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宗一直静静的听着凌志苏远承二人的言论，眼眸却是越发深邃。
神宗作为天下主宰，一直以来皇城司监控天下，他真的不知道此间种种弊端吗？
赵煦一直以来都相当清楚新法的弊端，但他毕竟只是个快五岁的孩子而已，又如何跟神宗谈神宗最重视的新法？而且，赵煦莫名的有种感觉，神宗或许早已经对新法弊端了然于心。
赵煦清楚新法在推行过程中出现了相当多的弊端和问题，也正是因为这些弊端及问题才使得新法一直遭到保守派的抨击。更重要的是这些弊端和问题容易使新法失去广大的群众基础，如果一直这样任由事态发展，新法的失败就真的可想而知了。
同时，一直以来改革派的内部也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熟知历史的赵煦更加明白，改革派的内部问题愈演愈烈激化了新法本身已存在的弊端，这必然会加速变法运动失败的过程。
熙宁年间，在改革派内部，如王安石、吕惠卿、曾布等人在宋神宗的领导下，开始的时候还是可以团结一致推行新法的。但到后来随着变法的深入，他们却因为在具体操作上的分歧而产生了种种矛盾，直接瓦解了改革派集团的力量。
之后，对变法影响最大也是最表面化的是王安石与吕惠卿之间的分裂。最初，吕惠卿是王安石最得力的助手，但在王安石第一次罢相后，两人就逐渐走向分裂。
王安石第一次罢相后，吕惠卿实行了一些王安石在位时不曾有的新法，如手实法和给田募役法。王安石复相后对两法均不赞同。
后来，吕、王又因为汴河水涨的问题发生了争执。
用人方面，两人也存在着很大的分歧，如吕惠卿欲重用曾旼，而王安石则厌恶之而不予任用。
王安石、吕惠卿二人的矛盾因为纂修《三经新义》而激化并爆发了正面的冲突。纂修新义的工作原由王安石主持，在他罢知江宁府后，吕惠卿接替他主持纂修工作。吕对王安石之子王雱所纂修的《诗义》进行了删改，引起了王氏父子的不满。
熙宁八年六月，新义修成，宋神宗对王安石父子、吕氏兄弟（吕惠卿的弟弟名升卿）俱加官以示奖励。
王安石奏说：“雱以疾病随臣，不复与闻经义职事，今兹罢局，在雱更无尺寸可纪之劳，不知何名，更受褒奖。”以王雱有疾故坚辞给其子的加官，吕惠卿以为雱引疾避宠，劝说说服宋神宗答应取消对王雱的加官，吕、王之怨由此益深。
最终，王雱指使御使中丞邓绾弹劾吕惠卿，吕惠卿、王安石的矛盾遂由政见上和学术上的分歧而变成刑事诉讼。直到王安石二次罢相，以镇南军节度使、同平章事判江宁府，两人的分争才宣告结束。
吕惠卿、王安石的分裂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改革派集团的力量，使改革派蒙受了巨大的损失！
其次是吕惠卿和曾布之间的矛盾。曾布也是改革派集团的核心成员之一，但其为人反复，见风使舵，在反对派攻击市易法时竟上书说市易法不合时宜。这是改革派内部对新法的严重诋毁。
王安石对曾布的行为深恶痛绝，上书神宗不要轻信曾布所言。但宋神宗还是下诏书令曾布与吕惠卿共同根究市易务的不便之事，诣实以闻。在根究市易法的过程中，吕惠卿是坚持维护新法的，与曾布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终于说服了宋神宗，使新法化险为夷。
而到了元丰年间，王安石罢相出判江宁府，神宗更是由幕后走上台前亲自主持新法。神宗为了推动新法的继续进行，更是以强硬的手段强行实施新法。
按传统观点，王安石、吕惠卿、曾布是改革派的主要主持者，是改革派的核心成员，而往往忽视了最重要的一个人——宋神宗的存在。
史载宋神宗“求直言，察民隐，恤孤独，养耆老，振匮乏；不治宫室，不幸游幸，厉精图治，将大有为”，“奋然将雪数世之耻”（《宋史》卷十六），是一位想大有作为的皇帝。
后来，宋神宗几见王安石而委以变法重任，从而掀起了这场轰轰烈烈的变法。是以，宋神宗理所当然地应该归入改革派。但就是在改革派之间，或人存在缺点，或相互之间存在分歧，从内部破坏着变法运动，而变法竟然一直都在进行着。
想想，改革派内部存在着如此巨大的问题，变法都一直能正常进行下去。赵煦觉得，作为幕后操纵者的神宗在其中绝对是发挥了巨大的作用的。
同样作为改革派一员也是改革派最大主持者的宋神宗，对新法实施的方略也与吕惠卿、曾布等人存在着一定的分歧。但神宗毕竟是皇帝，在他的强硬要求下，改革派官员只能按照神宗的指示去实施计划。因为神宗同王安石一样，一直坚持改革只能听从一个声音。
朝野上下都认为是因为宋神宗对变法的执着以及在变法上始终坚持自己的想法，导致了宋神宗很难听进别人提出的对变法的不同意见。但作为神宗儿子的赵煦却是相当清楚，事实并非如此。
现如今，在以一己之力推行新法的宋神宗心中，他不能有哪怕一点的让步。因为他知道，对于已经实施的新法，只要稍加改动，就是承认新法的弊端，对皇权乃至整个大宋朝廷的形象都会产生负面影响。
另外，只要他对外表现出一丝丝的松动，承认新法有弊端，变法可能就真的失败了。朝野上下只要看出他态度的松动，反对新法的奏章及动议一夜之间就可以堆满整个勤政殿吧！新法又如何能继续实施下去？
那样的后果是没有人能承受的了的。所以，哪怕是知道苏远承凌志二人说的有道理，神宗也不可能直接有所动作。
对于改善新法而言，该何时操作如何操作确实都是巨大的难题。这涉及到如何把握好这个“度”的问题，要在不影响变法的大前提下承认新法有弊端而进行改良，这何其艰难？
除了神宗周围几人，又有谁能真正知道神宗面临的两难处境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