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主张美国与中国接触的《巨龙——商业、经济和全球秩序中的中国未来》这部著作中，作者在建议美国政府加强同中国的交往和接触的同时，又提出：“与中国人交往，我们绝不能丢掉自己的价值观和信仰。”“如果愿意，我们可以传播我们的价值观念与信仰；在中国萌芽的观念市场中我们可以寻找传播这些观念的机会。”可见，传播美国的价值观是“接触”的重要目的之一。另一本“接触政策”的代表作《长城与空城计——中国对安全的寻求》，在批评美国政府在许多方面同中国搞磨擦的同时，仍然主张：“人权外交也必须是西方对华政策的中心组成部分之一。美国如果不为中国人权公开呐喊，将不仅忽视中国民主志士的命运，而且会损害美国公众对美中广泛合作的支持。此外，倡导人权也符合于西方谋求较稳定的世界秩序的利益。”总的来看，美国对华政策中的接触派在“反共主义”意识形态上与遏制派没有什么区别。
经过几年探索和徘徊，接触派的观点基本为美国政府所接受。1994年，当时任国务卿的沃伦·克里斯托弗在《美国与亚太地区的未来》这篇演讲中提出要对中国实行全面接触战略。但是“接触”的目的是为了“影响中国的发展”。他说：“今天，数百万中国人在收听收看西方的广播和电视。数百万人在发展迅速和充满活力的私营部门从事与他国的贸易。这是一个必须给以鼓励的趋势。”“但光有经济自由是不够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宣布了一项有力的新计划，去促进中国的人权和民主。”他进一步提出：“如果中国的伟大实验要获得成功的话，政治民主最终必须随着经济民主的展开而展开。”“我们的全面接触战略提供了影响中国发展的最好机会。在那方面，我们将促进我们的安全、我们的繁荣和我们的价值观。”可见，与中国全面接触，对美国外交战略的三大支柱都可以起到促进作用，当然包括民主这个支柱。
1997年10月24日，在江泽民主席即将访美之际，克林顿总统在美国之音发表了题为《中国与国家利益》的演讲。在指出中美之间存在着许多共同利益，发展中美关系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后，克林顿又表示：“虽然我们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日益增长的相互依赖关系可以对中国产生自由开放的效果，但这并不表示目前我们应该或可以忽视中国对人权或宗教自由的践踏，也不表示我们无法加快自由化的脚步。”他进一步声称：“美国必将会继续为人权挺身而出，大声谴责中国或世界其他地区践踏人权的行为。不这么做的话，等于是与我们美国人所坚持的一切背道而驰。”可见，接触政策的实质就是要最大限度地在发展中美关系过程中争取美国的利益，同时又不放弃对华推行意识形态外交。
1998年6月，克林顿在访华前的一次关于21世纪美中关系的讲话中，进一步阐明了他推行对华接触政策的意图。他首先否定了两种极端的对华政策主张：“有些美国人认为，由于中国的制度不民主和侵犯人权，我们应该努力孤立和遏制中国，以便遏制中国成为美国下一个大敌的能力。有些美国人认为，仅仅加强商业往来就必然会导致出现一个比较开放和比较民主的中国。我们已选择了一种不同的方针……这种方针是：扩大我们同中国的合作领域，同时直截了当地处理我们之间的分歧。”随后他指出：同中国交往的最大好处是提供了一个在公开和私下敦促中国领导人“改变方向”的重要手段；在人权和宗教自由方面，直接接触并进行真诚的对话是产生实际意义的最好办法；美国“能够对中国的前途施加影响”，接纳中国到国际大家庭中来而不是将其拒之门外是推动美国利益和价值观的最佳选择。在1998年的《新世纪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克林顿表达了同样的观点，宣称“决定采取孤立政策而不是接触政策……将妨碍中国的民主和人权事业”。在《1999年国情咨文》中，克林顿说：“重要的是不要孤立中国。我们越是让中国进入世界，世界就会给中国带去更多的变化和自由。”在1999年2月26日的“旧金山讲话”中，克林顿对“接触政策”阐述得更为详尽明白。其要点有三：一是必须保持并加强“建设性接触”，认为这是把中国纳入国际社会的惟一可行的途径。他针对美国国内出现的反华浪潮说，接触才能使中国感受到外来变化的力量，孤立并不能促成中国变化。二是在接触的基础上，在人权、贸易和军事等问题上保持强大的压力。克林顿认为保持强大的压力的目的是通过和平手段促成中国的演变。他还有针对性地说，“像中国这样一个伟大、古老、富有和充满活力的国家是根本不可能以牺牲自由为代价来换取稳定的”，进而要求中国迟早能“明白”这一点。三是不能因为人权等问题上的分歧而影响接触，不能因施加压力而中断接触。克林顿认为，最好的办法是利用一切机会使中国“走在正确的道路上”。
