来华游历的老外一个必须做的项目。不看梅剧，就不算到过中国。京剧能为老外所喜欢，齐如山、李释戡等若干喝过洋墨水的文人，功不可没。经过他们的参与，梅剧不仅雅了，而且多少有了点西洋歌剧（Opera）的味道。迷倒了欧美老外的梅剧，当然也迷倒了来华的一干日本文人和记者。
日本文化跟中国文化，毕竟有血缘关系。日本的能、狂言和歌舞伎，或多或少，跟中国的传统戏剧能找到某些相通的地方。日本人欣赏京剧，不会像西方人那样多半出于猎奇，他们真能看进去。在北京《顺天时报》的名记者辻听花，是个中国通，也是一个超级戏迷，写出的戏评，文字地道，点评到位。《顺天时报》在北京办菊榜和花榜，即排梨园行和妓女的名次，特别的有名。主持者，就是辻听花。因为这个，梨园行和八大胡同都哈着他。花榜另当别论，他张罗的菊榜，在当年真的很内行，让人不服不行。据说，他写的《中国剧》一书，具有专业研究水准。日本国内以青木正儿为首的一干研究中国戏剧的学者，经常得向辻听花请教。
梅剧受老外的欢迎，激起了梅兰芳和梅党走出去的雄心。当年京剧实际上是可以到朝鲜的平壤和汉城演出的。尽管言语不通，但使用汉字的地方，完全可以欣赏京剧，只需把字幕打出来，朝鲜的上层人士就能看懂。事实上，当年也的确有人到朝鲜演出。时不时地走回穴，收益还不错。朝鲜可以，理论上使用汉字的日本，也是可以的。
曾经是京剧演员，现在为日本的大学教授的袁英明女士，花了十几年的工夫，把梅兰芳两次出访日本的前前后后的经过，爬梳了一遍。据她的研究，早在1916年，梅兰芳访日这件事就在酝酿了，一直到1919年的4月总算成行。在这期间，访美和访问欧洲也在筹划，但作为走出国门的第一步，梅兰芳选择了日本。
选择日本，在很大程度上跟一个日本财阀有关。此人叫大仓喜八郎，是个日本排在前列的财阀，产业横跨各个行业，还是个大军火商，同时，也是个日本传统戏剧的爱好者，拥有顶级豪华的东京帝国剧场。此人跟中国各界头面人物都有交往，从袁世凯、黎元洪、段祺瑞、冯国璋、曹锟，到革命党人孙中山、黄兴、汪精卫、廖仲恺和胡汉民，都跟他打过交道。一个偶然的机会，经日本文学家龙居松之助的介绍，来华的他看了一场梅剧《天女散花》，马上变成了梅剧迷。只是在见到梅兰芳本人之前，他一度固执地认为梅兰芳是位女士。
原本，中国国内第一号梅党、中国银行的总裁冯耿光，已经打算资助梅兰芳访日。一直没有行动是因为，尽管有朝鲜的先例，但是，毕竟日本人还没有接触过京剧，梅兰芳在日本也没有什么名气，演出能不能有观众都不好说，更谈不上挣钱了。但是，懂戏的财阀大仓的出现却改变了一切。以大仓的眼光，梅剧在日本肯定是有市场的，只要宣传到位，上座有一定的把握。因此，单单从商业上的考虑，大仓就开始积极促成梅兰芳访日演出，开出的价码是在他的帝国剧场演出一个月，五万包银。其他地方的演出另算。
按当时的物价，五万元是大数目了，即使到最富庶的上海，走穴一遭也拿不到这么多。有了大仓的保证，梅兰芳的访日实际上就变成了一次商演。后来的事实证明，大仓作为商人的眼力是非常毒的。梅兰芳访日演出大获成功，大受日本人的欢迎。尽管日本中等以上的市民，每月收入平均不过三四十元，但梅剧的票价却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此前无论是英国人还是俄国人，都没有赶得上梅兰芳。帝国剧场特等座10元，四等座也需要1元，其他地方的票价虽比帝国剧场略低，但在当地也是高得吓人。但是，在整个演出期间，除了一天四等座有7个空座外，场场爆满。很多人是追着梅兰芳走，看了一场又一场。就这样，还难以满足观众需求，不得不加演。
梅兰芳第一次访日演出，是1919年4月21日从北京出发，坐火车经东北和朝鲜，25日抵达日本，前后40天，于5月30日返回北京。这期间，对于中国人来说，恰好是一段惊心动魄的日子。
