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31年1月4日，星期二
（关于《浮士德博士历险记》）
我与歌德一块儿翻阅托普菲尔的几册素描。托普菲尔是我在日内瓦的一位朋友，他兼具作家和造型艺术家的才能，可迄今似乎更乐意用可见的形象表现自己充满生气的思想精神，而不喜欢将其诉诸飘浮不定的文字。眼下翻阅的这一册素描题名《浮士德博士历险记》给人的印象完全是一部滑稽小说，特别为歌德所赞赏。
“真是太绝了！”他一页一页翻着，不时地发出赞叹，“处处闪烁着天才和智慧的光辉！有几幅完全叫做绝妙无比！将来如果选择一个正经一点儿的题材，并且画得再稍微认真些，那他没准儿会创作出一些个超出所有想象的杰作。”
“有人企图把他与拉伯雷作比较， 并且指责他模仿拉伯雷。”我插话道，“说他剽窃人家的思想。”
“这些人真叫莫名其妙，”歌德回答，“我看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儿。我以为托普菲尔正好相反，完全是个独立自主的、富有创造性的天才；我见过的天才从来都是他这样。”
1831年1月17日，星期一
（谈《红与黑》）
我们谈到了《红与黑》，歌德认为它是司汤达最好的作品。
“不过我不否认，”他补充说，“他的一些女性形象有点过于浪漫。可是，她们无不显示出作者观察生活的细致和心理剖析的深刻，这又让我们乐于原谅他某些细节描写不够真实啦。”
1831年2月9日，星期三
（写诗不能只讲究艺术技巧）
昨天和亲王一起继续读弗斯的《路易丝》，脑子里对这本书产生了一些看法。它对地方风情和人物外在特征的描写很令我欣赏，遗憾的是老感觉这首诗立意不高，特别在人物通过对话相互宣泄内心的段落，我的这种遗憾感觉更加强烈。在《威克菲特的乡村牧师》里也写了一位乡村传教士及其家人，然而作家本身见多识广、学养深厚，受此影响，作品中人物的内心世界也就丰富多彩。《路易丝》呢整个处于受到局限的中不溜儿水平，自然呢，要满足一个特定读者群的需要还总是够的。至于说到诗歌形式，我觉得为表现如此平庸的内容而用六音步的格律诗，是过分小题大做，因此也常常显得有些勉强和造作，结果便不总是自然流畅，叫人念起来感觉不舒服。
今天中午在进餐时我对歌德谈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说：
“这首诗先前的版本这方面要好得多，我回忆起来，当初读着挺喜欢。谁想后来弗斯又东修西改，在艺术技巧上钻牛角尖，毁掉了诗句原本自然、轻灵的优点。眼下更是一切着眼于技巧，批评家先生们绞尽脑汁，扣来扣去都只是如何押韵之类的鸡毛蒜皮问题。要是我现在年纪还轻，胆量够大，那我偏要碰一碰所有这些清规戒律，偏要想怎么写怎么写，怎么读起来舒服怎么写，管他押韵不押韵，合节拍不合节拍；我呢将努力抓住主要的东西，努力表现出高尚的思想感情，叫人人都受到感染，都喜欢读，都喜欢把它背下来。”
1831年2月11日，星期五
（普拉滕和拜伦都毁于“爱争辩”的毛病）
今天进餐时歌德告诉我，他已经开始写《浮士德》第二部第四幕，并且打算这样坚持写下去，我听了很兴奋。
接着，他对莱比锡的年轻语言学家朔恩大加赞赏，说他写了一本研究欧里庇得斯剧作中服装的著作，在书中既表现出学识渊博，又无丝毫卖弄，完全以说清楚问题为限度。他道：
“我很高兴，他实事求是，目标明确，不像时下不少别的语言学家太热衷于技巧问题，老爱折腾音节的长啊短啊什么什么的。
“老追求技巧的细枝末节，永远是一个无所作为的时代的标记；同样，一个人如果有这个德性，那也表明他将无所作为。
“妨碍一个人的还有其他弱点。例如普拉藤伯爵，他具备成为一位优秀诗人的几乎所有素质：他极富才智和干劲，极有想象力和创造力，也受过完美的技巧训练，还有爱好学习和处事严谨更少有他人可比；然而，不幸的是好争辩的性格却妨碍了他。
“身处那不勒斯和罗马的伟大环境中，他仍忘不掉德国文学的可悲可怜，在他这样一位大才子真叫不可原谅。他那《浪漫的俄狄浦斯》在表明，正是他普拉藤应该写出德国最好的悲剧来，特别是技巧方面更没得说的；可是，上述作品的悲剧主题既已流于模仿，现在他再怎么认真也休想写出一部真正的悲剧来喽！
“还有，必须时刻警惕爱争辩的毛病，它会像敌人一样占领我们的心灵，然后变成幽灵四处作祟，破坏我们心智的自由创造，敏感柔弱的天性更会完全被它搅乱和毁掉。拜伦爵士便毁于自己爱争辩的天性；为了德国文学的荣耀，普拉藤有理由改弦易辙，永远摆脱这一恶习。”
