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党呢？在孙先生领导下，的确创造了一个中华民国，但一起始就证明并不是孙先生所理想的中华民国。且创造了一个真正的政党，但更不是孙先生在生前感觉满意的政党。帝制的推翻，起始是用大分量的“文字”从戊戌政变以来各方面使用这个工具所引起的国民同情，和小分量的“武力”。革命党暗杀和暴动政策实行，以及一点“帮会感情”，从明末亡国遗民心血积虑下来的老本钱，综合起来，向一个卖官鬻爵的堕落腐败统治组织作战，所以在短短期间中，在当时若干人嘲笑和轻视中，就推翻了统治中国两百年的满清，产生一个民国。共和实现的轻而易举，不可不说是人类史上空前的奇迹。可是历史的悲剧性，也就因此而决定。多数党员究竟是读书人，革命成功的迅速，使得这些读书人还来不及从失败经验上学习战斗，从历史书本上学了解中国民族弱点和优点，从部分负责中学习全体政治，即来接收那么一个庞大国家的一切，管理并教育这个国家的人民。原来统治这个国家的精神和实际，既不能好好运用，又不会把那个方式和技巧改弦易辙的来运用。因之虽得到了政权，满可以放手做去，到不多久，还只好照孙先生所表示的谦虚而诚恳意见，承认事实，把政权交给那个做官从政多年又还握有北方实力的袁宫保。党中干部全盘政治既然接办不下，即以得到南方几个省分的地盘和议会若干代表为已足。一切打算都还不脱书生本色，相信一个抽象原则既能把满清统治推倒，也就必然可以在这一片土地上建设一个新的国家。自孙先生以下，党中有力分子，对于国家前途的瞻望，差不多都那么忠厚天真到令人不能相信程度。不特“未来”种种可能未想到，即近在目前的“过去”似乎也无认识的兴味。若稍微世故一点，书呆气分较少，政治野心更大，自会明白革命成功这剂药的分量，是用大量文字征服读书人的心，引起多数中层分子对明日国家重造的可能，发生了幻想，用少量热血摇动晚清官僚的意志，使他们成天只担心被刺，毫无气概准备与革命对抗，再就便拾取那个原来遗产帮会感情，使它在“华侨”和“新军”方面发生作用，出钱出力毫不踌躇——于是湖湘间新军喊一声“打”，天下大势就定了一半。然而世界革命那有这样便宜事？若当时革命分子中有心人和活动派，能够对于这种“成功”思索得深刻一点，认识得清楚一点，就会明白明日的困难，是一定比过去还要多！庆祝民国成功之际，即必然注意到如何防止失败，第一件大事即建党！这个设计若原于认识，就常理言，第一便决不会放弃文字在国民感情和信仰上所产生的惰性，不仅仅照常办办两个“机关报”为已足，会从各方面来好好使用这个工具，去取得国民的信托，并教育党中的后进。第二且在决不倚赖“武力”上不完全放下武力情形下，从在质不在量的设计上，好好研究，好好培养，并有勇气在党所据有的省分，好好试验以党治军的设计。第三就决不会尽那点帮会感情，依然用在组织中成为粘合党同志的主要力量，必放手清党，并把党好好的重新改造，取法一个比较近代化民主国家又比较与中国国情相合的政党组织，来代替那点帮会感情，免得将来在运用上发生腐化或恶化现象。
然而党的夙命悲剧正与民族历史夙命不可分。当时用笔的分子既只以为有几个机关报为议会争取多数时发表意见，即可照约法得到政权。带兵的又多数不是职业军人，自乐于轻裘绶带接迎群众不乐意用实力配合统治中国，重造中国。对于党的精神，组织，因得到帮会便利甚多，对内部比对外部还重要，更不愿意去掉那点帮会中的游侠者气分。而小组织的以个人，以地方，以学会的细胞僵化即因之而形成。因此民二的制帮会感情的抬头，也就不至于有陈炯明事变，使得孙先生受制于一个不忠实同志，十三年时更用不着他带病奔走北平，来和几个军人商量国家问题了。