总的来看，遏制与接触只不过是对华政策的手段不同而已，两者的目标是一致的。正如另一本代表遏制派观点的书中所说的：“美国对华政策的最终目标是促进中国的自由化。”主张美国与中国进行“战略对话”的布热津斯基认为：日本和印度在民主化上的成功经验以及韩国的经验确实表明，“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加上外部世界通过把中国进一步纳入国际体系而施加的变革压力，也许能导致中国体制的逐渐民主化。”提出“规制主义”这一新概念的理查德·哈斯认为，美国“对华政策理想的结果应该是，一个更加‘资本主义’的中国愿意在内外政策中都按照规制世界的惯例行事。”
可见，“反共主义”是贯穿于美国对华政策的一根脉管。不过，与冷战期间的对苏政策比较起来，美国对华政策中的意识形态因素所起的作用要弱得多。在对苏政策中，反苏与反共几乎是同一个过程，合二为一的。而对华政策，则有许多因素在交互发挥作用。中美关系既具有两种社会制度国家之间关系的属性，又具有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关系的属性，同时还有大国之间关系的属性。多重属性决定了中美关系有四个主要特性，即意识形态上的对抗性、经济上的互补性、安全上的合作性和地缘战略上的竞争性。其中有些特性是互相依存、互相制约的。经过多年的大讨论，美国决策层终于确定了对华采取接触政策，说明他们认识到中美之间在意识形态上的对抗并不是影响中美关系的主要因素。他们看到：中国虽然仍坚持社会主义方向，但是这种社会主义与苏联所奉行的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是有很大区别的；中国虽然正在迅速崛起，但是中国并不像俄罗斯和苏联那样有领土扩张的传统和富有进攻性；中国正在不断地扩大对外开放，逐渐融入国际社会，并且愿意做一个负责的大国。如果对这样的国家实行遏制政策，将之孤立起来，是不符合美国的根本利益的。
还值得注意的是，冷战后美国的对台政策也增强了意识形态因素。在蒋氏父子统治时期，按美国人的标准，台湾政权是集权独裁的，美国的对台政策完全是从遏制“共产主义的大陆中国”出发。进入90年代后，随着台湾走向“民主”，支持台湾的民主也逐渐成了美国政治家们制定对华政策时考虑的因素。1992年9月2日，布什总统在关于决定向台湾出售F-16战斗机的讲话中就指出：“美国向台湾提供了充足的防御能力，以维持台北所需要的信心，借以缓和上述紧张关系。而且正是基于同样的安全感，台湾才朝着民主方向发生了引人注目的演变。”1995年4月7日，美国众议院就台湾加入联合国问题形成了第63号“众议院共同决议案”，列举了14条台湾应该加入联合国的“理由”，其中第4条是：“台湾的人权记录有明显改善，在多党制度下定期举行自由和公平选举”。这种主张与美国外交战略完全相符。与国会内的这种增加台湾问题中的意识形态因素倾向相呼应，美国舆论界和战略思想家们也开始强调台湾的民主问题。比如，1996年5月24日（此时台湾“大选”已经结束）《纽约时报》的社论《台湾的民主选举》中，作者一方面指出：“经过大选，地位稳固之后，李先生应努力把与中国的关系引导到平稳的状态上”；另一方面又声称：“中国也应该停止军事威胁和恫吓言词。台湾人民已经习惯了的政治、经济自由在共产主义统治下恐怕难以立足，因此台湾最终独立的理由越来越充分。”这种说法与近些年台湾岛内出现的“民主统一论”如出一辙，都鼓吹将民主作为海峡两岸统一的基础，如大陆不实现“民主”，台湾就不能与大陆统一。比如李登辉在美国《外交》杂志上发表的《理解台湾：在了解的鸿沟上架起桥梁》一文中就声称：“实际上，共产主义政权的独裁主义性质是使台湾人民同中国大陆疏远的关键因素。”特别值得重视的是，“民主统一论”很能在美国国内和西方世界乃至许多第三世界国家引起同情和支持。美国的一位老外交官莫顿·阿布拉莫维茨在1997年发表的长文《中国：我们能有一项对华政策吗？》中，就宣称台湾的“民主发展赢得了广泛称赞”。而这篇长文的基调是属于接触派的。作者还认为：“改善美中关系的最大政治障碍，是中国领导体制的集权性质”。这种说法与对台湾“民主”的称赞形成鲜明对比。当然，就目前来讲，意识形态因素在美国对台政策中仍居次要地位。
二、对越政策
冷战期间，美国发动了长达14年之久的侵越战争，其主要动机就是“防止共产主义扩张”。为达此目的，美国在越南进行了“一场无所不用其极的大屠杀”，使“1/3的南越人逃离了他们的村庄，90万孩子成为孤儿，50万人变成残废”。
