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国方面来说，对外开放已经成为一个基本国策，将坚定不移地长期贯彻下去。对于对外开放与中华民族振兴以及中国共产党自身命运之间的关系，中国共产党人已经有了深刻的认识。中华民族在历史上曾有过辉煌时期，创造出了灿烂的中华文明，并且一度在经济上居世界先进水平。直到清朝康乾盛世时期，中国的农业、手工业、贸易和城市发展等都比欧洲先进。据统计，康熙24年（1685年）全国共有耕地6亿亩；到乾隆终年（1799年），达到10亿多亩，粮食产量有2040亿斤。这时，中国农作物的总产量居世界第一位；人口达3亿多，占全世界人口的1/3。然而，由于清王朝奉行闭关锁国的政策，拒绝同正在走向工业化的西方国家来往，结果在短短100多年内，就由盛转衰，同欧洲的实力对比发生了根本性的逆转，由“一个洋洋自得的天朝大国急剧地坠入落后挨打的境地而一蹶不振”，被马克思称为“奇异的悲歌”。
马克思写道：“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大帝国，不顾时势，安于现状，人为地隔绝于世并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自欺。这样一个帝国注定最后要在一场殊死的决斗中被打垮：在这场决斗中，陈腐世界的代表是激于道义，而最现代的社会的代表却是为了获得贱买贵卖的特权——这真是一种任何诗人想也不敢想的一种奇异的对联式悲歌。”
20世纪70年代末，当中国共产党将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并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目标时，清醒地看到：要想实现现代化，就必须彻底结束闭关锁国的状态，实行对外开放政策。邓小平尖锐地提出必须否定闭关锁国，实行对外开放，指出：“如果从明朝中叶算起，到鸦片战争，有三百多年的闭关自守，如果从康熙算起，也有近二百年。长期闭关自守，把中国搞得贫穷落后，愚昧无知”。“关起门来，固步自封，夜郎自大，是发达不起来的”。“总结历史经验，中国长期处于停滞和落后状态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闭关自守。经验证明，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能成功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中国共产党基本路线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坚持改革开放。这意味着对外开放不仅是要坚定不移地实行的政策，而且还是个长期的政策。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中国的对外开放政策是坚定不移的。”“改革开放要贯穿中国整个发展过程，不是三年、五年、十年、八年，也不是二十年，因为需要做的事情太多。”“如果说开放政策在下一世纪前五十年不变，那末到了后五十年，我们同国际上的经济交往更加频繁，更加相互依赖，更不可分，开放政策就更不会变了。”
特别需要注意的是，美国这个头号发达国家是中国对外开放的重要对象之一。中美建交与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出台几乎同步进行，这绝不是偶然的。
五、坚持对话，不搞对抗：处理两制国家关系的新思路
中美两国在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上的对立以及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念上的差异是客观存在的，如何对待这种对立与差异，处理两国间的分歧与矛盾，对于两国关系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新的世纪，用什么样的思维方式指导两国关系？是继续用冷战思维，还是采用一种适应时代潮流的新的思维方式？这是两国政府和政治家必须面对和思考并探索的问题，更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所要解决的重要现实问题。它既关系到中国的安全环境和改革开放事业的外部条件，也关系到中美关系的走向，更关系到世界的和平，关系到21世纪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的发展前景。