五四文学革命，书呆子用文字当成工具来使用，在群众中既引起广泛的作用，社会解放国家改造的理想，从文字中浸润流注重新燃起年青人的信心。加之西北接壤一个邻邦，国家重造的试验，约略见出一种稳定趋势。因之孙先生方想起改造党。因之黄埔学校方能吸引国内各方面的年青读书人。既有计划的参考旁的国家组织，来吸收各方面的力量，争取多数的信仰，所以尽管这点武力在当时和北方军阀实力比较，相形之下，如何薄弱，然而文字却在继续燃烧到一切年青人的感情，所以北伐一到两湖时，局面即不大相同。极不幸的就是文字的运用，从五四起并不是国民党来提纲挈领，完全是一廿个大小书呆子各凭所见所信，形成的一种重造憧憬，就眼目所及一些书籍和国际流行出版物，参考学习，铺敷个人的信念。而且一切进行，如谈解放中的“非孝”，“非孔”，动机与基础，又差不多都建立在一个天真稚气直觉情感上，正等于从一片新开垦或竟仅仅自由圈定的黑土上，毫无计量随意将“否认过去和当前”的种子撒去。年青人的纯洁脑子，正唯其像东北黑土，凡是撒下去的种子都无不在阳光雨露交替中向上生长。因之到了一个相当时期，就见出野草怒生的情形。想运用这片土地的书呆子，对此郁郁葱葱景象即不免有点茫然自失。俨然看到年青人脑子都解放了，从积习痴呆状态中解放了，但解放后的发疯使性处，怎么样来运用它，用什么方式来消耗它，节制它，融解它，转换它，使它粘合起来成为一种具体力量，表现到有计划的破坏和有阶段的建设，就不是若干书生可能办的事了。它的分裂和恶化，都是自然的结果。若遵从文字使用自然倾向，破坏否定的情感漫无所归，于是衍化而为幽默，为谐谑。至于归纳到政治倾向上的所形成的分裂，自更是民十八到如今年青人和国内壮丁国家财力大规模牺牲的前因。这一切说来都只是播种者的无经验，便不能在发展中有计划作有效的控制，末了到收成时，蒺藜和浆果当然不免同在手中。而且不到收成时，书呆子辈即已退回到版本、收藏、考据、音韵、玩照相、听京戏生活中娱乐他们四十岁以后生命，不再作领导前路的人了。适之先生对于文学运动就不免有“但开风气不为师”解嘲。陈独秀先生虽始终不放弃他社会重造的幻想，但已经就见出无力领导无可奈何的情形。孙先生看清楚了这一点，把一部分青年转移到手边来，造党建军，双管齐下。但这片黑土既然是从民八起开始即撒下了种，民十三方来接收，自然即埋伏下了民十八以后的纠纷。北伐前广东一隅局面小，还不大看得出毛病所在。一到北伐成功，自然就有了问题，对于“未来”各人有各人的梦，实现这梦各人又有各人预定的方式，分裂自是迟早间事。一到分裂时，终于就不能不用年青人的血涂染了长江中部几个省分每一片土地。（这种悲剧发展不特超过了原来几个书呆子的想象以外，即最聪明敏感的政治家和军事家，来负责处理这个国家民族命运的人，当时也一定料不到会有如此一回！）多数人神智情感在某一时既陷入纷乱，各方面长时期的杀戮，自然便成为国民革命过程中一种历史夙命。即以江西一隅最后二年情况而言，包围圈日益缩小，内部困难已到捉襟见肘，然而清除自己同道时，一动手也照例是在一个数目后带上四个或五个零。此外在陇海线上的蒋冯战争，在广州长沙的相互焚杀，无一不证明这个集群性的“歇司迭里”的继续，除了消耗到疲乏程度，方可望平衡稳定，其余一切明智的努力，都俨若无可补救。