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似胶结团块构造，墓葬封土多为此特点，尤以与石灰土相混合而形成的似胶结团块最为明显（照片1217，照片1218）。水平层面之封土堆积之上的回填土则斜层构造明显，两者之间有明显“不整合面”（照片1218）。
（4）“有层无理”结构（照片1211—照片1214），古城墙虽然大都是有层无理构造，但组成成分和坚实度有明显差别。
（1）古长城之剖面（照片1212，照片1213），虽历千年以上，但仍结构严密，“层面”清晰、合缝，厚度一致，抗风化力强，可以看出组成物质为同一来源，几乎无差异风化。
（2）另一类城墙如东北辽上京城（照片1211）“层面”清晰是共同的，但组成物质很杂乱，来源不一，各“层”之间有似“砾石层”，各“层”厚度也不均一，底部显示红色土层而上部为另类物质，与上述古长城之堆积特征有明显区别。
与上述城墙类似的情况也显示后期差别风化现象明显，说明夯实度不一或物质成分不一。
（3）山东章丘曾家崖遗址，城墙显示夯实度不够，成分也比较复杂，下“层”中有较多石块，并有红色碎砖块，比较松散。
（4）斑点结构，主要出现在聚落区域接近生活区，如浙江河姆渡遗址（7000aBP前）坐落在湖滨区之湖相黏土层上，挖掘部分显示黏土层很纯很厚（约3m），不含任何砂砾杂质。但在生活区则星点状散布一层砾石，显然是生活需要从别处搬来的（照片1219）。这是一种平面上的斑点结构，而在剖面上，尤其是灰坑（古垃圾站）处，斑点显示废弃的砖块，或成堆地抛弃建筑材料，堆成大的斑点结构。同样，斑点结构在石器采集或打制场也很明显。如昆仑山垭口处，黄土表面星点散布从硅质岩山坡打制石器而废弃的石核与石片（照片1216），此黄土层年代为3万aBP。石器打制应在其后年代，此处海拔3800—3900m，据孢粉分析当时（3000—4000aBP）以禾、草本为主，是游牧人的活动场所。同样，在大青山南麓大窑遗址附近，离石黄土底部有从大青山被泥石流搬运来的硅质岩和燧石层，也是人打制石器的场所，据测年此处离石黄土为30万aBP左右。照片所示，沟底石块已被冲刷完全暴露，而在左侧黄土剖面下部此类石块也散布呈斑点状。最后还应提到洞穴堆积的灰烬层，国内考古报告有多处发现，但仍以周口店大旮旯下上新统剖面中所建灰烬层最明显、典型（图1238）。剖面本身虽有似层理显现，但其分布仍是斑点状。
三、地质地层、文化（地）层与人工混杂堆积
在举世闻名的咸阳昭陵（武则天、唐高宗合葬墓），直到1958年前人们一直不知道墓道口的位置。历史上曾有过大规模公开的盗墓之举，但都因找不到墓道口而失败。
现已查明，在主峰梁山下该掏空山体而成的墓室，其渣土都堆积在出口处以外约300m处，形成一大型人工堆积体，长120m，宽15—20m，厚1.5—2.0m，上覆1m左右黄土质土层（图1239），估计挖方—填方为2700—5500m3。当时共历时30a，1400aBP前。有村民见此堆积体上小树长得很好，就承包种树，开始时小树长势好，到长大时，树木枯萎。因为下面全是人工堆积的碎石，不能持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陕西省委员会，2000）。
上述各类人工混杂堆积有些具文化层标志。在自然界与地质地层有较复杂的层位接触关系，如当文化层与自然的洪水层相交替成层出现时，如何确认也须小心应对。如朱诚等报道（2008），重庆丰都县玉溪遗址中，就有厚达5m的洪水层与文化层交替堆积剖面（图1240）。
已确认标志如下：
部分洪水层物质是别处搬来的，含有外来砾石。
文化层中有大量动物骨骼，而洪水层中没有或极少。
文化层中有大量灰烬，而洪水层中没有或极少。
洪水层中少有或没有陶片，文化层有陶片，契合率达96.88%。
朱诚认为（2008）：从发掘的文化层堆积情况看，它对当地地貌过程的影响还是比较明显的。
从环境考古研究可知，该遗址处中坝岛原为冲积扇，在人类活动以前，自然地表的海拔高度约为140m。人类到此生活、生产后，该地地表的海拔高度就在不断增高，西南崖坎也在不断地外移。从新石器时代晚期至战国末，由于盐业生产工具主要是使用陶器，用树木或竹等作燃料，所以，中坝的地层堆积主要是由陶片和灰烬等形成的文化层，部分为洪水沉积，堆积的厚度达到了3—6m。
从目前开展的长江环境考古的研究来看，气候、温度、地理环境和动、植物多样性等方面的影响表现得不很明显，而洪水对生产的影响却很突出。每当遭遇大洪水淹没遗址后，中坝遗址的盐业生产就会停止，形成无人类活动遗迹和遗物的间歇洪水沉积。而当洪水消退后，古人又会回来继续进行盐业生产，形成富含遗物的文化层堆积，并使堆积加厚，海拔抬高。
