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中国最古老的经典之一，其中有这样一句话，“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据称是农夫的祈祷。不管在盛周时期，还是在它之前的远古朝代，是否果真有农夫如此祈祷，但现在肯定很少有这样的祈祷了，无论农夫还是别人，都不会再祈祷，让雨先下到“公田”里。我们时常想到，在本质上，中国政府是一个家长制政府，要求臣民驯服。一个种植园的黑奴，听到别人说：“人人为自己，上帝为大家。”结果，他却把话说成了“人人为自己，上帝为自己”！总之，这位黑奴对这句古老格言的“创新”，在政权问题上，与一般中国人的根本想法可谓异曲同工：“我管好自己就够了。”要是他想到政府，他看来也会认为，“官府强健，可以照顾自己，不用我帮助。”而政府一方，尽管是家长，主要忙于照顾家长自己，而不是照顾家庭成员。一般而言，在灾难降临前，政府基本上什么都不做，灾难一旦降临，就被迫做更多的事。人们很清楚，政府年年致力于抗洪救灾，其根本动机是为了避免税收的减少。当地人自己为防灾做事，都是出于自我保护的本能，因为自己干，就能确保做好这项工作，同时也避免了花样繁多的捐税。要是让政府出面为当地人办这些事，各种捐税会不可避免地随之而来。捐税是一个“强有力”政府不可或缺的东西。
中国的道路是一个最典型的例子，足以证明政府怎样忽视公共事务，也足以证明大众怎样缺乏公共意识。种种证据四处可见，表明曾有许多官道联通这个帝国许多重要城市，大道铺有石头，路两旁还有大树。这种路的遗迹不仅可见于北京附近的省份，湖南和四川这样遥远的省份同样可见。修筑这些道路要花费大，但维修却要相对少多了，但人们全都忽视维修，因此，废弃的大道已不再是通途大道，相反，却成了出门旅行的障碍。假如这些道路是在明末清初的战乱岁月里损坏的，但是，即便扣除那些政局动荡的日子，也还有二百五十年时间，足以修复帝国的交通干线了。没有去修，或者说没有想去修，其后果我们是再熟悉不过了。
民众的态度则与政府的很相“吻合”，大伙都认为，只要自己的财产不受损失，就不必去关心或者没有责任去关心公共财产。事实上，道路等属于公众，这样的观念，中国人心中从未有过。“江山”（即这个帝国）属于当今皇上，他能拥有多久就多久。道路也是皇上的，一切与道路有关的事，都让皇上去绞尽脑汁吧。但是，道路与田地不同。如果不提农田也属皇上的话（因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很多道路并不属于皇上，因为大部分道路只不过是田间小路，专供想使用这些道路的人使用，不必像田地那样，需要拥有者同意，其原因在于使用道路是生活必需的。道路属于田地，需要像田地一样交税。土地的拥有者显然并不比别人从使用道路上受益更多。在这种情况下，农夫受利益驱动，就会尽可能地缩小道路，而去扩大沟渠和田埂，故意使别人只能走在田间小径上，一个窄得不能再窄的交流途径上。要是夏天的暴雨把田里的一些泥土冲刷到道路上，农夫就会走到路上，把自己的泥土铲回来。与此同时，加上自然的排水和频繁的尘暴，道路居然最终变成了一条水沟。西方人所说的那种“路权”的观念，中国人根本就没有过。
在天津与北京之间的北河上航行的乘客，有时会注意到河上的小旗，问一下才知道插旗的地方埋着水雷。旗子是让过往船只绕行！一支中国部队在炮击训练时，直接在帝国的交通干线上架起大炮，阻塞了交通，吓跑了牲口，结果引发了重大的交通事故。
有人想装卸货物，便把马车停在马路当间，任何想要走这路的人，只有等他干完才能再往前走。要是一个农夫碰巧要砍倒一棵树，就会让这棵树横躺在路上，行人只能等着他砍完搬走。
拥挤的城市道路，却营造了“宽容”的生活方式。北京大街两旁，摆满了本不该摆在那里的货摊，要是皇上刚好要经过那里，那就搬开。皇上一过去，货摊又回到老位置了。中国大多数城市称之为街的狭窄通道，为各种手工作坊所阻塞。杀猪的、剃头的、饭摊、木匠、箍桶匠，还有其他各种手艺人，都各自在路边安营扎寨。随着大都市的生活脉搏一起跳动，而这帮人都成为阻塞血脉的血栓。甚至婆娘们也都会抱出被褥，当街摆开晾晒，因为她们的小院子哪有路边宽阔！中国人不能摆到街面上的事，实在太少。
