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德哥尔摩综合征：人质情结
斯德哥尔摩综合征（Stockholm syndrome）一词起源于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它是一种病态心理，也可以说是一种心理疾病。
1973年8月23日，在瑞典斯德哥尔摩的某家银行里，有两个全副武装的劫匪突然闯入，对着银行里一阵狂扫乱射，劫匪一边扫射一边还说“Party开始了”。
扫射之后，劫匪劫持了几名银行职员为人质，将他们统统扣押在银行的地下保险库里。然后匪徒提出了条件，就是将他们的同伙都释放，并且保证他们安全出境，否则人质都会被处死。经过6天艰苦而激烈的营救，警方打开了保险库，用催泪瓦斯将人质和劫匪都驱赶了出来，还有狙击手做好了在危急情况下击毙劫匪的准备。
然而奇怪的事情发生了，在大家离开保险库后，几名人质反而将劫持者掩护起来，保护他们不受警方伤害，此后在法庭上还拒绝提供不利于劫匪的证词。更为令人咋舌的是，其中一名女人质还爱上了其中一名劫持者，决定等他获释后嫁给他。
对于这件事情，人们无法做出合理的解释，只好将它病理化。从此，在心理学领域中出现了一种新型的心理疾病即斯德哥尔摩综合征。
斯德哥尔摩综合征，又称斯德哥尔摩效应、斯德哥尔摩症候群、人质情结或人质综合征，它是指被害者对犯罪者产生情感，甚至帮助犯罪者的一种情结，这种情感会造成被害人对加害人产生好感和依赖心，甚至反过来协助加害人。
后来，研究者发现，斯德哥尔摩综合征并不少见，它几乎是人质挟持事件中一种十分普遍的现象。
同样的事件，在1976年法航139次航班上也发生过一次。这一次，恐怖分子劫持了终点到乌干达恩德培机场的飞机。
一名女人质回忆劫持过程时表示，留给她强烈印象的不是恐怖分子的凶神恶煞，而是每当恐怖分子头目在机舱发表演说时，机舱里就会发出人质的如潮掌声。她在回忆中甚至说了这样一句话：“现在，只是现在，我才理解。当人们想活命时，是最容易受骗的。”
据美国联邦调查局的人质数据库显示，大约有27％的人质都会表现出斯德哥尔摩综合征的症状。据心理学学者的研究，如果一个人在情感上容易依赖他人且易受感动，那么若遇到类似的状况，就很容易产生斯德哥尔摩综合征。
确实，如果站在一个正常人的角度，实在无法理解人质情结这种奇怪的现象，这些产生人质情结的人似乎是鬼迷心窍。他们简直是不分好坏，不可理喻。但事实上，人质情结并不是一种特殊的情结，它其实存在于很多人的内心深处，那些陷入暴力边缘的人们，很多都会表现出这一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纳粹集中营里，有很多人都亲手杀死了自己的同伴。为什么呢？因为如果终有一死，为什么集中营里那么多的人不团结起来去抗争呢？但是，对于他们而言，抗争又什么用呢？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被人质”被催眠的情况也很多。比如，一些人轻易地就陷入了传销组织的催眠之中，还有一些人心甘情愿地在家庭暴力的苦海里挣扎，像这样的人数不胜数。所以，我们不能单单从道德角度去解读人质在暴力威胁下呈现的这种表现，也不能片面地把这一切归结为人质的懦弱、无能。因为，在一些特定的情境中，很多人都是难以摆脱暴力所带来的强大心理暗示的。
人质情结的产生与四大历程
人质情结到底是怎么产生的呢？依据心理学家的看法，新生婴儿容易与最靠近的成人形成一种情感上的依附，以最大化周边成人以此让他自己能有生存（或成为理想父母）的可能，心理学家认为斯德哥尔摩综合征可能是由此发展而来的。