从广义上说人工混杂堆积可以是文化层，但文化层却并不全是混杂堆积。文化层与人工混杂堆积是什么关系？即使是同一载体，也不能等同。文化层不是一个沉积相名词，它可以是一种有人工参与的堆积层，包含各种人类活动遗物，也含石器、陶片、兽骨的冲积层或湖相层。这些可以是文化层，但不全是人工堆积。洞穴堆积中有文化遗存的部分可以叫做文化层，而没有文化遗存的则是洞穴混杂堆积或化学堆积。因此，文化层与堆积的或沉积的地层是不相同的，因为地层直接表达堆积的先后关系，而人类遗物只是被埋藏有先后，并不准确反映遗物制造使用的先后关系。
周昆叔（2012）认为地质地层与文化（地）层关系密不可分。人作为自然界组成部分，以一种特殊的、重要的、巨大的营力，影响着人类所依赖的土地，并将其遗迹、遗物，即文化堆积，或曰文化（地）层保留与镶嵌在地质地层中而成为地层的一个组成部分。他认为时至中国考古学诞生80a后的现今，应把研究领域扩充到文化层中的自然遗存和含文化层的地质地层，这样才会完善考古学研究。他说从黄河中下游来看，全新世黄土地层出露、分层与文化层的关系比较清楚，这里全新世黄土地层因与相邻地区黄土有明显区别，命名为周原黄土。可分5层。
全新世周原黄土（Q4）：
（5）耕作层（Q54），近代，厚约0.3m。
（4）新近黄土（Q44），约2000aBP以后，含汉后的文化层，0.5m。
（3）褐色古土壤（Q34，S20），3000—2000aBP，褐土，含东周、战国、秦汉文化层，0.5m。
（2）—（1）褐红色古土壤（Q24，S10），8000—3000aBP，淋溶褐土，或棕壤，含裴李岗（或老官台、磁山）、仰韶、龙山、二里头、商、周文化层。可追溯到11000aBP，0.8m。
以上说明文化层有时也看似地质地层的一部分，但因为有破层现象（上、下穿插），二者不可以等同。人工混杂堆积有时也同样。
国外考古工作者在中东约旦、地中海阿什喀隆古城发掘了一个跨时3000a余的剖面。极典型地展示了多种人工堆积的复杂场面（图1242）。从下而上展示了墓室及墓葬、房屋基础、墓地填土，祭坛遗迹和毁城遗迹等，构成一个既有层次又极其混杂（即“有层无理”）的总厚10m多的综合剖面。在我国河南开封和江苏徐州，持续的地面沉降导致几千年来累计下沉的种种人工混杂堆积也应具备与上述完全类似的剖面结构。
由于第四纪有冰期发生和人类出现这两大特点，所以早就有把第四纪称为人类纪的说法，但并未引起足够关注。近年来人类对地球过度开发，引起人们思考。11500a以来的全新世将要结束，故有人认为真正的人类世已经开始（可能始于工业革命），标志之一是沉积物中有核试验放射性物质、废玻璃、塑料以及人类引发二氧化碳在空气和海洋沉积物中激增。地质学家詹姆斯·叙维茨基教授（引自阎铁成，2012）认为，人类目前搬运的沉积物比地球上所有河流加起来的还要多。这中间当然包括属于人工混杂堆积的部分。
当作者撰写人工混杂堆积一节时，曾自问：人工堆积值得一说吗？慎思再三，总觉得中国在9000aBP的新石器时代早中期时，城址和住房就已经出现，房基夯土也是会有的，聚落开始形成就更有成片的房基。6000aBP前，中心聚落已构筑壕沟、城墙，墓葬和因战争而出现的乱葬坑等，均可形成此类混杂堆积。到5000aBP前后新石器中期，金属冶炼也随城邦国家出现，神庙、祭坛纷纷建立。商王朝（3600aBP前）的郑州商城有内、外、宫城三重城池，而郑州西山古城则建于5300aBP前，是中国最早的板筑夯（土）城，并且已有环城壕沟（阎铁成，2012）。结合到作者在大青山下对一处板筑夯土城遗址的成因迷惑，更考虑中国之大、之古老，我们怎能对一种历时达到数千年甚至万年的人工堆积类型熟视无睹呢？人们对这一时段的自然堆积不总是津津乐道吗？怎么能对人工堆积漠然视之呢？
中国历史可上溯五千年，更早时期也已有文化遗存，故文化层广泛分布，不可忽视。文化层人工堆积与自然堆积的地层相比有某些特点，如负地形中堆积的可以打破前期堆积形成“破层、穿层”。文化层之间的洪水堆积或火山喷发可以形成“隔层”或“间歇层”，或因坡地上层土层顺坡下移造成原来坡上下层的土层反而盖在了坡下原来是上层的土层，造成“坡积倒转”地层。就地层而言仍是下老上新，但包裹的文物已然是“下新上老”，若无人类遗存介入，就不易识别此种现象。此外，就自然地层而言可以进行区域对比，通过对比可以确定地层新老关系。但对文化层则不能按自然地层作区域对比，因为社会文化活动受政治、军事等因素影响，它们在同一自然区可以处于不同环境，不像自然的区域内总是一致的。
在中国大地构造单元和气候自然条件差异的情况下，中国各地的人工堆积和文化层发育条件是有区域分异规律的。在构造稳定和相对下沉的地区（中国东部平原区）文化传承是连续的文化层，厚、叠层、穿层多，如徐州、开封几千年多层文化层紧密叠置；而地势升高到内蒙古、山西高原，自然条件多变，人口稀少，人们经常迁徙，故文化层和人工堆积就叠置少，是间断式传承；到了西部高原就更是这样，多横向更替，文化层积累少，较薄（崔之久等，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