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1878年初，北方大部分地区仍然持续干旱。山西省自春至夏，旱情未得缓解；只有6月间有过短暂的雨水期，之后又连续亢旱，一直延续到次年七月。不过此时从整个灾区来看，旱情开始减轻，在陕西、山东、河南、直隶等省，旱情都趋于缓解。但是经过三年的特大旱灾，老百姓对于天灾的承受能力已近乎极限，因旱灾带来的各种人间惨剧，并未因旱情的缓解而相应地减少，反而更严重了。在山西，越来越多的人在天灾中背井离乡，妻离子散。在河南，侥幸活下来的饥民大多奄奄一息，“既无可食之肉，又无割人之力”。在直隶河间府，一些壮年饥民竟在领受赈济的过程中倒地而亡。“屋漏偏逢连夜雨”，一场杀伤力极大的瘟疫于这一年的春夏之交向灾区袭来。河南省几乎十人九病，陕西省“灾后继以疫疠，道馑相望”；山西省百姓因疫而死的达十之二三。
光绪五年（1879年），尽管山西省仍然大旱如故，但在东起直隶、西迄陕甘的广阔土地上，上天眷恋地降下甘霖，干涸的河床里重新荡漾起清波，龟裂的土地开始重新滋润，四处泛起了绿意。终于，旱灾已进入尾声，苦难的岁月就要宣告结束。可是，正当死里逃生的人们准备重建家园之时，一场新的灾难悄然而至，这就是7月1日发生在甘肃武都的震级达8级、烈度为11度的大地震，更重要的是地震所波及的地区大部分在旱灾区域之内。
“丁戊奇荒”因为瘟疫和地震而将人世间推向惨绝人寰的境地。据不完全统计，从1876年到1878年，遭受旱灾的州县，山东有222个，山西402个，直隶331个，共955个。而整个灾区受到旱灾及饥荒严重影响的灾民人数，估计在一亿六千万到二亿左右，约占当时全国人口的近一半；直接死于饥荒和瘟疫的人数在一千万人左右；从重灾区逃亡在外的灾民不少于二千万人。
晚清的这场特大旱灾，堪称清朝甚至中华民族历史上的一场大劫难。当年清朝官员提起这场旱灾，称其为“二百三十余年末见之惨凄，未闻之悲痛”。中华民族在这场灾难中经受住了考验与磨练，增强了民族凝聚力，显示了无比坚强的勇气与决心。
1942年河南大饥荒
1942年，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进行到了关键的时刻，全国人民一致对外抗战，后方的支援尤为重要，但当时河南爆发了大饥荒，死亡人数达300万之多！
1942年，豫北、东、南30多个县占河南总面积三分之一的区域已被日军占领，剩余的豫中、豫西尚在国民政府管辖区域内。日本的侵华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很多的灾难，残酷的30万人的南京大屠杀给百姓带来了许多隐形的重伤。1942年，黄河决堤泛滥，这让我们记住了洪水，记住了蒋介石，更记住了日本。国民党总统蒋介石的“以水代兵”之法让河南、安徽、江苏三省所属44县5.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被黄河水淹没，我们暂不考虑此次洪水对日军的影响，应该考虑的是89万河南百姓。黄河水退后，形成了长达400多公里的黄泛区。豫东平原的万顷良
