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月上旬，我军扫清了天津外围据点，完成了艰巨复杂的攻城准备。敌天津警备司令陈长捷为拖延我军的攻击时间，派人与我谈判。我军当即劝告其放下武器，实行和平解放，以免天津城市及200万人民生命财产遭受损失；并限其于24小时内答复，令其先头部队至迟应于1月13日12时开出城外，否则我军将于14日开始攻城。陈长捷不仅拒绝我军的劝告，反而提出“只放下重武器，全部人马和轻武器撤往江南”的无理要求。在这种情况下，我军即于14日开始攻城。
解放天津的作战，是一个在水网地区大规模的攻坚战。天津周围是广阔的沿海洼地，河流纵横，地形复杂，易守难攻，敌人又经过长期筑垒，碉堡林立，并有多层复杂的副防御配系。陈长捷以为凭借这样的复杂地形、坚固工事和13万多兵力，完全可以固守，所以被围以后傲然拒绝投降，继续顽抗。
我军针对天津的地形和敌人的守备特点，采取了“东西对进，拦腰斩断，先南后北，先分割后围歼，先吃肉后啃骨头”的作战方法，集中第一、二、七、八、九纵队及第十二纵队的三十四师、第六纵队的十七师，共5个纵队22个师及特种兵部队炮兵、工兵、坦克等大部，于1月14日10时开始总攻。经过29小时激战，全歼守敌八十六军、六十二军的两个师、九十四军的1个师及其他新编师团共13万余人，活捉敌天津警备司令陈长捷，于1月15日解放天津。塘沽、大沽5万守敌见势已去，狼狈乘船从海上南逃，塘沽海港即告解放。
天津、塘沽、张家口、新保安解放后，我百万大军云集于北平地区。北平敌人1个“剿匪”总部、两个兵团部、8个军部。万个师，20余万人，完全处于我军严密包围之中。北平已成为陆上孤岛。
为使北平这个文化古城免遭破坏，数百万人民的生命财产免遭损失，早在战役开始时，我军就向傅作义提出要其放弃无谓抵抗，接受我军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办法，傅作义却提出种种困难，以及含有政治目的的一些条件，以拖延时间。同时一面令各被围部队负隅顽抗，一面暗示组织“北平民众和平代表团”，请求我军不要攻城。1949年1月14日，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发表了关于时局的声明，提出八项和平条件，作为同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他任何国民党地方政府和军事集团进行和平谈判的基础，同时指示我军丝毫也不应当松懈战斗努力，对任何敢于反抗的反动派，必须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予以消灭。毛泽东同志的这一声明，致命地击破了蒋介石的假和平阴谋，使蒋介石在一个星期以后不得不“引退”到幕后去。这时，平津前线我军已解放了新保安、张家口、天津和塘沽等地，傅作义的嫡系主力在平绥东段已被歼殆尽，北平敌军已成囊中之物。1月16日，我平津前线司令员林彪、政治委员罗荣恒向傅作义发出公函，严正地指出他执行蒋介石祸国殃民的“剿匪勘乱”的伪令，及其反人民的罪行，说明继续抵抗下去已毫无作用，并提出两个条件任其选择：一是自动放下武器，并保证不破坏文化古迹，不杀戮革命人民，不破坏公私财产、武器弹药及公文案卷，我军则保证其生命财产之安全；二是如不愿自动放下武器，则离开北平，开入指定地点，按照人民解放军制度改编为人民解放军。同时指出：如以文化古城及200万人民生命财产为牺牲，坚决顽抗到底，我军将用精确战术，实行攻城；破城之日，必将从严惩办，决不姑宽。由于我军的强大和胜利，北平人民渴望和平的愿望，以及敌军广大官兵的厌战，傅作义终于接受了我军提议，表示愿意按照我军提出的第二种办法令所部开出城外听候改编。从1月22日开始，北平国民党军按照我军指定之地点开出城外接受改编，至31日移动完毕，我军进入北平。平津战役即告胜利结束。
