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本书中，我写了两种美国特性和两个群体的起伏，双方各自在同一条鸿沟背后虎视眈眈，各自都认为自己是正义的而对方是邪恶的。我写了在非常时刻，这些群体的成员通常残忍地互相残杀或试图互相残杀。三K党徒在塞尔玛杀害民权示威者；两个和平主义者在弗吉尼亚的里士满被射穿后脑勺，并被扔在沟渠里；一个嬉皮士在新墨西哥被射中后脑勺。“气象员”准备用炸弹对在迪克西举行的军人舞会上进行屠杀。古巴黑帮分子对苏联大使馆办公室的纵火和轰炸及明星经纪人控制苏联艺术家。在平定纽瓦克的暴动后，州警察实施了司法外杀戮；黑人民族主义者在克利夫兰突袭警察。谨以此书纪念那些因意识形态差异而被美国人杀害的同胞。
我写了1952到1972年的起伏，写了一个曾自认为团结一致的国家却呈现出一幅不相称的“世界末日”景象：两个松散定义的美国群体，各方都认为若对方获胜，所有正派、真实和值得保存的东西都将终结。
那就是20世纪60年代。
美国人不再因意识形态差异而相互残杀或试图相互残杀，至少现在不会。记住：战争虽已减少。却仍在酝酿。
我写了民主党对尼克松崛起的愤怒，切克演讲中的尼克松。他极其出色地吸收了自由的民粹主义，将他们引导为白人中产阶级对久经世故者、出身高贵者及“精英圈子”的愤怒——所有这些人都瞧不起“你和我”，都认为比尼克松的皈依者在道德上胜人一筹，以求得道德相对论；“变化的托利集团”妄自尊大地嘲笑寻常百姓的简单信念、朴素爱国主义及单纯的乐趣。我还写了这些自由主义者的简单信念：只要尼克松阵营能真正悟出理性，抓住“该领域的可靠文献，”他们的偏见就会消融，他们真正的兴趣会被发现，他们也会结束自由主义。
我写了“美国共识”的狂热；它形成于权威统治集团，伴随着巴里·戈德华特的压倒性失败而达到顶峰。与林登·约翰逊一样，他们强烈认为“这是自耶稣在伯利恒诞生以来最有希望的时刻，”认为只要“极端分子”停止激起两派斗争，美国人就会并将永远团结和平。我写了理智的自我压抑，让人们相信即使话语被记录，种族和战争那恶魔般的暴怒也在集聚；相信美国一直并将永远处于分裂。20世纪60年代的愤怒和暴力行为部分源于美国的镇压，倘若在此之前，人们没有对美国的团结津津乐道以至于虚假言辞甚嚣尘上，那么随着20世纪90年代暴怒的日渐猖狂，伴随着共识迷思瓦解而来的狂怒便不会到达如此地步，不会发展到势不可挡的境地，这点勿须多言。
我写了随着暴怒的集聚，尼克松是如何倔强而成功地回应了美国对宁静的渴望；即便如此，在纷繁交错中，尼克松的崛起也激起和引发了愤怒和仇恨，它们扎根于尼克松性格中心根深蒂固的愤怒和仇恨。若不是为了把邻国视作异类，并认为异类会毁灭我们，那他命令加入他那“沉默的大多数”的目的是什么？我甚至暗示，那些吞噬他的魔鬼和导致水门事件的魔鬼也部分是为了与他认为的真正恶魔抗争。对于这场战争，公众多少有点感同身受，尽管忧虑和恐惧向尼克松袭来，但公众拥护尼克松正是出于这个原因。由忧虑和恐惧引起的报复心，与尼克松及其追随者展现在世界面前的虔诚常态战线并非相互分离，而是紧密联系的。
理查德·尼克松于1994年逝世。在他的葬礼上，参议员鲍勃·多尔预言“20世纪后半期将以尼克松时代而闻名于世”。在某种程度上，他当然没有刻意这样说，但我想多尔是对的。尼克松留给世人的是我们民族自我形象的措辞：两种美国人。一方是“沉默的大多数”，即“安静者”：中产阶级、郊区居民及农民联盟；他们现在将自己称为“重要选民”、“信仰者”、“爱国者”、甚至单纯的“共和党人”；他们感觉自己堕落成势利的决策精英；他们对非美裔、反基督教者、无道德论者及异类极度愤怒。另一方是“自由主义者”，“世界主义者”，“知识分子”，“专业人士”——“民主党人”。他们说，他们将反对不公正的呼喊视作更高形式的爱国主义，或者“活并让其活”。他们认为向被压迫人民伸出援助之手的意愿与获得“价值”有关，而非与你所崇拜的有关（若有此情况）——但是他们瞧不起第一类人，将他们视为无知受骗者，那些玩世不恭的精英利用他们情感上的虔诚吹捧他们的财富、诉诸战争、破坏生活。从理想的状态来看，双方在本质是平等的、命运也同样悲惨。双方都认为对方不是真正的美国人。关于尼克松的争论，正反两方都提供给我们有关战争的语言。
在政治和文化分歧上，美国人是否那么仇恨彼此，甚至幻想残忍地相互残杀？很难说他们没有。
尼克松的国度如何完结？它尚未完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