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童和青少年精神健康政策在世界各国存在差距（见表43一1）。没有相应的政策，精神健康项目的发展将会受到限制（Reynolds，1996；Manci，1994）。正像WHO儿童青少年精神卫生资源疾病发生分布图所报告的，全球只有不到1/3的国家有可能找到一个机构或政府组织，明确地对儿童和青少年精神卫生服务负总体的责任。承认联合国儿童权益保护公约（通常被视为儿童精神卫生政策的必然结果）的国家远远比利用这些公约开发政策和服务项目的国家多。66个报告国中只有30个有可识别的国家政策将儿童的权益融合其中，但是这种融合通常是针对儿童虐待而不是一般性的儿童精神卫生需求。由于倡导儿童精神卫生服务的复杂性，而且倡导的过程通常又太需要法律以政策的形式来支持，政策上的这种差距就显得非常重要了。正是由于认识到政策开发的重要性，WHO最近出版了一本支持儿童和青少年精神卫生政策开发的手册，将其作为持续性的努力的一部分。
五、培训
发展中国家非常缺乏训练有素的专业人员来传授有关儿童和青少年精神卫生的知识，指导项目开发和提供直接的服务。发达国家则存在合格的专业人员布局不合理的问题。培训足够数量的服务人员，使他们能够利用儿童和青少年精神卫生的最新进展实施有效的治疗，是所有国家面临的挑战。此外，缺乏培训标准，不能对那些早已服务于儿童的人员提供补充性的培训，对于一个资源贫乏的国度过多地引进国外干扰性的教育的努力，都可能不是支持而是破坏合理的培训和卫生保健。
世界上许多地区不存在培训标准，其他地区则为有令难行的局面。疾病发生分布图数据表明，在66个国家中，只有10个国家报告它们有超过25%的儿科医生接受过精神卫生培训。66个国家中还有37个国家的儿科医生同时作为精神卫生保健的提供者。尽管需求明显，各国依然没有把初级卫生保健人员的培训作为儿童精神卫生服务的资源。初级保健医生仅仅提供了不超过10%的儿童和青少年精神卫生服务。对许多国家来说，一个潜在的资源是重新培训或补充培训成人精神科医生，但是，这样的工作也非常落后。
六、服务
为精神障碍的儿童与青少年提供的服务正在全球进展。由于缺乏特定的国家政策指导，将导致：（1）不完整的服务对稀有资源的无效使用；（3）对优先关注的问题不能提供有效的支持项目开发缺少服务对象的参与；（5）不能系统地整合新知识。遗憾的是，在一些国家，服务的开发在这样的情况下进行太常见了。西方国家发展的概念和项目正在被世界各国所采用，遗憾的是，这个过程中没有注意使用国自身的特定需求和资源。在有些国家，由于私有化进程，过去能够提供合理服务的系统如今也逐渐地消退了。当缺乏足够的经济基础或者合适的专业资源时，服务的私有化会导致可利用服务的减少，公共事业部门专业人员的流失，以及关注那些可能不属于最优先关注的精神障碍。
与私有化进程相伴的，经常是保险计划和保健管理的引入。然而，私有化的这两个方面或对公共/国有精神，卫生服务的改革，其实施过程经常忽略西方国家在实施这些机制时经历的反面经验和教训。特别是有管理的保健，如果在引入时不注意保健的质量或专业人员的参与，就会出于省钱的目的而拒绝适当的保健服务。如果给予充分的资金支持并以积极的态度去实行的话，保险和有管理的保健都会刺激对保健的革新以及促进持续关怀的发展。
持续关怀的概念源自于人们对片段服务会导致的后果的认识。这些后果包括：（1）关怀质量低劣；（2）缺乏依从性（3）不能保持儿童和青少年在最少限制环境中。发展持续关怀需要财政资源的投入和训练专业人员利用持续关怀项目中一系列服务。尽管当前不是所有条件都具备，发展中国家也还是可以应用这一概念。这一概念设立了一个目标，并有助于建立评价进展的基准点。好的流行病学资料可以帮助确定，在这个关怀的连续谱上，任何一个时点所需要的、准确的服务平衡。