1918年1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原本多数不同意参战的中国上层人士，发现自己变成了战胜国的一员，欣喜若狂。对一揽子解决战后问题的巴黎和会，抱了太多不切实际的幻想。对和会的最低诉求，就是要收回日本在战争期间，从德国人手里抢来的青岛和山东权益。然而，作为战后五强之一的日本，对和会的要求也是这个，中日双方迎头相撞。在一个丛林时代，弱国无外交，和会会满足哪个，不言而喻。但是，为了搪塞中国人，英美把满足日本的要求，说成是中国政府事先就答应了的。于是，中国的外交失败则演成了一场抓内奸的恶斗，自中国参战以来段祺瑞政府的亲日政策，遭到了全面的质疑。“五四运动”中学生要求惩办的国贼，明面上是三个留日学生曹汝霖、章宗祥和陆宗舆（三人都在梅兰芳访日这个事上，起了推动作用），事实上剑指段祺瑞。在一个月前还是全民大功臣的段祺瑞，迅速地变成了众矢之的。
在梅兰芳出发的时候，中国使团在巴黎已经濒临绝境。但是这一点，梅兰芳不知道，即使知道了，也不会有什么反应。事实上，梅兰芳开演不久，国内即爆发了“五四运动”，曹汝霖的家被烧，章宗祥被打。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群情激愤，国内国外，反日情绪都达到了极致。
梅兰芳到达东京之后，中国驻日代理公使庄璟珂为给梅接风，举办了一场盛大的宴会。一般来说，代理公使举行的酒会，东道国来一个次长已经很给面子了，但没有想到，日本整个内阁包括总理大臣都来了，还加上各国驻日本的大使。这背后，虽然有冯耿光的安排，但大仓的面子起了绝大的作用。在席间，梅兰芳演了一个短剧，技惊四座，把宴会推向了高潮。对于大仓来说，这样的宴会是一个绝佳的宣传海报。但是，在日本的留学生看来，却不是那么回事了。特别是“五四运动”爆发之后，依旧在日本大演特演的梅兰芳，几乎就成了京剧界的曹、章、陆。
5月7日是当年日本逼中国签《二十一条》的最后通牒的日子，5月9日，是中国最终接受《二十一条》（欠七条）的日子。这两个日子，都是中国的国耻日。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更在意的是5月7日。5月7日，在东京的两千多名中国留学生，举行了中国国耻日的示威游行。学生也开始打汉奸，凡是娶了日本媳妇的都是汉奸。在此之前，梅兰芳收到了一封恐吓信，要求他至少在5月7日这天停演，否则武力对付。
梅兰芳和大仓都准备在5月7日停演了，但帝国剧场的负责人却坚持要继续演，因为票都卖出去了，停演一天，不仅损失严重，而且影响极坏（丢面子）。后来大仓妥协了，梅兰芳则说，只要大仓坚持要演，他就演。结果国耻日那天，演出照常进行，仅仅把因梅兰芳演出而挂在剧场门口“日中友好”的牌匾给摘了下来。那天，梅兰芳演出的剧目是《御碑亭》，他在台上很卖力，观众反响也很热烈，但剧场工作人员却万分的紧张，生怕中国留学生会闹出什么事来。显然，在日本的中国学生远没有在国内的勇武，那天什么事儿都没有，平安度过。此后，留学生也渐渐消停了，一场风波，消于无形。梅兰芳越演越来劲，访日大获成功。回国之后，1923年日本发生东京大地震，梅兰芳特意举行了两天的义演，将义演收入全部通过外交部汇给了日本，作为赈灾之用。第二年，也就是1924年10月，梅兰芳再度访日演出，同样场场爆满。在赈灾义演和第二次访日的时候，国内当家的是仇日的直系政府，中日关系已经跌入谷底。但是，政治一点儿都没有影响到梅兰芳。