1831年2月12日，星期六
（关于信念和勇气）
在阅读《圣经·新约》的时候，我想起了歌德最近给我看的一幅画：耶稣基督在海上行走，彼得踏着浪花向他走来，在突然失去勇气的一瞬间立刻开始下沉。
“这则传说再美不过了，”歌德说，“我最喜欢的就是它。其中包含着最高深的哲理：人只要有信念和勇气，天大的困难也能战胜；相反只要产生一点点怀疑，立刻就会输了。”
1831年2月13日，星期日
（《浮士德》的结构特点；文艺家的人格是作品的一切）
在歌德家里进餐。他告诉我继续在写《浮士德》第二部第四幕，并且讲开头部分现在写得完全如他希望的一样成功。
“该写什么，如你知道的，我早就心中有数，”他说，“只是对怎么写，我一直不完全满意。这下我高兴啦，终于有了一些个好主意。现在我要设法填补第三幕《海伦》和先已完成的第五幕之间的整个空白，并且写出详细提纲，然后就可以舒舒服服、稳稳当当地正式动笔写，喜欢写哪个部分就先写哪个部分。第四幕的性质又很特别，恰是一个与其他部分无关的、独立存在的小世界，只凭借着些微的前因后果与全剧联系在一起。”
“也就是说，”我接过话头，“第四幕和其他部分的性质仍然完全一致喽。因为，从根本上讲，与《奥厄尔巴赫地窖酒店》《女巫厨房》《布洛肯峰》《御前会议》《化装游行》《制造纸币》《实验室》《古典的瓦普几斯之夜》以及与海伦等有关的各幕各场，也都是自成一个独立的小世界，尽管相互影响，但却关系并不紧密。对诗人来说，重要的是展现出一个光怪陆离、复杂纷繁的世界；一位脍炙人口的主人公的故事，只被当做一条贯穿全剧的线索，他爱串上什么东西就串上什么东西。这也是《奥德赛》和《吉尔·布拉斯》所采用的手法。”
“你说得完全对，”歌德说，“采用这种结构只有一点需要注意，就是各个部分都必须鲜明而够分量，同时整个作品则永远难以把握，这就诱使人们反复去阅读它。”
我对歌德谈起一个年轻军人的来信。我曾和其他朋友一起建议此人去外国效力，现在他发现外面的情况不是他所想象的，便骂所有曾经劝过他去的人。
“给人提建议这件事挺特别，”歌德说，“你要是见过一些世面，知道再聪明的建议也可能导致失败，相反最馊的点子倒会侥幸成功，那你就将对给别人提建议这件事望而却步了。归根结底，也就是求人家给自己出点子者脑袋不够使，给人家出点子者自以为是。只有在你自己愿意参与的事情上，你才应该提出建议。遇到别人求我给他出个好主意，我呢多半会回答：好的，乐于从命；只不过得有个条件，就是他得答应不照着我的主意办。”
谈话转到了《圣经·新约》。我告诉歌德，我又读了讲耶稣基督在海上漫步，彼得迎面朝他走来那一段。我说：
“长时间不读《圣经》，再读时总会惊讶于那些福音传播者道德之伟大，会发现那些对我们道德意志力的崇高要求，也具有明确无误的命令的性质。”
“你特别会发现信仰的明确无误的命令，”歌德说，“后来穆罕默德又把它推进了一步。”
“再有，”我说，“仔细看看福音传播者们都充满了偏离和矛盾，今天我们读到的这些福音书，它们在汇集起来之前必定都有过离奇的遭遇。”
“谁想对它们作历史的评价和考察，”歌德说，“那就无异于‘一个人得喝干大海’。最好是干脆坚持相信眼前的现实，什么有益于培养和提高你的德行，就将什么吸收过来。还有把那个地方的情况搞清楚也不错；为此我能推荐给你的最好读物，莫过于罗尔那本关于巴列斯坦的书。这本书精彩极了，已故的大公爵喜欢它喜欢得要命，一下子买了两本，第一本读完之后送给了图书馆，另一本则替自己保留起来，以便随时带在身边。”
我表示惊讶，大公爵竟关注这样的事情。歌德说：
“在这点上他很了不起。只要有一定的重要性，不管属于什么专业他统统感兴趣。他永远走在前面，只要时下有什么新的发明和新的创造，他总是努力使自己也掌握和拥有。要是什么失败了，就不会再提起。我常常伤脑筋，不知怎样为这个那个失败向他表示歉意，他却对任何失败都满不在乎，总是又兴致勃勃地去追求新的东西。这是他性格中的一大优点，而且并非后天养成，是与生俱来。”
饭后我们一同观赏新近出来的一些大师的铜刻画，尤其是风景画，并高兴地发现它们一点毛病也没有。
“几个世纪以来全世界已积累如此多的好东西，”歌德说，“在其影响下又出现好作品，也就不足为奇了。”
“糟只糟在有那么多错误的教条，”我应道，“害得有才能的年轻人不知究竟该拜哪一方的神圣。”