冷战后，美国仍将越南看成是威胁东南亚的“恶性肿瘤”，如果能防止它扩散，“东南亚非共产党国家的前景就是光明的”。不过，美国又认为，由于“走共产主义道路”，越南“社会经济败落”极其严重，到80年代末时，它已成为“世界上最穷的国家之一，人均收入少于160美元”，“有400万越南人在‘饥饿线上’挣扎。它的通货膨胀率高达700%”。而与之邻近的“非共产党国家泰国却经济繁荣”。所以共产主义在越南的“大失败”已为时不远。
不过，随着越南实行近似于中国的经济政策，美国政要对越南的态度有所改变。尼克松认为：越南现在虽然“仍然被压制性的共产党政权所统治”，但已“不对国际和平构成现实的威胁”。“越南现在的领导人把这个国家不寻常的能量从发动对外侵略转移到进行国内建设方面来。同中国领导人一样，他们坚持严格的政治控制，但正向市场开放经济。这样做的结果，越南已接近成为一个重要的经济大国。”尼克松进而提出对越政策原则的建议：应该向越南敞开大门，而不是关闭大门。尽管“越南压迫性的政府为自己设立了坚固的防线，很显然，无论是经济的还是外交的压力都奈何它不得”，但“问题在于怎样才能使它进一步开放，吹进席卷世界的自由之风。”“增进与世界经济的融合会带来经济自由，而经济自由将产生要求政治自由的巨大内部压力。”随之，尼克松又提出了一些具体政策建议：一方面是政治上施压；另一方面是经济上扩大交往。同时把美国“与越南的政治关系同经济关系分割开来，让两种关系按照各自的速度发展”。在经济交往上，尼克松建议：“应该执行政府取消对越南贸易禁运的决定，积极鼓励在越南投资，把它进一步拉入全球经济体系。”他还坦言：“这样做不是为了帮助现政权，而是为了加强变革的力量。”可见，尼克松所提出的政策原则及具体措施与美国政府所推行的对华“接触”政策十分相近，其最终目标是促进越南走向“自由化”。
美国政府的对越政策基本上是按照尼克松所提供的思路展开的。1994年，国务卿克里斯托弗在演讲中声称：“与越南进行更紧密的接触符合我们的利益。我们共同促进经济改革，并加强了法律、人权、地区和平与稳定方面的合作，共同合作与毒品走私做斗争。”可见，美国所看到的与越南的共同利益中包括人权和经济改革。正是由于与越南接触符合美国的利益，所以在经过“10年战争和20年的疏远关系后”，克林顿政府做出了恢复两国外交关系的决定。
不过，由于在美国的心目中，越南不像北朝鲜那样具有“危险性”，又不像古巴离美国那么近，所以越南在美国外交政策的整个大棋盘中的地位并不突出。在80年代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都专门提到对越政策，那主要是由于越南军队仍占领着柬埔寨。如1988年的报告中说：“我们认为，越南军队继续占领柬埔寨，违反国际法，有损于这个地区为发展和平和稳定所作的努力，这是不能接受的。”进入90年代后，在同类报告中很少专门提及对越政策。在1991年的报告中只提到：“由于苏联的军事和经济援助减少以及莫斯科寻求同韩国、日本和其他国家改善关系，这就使越南、柬埔寨和北朝鲜受到新的各种压力。”而在1994年的报告中则根本未提到越南。在1998年的《美国新世纪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关于越南只提到：“争取让越南尽可能最充分地说明美国失踪军人的下落、促进那里对人权的进一步尊重和要求越南全面执行《越南归国者重新安置机会计划》。”
90年代中期以后，有两个因素影响了美国的对越政策。一是1994年7月，东南亚国家联盟正式批准越南的入盟申请，东盟实现了超越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联合。这促使美国将对越政策纳入整个对东盟政策的框架内。二是“中国威胁论”出笼、美国将中国看成是其潜在的战略对手后，美国的对越政策又加进了“联越制华”的意图和因素。后一种因素所起的作用呈上升趋势。
在这两个因素的促动下，美国加快了同越南关系正常化的步伐。1995年7月11日，克林顿总统在白宫举行的一个正式仪式上宣布，美国与越南实现外交关系正常化。次日，越南总理武文杰在电视台发表声明，对此表示欢迎。8月5日，正在越南访问的美国国务卿克里斯托弗同越南外长阮孟琴举行了会谈，随后签署并交换了美越两国正式相互承认的文件。8月6日，克里斯托弗在河内主持了美国驻越南联络处升格为大使馆的仪式。早在1978年中美关系正常化谈判时，美国就试图将美越关系正常化与美中关系正常化同步进行。后来考虑到中越关系，遂放弃了这个打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