艺人不懂政治，也不想懂政治，但是，他们有他们的信条和道德。他们讲义气，讲究知恩图报。谁给他们饭辙，他们就报答谁。在闹太平天国的时候，艺人几乎全体站在了清政府一边，还编出了敌视太平天国的新剧《铁公鸡》，因为太平天国不让演戏，砸艺人的饭碗。在闹义和团的时候，虽然义和团不砸艺人的饭碗，但闹大了，烧掉了前门的戏园子，也等于是砸饭碗，所以，京城里成名的艺人都不喜欢他们。老乡亲孙菊仙还被诬为“二毛子”，不得不逃亡。梅兰芳不明白“五四运动”里面的名堂，他只知道，日本人乐意捧他的场，良好的观剧作风，如雷般的掌声，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即使看在那五万包银面子上，他也得给大仓一个面子，给日本观众一个面子。在艺人眼里，手里的玩意儿，一般情况下是没有国界的，他们眼里，只有衣食父母。谁乐意捧场，谁是衣食父母。当然，如果日本人真的打进了国门，又另当别论。抗战期间，在梅兰芳这里，日本人就不受欢迎了。可是，一直到后来，日本人战败了，民国也作古了，但梅兰芳依旧立场模糊，对做过汉奸和反革命的昔日捧场人，还是脉脉温情，偷偷地塞钱给他们。
中国最优秀的艺人，不懂政治，他们懂点儿别的。
衰气的国民党的电影审查
中国的电影业，跟世界接轨很快，早在20世纪20年代，就已经成气候了，不仅有进口的外国电影，国产电影也后来居上，占了半壁江山。北洋时期，军头们说了算，他们对于文化事业没有感觉，想不起来管这事儿。所以，新兴的电影业像野草一样蓬勃发展。国民党当家之后，由于受苏俄的影响，开始操心文化教育，在1930年年底通过立法院制定了《电影检查法》，并于次年2月组织电影检查委员会，隶属于内政部和教育部名下，正式开始实施电影检查制度。
电影检查制度的出台，背后是一种社会对新兴的电影事业的道德忧虑，觉得电影带坏了年轻人，诲淫诲盗，特别是当时最火的武侠片《火烧红莲寺》，引得不少年轻人进山寻师练武，让一些家长冒火。所以，所谓的电影检查，在当时主要是出于维护社会道德的考虑。同时，鉴于电影检查是跟文化界搭边的事儿，国民党政府主持这个事儿的人，不想因此事受贿，招文化界的批评，所以从一开始，就把它办成了一个不吃请、不受贿的清水衙门。
首先，所有申请审查的电影，无论是国产制片公司，还是电影进口商，都拿影片拷贝到指定的银行缴检查费，银行收费发号，这边按号的先后审查，不许加塞儿。银行跟检查委员会两条线，互不通问。其次，电影检查由所有七个委员一起审片，审查通过与否，删减与否，均在会上表达理由，投票表决多数通过，最后，两个由中央党部派来的监察员也得签字，才能放行。
当然，制度的制约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是因为当年的电影审查通过率非常之高，不怎么卡人，当然也就没有人贿赂。在内政部和教育部联合主管的时代，只要外国片没有侮辱中国，没有过多的暴露和淫秽的镜头；中国片不宣传迷信，没特别的色情暴力镜头，大体上都可以通过。总的说来就是三个原则：维护国体，破除迷信，维持风化。所以，大部分好莱坞电影，包括卓别林的《摩登时代》《城市之光》，以及著名的“左倾”电影《西线无战事》都被放行了，连苏联电影《夏伯阳》也进来了。日本电影进不来，主要是因为影片质量。而国产电影更是左翼进步电影的天下，《城市之夜》《马路天使》《桃花劫》等，都没有任何问题。只有《三个摩登女性》遭遇了来自党部的监察委员的阻击，但因为审查委员会的主任找来了国民党元老蔡元培，让蔡看了电影发表意见，在蔡的压力下，两位监察委员只好签字放行。而外国电影《西线无战事》放行之后，一度遭到禁查，则是因为蒋介石正在江西剿共，觉得影片的名字碍眼。
即使在1934年，国民党中央党部接手电影检查委员会之后，虽然审查委员都换成了陈立夫的人，党性很强，特意强调不许煽动阶级斗争，强行注入意识形态观念，但是，紧了一些时日之后发现电影业一片萧条，最后依然放松。绝大部分左翼进步电影，依旧可以问世。电影界除了进口片之外，还是左翼电影人的天下。审查最多的关注，依旧不是意识形态，而是社会道德，在维持风化上下功夫。
显然，以政治标准来看，国民党的电影审查事业，是不成功的。这个不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国民党想要政治挂帅，却一直没能挂起来。审查委员老爷们，眼睛里有的还是道德。
武术与国术
