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底是长沙人，随机应变的天才是并不缺少，虽说明白不会有那过去晤面机缘了，他把我的手一放，却怪起副官朋友来了。他说副官朋友刚才为介绍时只说这是姓陈的朋友，不说姓沈的朋友，所以才发生了这样一个笑话。他接着就想用一笑了事，大声打着哈哈，且用自己嘲弄自己那种神气，说幸好是没有说过沈先生的坏话，不然可真使人难为情了。但是认真说起来呢，这事情即或副官朋友同我把这事忘去以后，他是也不至于忘记的。他知道我就是沈XX，于是也走过来坐下，我就坐中间，这两个年青人坐两端，把话谈下去。曾姓的人还不知道先前的事情，只见到这时这军需大人的神气，心中似乎就不甚高兴。然而这军需大人他仍然还是谈下去，同我谈文学，同姓曾的谈党务，同副官朋友谈鬼，前后照应，全无空隙，到后是曾姓的人把我们邀出去玩，也不好意思把他单独放弃了。
同这两个年青人在一块时我又怠工了一天，仍然是吃喝，吃喝够了又到公园散步。我一面是在这陌生的朋友方面，感到一种难得的友谊而快乐，另一面就又望到自己萎靡中年的情调而感伤。我很明白那长沙生长的军需大人，虽然在我面前说了谎，有点负疚，但到后仍然是因为我行动言语的平凡，把他对我的敬意取回去了。至于姓曾的处长呢，许多地方还太天真了一点，他对我的趣味似乎一半还只是为好奇，他劝我不妨到汉口方面去玩玩，把生活可以换换，又劝我就同他过汉口去，住了一阵再返乡。这完全是一种好意而且极其诚实，我没有什么可言。我不能说我在上海还负了若干债，又不能说我离开上海以后在北平方面家中人无办法的情形，只含含糊糊的答应下来。到后分手一个人独回到了我住处的小楼，却想到凄凉起来了。人世的炎凉本不甚介意，但一想到也有像姓曾这样年青人，我觉得无端生出责备自己颓废的理由了。
第二天我接到了北平方面一个快信，我那有肺结核的母亲病转了方向，每天一到晚上就得发烧，写信来的妹要我想办法，或是自己回平来看看，或者想法把老人移到上海来调治。我虽然得了两百块钱，在各方面负的债总有四个数目多。并且这钱是朋友特意为我汇来的路费，若是要返乡，这钱就只能到地。我正感到为难，那副官朋友同姓曾的处长来到我住处了。副官朋友把我拉下楼，说姓曾的无论如何要为我制点衣服，且劝我搬家，为我买一点用具，因为他不好意思讲这个话，所以请副官朋友说。我红着脸到楼下去，眼中含着泪。
那人见我这情形，知道是副官朋友已把话说过了，就握着我的手不放。
“XX先生，你不要觉得难过，我是顶不会客气的人，成同志知道我为人，所以我才敢这样冒昧。”
“不是冒昧，凡是这些事在我都觉得有说不出口的心情。”
“你高兴顶好就同我们在十天以后过汉口去，不能动身离开上海，就搬一个家。我听到成同志说到你这住处，我心里就极其难过，我们是吃白饭的人，却各事无所牵挂的坐大房子享幸福，你们这样受苦，中国革命的成功建设期中还有这种事，真太不合理了。”
“这自然是自己个人的事，与革命无干了。”
“我看到许多人都该死，却做了无数事情！”
“那是你们革命同志！”
“一群无耻的东西。”
朋友同我全笑了。
过一礼拜，朋友同姓曾的返汉口去了，我也不过北平，也不返乡，也不搬家，也不做衣服。我手边有了四百四十块钱：有八十是副官朋友留下的，有一百六是曾姓留下的，另外是团长的两百。我已写信告了那在乡下带兵的团长，说感谢他的钱正来的是时候，且说明我一时无法离上海的苦衷。我把钱汇回到北平去有两百，还了两笔整数的债，为另外一个在别地的朋友周济了四十，我剩了八十多块钱，便很方便的把日子混了一个多月。到今年武汉还无战争时，我还得过那姓曾的寄来过一次钱，数目是六十，那副官朋友则来信说已转到乡下接新娘子了。