平津战役是抑留敌人，不使脱逃，然后加以各个歼灭的一场艰苦而复杂的斗争。在这场斗争中，毛泽东同志精辟地分析了当时华北敌人的情况和动向，指出：如果敌人采取固守平津的方针，这对我军是有利的。如果敌人采取放弃平津的方针，不论他们是南逃，或者傅作义率领他自己的几个军逃回绥远，蒋系各军逃至南京一带，我军虽然可以不战而获平津，但从战略上来看，对我军是不利的。并指出：敌人如果南逃，从海上将受船只的限制，从陆上则须经过我辽阔的解放区，均非容易，而沿平绥路西逃绥远则比较容易达其目的。基于这种分析，毛泽东同志从不使敌人逃脱、就地加以歼灭着眼，制定了一个英明的《关于平津战役的作战方针》。在这一方针中，他不仅明确地提出了战略意图和作战思想，而且估计到整个战役的发展趋势，对作战任务的规定是那样清楚，对作战步骤的安排是那样明确，对作战方法的运用是那样巧妙，结果是战役的实际进程和预定的完全一致，敌人无论怎样狡猾也无法逃避全部被歼的命运。
在这一战役中，毛泽东同志以坚决的革命精神和高度的指挥艺术，采取了一系列的极其英明的战略措施，自始至终驾驭着战役的发展。如战役发起前，命令我军缓攻太原、撤围归绥，以免太原过早攻克或归绥告急，促使敌人决心南撤或西逃。战役发起时，命令华北我军集中兵力，打敌一翼，首先从平绥线上切断敌人西逃的道路，以抓住傅系，拖住蒋系，使平津之敌不能立即定下从海上南逃的决心。同时命令东北我军不待休整，不顾疲劳，以隐蔽的行动，不走北宁线，而取道热河，迅速人关作战；并采取许多佯动的措施，麻痹敌人，以免敌人迅速决策奔逃。当我军业已包围张家口、新保安，控制了平绥线东段，东北我军主力即将完成战役开进的时候，毛泽东同志又具体规定：在两星期内，“基本原则上是围而不打（例如对张家口、新保安），有些则是隔而不围（即只作战略包围，隔断诸敌联系，而不作战役包围，例如对平、津、通州），以待部署完成之后各个歼敌”。并且着重指出：“尤其不可将张家口、新保安、南口诸敌都打掉，这将迫使南口以东诸敌迅速决策狂跑。”在我军各个歼敌的攻击次序上，规定“先打两头，后取中间”。同时还组织全国有关战场配合，如命令淮海前线我军留下杜聿明指挥之余部在两星期内不作最后歼灭之部署，命令山东方面我军集中若干兵力控制济南附近一段黄河，并在胶济线上预作准备。所有这些，都紧紧围绕和贯穿着一个目的，就是必须把华北敌军就地加以歼灭，不许它南逃或西窜。我东北和华北人民解放军在林彪、罗荣恒、聂荣臻等同志的正确指挥下，坚决地执行了毛泽东同志的这些指示，从而使这百万大军的作战行动完全收到了出敌意外之效。毛泽东同志预定的计划得到了完全的实现。毛泽东同志教导我们：“战争是力量的竞赛，但力量在战争过程中变化其原来的形态。在这里，主观的努力，多打胜仗，少犯错误，是决定的因素。客观因素具备着这种变化的可能性，但实现这种可能性，就需要正确的方针和主观的努力。这时候，主观作用是决定的了。”平津战役的胜利，就是这方面最好的例证之一。
在平津战役中，我华北和东北广大人民在党政机关的组织动员下，在革命胜利形势的鼓舞下，在各个不同的路线上，冒着枪林弹雨，顶着风雪严寒，克服一切困难，以巨大的人力、物力支援我军作战。这是平津战役所以能够取得彻底胜利的一个重大因素。早在辽沈战役结束的时候，我东北人民就抓紧时机，为解放华北，解放全中国，支援东北我军入关作战积极地进行了准备。他们不仅以极大的热情鼓励自己的子弟和亲人人关作战，早日解放全中国，而且还组织了15万民工随军远征。当我百万大军云集平、津地区执行作战任务时，我华北党政军民全力以赴，组成了强有力的支前组织，设置了以战场为中心的四面八方的供应线，及时地保证了前线人力、物力的各项需要。单是在运输和战勤方面，华北和东北就有30万民兵、民工直接服务于前线，担任警戒、看管俘虏、抢救伤员等各项战场勤务。150万人担任修桥、修路、各种运输及押送俘虏等工作。为了保障前线的需要，冀中地区还组织了4.4万人的破冰队，在大清河上一日破冰数次，打开了水上运输交通。同时，城市工人、学生和人民群众也以积极的行动协助我军作战，并与敌人的各种破坏活动展开斗争，保护了工厂、学校和公共设备，使我人民政府得以顺利地进行接管工作。所有这一切，再一次证明了毛泽东同志所规定的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方针是完全正确的。同时也证明毛泽东同志所说的，“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是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