田沃土变成了沙滩，黄泛区很多不愿做亡国奴的人民，大批流向国统区，加重了国统区人民的粮食负担。此后黄河水连年泛滥、决口。大水之后，撂荒的土地又发生了蝗灾。庄稼被啃个精光，眼看着仅存的一点庄稼被毁，百姓有苦难言。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河南有几十万中国抗日军队驻防，而这几十万人的粮草补充，全靠自己省内解决。从1937年到1942年，五年半的时间，河南兵粮的贡献都是全国第一。沉重的兵役和赋税数额，使河南的民力物力财力已经枯竭，许多农民破产逃亡。其实就是在风调雨顺的时候，河南农民在交粮纳赋之后，也只能靠野菜和一些杂粮度日，更谈不上任何储藏。当时的百姓家都吃不上饭，许多百姓就被活活饿死。1942年河南全省遭灾，百姓的日子就更难过了。当时麦收只有一两成，秋粮甚至完全绝收，一场特大的饥荒就爆发了，这决不是偶然。
但是蒋介石对1942年的河南大灾却不管不问，他不想百姓，只顾自己的利益。1943年3月底，当美国记者白修德向蒋介石汇报灾情时，他说不知道。其实，他早知道，只是不想负责任。1942年8~9月河南刚开始有灾时，蒋介石已从军方得知消息，他就召开了紧急的“前方军粮会议”，采取了一些措施。他一方面减少河南的征粮数额，另一方面决定把西安方面的储粮运往河南以备军队之用。但蒋介石采取这些非常措施，只是为了解决河南军队的粮食问题，并没有采取有效的救灾措施，只是减免了很少的征粮数额而已，置灾民于不顾。
1942年10月，这时冬季来了，天气变冷，灾民很多都逃亡了，百姓的死亡率也迅速上升。对于国民政府来说，是实施救灾工作的最重要时刻，此时也可以阻止灾情的蔓延，但是事实却相反。10月上旬，河南省赈济会推选代表到重庆，请求国民党中央免除灾区征粮数额，蒋介石不但不见他们，而且还不让他们在重庆公开活动。10月20日，国民党中央政府派张继、张厉生等到河南勘灾，他们实地进行考察，也承认河南灾情真的很严重。10月29日，豫籍国民参政员郭仲隗在重庆召开的第三届一次国民参政会上，也对河南的灾民的遭遇表示同情，并要求采取措施。然而，多方的呼吁，并没有引起蒋介石政府对河南救灾的重视，救灾的延误加深了百姓的苦难。
国统区300万民众活活饿死了，1942年的河南大灾也结束了。除了极少数尽职的中外记者为这场大灾留下的片断记录外，它在历史上几乎是一片空白，一场惨绝人寰的灾难竟然如此地被人忽视甚至遗忘，这是国民党当局严密封锁新闻的结果。生命的流逝让我们不禁为之感叹，不过正是由于这些宝贵的片段记录，才让我们深深地记住了这次灾荒，并值得后人深深地思考。
乌克兰大饥荒
1932年至1933年期间，在斯大林农业集体化运动火热进行时，苏联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加盟共和国出现了一次史无前例的大饥荒，被称为是乌克兰20世纪发生的最残酷事件，史称“乌克兰大饥荒（Голодомор）”。饥荒的发生，不仅有干旱的自然因素，更大程度上还是因为斯大林政府制度本身的不完善。
为适应大工业化的迅速发展，斯大林政府开始强制推行农业集体化的改革，以改变落后的个体小农经济为基础的农业现状。大量的苏共党员被派往农村，力图动员农户加入集体农庄，但是他们在乌克兰境内遇到了消极、积极等不同程度的抵抗，而强权的斯大林政府则“将富农作为一个阶级消灭”，从而采取了对乌克兰“富农”阶层以及反对集体化的贫民进行集体逮捕和流放的政策。大量擅长耕作、富于农业经验的乌克兰农户被划为“富农”，整个富农家庭被流放至荒无人烟的西伯利亚和中亚地区，不管他们死活，进而导致了乌克兰本土农业生产技术和生产率下降。而剩余的免于被流放的农户，因为担心被划成富农，因此不愿耕作，其直接结果就是1932年乌克兰粮食产量暴跌。当年预期在全苏联可以收获9070万吨粮食，但是实际上只收获了5500万到6000万吨，减少了近三分之一。苏联政府征得的粮食数量也从预期的2650万吨下跌至1850万吨。