沿街摆设的小摊不仅仅妨碍交通而已。木匠会在摊前摆出一大堆木头，洗染工会挂起长长的布匹，做面条的又会当空晾起面条，因为小摊前面的空地不属于空有其名的公众，而属于摊主。处于现阶段的中国人，却拒绝这样的观念：既然认为自己拥有，就应该负责维修。即使派一个人去修路（这样的事情永远都不会发生），他也不会有时间和材料。更不可能让很多人一起干，因为每一个人都会担心，自己干得多拿钱少。地方官能轻而易举地让沿路各村各负其责，管好自己那一段路，以保证道路近乎全年畅通。但是，这个点子是否进入中国官员的头脑，恐怕还成问题。
中国人不仅对公共之物不感兴趣，而且如果防范不严，可以顺手牵羊，公共之物就很容易成为偷窃的目标。铺路的石块搬回家去了，城墙上的砖也逐渐没影了。中国某港口里的外国人墓地，人们发现墓地没有专人看管，围墙的砖块也就一块都不剩了。几年前，北京皇宫里发生了一件偷窃大案，非常轰动：紫禁城一些建筑顶上的铜饰被盗。中国人普遍认为，大清帝国十八个省中，只有皇上最好哄骗。
我们经常会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中国人是否有爱国主义。这个问题不是一下说得清楚的。无疑，强烈的民族感情是有的，特别是学者。他们的强烈感情中更多的是仇外，而他们写出的文章都是有这种根源的。近年来，湖南省充满了仇外檄文。这些文章意在引发一场骚乱，借以把洋鬼子赶出中华帝国。就中国人而言，印刷这些文章的动机值得称赞，如同我们看待抵抗无政府主义是正当的。这些控诉，一部分是出于误解，另一部分出于对西方人的强烈民族仇恨。可能会有许多中国人认为，这些攻击全然是爱国。究竟这些人的行为是为国尽忠的愿望驱使，还是为报酬所诱导，这个问题需要的是更多的实证。我们不需要的是，那些中国通，他们认为拿不出实证，就认为他们是爱国的。不应该说，一个对类似目前鞑靼王朝前途命运感兴趣的中国人，就是爱国的。但是，有很好的理由认为，无论哪朝哪代，民众的感情与现在相同——极端的冷漠。孔子曾在《论语》中说过一句意味深长的话，表达了人们对公共事务的态度：“子曰：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在我们看来，这句话在一定程度上是结果，而在很大程度上是中国人通常对不在自己范围内的事情不感兴趣的原因。
古伯察先生的亲身经历，就是这种风气的一个范例：“1851年，道光皇帝大丧那段时间，我们离京出行。一天，我们在一家小酒馆喝茶，边上有几位中国人，我们想随便讨论一下政治。我们谈到了皇上刚刚去世，这件大事人们肯定感兴趣。我们表示担心将由谁来继位，那时继位人选尚未公布。我们说：‘谁知道皇上的三个儿子中由谁来继位？要是是长子，他会按既定方针办吗？要是是幺儿子，他还太小，据说有两派在斗，他会依靠哪派呢？’我们简单地作了各种猜测，以便引出这帮良民的看法。但他们根本没有在听我们的谈话。我们又一再诱导，想听听他们对继位或者其他大事的看法。但是，对我们和颜悦色的诱导，他们只是用摇头作答，吞云吐雾，专心品茗。这种冷漠开始让我们实在恼火了。一个中国绅士从椅子上站了起来，像个家长似的，把双手放在我们肩上，嘲笑道：‘听着，朋友！干吗要去劳神费力想那些无聊的推测呢？这事归大臣管，他们拿着俸禄。让他们去拿俸禄吧，别让咱们白操那份心。咱们瞎琢磨政治，那才叫傻瓜呢！’‘就是这个理儿。’其他人都这样叫道。然后，他们又指着我们说：‘你们的茶凉了，烟斗也空了。’”
我们还记得，1860年进攻北京时，英国军队装备有从山东人手里买来的骡子；天津和通州出于各自利益考虑，答应只要英国人和法国人不侵扰这两个城市，他们愿意提供所需要的一切东西；外国联军中大部分必需的苦力活，也是由中国香港雇来的苦力来完成的；这些苦力在被中国军队俘虏后送还给英军时，被剪去了辫子——不难看出，爱国主义和公共精神，要是中国有的话，其意义也与盎格鲁-撒克逊人不同。
当人们站起来，反抗统治者的压迫和苛捐杂税时，总会有一些能人领头。在他们的领导下，人多势众。政府被迫妥协。但是，不管如何处置这些“群氓”，领头人总是不可避免地成为被杀的“出头鸟”，为了实现正义，他们得抛头颅，洒热血。在这种情况下，甘冒风险，勇于献身，这是公共意识的最高典范。
每逢中国动乱年代，特别是快要改朝换代之时，忠诚果敢之士总是挺身而出，义无反顾。这样的人应该受到最高的赞美。他们不仅是真正的爱国主义者，而且是无可辩驳的证据，证明中国人在具有公共意识的领袖带领下，完全可能激发出最英勇的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