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件是毛泽东通过中央调查部的送阅件知道的。清涧县农民伍兰花，因死了丈夫，迁怒社会，公开辱骂共产党、毛主席，已拘押到延安，拟由边区高等法院审判后处以死刑。毛泽东看罢文件，顿时大怒，对调查部的人说，你们不能这样做！不做调查，随便抓人、杀人，这和国民党的做法有什么区别！他把伍兰花找来，在会客室仔细听取她的意见。原来，伍一家人口多，拖累大，七十岁的婆婆长期瘫痪卧床，生活十分困难。这几年公粮越来越重，压得喘不过来气。现在死了丈夫，无异雪上加霜，情急之下，胡撅乱骂，随口伤人，感到非常后悔。听罢陈述，毛泽东安慰她说，你没有什么罪过，是个敢讲真话的好人。你家困难多，政府应特别照顾。随后指示保卫部马上放人，派专人送伍兰花回家，带上公文，当面向当地政府讲清楚。对清涧群众负担过重的问题，要边区政府认真调查研究，该免的免，该减的减，不能不管老百姓的死活。
1945年7月，毛泽东在回答黄炎培那个关于历史周期率的著名提问时说，我们已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世界学联代表团成员当年访问延安后曾这样由衷赞叹：“边区司法充满了平等和正义的精神！”
六十多年过去，这些激情的言说，仍如晨钟暮鼓，穿透时空，悠然回响。
六
关心群众生活，密切联系群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和人民打成一片，这些屡屡见诸党的文献的论述，毛泽东是首倡者，他和他的战友又是模范的实践者。
到过杨家岭的参观者，都会见到那条由毛泽东和中央书记处的同志、中央机关干部战士与当地群众一起修建的“幸福渠”。这条全长五公里、灌地一千二百亩的水渠，几十年来波光粼粼，一直滋润着乡亲们的心田。
据当年枣园乡乡长杨成福回忆，中央机关驻在杨家岭和枣园时，每年都要给老乡们拜年。有一年春节，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同工作人员带着糖果、对联等年礼来到乡政府。一见面，毛主席亲切地问，杨乡长你们辛苦一年了，年过得好吗？杨一边应答，一边忙着递烟，沏茶，高兴得不知如何是好。周恩来见状，说杨乡长你就别忙了，毛主席要给乡亲们拜年，你就引我们到各家走走吧！杨成福一想，全村几十户人家，山上山下。住得很分散，哪能让首长们到处去跑。就说，你们都忙，挨家挨户就不必了，我一定把主席和首长们的心意转告给大家。毛主席一听，连连摆手，说拜年找人代理，杨乡长你这个主意可出得不好，还是我们去吧！一句话把众人逗笑了。但商量的结果，还是采纳了杨成福的意见：把每家的家长都请到乡政府，一来主席都见上了，二来也更热闹。乡亲们来了，主席和其他首长拉着老年人的手，热情地递烟，敬酒，给孩子们抓瓜子，散花生，并详细征询对中央机关的意见，了解村民的生活状况和来年的生产安排，促膝交谈亲如一家。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我多次陪同客人参观，听过杨成福的介绍，这些其乐融融、亲密无间的生动画面几十年来一直活跃在脑海里，历久弥新。
毛泽东关心群众生产也关注他们的精神生活。著名的延安文艺运动，构建了中外文艺发展史上气象巍然的辉煌景观，开辟了文艺为人民服务的广阔道路。同毛泽东一样，每到春节，延安的文艺团体都要组织秧歌队，走上街头，拿出各自的拿手好戏，与群众共庆新年。1943年春节，正是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的第二年，延安南门外人山人海，两万多军民聚集在广场上观看鲁艺等单位的演出，王大化、李波合演的《兄妹开荒》大受欢迎。颇有意思的是在成千上万的观众中，有一位就是毛泽东。那天天气不大好，空中尘土飞扬。李波回忆说她见毛主席在大风中坐在那里，身上也落了一层黄土，但他并不在意，身边有人给他一个口罩马上被他用手扒拉开，只是兴味盎然地看着不时张嘴哈哈大笑。这一年4月25日，《解放日报》发表社论，充分肯定那次演出是在坚持为工农兵服务方向上的成功实践。1944年春节，各单位组织的秧歌队就达到二十七家，上演节目一百五十多个，延安群众文化生活的丰富多彩，由此可见一斑。
群众利益无小事，这句话我最早是从张汉武同志嘴里听到的。这位党中央在延安时的延安市市长，“文革”时从省上下放回延安，担任地区革委会顾问。为了研究解决黄龙山区严重的克山病问题，他不顾年老体弱，多次深入病区，翻山越岭，奔波不息。我没有问过他，但我猜想，他这种急群众所急的作风，或许与他的一次特殊经历有关。1944年的一天，毛主席把张汉武找来，问，听说西川侯家沟的妇女大都生不下孩子，群众很着急，有各种议论。市上知道不知道？张汉武答，是有这么回事，但不知道什么原因。毛主席说，那么多人不生孩子，会不会是水的问题，可以派人去化验一下。张汉武知道，在生产落后的陕北，没有孩子将来就没有劳动力，主席为此操心，看似小事，实是大事。谈话过后，正准备去做调查中央医院的医生和领导也赶到了。原来毛主席同张谈毕又对医院负责人安顿讲过了。化验的结果，果然是村子里的水含有导致妇女不孕的物质，经过改水处理，问题得以解决。
在陈列厅，我还看到一张便笺，是毛泽东写的，按时下的说法，是一张“条子”。讲解员介绍说那一年边区政府工作人员吴吉清的孩子得了重病找了几位医生都束手无策，毛主席知道后便写了这张条子给中央医院小儿科主任侯建存，请他“费心医治”。