在戛纳电影节上映过的电影《日照重庆》，讲述的便是一个涉及斯德哥尔摩综合征的故事。影片讲述了一位父亲不远千里从日照来到重庆，只为寻找儿子被警察击毙的真相。儿子在超市的意外中，慌乱地劫持了女医生作为人质，最终导致被击毙。整个故事从儿子的死亡开始讲起，通过父亲的调查，慢慢来揭开事实的真相。女医生作为重要的线索人物，在阳台上向这位父亲平静地讲述了那5个小时的劫持时间内所发生的事。她没有一点儿怨恨，娓娓道来的全是对那位劫匪的理解和同情。似乎整个劫持过程中，她都在冷静沉着地帮助着这位劫匪，以舒缓他内心的痛苦之情。
斯德哥尔摩综合征一般而言会经历四大历程，即恐惧、害怕、同情、帮助。《日照重庆》这部电影便细致地反映了斯德哥尔摩综合征的这四大历程。
第一，恐惧。因为突如其来的胁迫与威吓导致状况的改变，劫匪一时糊涂拿匕首在超市捅了人，顾客们都惊慌四散，女医生范冰冰也被这一幕吓到了，但是出于职业操守，她还是上前救治伤者。也就是这个时候，她被劫匪当作了人质，并拿刀对着她进行威胁。
第二，害怕。女医生在不安的劫持环境中，身心都受威胁。劫匪把女医生拖到一间库房里暂时躲避警察，这时他情绪失控，甚至拿刀的双手都在发抖，并打电话告诉女友，说要杀害人质。头发凌乱、满脸是汗的女医生虽然也很害怕，但是她趁劫匪不备，在密闭的黑屋里四处张望，想找到逃离的出口，但是并没有找到出口。无处可逃的她，只好坐在箱子中间，以此来获得安全感。
第三，同情。和劫匪长时间相处的女医生，体会到对方的举措是不得已的行为，且自己并未受到他直接的伤害。在女医生与劫匪试探性的聊天中，得知他不但失恋，还从小缺少父爱，内心十分无助、迷茫。这个时候，女医生开始怜悯他，并且发现了这名劫匪其实并没有想要伤害她的意思。
第四，帮助。女医生给予劫匪无形的帮助和配合，她不但不逃脱，反而安抚劫匪。在聊天过程中，两人开始熟悉，5个小时的劫持时间让两人都筋疲力尽，女医生也没了逃脱的想法，但是两人也不知道还在屋子里僵持什么。甚至为了保存体力，女医生提议吃些东西，绑匪也恢复本来的状态，主动帮她找吃的。
一般而言，在一些人质被绑架的事件中，那些绑架者的目的并不在人质，更不是真的想要去杀害人质，而只是希望通过绑架人质来达到一些其他的目的。他们也希望人质可以绝对地配合自己的行动，以达到自己的目的。
在有些时候，人质情结是可以对人质起一些自保作用的。比如，在轰动中国的洛阳性奴案中，有6个女子被绑架，其中有两个女子被杀害。被杀死的两名女子中，一名是因为“争风吃醋”而被杀，她只考虑自己的感受，而不去考虑别人，过分暴露了想要自保的举动；另一个女子之所以被杀害，则是因为她不听话，而这也是绑架者最早选择杀死的人质。那些因人质情结而选择服从绑架者的女子，因绑架她们的人对她们产生了安全感，而存活了下来。
在这起案件中，成功逃脱的那名女子，则是绑架者在6名人质中最信任的人，而这个女子之所以能够生存下来，也是因为她利用了人质情结。她自己内心其实非常清楚，如果她想活下来，那就必须要自救，如果想要自救，那么必须先确定自己是处于一个绝对安全的环境之中。怎么才能安全呢？那就是不让绑架者对她起疑心，让绑架者感受到她的忠心，这样，她就可以有一个比较好的环境来实施自己的计划。
人是可以被驯养的
据说只要是动物，那就有被驯养的可能。那么，人自然也逃不出这个藩篱，因为人也是动物的一种。斯德哥尔摩综合征体现的其实就是人被他人“驯养”这么一个情结。
西班牙电影大师阿莫多瓦的电影《捆着我，绑着我》，讲述了一名有前科的精神病患者爱上了美丽而性感的色情影星，他发誓一定要获得她的芳心。虽然尝试过很多手段，但都没能引起她的注意。