为了解决粮食短缺问题，1932年8月7日，苏联最高苏维埃颁布了一项新法令，规定“盗窃集体农庄财物者判处死刑”。这一法令从根本上禁止农民将任何农产品据为己有。至1933年1月，有7.9万名农民因该项罪名被逮捕，其中4880人被判处死刑。
在禁止农民占有收获的粮食后，1932年12月6日，苏共政治局颁布了另外一项秘密命令，即将全乌克兰的所有生产资料（农具、牲畜、种子）收归公有，禁止将任何粮食和制成品运入乌克兰农村，并在全乌克兰禁止商品和农产品的异地买卖，而乌克兰人也不准离开住地。此外还向乌克兰农村派出了搜粮队，没收农民的余粮、口粮和种子粮。这样，苏联政府把所有可能的和不可能的“多余”粮食，都强制搜刮以用来偿还购买进口工业设备的贷款。
这几项惩罚性措施实施数月后，一方面，农民丧失了对土地、粮食等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所有权，造成“交换权利”下降，从而降低了他们支配足够食物的能力，使得人民的权益丧失，无力储备粮食；另一方面，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市场作用失灵，粮食无法自由流通，最终导致悲剧的发生。
有人回忆，“这时候已经进入冬天了，气温在零下25℃——30℃。寒冷异常，村庄里被枪杀和饿死的人比比皆是，露天扔在村外无人掩埋，变成冷冻僵尸。半年的长冬，我每天出去寻找尸体和刚被屠杀死、饿死的人。那时候宣判执行枪决的人家，部分逃跑出来了，躲藏到森林里和其他地方。寻找死人吃来活命，是大家唯一的出路。人吃人者已经成帮结伙了。每当村庄里向外抛新死的人时，我们大家趴伏在远处瞧著，等著。等他们走远了，我们一拥而上，纷纷砍剁软绵绵的皮肉……。 在那两三年间，为逃避政府躲藏在白雪覆盖的深山老林里，凡是不吃人的都活活饿死了；依靠吃死人尸体的才活了下来。”如此苛政，导致饿殍遍地，出现了人相食的惨象。
在这场史无前例的大饥荒中，饿死的人数从来没有得到精确统计，据学者研究，有可能高达一千万，其中包括400万儿童，死亡人数占当时乌克兰总人数的25%（据《克格勃档案》，每天乌克兰有二万五千人饿死；甚至有学者指出，官方档案可能不完整，实际上每天饿死三点二至三点五万人，即每分钟有十七人饿死，总共饿死人数占乌克兰当时人口的三分之一）。除了饥饿外，缺乏营养、抵抗力下降后导致的疾病感染——主要是斑疹伤寒和伤寒，也是造成城市人口死亡的主要原因。死亡人口中，81.3%是乌克兰人，4.5%是俄罗斯人，1.4%为犹太人，1.1%为波兰人。还有为数不少的白俄罗斯人、匈牙利人、伏尔加德意志人和克里米亚鞑靼人死于此次大饥荒。
苏共和乌克兰政治局发出了一些补救性的命令，包括向饥荒地区运去32万吨粮食，但同时自乌克兰向外运出粮食的行动仍未停止。当年春天在俄罗斯西部和乌克兰大部分地区出现的干旱加重了饥荒程度。与此同时，苏联政府禁止灾民向外流动，乌克兰以及顿河流域同外界的交通被中断（所有的火车都被克格勃占据着，没有特别通行证的人被赶下火车，甚至一些乌克兰的国家干部也未能幸免），到这些地区的旅行被禁止。任何未经许可试图离开乌克兰的饥民都作为“阶级敌人”被逮捕。实施以上措施，以保证让饥荒中的人们在密不透风的环境中死去。