纷乱情感既已带着传染性似的南北对流，所以更多书呆子、专门的、和比较有头脑的政治家的意见，高尚庄严的理想，都暂时失去了意义，代替而来的只是由于相互对立所产生的负气和仇恨，“解决当前”成为推动群众的唯一方式。若把这一页已成过去的历史，加以冷静的分析，就可知除了留给十岁以上对民族将来有远虑的中国人，一个可怕的印象，一种悲痛的教训，此外就最好不用提了。这点过去若以后历史家想把它胡胡涂涂交给一个“人”或一种“政见”去负责，是只能更增加后人胡涂的。这原本虽由于某几个人某几种主张相激相荡而产生，但一到杀戮死亡普遍而广泛的进行时，我们就只见到那个仇恨纷乱情感，培植在一段时间中，渐渐增加残忍和疯狂，所不可免的一种倾向罢了。这点过去若值得负责者疚心，每一个政治家和专家都有它应当疚心忏悔的一分。任何庄严辩词都依然掩饰不了那种国力浪费的失计。正因为它不是一个人或一种主张的过失，所以也不会是另外一个人或一种主张的光荣业绩。
过去的业已成为过去了，或有人自为践踏先知血迹前进，或有人又被别人认为穿着愚人笨重套鞋而行，总之恩怨是非都完了。然而“过去”的幽灵，恐怕还依然紧紧的附在一部分人的观念上，表现在他们的行为企图上，而又必然还要影响到这个民族将来发展的命运上。
大先生坐在火炉旁拨火画灰，对着水壶下爆烈小小火星的炽热炭火，追想起本身寄托这个国家近二十五年来的种种，如何形成当前的命运，痛苦中不知不觉也燃起了自己的一点希望和信心。
“只要兵役制度能逐渐在法规中进行，我们还有的是年青人！只要是对外，正在长成的还可望从炮火教训中慢慢的长成，得到竞争生存经验的！……不过这些经验，是要和那个过去的夙命缠缚在一起，形成明日的困难？还是能够完全摆脱过去，单独在忧患中新生，一切向光明迈进的新生？”
想到这里时，大先生觉得已超过了自己小小头脑所能思考的范围以外。恰恰如像一个人在大海中游泳，兴之所至，手足并用，不知不觉间已离岸很远——离他日常生活那个充满螺蚌苔沙的海岸边一切都太远。这件事对他说来实在不习惯。所以向前望去，俨然无涯无际，只看到天际线上一点紫烟，即那个“过去”遗留下的残余。回头望去，原来那个生息寄托的边岸，俨然也在渺茫中了。因之不免有点惶恐，有点茫然失措。即使如此，本性中的那点幽默依然并未失去，于是又自言自语聊以解嘲的说：
“我的大先生，你是怎么的？你难道也要做大文学家了吗？家里有二老一个，已经给自己和社会够麻烦了。铁打的头脑，终日不思不想，还可磕山核桃用。至于长年来思索人的事情，想去想来找寻不出个好结论时，又从而烦恼，气得个头眼昏花，算做什么？你即因这个气翘了辫子，也没有用！何况那些讨厌你的，政治意见不合的，在生时还会造出许多下流谣言，死后无凭据，岂不是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好？”
幸好水壶中的水已开始沸腾了起来，大先生赶忙注了一杯茶。把茶喝过后，看看小表已五点，快天明了，就忙匆匆的走下楼到外院耳房去叫看门的厨子老宋。把个手电筒在窗口上只是晃。这原是大先生家法之一。厨子老宋虽还恋床，不乐意即离开暖暖和和的棉被，也不能不赶即起来，故意将棉被用力抽打，表示业已离床正在整理被盖。大先生瞎眼不瞎心，明白这个下人的用意，在窗前半笑半骂的说：