于是，他选择了绑架她，他说：“我绑架你是为了让你有机会了解我，因为我敢肯定你会爱上我，正如我已爱上了你。”这样的爱情告白看起来确实足够另类，禁锢求爱的方式也显得惊世骇俗，如果结局两情相悦，那就会成就一段不寻常的美好恋情，反之则可能成为彻头彻尾的变态犯罪。
在影片中，两人最终以相爱而告终，但是，这个故事只是个别的案例。用句玩笑话说，如果绑匪不是帅气型男安东尼奥·班德拉斯，那结局可能就大相径庭了。影片中，男主角希望通过禁锢求爱的方式来驯养自己喜欢的女人，而对方也因此上钩。其实情感上容易依赖他人或易受感动的人，遇到类似的状况，都是可能被驯养的。成功驯养人类需要什么条件呢？
第一，人质必须真正感受到绑匪。即加害者正威胁到自己的生死存亡。
第二，在遭劫持的过程中，人质必须清楚地认出绑匪可能是略施小惠的举动。
第三，除了接受绑匪的看法之外，人质必须与所有外界的其他观点相隔离，也就是说绑匪要控制人质的信息来源和思维活动。
第四，在这种危急的情况下，绑匪必须让人质相信，想要从自己手里脱逃是不可能的事情。
一般在这四个条件下，人们就会产生斯德哥尔摩综合征，就容易被“驯养”。那么除了条件之外，还有一些人是相对而言比较容易被驯养的，也就是比较容易出现人质情结的。
第一，女性。相对于男性而言，女性更容易受到暗示，男性则不容易被暗示。在那些中外著名的关于人质情结案件的报道里，几乎全都是女性。当然，不可否认，这也与绑架者选择人质的偏好有关，他们大多会选择体力弱的女性作为人质。
第二，性格上依赖感较强的人。那些性格上比较依赖他人的人，在陷入暴力威胁的时候，为了保证自身的安全，他们一般都会无条件地选择依赖施暴者，无论对方提出的要求是多么的不合理。对于这种人而言，顺从是他们最容易做出的选择，也是他们觉得最好的选择。在他们眼里，面对选择的时候，顺从才是最佳的选择。
第三，弱势群体。比如，小孩、老年人等弱势群体，是比较容易被控制的。弱势群体自身没有反抗能力，只能任人摆布，无力反抗。
第四，外向者。相对内向者，外向的人似乎更容易受到外界强烈信息的干扰，而那些内向的人他们的心理波动没有那么外显，则不容易被外界所干扰，即便他们内心世界也有大风大浪在汹涌，他们还是不愿意表现出来的。
第五，没主见的人。有一些人总是唯唯诺诺，十分没有主见，即便他们有时候有自己的一些想法，也会把它们都压抑下来，屈从于别人。在他们的心里，已经形成了一种习惯，习惯于遵从别人的意见，他们认为听从别人的意见是理所应当的事情。
个人的斯德哥尔摩综合征
斯德哥尔摩综合征在不平等的权力关系下很容易产生，在具体的人与人之间，小范围的斯德哥尔摩综合征频繁出现在恋人之间和家庭暴力里；大范围的斯德哥尔摩综合征体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犹太人与纳粹的关系上，以及美国南北战争的奴隶解放运动上。
一、家庭暴力中的斯德哥尔摩综合征
在柴静的著作《看见》中，描述了一群饱受家庭暴力折磨的妇女们。那些妇女是丈夫心情不好时的出气筒，她们的身上总是伤痕累累。但怒其不争的是，她们却不能摆脱对丈夫的依赖，甘心成为他们的附属品。这些丈夫偶尔向她们忏悔或者道歉，她们把这些当作丈夫对她们的爱。为了保护丈夫，自己在受到虐待后，几乎从不向他人提起。长时间生活在恐惧与压力下时，她们的抵抗能力已经逐渐减弱，最终常以一种近乎孩童的方式去讨好自己的丈夫。
在家庭暴力中，妇女如同人质被绑匪切断了与外界的联系。丈夫在家庭中，不断地去羞辱与贬低妻子，久而久之这些评价就变成了妻子的一种被强加的自我定义。妻子自己的价值构建和自信心完全依赖于丈夫的评价和他们给予自己的爱。在她们眼中，丈夫才是最公正的审判者。一旦自己被施加了暴力，那一定是自己做错了事，丈夫是没有错的。
