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怎样，“和平演变”古巴毕竟是美国的大政方针。到了90年代末，随着古巴内外政策的变化，以及古巴与拉美国家和欧盟国家关系的改变，美国对古政策中的交往、接触的成份大为增加。1998年初，古巴成功实现教皇约翰·保罗二世的来访，取得外交上的战略性胜利。保罗在访古期间批评美国对古巴的封锁政策，提出“古巴向世界开放，世界向古巴开放”的口号。对古巴的向外开放，美国表示欢迎。国务卿奥尔布赖特1998年3月4日在众议院发表的对外政策讲话中说：古巴政权允许教皇去访问并开始释放政治犯是正确的。但她同时又强调：美将继续为古巴实行民主变革而施加更大压力。此后，美国政府采取一系列措施，改善美古关系。一方面明显降低谴责古巴的调门，作出友善的姿态。克林顿在1999年2月发表的外交政策讲话中，没有将古巴直接列入美国要加以遏制、打击的所谓“无赖国家”之列。另一方面减轻对古巴的制裁。1998年3月，克林顿宣布减轻对古巴的制裁；7月15日，美国开始恢复中断了两年之久的美国迈阿密与古巴哈瓦那之间的的直飞商业班机，允许古巴民航班机飞越美国领土，并重新允许在美国的古巴人向国内亲属每年最多汇款1200美元。与此同时，美国决策层开始就对古政策进行辩论，许多政要提议美国改变对古政策。1999年初，克林顿宣布进一步放宽对古巴的禁运措施，并允许美古棒球队互访，开始采取“同古巴人民接近的战略”，对古搞“民间外交”。8月，美国参议院以70票对28票取消了对古巴销售食品和药品的限制。随后，参议院少数党领袖汤姆·达施勒（T·mDaschle）等人对古巴进行了访问，并与卡斯特罗进行了长达7小时的会谈。他们回到华盛顿后，呼吁众议院通过类似立法。至此，美国国会议员已经提出了24项方案，要求放松始于1962年的经济禁令。1999年10月23日，美国伊利诺伊州州长、共和党人乔治·瑞安（Ge·rgeRyan）开始对古巴这个“西方最后一个共产党执政的国家进行历史性的人道主义访问”，成为自1959年古巴革命以来第一位访问古巴的美国州长。瑞安给古巴带去了价值超过100万美元的“人道主义援助”。他所率领的庞大代表团包括40多名该州的官员、议员和企业家。
1999年，古巴实现经济增长6%，成为拉美国家中增长最快的国家。这标志着古巴已经完全摆脱了自1989年始的严重经济危机，同时也表明美国对古强硬政策的破产。这促使美国朝野不得不对古另眼相看，一些有识之士主张调整对古政策，改善美古关系；不少企业出于经济利益的考虑，向政府和国会施加压力，要求放宽对古的经济制裁。此外，美国以经济制裁压服古巴的政策还遭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反对。美洲国家组织多次要求美国改变敌视古巴的立场；一些拉美政治和经济机构一再呼吁古巴返回美洲大家庭；在联合国，美国对古巴的强硬态度不时受到一些国家的批评；欧盟国家纷纷指责美国的对古经济封锁政策，要求取消“赫—伯法”。在国内外的压力下，克林顿政府开始调整对古政策。最为典型的事例就是处理埃连事件。
1999年11月23日，古巴的5岁男孩埃连·冈萨雷斯随母亲及另外9名古巴人乘小船偷渡美国，途中翻船，母亲丧生，埃连获救，随后被美国移民归化局交给他在美国的亲戚照管；由于埃连的母亲已经与其父亲离异，埃连在美国的亲戚试图让他居住在美国，于是开始了一场长达7个月的要求埃连在美国政治避难的官司。埃连事件一开始就被染上政治色彩。在迈阿密的那些极右的古巴流亡者们试图利用这个事件来掀起一场反古浪潮。极右组织“旅美古巴人全国基金会”投入了大量的资金，竭力组织抗议活动。古美两国政府也围绕埃连的去留问题争执不休。不过，经过数个回合的的较量后，美国政府从发展美古关系的大局出发，明确了立场，允许埃连回国，并采取积极措施促成此事。美国司法部于4月22日甚至派出武装特工，解救了被其美国亲戚非法扣留的埃连。然而，由于迫于国内大选的需要和反古势力的强大压力，克林顿政府不得不同意通过司法途径来解决埃连的去留问题，尽管这个问题实际上不属于美国国内法的管辖范围。6月28日，美国最高法院最终驳回了埃连在美国的亲戚的上诉，拒绝考虑让埃连政治避难的要求，埃连终于回到了他父亲的身边。埃连事件的解决，为改善美古关系创造了良好的气氛。美国在处理埃连事件上的态度反映出美对古政策的微妙变化，因为舆论普遍认为，卡斯特罗最后成了埃连事件的大赢家，事件的结果“证明了他的强大号召力和古巴革命在世界上影响力。”卡斯特罗在庆祝埃连回国的古巴群众集会上发表的声明信中还示威性地说：“无论现在和将来，古巴都会坚持自己的思想、信念和人民的那种不屈不挠的反抗精神。”看来，美国为了经济利益和长远战略利益，还真有点大肚能容。