1933年冬和1934年春，乌克兰干旱的气候条件减轻，1934年农业收获量有所提高，乌克兰饥荒状况逐渐缓解直至消失。
1845—1852年爱尔兰大饥荒
1845年至1852年爱尔兰大地上发生了一次史无前例的大饥荒，7年间，爱尔兰丧失了将近四分之一的人口；这个数目中除饿死、病死者外，还包括近两百万因灾荒迁徒海外的爱尔兰人。
1845年灾荒的开始，源于一种当时不为人知的农业病害。一种被称为马铃薯晚疫病菌的真菌在爱尔兰岛蔓延，这种真菌适应温暖潮湿的环境，并通过风、水等媒介携带自己的孢子进行繁殖。爱尔兰多雨阴霾的气候为这种真菌的发育提供了最佳的繁育环境。1845年夏天，在短短几周内，这种凶猛的真菌就席卷了爱尔兰岛，导致大量马铃薯腐烂。仿佛在一夜之间，原本生机勃勃的爱尔兰田野变得“草木皆烂，荒芜一片”。
到1846年9月，马铃薯的收成减少了四分之三，对于以马铃薯为主食的爱尔兰人民而言，饥馑的恶灵已经降临。
自1801年起，爱尔兰便成为英国的一部分。其中天主教徒占人口的80%，三分之二的人口是靠农业为生的佃农，大地主则居住在英格兰，大多数农业收入也因此输出国外。只拥有很少的土地的佃农，只能靠种植马铃薯这种高产作物才能糊口，特殊的人口结构，形成了对单一农作物——马铃薯的过度依赖，面对1845年马铃薯的受灾，所产生的饥荒是灾难性的，本就极端穷困的佃农阶级受到巨大的打击，死亡人数也就相对更多。
弄不到食物，820万爱尔兰人饥肠辘辘，生荨麻不仅难以下咽，而且有毒，现在却成为充饥的无奈之选，好几万人脸上还粘着企图吞食的荨麻便饿毙道旁。很多人死于饥荒带来的霍乱、痢疾和斑疹伤寒，棺材遍地、尸骨盈野。走投无路的人们开始逃往英格兰，但几个月后，他们中的大部分在肮脏的地下室或茅屋里悲惨地死去。还有100多万人逃到美洲，一半死在了移民的船上或波士顿、纽约和巴尔的摩的爱尔兰人居住区。
凭着他们骨子里克伦威尔式的克制精神，4年中，直面死亡的爱尔兰人都没有对英国地主提高运往英格兰的小麦地租的无理要求提出反抗。英国政府却变本加厉，把爱尔兰的其他农作物和牛羊调往英格兰，这更加重了1845～1850年的大饥荒。
在这次大饥荒中，马铃薯减产720万公斤，经济损失达5亿美元。100多万爱尔兰人丧生，另有100多万爱尔兰人移居美国和英国。同时在这场大饥荒中丧失的，还有一种语言——凯尔特语几乎消失。但是，经历了灾难的爱尔兰人民也由此开始了民族觉醒和民族解放的历程，并最终赢得独立。
1921年苏联大饥荒
1921年，刚经历了十月革命和帝国主义列强武装干涉的苏联境内就发生了泛及30多个省的大旱灾，粮食严重短缺，从伏尔加河流域、乌克兰，到北高加索和中俄罗斯，饿殍载道。大饥荒持续了三年，据苏联官方宣称，受灾人口达到3350万，共造成了520万人死亡。
1921年出现饥荒的原因，可以追溯到1917年。
十月革命之后，政权亟待巩固，战争情况危急，面对内外交困的形势，国内出现了战时粮食危机，并演变成了饥荒。为了应对粮食危机， 1918年下半年起，新政府实行了 “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禁止买卖粮食，同时从1919年1月11日起，为支援红军和工人，要求农民按照政府规定交出全部余粮和一部分口粮，即“余粮收集制”。同时，为保证有效收集余粮和农产品，苏俄政府组建了征粮队，用军事办法，携带武器，征集粮食。这种做法引发了农民对苏维埃政权的不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