已经过了一个年了，我生活仍然还是过着为那长沙籍的军需大人惊讶的生活，衣服还是一样邋遢，人还是一样萎靡不振，在上海作奉命执笔三块钱一千字的文章，人不舒服时就流一点鼻血，左右这病又不至于长久，流了一些血，倒到床上几天，过一阵非起床作事不可了，我就爬起来，仍然把未完成的文章写下去。
近来家中人因为在北平实在无法支持，且为了一个小妹妹的读书事情无法解决，只好一同来到上海了。我就同家中人在这地方住下，伙食到无法继续时，就走到XX书店卖书处去向营业处X君说点好话，请他打电话得经理一句话，让我拿一点版税，又另外向熟人借一点钱，又把可以进当铺的东西当一点钱，一家三人终算活下来了。
旧五月的端节将到，一切的难处也随了这节日压迫到自己身上了。各处写信去借钱皆无回音，写成的一部文章又因上面有太多的牢骚无人能赏，家中的母亲一到下午就发烧，额部如火，胸部作喘。我自己又因天热旧病发作，间一两天得流一点在别人看来仿佛很可笑的鼻血，日子去端节越近，自己的灾难也越迫身了。
我近来成天坐在家中，除了生自己的气，觉得自己不照到那姓曾的年青人劝告，另改一种事业来对付生活是蠢事，就是来到这桌边，想怎样来把我生活彻底改造。我想到一得方便还是回到乡下去看看，且把这意思说得极其乐观，在病人床边商量过了，我的母亲知道我这话完全是做不到的事就苦笑点头，用她那聪明的眼睛很可怜我似的对我注意。她见我站在桌边总是半天，以为我是为了目下情形着急，恐又得流鼻血了，总故意同我说话，使我可以休息。
我虽每日看报，却从不敢注意到日子。因为日子不甚明白，一家人也从不提起日子，这日子才似乎容易过去。见到家中的情形，见到未来也同样渺茫，很蠢的思想时时刻刻在我脑中打转，我想到的是我应当使自己苦恼把一家人活下来还是自己图安宁杀了自己？我想到这解决时是没有一分牢骚在心上的，既然一家人皆在病中，而自己又实在无生存能耐，恐怕终会要走到这一条绝路上来了。但是这愚蠢而又可怜的思想，家中人是不曾知道的。我仍然也还是成天做我的文章，来了客仍然陪客人谈谈天气及国家事情，喝一杯茶，又随意讨论一下近日相熟几个人的生活。客一去，来了空虚，看看周围一切，我茫然了。各样的计划全作到了，还没有可以把一家从贫病中挽救出来的方法。在无可奈何情形中，往床上一躺，想着我在呆官日记上所写的“日子，滚你的吧！”这样话，心中酸楚之至。在这时另一地方那些追上了时代的老同事，总仍然还有念及这落伍的我，我就这样对了屋顶作着空空洞洞的希望。
我虽然没有算日子，但仍然知道今天是初三了。
本篇发表于1929年5月10日《新月》第2卷第3号。署名沈从文。
楼居
天气热，整天一家人流汗。每日早上六点钟样子我就起来了。
起来了，望望前后房床上地下睡的人，像甘肃省的灾民一样，仿佛都瘦得怕人。因为天热，他们都是半夜才睡，所以这时睡得非常好。早凉，有风，望到空中嗡嗡作声飞过的大蝇，我茫然的站到再过半点钟便将为太阳所晒的晾衣台前，向着到下午便炙热如烙铁的对面高墙，作一些莫名其妙的空想。
因为一家人都瘦弱有病，我想我近来大约也瘦到不成样子了。
弄堂下面扫地的老人还没有来，地上一些西瓜皮，有些截成半节，如帽子，极浪漫的在那画方格的地面上分布。