6月27日，就在美国最高法院驳回埃连亲戚上诉要求的前一天，美国参众两院多数党领袖取得一致意见，将允许美国取消对古巴的粮食和药品的禁运。随后，克林顿总统表示不反国会的这项放宽制裁的计划。这是美国38年来首次作出这样的妥协。舆论认为，此举表明美国为了经济利益又朝着与古巴接近的方向迈出了谨慎但却是明确的一步，一些议员的政治利益最终让步给企业的经济利益。对美国出口商来说，向古巴出售药品、食品和农产品意味着一个70亿美元的大市场。然而，美国所迈出的这“胆怯一步”是非常有限的，美国仍然禁止使用美国私人和公共银行的资金来资助同古巴的粮食和药品的交易，也不许以古巴对美国的出口来支付此项交易。正因为这样，古巴对美国的举动作出了非常谨慎的反应。古巴外交部指出：“美国众议院仍未通过此议案，要落实这项措施还需要走漫长的道路。”
总而言之，由于古巴还是举着社会主义旗帜的国家，美国对古巴的既定战略方针不会改变。过去对古制裁、封锁，目的在于以压促变，只是由于这种政策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美国才在策略上作了某些修正。美国扩大同古巴接触的动因，一方面是受到急于挖掘古巴市场的商业和工会利益集团的压力；另一方面是决策层越来越一致地认识到原来的遏制政策已经过时，必须扩大“与其所剩无几的冷战对手之一之间的接触”。可以断言，只要卡斯特罗还在古巴执政并声称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美国对古政策的遏制、打压的一面就不会消失。当然，加强接触将成为美国对古巴政策的主要方面。美国商会主席汤姆·多纳休就表达了这种意愿。他一方面承认“从1959年开始统治古巴的卡斯特罗的共产主义思想没有丝毫的软化，并且仍对该国保持着钢铁般的控制”，另一方又呼吁美国结束对古巴的封锁，与古巴开始“一种新关系”。他认为，结束封锁“会加强该国刚刚出现的私营部门”，“有助于打开古巴社会，有助于古巴经济，并使古巴人民更强大”。
四、对朝（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策
在中国以外的几个社会主义国家中，美国最为重视的是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以下简称“朝鲜”或“北朝鲜”），这主要是因为在美国眼中，“北朝鲜不但对南韩，而且对整个太平洋地区的和平与安全继续构成严重威胁”。当然，“北朝鲜”之所以是“严重威胁”，主要还是因为它“仍然被压制性的共产党政权所统治”，而且坚持奉行“斯大林主义的经济政策”。此外，与古巴相比，“北朝鲜”也“有能力构成对外威胁”。
50年代初，朝鲜战争曾使美国严重偏离了既定的全球战略方针，并且遭受了严重的直接损失。此后美国一直非常重视对朝政策。朝鲜战争结束后，美国对朝政策的最主要特征就是在保持与韩国的同盟关系的同时，对朝鲜进行军事遏制。直到80年代末，美国仍然认为，“北朝鲜的军事力量在数量上远远超过南朝鲜，苏联额外提供的武器不断加强其军事力量”，况且北朝鲜又是“由一个众所周知的爱出人意料地进行侵略活动的政府所操纵”。不过，美国仍然没有忘记“和平演变”这一手。尼克松在《1999年：不战而胜》中，将南北朝鲜做了对比，说南朝鲜在经济进步、政治稳定和走向民主方面“成绩斐然”，而“囚禁在共产党***的封闭社会中的人民既不知道民主的挑战和好处，也从未尝过经济发达的痛快”，进而声称“北朝鲜这类的极权共产主义是亚洲最惨痛的失败和最巨大苦难的根源”。所以在对朝鲜实行遏制政策的过程中，“美国利用它的影响鼓励朝鲜人进行民主改革”。然而，对朝鲜的“和平演变”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当80年代末绝大多数“共产党国家”危机加重时，朝鲜被美国划为“没有危机”的国家之列，它“在维持社会压迫和实行中央集权的经济管理方面更有成效”。
冷战结束后初期，美国曾一度减弱对朝鲜的重视程度，这主要是因为美国认为朝鲜已经失去了苏联的支持，威胁性减弱。此外，美国还存在着苏东剧变的冲击波会很快把朝鲜冲垮的幻想。在1990年公布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就朝鲜问题，只提到：“美国对大韩民国承担的义务仍然是坚定不移的；我们寻求减缓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完全赞同汉城为举行富有成果的南北对话所作出的努力。”可以看出，美国此时对朝“和平演变”的倾向有所增强，希望朝鲜半岛能按照德国的模式实现统一。