在平津战役中，北平的解放，是伟大的中国人民革命运动中最重要的军事发展和政治发展之一，也是毛泽东同志战略、策略思想的具体运用和发展。有国民党反动军队及其军事机构20万人据守的北平的和平解决，乃是执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主席所宣布的八项和平条件以和平方法结束战争的第一个榜样；乃是人民解放军的十分强大，所向无敌，国民党反动军队中的广大官兵斗志消沉，不愿再作毫无出路的抵抗，和北平广大人民群众坚决拥护真正民主和平的结果。北平的和平谈判曾经进行了一个较长的时期。事实上，从1948年12月人民解放军包围北平的第一天就已经开始接触，但是直至天津解放的前夜，傅作义还不愿意接受人民解放军的条件，因而使谈判未获结果。
1949年1月14日，毛泽东主席宣布了八项和平条件，15日天津解放，北平完全陷于孤立。16日，人民解放军平津前线林彪司令员、罗荣桓政治委员向傅作义送出关于北平和平解决办法的公函。这些就促使傅作义决心接受人民解放军的提议，谈判才得到进展。从这里可以看出，如果没有用战斗来解决敌人的天津方式（即敌人不投降就加以歼灭的那种方式），是不可能出现用和平方法解放敌人的北平方式的。这就是说，不把敌人的主力消灭掉，要迫使敌人放下武器，实行和平解决是不可能的。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的，“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这也和扫地一样，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扫帚到了，政治影响才能充分发生效力。”但是，在军事形势有利的条件下，如果我们不善于把军事斗争和政治斗争紧密地结合起来，实行军事攻势和政治攻势同时并举，那也是错误的。毛泽东同志告诉我们：“我们的原则性必须是坚定的，我们也要有为了实现原则性的一切许可的和必需的灵活性。”北平的和平解放，就是军事斗争和政治斗争相结合，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结合的范例。平津战役以后，对于如何解决国民党残余军事力量的问题，毛泽东同志提出了三种方式，即天津方式、北平方式，绥远方式。毛泽东同志说“用战斗去解决敌人，例如解决天津的敌人那样，仍然是我们首先必须注意和必须准备的。人民解放军的全体指挥员、战斗员，绝对不可以稍微松懈自己的战斗意志，任何松懈战斗意志的思想和轻敌的思想，都是错误的。”同时，他又说：“按照北平方式解决问题的可能性是增加了，这就是迫使敌军用和平方法，迅速地彻底地按照人民解放军的制度改编为人民解放军。用这种方法解决问题，对于反革命遗迹的迅速扫除和反革命政治影响的迅速肃清，比较用战争方法解决问题是要差一些的。但是，这种方法是在敌军主力被消灭以后必然地要出现的，是不可避免的；同时也是于我军于人民有利的，即是可以避免伤亡和破坏。”绥远方式，就是有意地保存一部分国民党军队，等我们把主要敌人解决以后再去进行改编。“这种斗争方式对于反革命遗迹和反革命的政治影响，较之北平方式将要保留得较多些，保留的时间也将较长些。但是这种反革命遗迹币皈革命政治影响，归根到底要被肃清，这是毫无疑问的。”在战争后期，人民解放军进军之所以如此迅速，许多地区之所以获得和平解放，正是我们坚决执行毛泽东同志上述指示的结果。
平津战役的胜利，闪耀着毛泽东思想的光辉。无论什么时候，我们重温毛泽东同志当时所指示的战略思想、作战方针和作战方法，都会感到十分亲切。我们必须更好地学习毛泽东同志的着作，把毛泽东思想真正学到手，为把我军建设成为优良的现代化的革命军队而奋斗！
（刘亚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