江泽民同志在中国共产党“十五大”工作报告中谈到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间的关系时指出：“国与国之间应超越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异，相互尊重，友好相处。要寻求共同利益的汇合点，扩大互利合作，共同对付人类生存和发展所面临的挑战。对彼此之间的分歧，要坚持对话，不搞对抗，从双方长远利益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大局出发，妥善加以解决，反对动辄进行制裁或以制裁相威胁。”这段话完全适合于中美关系，指明了处理两国关系时应遵循的原则。特别是“坚持对话，不搞对抗”八个字，更具有长远指导意义，因为如何对待彼此间的分歧是发展中美关系的关键环节，而且美国政界还仍然存在着不利于发展相互关系的反共主义的冷战思维。
首先，“坚持对话，不搞对抗”符合时代精神。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并存，已经是客观现实；近一个世纪的较量表明，谁战胜谁的问题不可能在短时期内解决，“一球两制”将长期存在下去。实践还表明，两种社会制度之间有许多东西可以互相学习、借鉴；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有许多全球性的问题如环境保护需要两种制度的国家共同来对付，它们有着共同的利益。因此两种社会制度国家应当和平共处。
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国家间存在着许多固有的矛盾和分歧，对这些矛盾和分歧，应当“坚持对话，不搞对抗”，争取求同存异，化解矛盾。这才符合时代主题的要求和精神。否则，寻求对抗，针锋相对，只能是激化矛盾，扩大分歧，进而造成国家间关系紧张和局势动荡。后一种态度和立场是有悖于时代精神的。
其次，“坚持对话，不搞对抗”符合中国的根本利益。当前，中国人民正致力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振兴。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需要一个和平稳定的外部环境，需要同世界所有国家加强来往、交流。西方发达国家既是我们对外开放的主要对象，又对国际局势有着重要影响力。因此，同西方发达国家保持良好的关系，对于营造和平稳定的外部环境，保证改革开放事业的顺利推进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当前的国际形势既为我们提供了十分好的发展机遇，又使我们面临严峻的挑战。自从18世纪中叶西方列强用炮舰和鸦片打开中国的国门以来，100多年间，中国一直不断遭到外敌的入侵或处在严重的战争威胁下，或者对战争与革命的形势估计得过于严重，始终没有获得较长时间的稳定的和平国际环境，没有安下心来搞建设。现在这种环境终于有了，而且预计能保持较长的时间。目前，除了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仍在深化外，世界格局多极化、科技进步、经济全球化等趋势也在深化，这些使保持和平国际环境的可能性更加增大。此外，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已经同世界范围的求发展潮流融为一体，相辅相成、相得益彰、互相促进，特别是亚太地区成为世界经济中心之一，而中国又是这一中心的重要成员，这使中国的现代化建设获得了更加有利的条件。我们必须像邓小平所说的那样，“抓住时机，发展自己。”
但是，我们还必须看到，当今世界仍然存在着不稳定因素，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不仅仍然存在，而且还有所加强，旧的不合理的经济政治秩序还在发挥作用，各国之间的发展竞争越来越激烈，民族、种族、宗教矛盾突显出来，我们还面临着严峻的挑战。机遇与挑战并存，利益与风险共生，而且是往往机遇越大，挑战越严峻；利益越多，风险越多。这些挑战和压力，使我们的发展空间显得十分有限。如何抓住机遇，应付挑战，使中国在21世纪占居一个有利的战略位置，是摆在中国人民面前的一项十分艰巨而重要的任务。中国的惟一出路就是集中精力、聚精会神地搞经济建设，发展自己，迎头赶上去。这就更加需要扩大开放并维持良好的外部环境，进而需要同西方国家进一步发展关系。