“你的话有的是证明，”歌德说，“我们看见一代代人被错误的教条坑害、葬送，我们自己也深受其苦。尤其是今天通过印刷，任何谬误都可以轻而易举地广泛传播！就算这样一位艺术判官一些年后思想有所进步，就算他也会把自己经过提高的观念公诸于世，然而他的错误说教已经起了作用，而且将来还会像混在香草一起的毒草似的继续其作用。令我感到欣慰的是，真正伟大的天才不会让错误教条引入歧途，不会让它把自己毁掉。”
我们继续观赏铜刻画。歌德说：
“真是些杰作啊。你看见的确实是些了不起的天才；他们学有所成，已经具有相当高的艺术品位和造诣。只不过所有这些画作仍缺乏一点什么，那就是：雄强之气。—— 记住这个词儿，并且加上着重的标记。这些画缺少一定的穿透力；这种穿透力在前一些世纪无时无处没有表现，而在今天却看不见啦；而且不只是绘画作品里看不见，其他所有艺术里也看不见。眼下生活的是软弱的一代；也说不清楚他们的软弱是由于遗传，抑或是教育和营养比起来还更加软弱的缘故。”
“由此可见伟大的人格对于艺术多么重要，”我说，“特别是在过去的一些世纪里，艺术家的人格常常都表现得十分伟大。在威尼斯你站在提香和维罗涅斯的作品前， 你就会感到这些男子雄强的精神已经渗透其中，不管这是他们早期的尝试，还是他们最后的创作。他们强大而有力的感受贯穿整幅绘画的各个部分；我们在观赏这样的作品时，一股出自高尚艺术人格的力量会扩展我们的心胸，使我们超越自身。您所说的雄强之气，也在鲁本斯的风景画里特别地表现了出来。诚然在画上只有树木、大地、水流、山峦和云朵，可他强有力的精神全灌注到了这些形象里；如此一来，尽管我们看见的仍旧是熟悉的自然现象，但在我们眼里它们全渗透了艺术家的人格力量，并且按照他的意愿实现了更新。”
“是啊，”歌德说，“在艺术和文学中确实人格就是一切；然而在当代的批评家和艺术判官中，就有这么一些孬种不承认这个道理，把文艺家的伟大人格，仅仅视为作品的一种无足轻重的作料而已。”
“自然呢，要体察并尊重伟大的人格，自己又不能不也有人格。所有否认欧里庇得斯的崇高精神的人，要么是些没有能力体会这种崇高的可怜虫，要么是些不知廉耻的骗子；这些骗子企图以其僭越狂妄之举，提高自己在软弱的世人眼里的身价，也确实提高了他们的身价。”
1831年2月14日，星期一
（天才要以强健的体魄为基础）
陪歌德进餐。他刚读完拉普将军的《回忆录》，谈话因此便转到拿破仑，转到他母亲勒迪蒂亚夫人自知养育了这么多英雄子女，自知身为这么个有权势家庭的主母，必定会有怎样的感受。
“她生第二个儿子拿破仑时十八岁，她的丈夫二十三岁，也就是说父母亲都正值身强力壮，对儿子的体魄便有了好处。拿破仑之外她还生了三个儿子，个个都非常聪明、能干、健壮，除了日常事情在行，还具有一定的文学才能。接着这四个儿子后面还养了三个女儿，最后一个叫婕洛美，看来在所有兄弟姐妹中是最差劲儿的一个啦。”
“天才自然并非遗传，但却需要有一个适当的身体基础；因此，一个人是家里的老大或是老幺，是年富力强的父母所生或是年老体弱的父母所生，就决不一样了。”
我接过话头，说道：
“值得注意的是各种天才之中，音乐天才最早显现，因此莫扎特才五岁，贝多芬才八岁，胡梅尔才九岁，就以演奏和作曲的才能惊动了自己周围的人。”
“音乐才能的确可能很早就表现出来，”歌德说，“因为音乐这东西完全是天生的，内在的，无须从外界吸取很多营养，不拥有生活的经验。不过呢，像莫扎特这样的现象自然永远是一个奇迹，一个无法进一步说清楚的奇迹。这些出类拔萃的个人，我们以惊羡的目光注视着他们却不明白他们来自何处，倘若上帝不是时不时地在他们身上一试身手，那他干吗还到处去寻找机会显示圣迹呢。”
1831年2月15日，星期二
（关于歌德的剧作《大科夫塔》）
陪歌德进餐。我给他讲上剧院的情况；他称昨晚上演的《亨利三世》很精彩，但却认为大仲马的这出戏不真正合观众的胃口。他说：
“要是剧院归我管，我才不敢公演它喽；因为我还记得很清楚，为了使观众勉强接受《坚定的王子》，我们可是费了老劲儿了。要知道这出戏远比《亨利三世》更加富有人情味儿和文学味儿，从根本上讲也就离我们的观众近得多啊。”
我谈起最近几天再次阅读的《大科夫塔》。我一场一场地讲完了它的剧情，最后表示希望能再一次观看它的演出。歌德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