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个月过得异常充实，先是去四川采访，接着回来推专栏，出专刊；刚忙消停，又去武当山旅游了一趟。这一个月的工作效率和人生感受不亚于正常的几个月。
很累，特别是写作《高原红》特刊的那几个不眠夜，累到濒临崩溃，生活的压力沉重得让我感到已接近我所能承受的边缘，第一次感觉腰痛欲断。但两次出游印象深刻，特别是赴川采访，对我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影响深远，对生与死似乎又有了新的认识。
每一年像这样集中的忙碌应该有几次，它能给我带来成就感。在我尚有写作激情的时候，能写些大的专题稿件，即使累到将死，也还是幸福。当然，如果这样的时候老公在家，帮我照顾芋头，那就太完美了。
可是这个世界从来就没有完美。
忙的时候，有些忽略孩子了。这是很无奈，很心痛的事实。
两段赴川采访时的日记，摘录整理，以作纪念。
２００９年４月２２日周三晴
从合肥到成都，再到松潘。这一天的经历，印象最深的当是乘飞机飞越崇山峻岭，从成都至九黄机场（九寨沟黄龙风景区）的颠簸。
飞机起飞约十分钟左右，美丽的空姐柔声提醒：请系好安全带，飞机马上要降落了。俯瞰机窗外，白云翻滚，似无边的海，峭拔的山峰开始在云海中偶露峥嵘，陡峭的山顶镀着亮白的边，勾勒着山峰阳刚的轮廓。我们的摄影师开始啪啪地连拍。这难道就是神秘的雪山吗？青黛色凝重的山体和银色的线条，在奔涌的云海中时隐时现，恍若仙境。
正叹为观止，飞机像一叶扁舟般颠簸起伏，人，忽然间变得无助。那种无依无靠的感觉很难受，不敢再看窗外。持续的起伏颠簸，让我觉得整个飞机像一片秋风里的落叶。强大的气流，忽然间又将飞机推下百米左右，心，陡然失重，脑子里一片空白，仿佛坠入无底的深渊。我下意识地抓住左边的扶手，碰到阿莉冰凉的手背和惊恐的眼神……
下飞机时，头是昏沉沉的，心还是悬着的，双腿虚脱般无力，像踩在棉花堆里。
而眼前，已是高原干净的蓝天，远远的雪山直插云霄。
到机场时，援建办的工作人员举了牌子，带了两辆车前来迎接。我和阿莉住的２０１房间一直是接待省长的“御用贵宾”套房。援建办的两层小楼地处偏僻，加之高原人烟稀少，接待我们的焦主任考虑安全起见，让我们两人一间。我现在正趴在省长用的宽大办公桌上写我的赴川日记。
虽然头有点疼，嘴唇还乌着，但不碍事。
后来听开车陪我们去震区采访的特警徐帮说，九黄机场在当地有个顺口溜：九黄九黄，十次飞九次黄，还有一次会返航。据说春节期间省长率文工团前来松潘慰问，无奈气流强劲，无法降落，只得返回成都，吓得机上演员们花容失色，惊叫连连。徐帮说能够安全降落，我们已经算很幸运了。
２００９年４月２３日周四晴（晚上大雨）
今天一天，马不停蹄地采访，县委宣传部、松潘中学，晚上是冒雨赶去医疗队。
突出的印象是藏民很朴实，远没有我们想象的彪悍。这儿藏民较多，占到总人口的３６％，但民风淳朴，在县政府的那条繁华小街铺上看纪念品，左试试右看看，和阿莉两个还把披肩披上，棉毡帽戴上，摆ｐｏｓｅ拍照，最后不买了，自己都有些不好意思，高大威猛的藏民店主也不生气，一件一件叠好，说声：“ＯＫ，拜拜！”就罢了，若是我们家乡安徽黄山的小贩，非骂你个狗血淋头不可。
拍了许多藏族风情的照片，晚上，我们三个（还有摄影记者王恒，在川期间，我和阿莉开玩笑地喊他王爷爷，不仅因为他长得老相，还因为他严重不适应）笑着闹着逐一配搞笑旁白，很快乐，虽然很累。
王恒高原反应较严重，这儿海拔３８５０米，上山采访时，海拔绝对在４０００米以上，可怜的王爷爷失眠，出鼻血，上楼气喘。我和阿莉应属反应迟钝型的，基本没有感觉，能吃能睡，四川的麻辣味特合我的胃口。王爷爷笑言：真不愧为属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