在如何处理同西方发达国家的关系问题上，中国共产党曾有过深刻的经验教训。50-60年代，中国几乎处于同西方发达国家相隔绝的状态，其中有客观的原因，也有主观的原因。主观原因就是当时没能超越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异，与西方国家的“反共主义”针锋相对，促进了国家间的对抗。从70年代初开始，特别是进行改革开放后，中国的外交政策进行了大的调整，全方位贯彻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对西方发达国家，则是超越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异，相互尊重，友好相处；努力寻求共同利益的汇合点，扩大互利合作；对相互之间的分歧，坚持对话，不搞对抗。实践证明，这种外交政策是符合中国的根本利益的。然而，在这个问题上，国内舆论界乃至政界还存在着一些糊涂认识，一些人从狭隘的民族主义出发，夸大中国与美国乃至整个西方世界之间利益的矛盾性，特别是意识形态、社会制度、价值观念和文化传统上的差异，盲目地寻求与西方世界搞对抗，对美国说“不”。这种认识实际上代表了国内相当一部分对世界时代主题和世界潮流缺乏认识的人的激进情绪，在很大程度上是沿袭了过去那种以阶级斗争观点来看待、处理国际问题的思维方式，是“左”的思潮在国际问题上的表现。如果照这种主张去做，那么结果只能是中国与西方世界的新的冷战全面展开，中国的外部环境急剧恶化，现代化建设进程不得不放慢或中止，亚太地区乃至整个世界的和平与稳定受到威胁。还有一些人从维护社会主义事业的良好愿望出发，片面强调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在意识形态上的对立，夸大美国等西方国家对社会主义国家政策中存在着的意识形态因素，对“和平演变”、“西化”、“分化”过于敏感，进而反对中国与西方国家发展关系，反对对外开放，反对中国融入全球化的潮流中去。按这种主张，中国只能退回到闭关锁国的状态中去。可是实践已经一再证明，闭关锁国、苟且偷安是行不通的，最终是误国误民；而且那种背离时代精神、违背世界潮流的所谓“社会主义”也是没有生命力的。
实践证明，只有“坚持对话，不搞对抗”，才能处理好同西方发达国家的关系，进一步改善中国的安全环境和开放空间，才能最大限度地在对外交往中维护中国的根本利益。
最后，“坚持对话，不搞对抗”对当前国际政治具有巨大的现实指导意义。虽然当今世界主题是和平与发展，而和平与发展时代需要国家之间平等相待、和平共处、求同存异、互利合作。然而，在许多人的头脑中，特别是美日等西方国家的某些政界人物，仍然存在冷战思维，他们总是喜欢把世界各国分为“敌、我、友”，想要为本国寻找“敌人”，然后联合盟友，遏制敌人。北约新概念的出台和美日同盟的加强就是冷战思维的产物。
美国在冷战后成为惟一的超级大国，它要利用这个机会来加强它在世界的霸权。美国一些政界右翼人士，将日益崛起强大、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和独立自主外交政策的中国视为美国称霸世界的最大障碍，鼓吹“中国威胁论”，试图要“遏制”中国。而“中国威胁论”这种论调又得到了日本、中国周边一些与中国有领土争端的国家以及西欧某些国家内一些政治力量的呼应。日本现在是仅次于美国的经济大国，然而它不甘心于只当经济大国，它要成为政治大国和军事大国，特别是右翼势力想要重温大日本帝国的旧梦，成为东亚地区的霸主。右翼势力把中国视为日本实现这一目标的障碍，并试图借助美国的力量来对付中国。近年出台的《日美安全保障联合宣言》和《日美防卫合作指针》，其矛头就是针对中国及亚洲一些国家的。
美日等国存在的冷战思维是不符合时代潮流的。冷战结束后，世界绝大多数国家都在以新的姿态和思维方式来处理国家间的关系，特别是对国际局势较有影响的大国，都纷纷建立起了伙伴关系，这种关系不同于过去的以共同对付某个国家或国家集团为基础的结盟关系，而是一种非敌非友的新型关系。而现存的美日同盟则是与这种潮流不相称的。
与这种冷战思维相对照，中国政府则是从国家长远利益和世界和平的大局出发，极力倡导“坚持对话，不搞对抗”，并身体力行，将之运用到处理同美日等西方大国的关系中去，取得了明显成效，并受到世界上爱好和平国家和人民的好评。1999年5月北约袭击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事件后，中国政府在提出严正抗议和合理要求的同时，保持了应有的克制，没有将同美国进行对话的大门关死，从而为后来两国恢复对话创造了条件。“坚持对话，不搞对抗”是新一代中国领导人在总结了中国和世界外交史上的经验教训后所提出的国际关系新准则，是对邓小平国际战略思想的继承和创造性地发展，是摈弃从意识形态出发处理国际关系的旧思路后推出的符合时代潮流的新思路，它具有巨大的现实意义，将对21世纪的国际政治和中美关系以及两种社会制度国家的关系产生深远的影响，不可避免地，也将对美国的意识形态外交产生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