发展持续关怀的当代趋势是纳入实践指南或实践参数。实践指南和实践参数源于临床专家委员会的共识，可以为呈现各种不同病症的病人提供获得保健途径的路标，并确立保健方法，包括抗精神病药物治疗与住院治疗的适应证等。这些实践指南或实践参数已经被一些专业组织和一致性委员会所开发。它们大多数缺乏的是对文化相关因素的敏感性（WHO，2003）。发展中国家采用这些指南时应对其进行评估以确立其文化相适应性。
对儿童和青少年来说，学校作为提供精神卫生服务场所的重要性是至为关键的。在有些情况下，学校可以是诊断和治疗的初级场所，另外一些情况下，学校可以对那些在别处获得初级诊治的孩子提供支持性的服务。无论怎样，在识别需要规范诊断和治疗的儿童和青少年方面，学校都应被视为一个潜在的力量。
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一样越来越依靠医药公司提供精神障碍有关的教育。此种情形存在两大隐患，适当的诊断评估过程被过于简化，另一方面，由于对症状直觉性的理解而可能产生对特定障碍不必要的担心。现已公认，儿童和青少年使用精神活性药物仅有一些有限的适应证。大多数的药物仍然是超说明书使用的，尽管现在有这样一个令人鼓舞的趋势，即支持儿童和青少年特异性的治疗研究，这些研究被设计用来确定对儿童与青少年适当而有效的药物治疗。与在一些情境下看到的滥开药方对应的是在另外一些情境下针对精神障碍的药物使用不足的情况，这会使那些本来可以通过药物治疗缓解症状和保持主流社会生活的病儿得不到适当的治疗，其中，尤其以儿童精神病以及已经明确诊断的ADHD为突出。急需一个伦理的规范指导对儿童的合理用药以及预防药物滥用。
即使在那些儿童精神卫生资源有限的国家，也不应该忽略某些特定的人群。轻微身体残疾，发育延迟，以及伴有复杂或慢性疾病的孩子也可能表现心理和行为的问题。对这些问题治疗性的关注能极大地改善症状，使患病的儿童能够参与治疗。如果父母有精神障碍，特别是产后抑郁，这样的儿童也是一个需要特别关注的群体。Beardslee等（2003）报道了通过有效的干预以帮助这些孩子获得控制他们生活的方法，并有希望避免那些对其母亲产生影响的情境。
七、研究
Mohler（2001）描述和讨论了儿童精神卫生跨文化研究领域所面临的主要挑战。他指出过去大多数的研究都没有能回答一个问题，这就是在不同的文化和国家中应用时，生物学因素和心理学因素，环境因素和精神卫生结果之间的复杂的相互关系。大多数研究者一致认为需要更多的跨文化的研究（Mohler，2001）。
Nelson和Quintana（2005）介绍了设计和开展“有质量的研究”的策略，并阐述了对未成年人进行“有质量的研究”的过程涉及的有关伦理问题。国际性的儿童发展和精神卫生研究经常号召使用混合方法的途径（Weismr，2005）。Eisenuch（2004）确定了一个确保研究过程具有文化内涵的模板。文化内涵在于：社区参与，与研究对象沟通，设计，对研究工具跨文化效度的检验，取样，变异变量的校准，数据组中人口学变量；研究的伦理规范；数据收集技术，数据处理和分析，推广与行动。研究者营造有文化内涵参与的社区依赖于：（1）建立社区合作关系；（2）发展相关的、可接受的干预促进成功地招募研究对象、鼓动研究对象的参与以及让参与者保持在研究中的努力建立一支人员多样、团结合作、富有责任心的研究队伍和有效的行政信息管理系统。国际儿童精神病学研究应该关注社区参与者的观点（Lindenburg等，2004）。必须记住不同文化、种族、宗教信仰和移民群体是有差异的。Munir和Earls（1992）阐明了在一些研究资源匮乏的国家，从事儿童和青少年研究时必须考虑的相关伦理参数。因为执行协议的困难而改用不同的标准会破坏一个合理的框架所给予的支持，该支持对资源匮乏国家儿童精神卫生事业的取得进步是至关重要的。
由于在解释某项内容时存在文化差异，在没有进行适当的效度和信度研究之前，研究人员应该避免将在一种文化背景下发展的方法使用到另一种文化中。人们对发展整合了多元文化参数的评估工具有极大的兴趣，越来越多的工具被翻译和回译并使用在多文化的研究中。现在已经存在针对抑郁症、焦虑、PTSD、生活质量和其他情况的评估工具。即便是他们的修订版本，在以现代标准开展一项研究时，也还是需要获得它在跨文化研究上的信度与效度信息。当前还没有一个现存的版本可以被一致公认地应用于所有的文化背景。