这些被驯化了的妻子也就成了斯德哥尔摩综合征患者，她们在屈服之中逐渐失去了自己的独立精神和独立行动，自我意识被弱化，她们甚至沉浸在这种依赖关系中，哪怕忍受痛苦，也不愿主动结束这种关系。
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犹太人与纳粹的斯德哥尔摩综合征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犹太人被纳粹完全控制，纳粹对他们使用暴力，这些暴力行径足以摧毁犹太人的意志，在反抗中犹太人逐渐转向顺从。后来，一些犹太人竟然欣然接受纳粹分配给他们的任务，因为只有服从才可以换取他们自身的生存，他们选择了漠视纳粹对同族人的屠杀。
有的犹太人虽然自身不断地受到纳粹的威胁和伤害，但却又在为那些给他们带来灾难的纳粹服务，难道他们自身就不痛苦吗？或许在面临生存和毁灭的问题时，人们是无暇顾及人性或理性的，也或许是因为人性本来就是脆弱的。
社会的斯德哥尔摩综合征
斯德哥尔摩综合征的制造者，既然可以是劫匪，也可以是一个组织，甚至可以是一个国家。受害者亦然。
从心理学与精神病理学的角度来看，这种症状是针对个人的现象，然而从社会角度出发，其实整个人类历史也呈现一种斯德哥尔摩综合征。
我们不妨用斯德哥尔摩综合征来看待社会或检讨历史事件。
在中国古代专制社会里，统治者与臣民的关系就可以类比为劫匪与人质的关系，而那些臣民与人质一样，全部是斯德哥尔摩综合征的患者。因此，臣民必须符合上述的四个形成症状的条件，我们不妨将其进行对照。
专制社会最常用的统治手段就是暴力手段。而如果一个臣民想要与这种专制体制作对，这位臣民就将受到生命威胁，在中国历史上谋逆之罪大到杀无赦。统治者在其统治的国家中反复强调这一点，其目的不言而喻，其实正是要人质相信自己的生命正受到威胁。
统治者也会给他的臣民以小恩小惠。虽然威胁臣民，但一般而言不会让臣民去死，而只是想榨取他们以保证统治持续存在的可能。在绑架中，控制人质的绑匪也是基于同样的心态，手中有人质，就等于握住了生的机会。所以人质不能死，而臣民也不能死，统治者需要提供保证他们维持生命的基本物质，即食物与水。这种行为就是斯德哥尔摩综合征中的“施暴的人会给人质施以小恩小惠”。
第三个条件是封锁外界的信息。在专制社会中，历代皇帝常常实行禁书，其实就是属于这种情况，“愚民政策”便是最好的封锁信息手段。最后，专制社会里的老百姓只有两种选择，即生与死。他们要么选择反抗，结果被国家“绑匪”镇压；要么选择去适应，去被统治，满足统治者的欲望，由统治者培养成患者、顺民。这就是条件中提及的“无路可逃”的境地。
我们看到，在专制社会里，那些能够存活下来的臣民，都将成为斯德哥尔摩综合征患者。他们最初十分惊恐，接着会出现局部的微弱反抗，如果反抗无效，他们则倾向于逐渐去默认与接受自己被统治的状态，最终习惯被统治。
在清朝，有著名的“雉发令”，即“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当时有不少明朝的遗老遗少希望保住自己束发的习惯，而不愿沦落为“披发左衽”的番夷臣民。然而，200多年过去后，到了近代的辛亥年，革命的号角吹响，剃发成为生存下来的身体标志。于是，我们看到了一批批身患重症的“人质”，他们留恋这根暗示着自己“人质”身份的辫子，为取消他的“人质”资格而感到痛心。
在专制的社会体制下，当权者作为绑匪的身份出现在臣民面前，而被侵略与奴役的臣民则以人质的角色来适应这个“绑匪”。其实在心理上、精神上，这种依赖都是向绑匪不断靠拢，而达到被驯养的状态。