武术这个玩意儿，在古代多数的时候是被称为技击、搏击的，偶尔才会被称为武艺，到底是不是指今天的拳脚功夫，也不好说。武术这个概念，出现在明末清初，同样意指含混。而在民国，武术是被称为国术的，非常明确地包含了所有民间所谓武把式的器械和拳脚功夫。
国术的兴起，跟国学、国医、国剧一样，含有发扬国粹的强烈的意向。在某种程度上，恰是因为在西风东渐的大环境中，国粹被冲击得太厉害，不仅中国传统学术被鄙视，学校里的经学课被废止，甚至国民政府卫生部居然提议废除中医，让吃传统国粹饭的人没有活路。国术的横空出世，也是国粹的一种反弹。
在这反弹的潮流中，1928年，国中出现了中央国术馆。主持此事的，是冯玉祥的老部下张之江。张之江是冯玉祥麾下的“十三太保”之首，1926年冯玉祥下野避祸，就把部队交给张之江统领。可惜，这位深受冯玉祥信任的太保把部队给带散了。不过，当年的冯玉祥部队由于比较穷，子弹缺乏，所以不得不靠冷兵器来济自己之穷，很早就引进了武林高手来教刀术。一直以来，冯玉祥和跟冯有渊源的部队，比如后来宋哲元的二十九军，向以大刀队闻名。基于这个缘故，张之江对中华武术一直有着浓厚的兴趣，反正后来也没兵可带了，弄弄武术，也算是个营生。
弘扬国粹的反弹虽然强烈，但热衷国粹之人实力并不雄厚，张罗国术馆的，多为冯玉祥西北军的人，冯玉祥自己也出马担任理事长。但是冯玉祥系统的人多半是穷措大，榨不出多少油来，仅仅靠对传统武术有感情的商人，才能弄到一点儿钱。国术馆成立后不久，中原大战，冯玉祥的部队星散。几个做封疆大吏的余部早就背叛了冯玉祥，自然瓜田李下，要避嫌，也不好出头。
所以，中央国术馆成立之后，经费一直都很紧张。国术馆是要招生的，但凡有志于学武术的人，必须有点儿基础才能考上，考上的人几乎没有富豪子弟，学费多了，根本交不起。尽管如此，张之江热情很高，全国武林虽然门户之见很深，但西方体育冲击的压力大，“外患”当头，不能不有所动作，所以大体上对国术馆还是支持的，各个大门派都有一些高手出任国术馆的教练。
张之江提倡的国术，其实跟传统武术的套路还是有所不同。毕竟西北军原来的大刀队，玩的就是军事技击，经过战场肉搏的考验，走的是实用一途。而且张之江在没兵之后出国游历多时，也见了世面。所以，国术馆到了1935年就挂上了另一块招牌：中央国术体育师范专门学校。在名称上，挂上了来自西洋的时髦的“体育”的羊头。进馆学习的人，不仅要考武艺，还要考文化知识和口头表达能力。进馆之后的学习也是偏重于实战技击，各个门派的功夫都学，其中也包括太极。
应该说，国术馆的人在实战比赛中，的确技高一筹。1928年在杭州举行的全国武林擂台赛，一般来说，虽然各地的武林高手表现也不错，但在国术馆的选手面前还是有所逊色。当年擂台赛夺冠呼声最高的人，是时任上海永安公司总镖师，人称“镇江南”的刘高升。但是刘高升上了擂台之后，相持未久，竟然被国术馆的选手曹砚海一个前横劈，当场击倒。而这个曹砚海在入学的时候，差点儿因为口试成绩不好被淘汰。
国术馆一直办到1947年，这期间，各地也办起一些地方国术馆，像习武之风较盛的山东河北，一时还挺红火。而国术馆的优秀毕业生也被国民党的军校聘为武术教练，但是，在国民党的军校里，武术教练始终是边缘人物，上不了台面。在此期间，西洋引进的各种体育项目倒是比国术发展得快，在各个大中学校中逐渐成了气候。不仅体操是学校的必备，连足球、篮球和网球，也渐次有了比赛。像天津的北宁足球队，不仅打败了租界的洋人，还走到日本参加比赛。即使在军校，西洋体育也是锻炼身体的主流办法。在诸项国粹之中，国术尽管也不乏爱好追捧者，但终民国之世，既比不上国医（中医），也比不上国剧（京剧）。像1928年那样的杭州武林擂台赛也没有接着办下去，只在全国运动会中，保留了一个国术项目。即便如此，运动会上的国术比赛，依旧采用传统的打死勿论的规则，众多选手都选择退赛。最后玩下去，武术就只有趋于表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