Eisenberg和Earls（1991）
强调了一些成熟的可供研究的领域。义务教育的实施要求人们更好地理解学习障碍的影响。合理的诊断和治疗这些障碍成为一些国家第一位的优先需求，在这些国家中科技进步把知识的获得和运用作为前提。尽管当前在资源匮乏国家尚未开展这一领域的研究，然而，要求开展这种研究的压力正与日倶增。
另外一个研究领域在于理解不同的抚养方法对儿童造成的不同影响，这应该是那些对精神卫生感兴趣和那些关注妇女和家庭在社会发展进步中作用的研究者们共同合作的研究领域。不能断然说某一种抚养方法绝对优越于另一种。也许，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可以相互学习各自社会发展进程中形成的理想的育儿方式。
发达国家在经历城市化、工业化、妇女角色变化和儿童存活率增加的影响的过程中所总结的得失可能为资源缺乏国家发展相关项目提供基础。反过来，在资源匮乏国家里逆境中健康成长的年青一代的信息也可能有助于加深了解发达国家有问题风险的儿童以及发展新的干预措施。
这是一个对寻求致病基因怀有极大兴趣的时代，也是各种类型成像研究的时代，它们为表现出的障碍描绘出可能的脑的基础。资源缺乏的国家能够接触到这些资料很重要，尤其重要的是把它们从实验室发现转化为临床背景下可资判断的应用性结果。然而，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项成像的或基因的研究能够保证在资源匮乏国家儿童和青少年临床关怀中进行资源投资的临床效用性。
需要注意全球范围内发表在非英文权威专业杂志上的有关儿童精神卫生的研究成果。需要建立一种机制以确保那些重要的发现不会被英语世界遗忘。（Patel，2001）
八、预防
世界卫生组织倡导的原则之一就是儿童和青少年精神卫生是整体健康的必要部分。尽管最理想的是进行健康促进和预防精神障碍，但就目前的知识现状看，这个世界更需要关心包括儿童和青少年在内的所有患有精神障碍的人群。WHO清楚地意识到对儿童和青少年精神卫生问题采用药物治疗所固有的风险，或更严重的，将正常生活和社会心理发育的问题精神病化的危害。
儿童相关的关于患病风险和复原力的文献很多（Luthar，2000）。然而，强调这些重要的因素不应该忽视对干预的需求，特别是对那些可以适当诊断以及可以通过治疗康复的障碍。预防总是理想的目标，但常常很难达到。世界精神病学协会（WPA）主席全球计划（儿童精神卫生）对预防文献做出了卓越的相关贡献，并资助支持预防努力的研究工作。其中心议题是把辍学作为精神卫生影响到的关键领域之一。对预防的关注不能成为推脱责任的借口，比如没有能够为那些明确罹患精神障碍的儿童与青少年提供充分而且适当的干预。
九、结论
不能以更加协调的态度应对儿童和青少年精神卫生需求，将导致本可以避免的残疾和痛苦；降低实现健康目标的能力；削弱一个国家在日益竞争的世界中高效能的生产能力。发展“合理保健”的需求应该受到关注，合理保健”指的是为儿童提供恰当的保健，该保健措施是综合考虑了适当的诊断程序以及衡量个体儿童治疗需求以后制定的。医务工作者有义务和责任不以提供未经证实的或有害的治疗来制造虚假的受益谎言，盘剥患精神障碍的儿童青少年和他们的家人。通过对传播信息的不懈努力，试图达成持续关怀的目标，并且帮助家庭寻求适当的保健权利，儿童和青少年精神卫生的确应该拥有一个美好的未来。“政治意愿”（Richmond，1983）和足够的财力必须被动员起来以提供充足的资源确保为儿童和青少年精神卫生服务。现在我们已经有了达到这些目标的知识。
（MyronL.Belfer，HelmutRemschmidt著）
（柯晓燕译；郭延庆、王晨阳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