在电影《肖申克的救赎》中，有这样一句台词“起初你讨厌它，然后你逐渐习惯它，足够的时间后你开始依赖它，这就是‘体制化’”。一旦人们的生活方式被斯德哥尔摩综合征改变，并且逐渐习惯依赖于这种变态的生活方式，那么无论它有多么糟糕，也不会轻易地想要去改变。
你或许也将是一个患者
一般而言，造成斯德哥尔摩综合征有两个成因：一是因为人们面对死亡时的恐惧，人们为了保命而不得不迎合施害者，对施害者百依百顺；二是因为人性中本来就存在对强权的屈服以及膜拜的特性。
首先，斯德哥尔摩综合征不论是在医学、政治学还是历史学范畴内，都存在一个生理学上的条件反射原则，这个条件反射原则就是当面对外部强大的压力，尤其是死亡威胁时，几乎所有的生物都会表现出一定程度的服从状态。因为基本需求是一个底线，只有有吃有喝，生命才能得以延续，而面对暴力强权的时候，生物只有低头才能获得延续生命的可能性。比如，当人类在驯养一只狗的时候，他们常常拿食物作为诱饵，并且辅之以鞭打，随着驯化过程的进行，狗对主人也逐渐形成依赖的习惯与情感。这点体现在人类社会中，便形成上文提到的专制统治者对臣民的驯养，他们通过各种暴力的惩罚、规范化的思想教育以及适时的小恩小惠培养出大量的顺民、良民。
试想一下，如果一名恐怖分子用枪顶着你的太阳穴，然后轻声地对着你的耳朵说“人的最高权利是生存的权利”，你会不会感到恐惧？会不会本能地顺从于他？如果你的答案是肯定的，那么你或许也将是一个斯德哥尔摩综合征患者。或者我们也可以说，是不是每个人身体内都住着一个斯德哥尔摩综合征患者？
试想一下，每一天你在公司里面上班的情形，你也许就会慢慢地明白“斯德哥尔摩综合征”是怎么回事了：
“绑架者可以提供给我很多食物和住处。”
（“公司每个月发给我工资，还让我有一个温暖的集体。”）
“绑架者十分照顾我，无论在哪方面都十分重视我的存在感。”
（“公司里面的环境十分好，有问题需要解决的时候，同事们一起帮忙，一起加班工作，然后熬夜去讨论方案。”）
“我十分害怕离开绑架者，因为我不知道离开之后，我到底应该何去何从。”
（“我十分害怕失去这份工作，失去这份工作之后，我不知道再去哪里发展。”）
“你是新来的吗？记得要守规矩，你看我已经被绑架很久了，你只不过是一个新来的，要听话哦。”
（“我是老员工了，你只是一个新手，在这里，你首先要懂得的是察言观色，适应公司里的环境。”）
“其实，我知道，他之所以会这么做，是有苦衷的，是迫不得已的。”
（“其实，这公司的老板人是不错的，平时对我们也都很好，只是他脾气不怎么好，而老板发脾气，员工是理所应当要承受的，不是吗？”）
看一看，你每天的生活是不是也是如此呢？那么，这时候，你还会觉得斯德哥尔摩综合征是一种罕见的情结吗？
其次，人类有一种原始的特性，那就是对英雄的崇拜。但是这并非说绑匪就是人们眼中的英雄，而是说英雄的形象与绑匪之间存在某种相似的关联。
人类本身是一种动物，其原始的本能保留着处理问题的一种极端方法，即通过肢体冲突来解决问题，如通过战争来争夺食物、争夺配偶等。
一般而言，谁施暴的力量大，谁就会成为新的统治者与支配者，那些“唯兵强马壮者为之耳”的信条便是说的这件事。那些绑匪手中掌握着对人质生杀予夺的大权，正因为如此，他们获得了人质潜意识的心灵崇拜与倾慕。
在一些电影中，匪徒被塑造成英雄，人们崇拜他，例如香港电影中的“古惑仔”系列就是一个将绑匪想象为英雄的典型。在专制社会中，如果没有一个英雄人物，那就是没有了社会的“核心”，人们会感到十分的恐慌，社会也会没有了秩序，这时候人们便会故意呼吁出一个“核心”，即作为英雄来崇拜。
研究表现，在斯德哥尔摩综合征患者的心中，秦始皇、汉武帝、成吉思汗、康熙大帝、拿破仑等人物都是名列前茅的偶像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