还有灯，是街灯，夜里白色，这时只一点黄，扫地人来这灯才会熄。
在我脸上，在我不袜的腿膝间，感到冷风清爽宜人，但从这些风上，从噪着早蝉声音的街树上都可以看出这日子到下半天以后，就如把人放在蒸笼中情形仍然是昨天一样。
我怕想到日子这一类事。然而不单是日子，一切事总仍占据在我心上，每天醒来我总觉得心上忽然就加上了一些重量。我并没有睡够，起来了，也像非常疲倦，很想睡，可是总不能睡。
把关于日子这类事想了一下，就像那阳台边早风的享受也近于一种奢侈了，我这时就应当找笔，墨水瓶，稿纸本，预备齐全了，到风不会来的桌边去坐下，写。于是我做我分内事。
没有可写的我也写，凡是文章我全是这样写成的。
把笔捉到手上了，回头望望侧身睡到一小军用床上，用一条大毛布洗澡巾作被，害暑病有过四天不曾吃饭的哥哥那样子，瘦瘦的脸颊满是野草一样的胡须，本来要写什么无论如何也写不出了。
这人这时正像睡得很好。然而那么瘦，那么憔悴，看了一会这人的睡的姿式，我忽然感到一种空虚，好像是眼前人已经不会再活，我的生存是极可怕的孤单了。
我站起来了。
怎么样？把纸笔等等，拿到后房去，离开这可怕的地方。
后房是我母亲睡的地方。虽然有帘，一到下午这房也就不能住。但早上还好。后房的窗可以望别人屋顶，红的瓦，鳞次的排列，常常在早晚冒烟的烟囱，近到也像可以用手抓。早上这房中也有好风，只要把房门打开，让风有出路，那风便从窗外来，从门外走去。
晾衣台太阳光还不来时，后房所见别人屋顶，已经晒满阳光了。
想到太阳，汗，麻雀不怕热，在瓦上打闹，我笔又捏到手中了。一颗钉子，一只在桌上爬走的蚂蚁，小玻璃杯，热水壶，凡是可以供我下笔联成一串的我全望了它们一会。又望到蚊烟香圆纸盒，使我记忆到晚上不能安睡的理由。夜里蚊子真多，我们一家是没有帐的。因为我没有得到好睡，想明白母亲夜来情形，就捏了笔，悄悄的不让阖着眼的有肺病的母亲惊醒，走到她床边去，甩开那痰盂盖一看。里面全是红色了。红的浓，出我意料以外的多，心上抽了一口凉气。
我站立到那床边，不敢动，病人却醒了。
像是醒了很久，不愿意同我说话妨碍我做事，所以才把眼阖上假睡。听到我甩痰盂盖。且知道我为那血惊讶了，所以开了眼睛，望到我笑，说：“不要紧，不要紧。人不吃亏，一吐就松了。”
“怎么这样多？”
她仍然固持的说：“吐了人爽快得多。”
她谎我。这人就专在这些事上谎我。
她谎我不去，是我注意到那比哥哥还瘦小的脸时，颜色是白色转青，而眼睛，竟像不是活人的眼睛，又小又呆，非常可怜。
我觉得痛心，走到窗边看太阳去了，就又听到咳声，且像是喉咙中有物件非溢出不可，然而又粘附在喉部，那么挣持的咳了十余声。到后又听到哗的呕到痰盂中了。我应当到这时倒一杯水也不去倒了，我看远处，远处据说是上海第一高楼的圣母院路的大厦的尖，那里有矗起的大起重机，缓缓的从斜卧中转成桅子样直立，好像我在极力逃避这现实。
“不要紧的事，昨夜一吐，倒像很好了。”因为知道我心中这时的难过，把血吐过以后还来说这样话的是我母亲。
我先是生了气似的不说话。到后，我说话了。如同人相骂，那情形实不能使我作另一种样子。
“这怎么行？无论如何我得请医生来。”
“那是蠢事。”
“蠢事也得作，不然这血……”
“不要紧，我自己还不清楚么？那些人就只拿钱一事有把握。”
“没有办法也得出钱。”
“出了钱也还是要咳。钱不是不出过了，你看他们说些什么话。”
我不做声了。母亲的固持有因。