“老宋，老宋，把戏够了，怎么还不起来，简直是筹赈委员，有名无实！一个人那么懒，终不成的！常言道，屎吃头一节，凡事要勤快点！这是打仗的时候，那能落伍？一落后，你赶不上的。‘大拉隔山，小拉隔湾’，你但倒逍遥自在。说你还不认账，牙巴骨脆酥酥的，这样那样，湾里坳上，可不是昨天到航空母舰上出了花样，淘得虚飘飘的，才爬不起床？”
“大老爷，你的新名词真多。我起来了！天还不亮，您早哩。”厨子老宋又轻轻的说，“大老爷，不打仗你也早。同你一比，我就只好甘拜下风了。”
“我早哩。‘莫道行人早，还有早行人。’我早什么。不是有事情，我还不知道蒙在被窝里梦周公？团长今天要回来，你还不赶紧预备预备。我昨天告你做的事，够你忙个半天！打扫院子，买菜，买鱼，叫马夫把那匹马洗好从三都庙牵回来，再动手做饭。吃过饭，跟我过河去接团长，挑行李。你等等记着换件干净衣裳，不要老是那个花子相，团长见了生气骂人！”自己也轻轻自嘲说，“家里有一个花子就够了，不是花子窝！人家还以为我是标准‘老枪’，用黑饭过日子的！告他们家中只有黑面包，还不相信！”
那瘦个子大司务从耳房钻出来时，被屋外寒气一逼，打了个喷嚏，一面搓手一面尽吓吓吓的，“大老爷，好冷天气，亏团长他们在前线打仗！”
大先生把那个电筒重新在厨子脸上晃晃：“冷不死你这个真命天子，老宋。团长昨天来电话，腿打穿了，不吃不喝，躺在敞车上淋了三天雨，还不曾冷死饿死，你就怕冷！这么娇皮嫩肉，还不如早回老家去，省得吃贵米粮。早知道你这样，倒是送你上江西去受点苦吃，把筋骨也练得硬扎一点。打死了，昭忠祠有个名字。”
“团长是英雄，大老爷。还有你，也是英雄各有不同，大家公认。——”
“我看你也是英雄，只想上航空母舰！”
“咦，大老爷，你真是——天还不亮，团长这时还不会上车！从长沙到沅陵，小车子纵飞快，要下午三点半钟才到站。我们吃过饭，两点半悠悠的过河，保你不会误事也。”
“也，你也之乎者也起来也。懒人总有懒借口。不会误事，你可到保险公司保过了险？我问你。少说空话，赶快把厨房收拾干净，打扫院子。古人说：鸡鸣而起，勤能补拙；你还说读过子曰，除了爱用之乎者也，《论语》《孟子》真读到脑背后去了。”
老宋厨子抓抓脑后短头发，好像经大老爷提醒，在搜索《论语》《孟子》，顽皮的想着：“大老爷，世界上人都像你，那就好了。可是天下事那像你这么忙办得好？选燕窝，烧水，鸭毛，都不能忙，凡事得慢慢来！性急不得！”
大先生似乎完全明白老宋的心思：“一个懒人总有懒借口，或者是主义，或者是信仰，其实和那些吃X饭的一样，……一片谎话。我真看够了！”
大先生吩咐了一套后，又引出了两句古训，调笑一下厨子，就晃着那个手电筒，向厨房走去。到了厨房，见昨晚上用温水泡好的玉兰片和黑木耳，都放在碗橱里，不曾被耗子打翻。拂拭得十分清洁的灶头，有两匹花灶马正从上面跑过去。那个焦尾白猫儿，还蹲在灶门前凳子上取暖，看守悬在半空中受柴烟薰黑的香肠腊肉。猫儿见了大先生晃着电筒下厨房，知道天已快亮，照规矩过不久就有饼干吃了，于是跳下来，站在大先生身后，咪咪的叫喊，表示友谊信赖和永远追随。大先生既骂了骂厨子老宋，又眼见厨房中一切不变，情感业已回到了所习惯的环境中，和适才间想起的中国过去与未来，都渐渐离远了。和正在另外一个地方进行的战事，以及因这战事可能引起的种种烦忧，也离远了。仿佛稍微安心了一点。转回自己的房中时，便照习惯用饼干喂那个巧于贡谀、追随身后的猫儿，一面逗着这个性情温和的生物，等待天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