一张“条子”，几多叩问，引人思索。
七
1948年3月23日，为了迎接中国革命在全国的胜利，毛泽东率领中央机关东渡黄河，前往华北。他登上黄河东岸，回望陕北高原，情不自禁地说道：“陕北是个好地方。”
人们明白，毛主席讲这句话的时候想到的不只是作为中国革命新的立足点和出发点，正是在这个地方，成就了他本人和他的党翻天覆地、前无古人的辉煌业绩，同时他还会想到那些十三年来与他同甘共苦、心心相印、正直、善良、坚毅、忠诚的人民，那些高唱《东方红》、《绣金匾》，高唱“共产党毛主席天心顺，普天下的老百姓都随了红军”，“哪怕人头挂高杆，一心要共产”的人民。
他会想起谢子长和刘志丹。正是这两位群众领袖、民族英雄从大革命时期就开辟的红色根据地，在危急关头迎接了自己的中央，迎接了“那些被通缉的人”。中央到达陕北的半年多前，谢子长已经牺牲，但他深受群众爱戴，被称之为“谢青天”；他一家二十六人投身革命，九人献出生命的情况，毛泽东一定是知道的，否则不会三次为他题词并亲自为他的陵园撰写碑文。刘志丹将军在中央红军到来之前曾遭到错误“肃反”的残酷迫害，但他襟怀坦荡，顾全大局，在毛泽东和中央领导下，为促成西部红军与中央红军兄弟般的团结做出了宝贵贡献。刘志丹1936年4月东征牺牲后毛泽东无比惋惜地说，我到陕北只和刘志丹同志见过一面，就知道他是一个很好的共产党员。他的英勇牺牲出于意外，但他的忠心耿耿、为党为国的精神，永远留在党和人民中间，不会磨灭的。周恩来题词：上下五千年，英雄万万千，人民的英雄，要数刘志丹。
他会想到吴满有和杨步浩。他知道，有一年过年，劳动英雄吴满有把杀好的一头猪送给中央办公厅，他自己大年初一却在家里吃糠窝窝。而杨步浩，这位从小逃荒要饭的农民，在听到王震说毛主席、朱总司令也要和战士一样，完成规定的生产任务后，心里非常不安，再三申请要求为他们代耕。第二年麦收，他赶着两头毛驴将一石小麦送到杨家岭，毛亲切接见了他，向他表示感谢，鼓励他带领乡亲们努力发展生产，发家致富，支援抗战。杨步浩四十岁生日那天，毛泽东、朱德特地派人送去贺礼，大红贺幛上写着“与人民同寿”五个大字。我在延安工作时，杨老就住我家隔壁，我多次听他讲过解放后三次去北京“探亲”的情况，讲毛主席如何给他的“盅盅”（小碗）里添饭，说他饭量大，一定要吃饱。那情景，真同回到自己家里一样，听来让人羡慕。不幸的是，在1977年7月6日那场特大洪灾中，杨老一家四口被夺去了生命，令人痛惜。
当然，他更会想到撤离延安前夕，在新市场召开的动员大会上排山倒海般高呼“保卫延安”、“保卫陕甘宁边区”、“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的数万军民。会想到转战陕北的日子里，那些为“三支队”（中央代号）连夜通消息，冒雨带路，趟水架桥，过后在敌人严刑拷打下也不吐一词，从而掩护支队，即使在十分危急的情况下，在听到敌人的马叫声、军官的喝骂声时也能安全脱险的老乡们。甚至会想到靖边县小河村那个叫卜兰兰的小女孩，他曾教她识字，认她做干女儿，这个机灵的孩子还为他做了一双布鞋，临别时非跟他走不可，哭得十分伤心。是的，他怎能忘记，这些可亲可敬的干部群众，为支援战争、争取全国胜利，曾承担了多大的牺牲！这个只有二百万人口、二十多万劳力的地方，1947年到1948年就有两万多名青壮年参军，一万多名参加游击队。在生产遭受严重破坏的情况下，老百姓节衣缩食，为部队提供公粮五十六万八千石（每石三百斤），军鞋三十万双，到1949年的两年零五个月中，支前民工二百多万人次，担架六万七千副，牲口二百五十万头次，缴送的公草，仅1948年的粗略统计，就有三千二百二十三万斤。无怪乎彭德怀感慨：边区的劳动人民，是我看到的政治上最有觉悟，对革命最有认识的人民！
得人心者得天下。民为邦本，自古而然。
八
日月如梭，岁月不居。岁月深处，有一个民族迅速崛起的精神宝藏，有昭示未来、导引前行的智慧密码。
1949年9月29日，为祝贺新中国成立，延安各界给党中央和毛主席发去贺函。毛泽东接到贺函，“十分愉快和感激”，他在复电中称，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人民对于全国人民是有伟大贡献的。他“并且希望，全国一切革命工作人员永远保持过去十余年间在延安和陕甘宁边区工作人员中所具有的艰苦奋斗的作风”。
1980年，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号召全党，一定要宣传、恢复和发扬延安精神并且强调“要大声疾呼和以身作则地把这些精神，推广到全体人民、全体青少年中间去，使之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文明的主要支柱”。
新世纪以来，江泽民、胡锦涛同志多次去延安看望老区人民，指出，无论过去、现在、未来，延安精神都是我们战胜困难、取得胜利的法宝；任何时候，延安精神都不能丢！
勿忘延安，勿忘老区，勿忘那些卓励奋发的红色岁月。忘记，意味着背叛。
话虽旧，真理不会老。
附记：
感谢延安革命纪念馆馆长张建儒同志。这位原延安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为投资5.7亿元的纪念馆新馆建设，四年如一日，风餐露宿，辛勤奔忙，被评为劳动模范。本文引用了他提供的若干资料。
选自《人民文学》2011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