不过，到了1991年，核武器问题成了美朝关系中的核心问题。在1991年公布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布什政府一方面表示要同韩国一起“力图说服北朝鲜采取建立信任的措施”，并“坚信朝鲜半岛真正的稳定，只有通过南北方直接对话才能实现”，另一方面又“对北朝鲜不履行核不扩散条约的义务越来越关注，并认为这已成为朝鲜半岛最紧迫的安全问题。”1992年，美国正式提出怀疑朝鲜正在发展研究核武器，并作出了强烈的反应。从5月份开始，国际原子能机构对朝鲜进行了6次检查，调查结果表明，朝鲜的核技术尚处在低级阶段。但是美国对这一结论持怀疑态度，敦促国际原子能机构通过决议，要求朝鲜在一个月内做出答复，接受对其宁边地区进行“特别检查”，否则将进行经济制裁，甚至不惜动用武力。此外美国还要求日本和韩国不得在朝鲜核问题解决之前改善与朝鲜的关系。对美国的高压手段，朝鲜针锋相对，于1993年3月12日发表声明，宣布退出核不扩散条约，并指责“美国在韩国仍然储存着核武器”，美国所要求的“特别检查”是对朝“民族自主权和国家安全的威胁”。美朝关系高度紧张，朝鲜半岛局势到了剑拔弩张的程度。不过，美国并不想通过武力手段解决问题。在中国等有关国家的调停下，美国与朝鲜进行了谈判，最后于1994年10月达成协议，使因核问题引起的紧张气氛得以缓和。然而，此次危机虽然度过，但核问题却使美国对朝鲜更不放心，更加认为朝鲜“对国际和平构成了现实的威胁”。而且美国一些政要还建议：“在它不再成为威胁以前，我们应该继续把它看作是被国际社会所遗弃的国家”。也有人批评克林顿政府的做法。参议院共和党领袖鲍勃·多尔批评克林顿政府“正在支撑一个比过去40年中的任何时候都更接近完全垮台的可憎的政府。”美国和联合国驻南朝鲜军队司令盖瑞·腊克（GaryLuck）将军甚至在国会听证会上说，“问题不是这个国家将要崩溃，而是它将怎样崩溃，是被压爆，还是爆炸，以及什么时候。”与这些观点相呼应，强硬派强调，克林顿政府与朝鲜达成的协议“只起到了延缓北朝鲜的垮台的作用”。
不管怎样，核危机使此后的对朝政策在美国对外政策的大棋盘中的地位更加突出。在1994年公布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克林顿政府表示要“作出努力确保无核化的朝鲜半岛的和平和稳定”，为此美国要对这一地区承担重大义务并积极参与。同时提出两手措施：“倘若北朝鲜能开诚布公并使其核计划的主要部分‘冻结起来’，我们准备同它进行广泛的、彻底的会谈来解决各种问题。但是，如果北朝鲜追求发展核武器，我们将采取一切措施，与盟国和友好国家一起确保南朝鲜的安全，并保持对平壤政权的国际压力。我们的长期目标仍然是实现一个无核化、和平、统一的朝鲜半岛。”在1996年出版的克林顿著的《希望与历史之间：迎接21世纪对美国的挑战》这本书中，在谈到对朝政策问题时，克林顿仍强调“对北朝鲜我们采取强硬路线”，因为“南、北朝鲜之间的边界是世界上设防最密的边界，平壤维持着总数达100万人的常备军”，而且正在实行“核开发计划”，而美国“决心阻止北朝鲜建立核力量”。不过，克林顿也宣称，“我们的长期目标是南北朝鲜的和平统一”。
与此同时，美国国内也出现了关于对朝政策的讨论。比较有代表性的一种主张就是赛力格·哈瑞森（SeligS.Harris·n）提出的“软着陆”。所谓“软着陆”就是“一个渐进的统一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任何一方都不被对方吃掉，同时华盛顿帮助平壤去实现一个中国式的经济改革”。哈瑞森将北朝鲜与前东德做了对比，认为北朝鲜不会出现像东德那样的剧变，即不会被外力压爆，也不会从内部爆炸。之所以会有这样的结果，是与朝鲜的文化传统相关的。他认为：“准宗教的民族主义神秘气氛与对***的记忆结合起来，继续激发人们对执政的劳动党的极权主义纪律的广泛接受。这种纪律又被主张政治集中和顺从纪律的强有力的儒家传统所强化。”“儒家的特性已经不仅在各个方面影响着南朝鲜的政治演变，而且也影响着北朝鲜，使之更容易维持威权主义和极权主义的制度。”因此，美国政府不应该指望通过高压手段促使北朝鲜的崩溃，而是应该采取像对中国和越南那样的接触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