在往日，医生是真来过了。五块钱，或者十块钱，人来了，从皮包中把听诊筒取出，听听各部分，抿着嘴想了一下，不作声，取出一方白纸来，写上一个处方，处方角上除了印就中西文字医生地址与电话号码以外，还印得有此方必得在某某药房配药那类话语。再问问，“不怕么，”就仿佛以为这问话很蠢那种神气，对我望到过十秒钟，才似乎这也得答应一句话才对，就说，“到莫干山去吧，”或者说，“庐山空气好，”“西湖不行，”“上海也无妨”那一类使我想用脚把他踢下楼的话。医生一来我就也像害了病。医生一走我的病也好了。
母亲反对医生理由我是明白的，第一是上海医生讨厌，第二是怕医生说得危险反而无办法，第三是钱。
虽然说好歹得把医生请来看一次的我，比母亲还清楚的是没有钱可以作这件事，医生一来至少要十块钱，手边多有十块钱作伙食，母亲病在这方面就有获到恢复的希望，不必医生了。
“因为病，才感到穷的痛切。”我那样想时还不敢望我母亲的脸。
“没有钱，血只好尽它吐了。”大约母亲也正这样想到。我抬起头来，我们互相望着作一种苦笑，于是母亲仍然闭目小睡，我坐下了。预备得是作工找钱，以为有了钱一切或者好办，没有钱，说这样那样也全是空话，无裨于实际，不过徒多机会引起这一家人觉得伤心而已。
我想乘早凉写五千字，没有办法写好。睡到地板上的妹醒了，以为母亲没有醒，就同我轻轻的说，告我母亲晚上的情形。说是血吐得特别多，一晚上不能睡，要想办法才好。
她只要我想法，没有要我从什么地方去想法。
告她，我们目下情形是去年北平一样，暑假中，书无销路，版税不能拿，新稿纵有人愿出钱买，也写不出，真是绝境了。
她没有像去年母亲病危时固持的说母亲要进医院才行，人长大了，知道我没有用处能原谅我了，就悄然拿了满是鲜血的痰盂到楼下马桶间去倒。听到那一步一步下楼梯的声音，又听到抽水声音，我没有别的感想，坐到桌边想结构，我在做文章。
母亲还在咳嗽。
想到一点故事，好像写出来决不至于被同我作交易的编辑们退还，同时是想起妹把那半痰盂的血倒出的事情。母亲一咳更不能写下了。仍然同她说话，我先说，就问她：“妈，吃亏吗？”
“没有。”
“怎么样？心里想吃什么？”
“我想回家去。”
这是她近日常说的一句话，我照例不加意见。她还有话说就说：“乘我能支持路上的劳苦，八月就赶回去。”
能够回去自然也好。
我不做声，母亲就把这理由补足。她怕人是快要死了，在上海方面，没有办法，无埋葬地方。老年人见事太多，于生死事本来看得分明，她一定要回去的理由，不是埋骨，却是担心我们对于这件事感到束手。她知道我没有方法弄一笔钱来办这件意外大事，且不愿意我在这事上多负一些债，所以主意算定，还是回家好。本来故乡也没有家，回去也许住庙里，但因为为时不久在故乡军队中作军医的父亲来信，说回来无住处，可到军医院住。军医院是旧中营衙门，因此说到回乡，还把“住衙门”这话当笑话讲。
想起母亲回乡原因真是伤心的事，我如今却也赞成了。我说：
“只要有钱，就这样办，我不教书，妹不读书，回去伴母亲住一年。”
“我也想，全回去是好的。穷也不怕。这边能够每月寄点钱，自然就可以好好过日子了。没有钱，也总不至于到像这地方每月着急。”
母亲的主意还是全为我打算。
妹也说转去好。母亲老了，陪母亲住两年，再出来读书也不迟，这是我妹的意见。
且说决定要在八月动身的话了。母亲似乎对于这事感到欢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