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5日，召开第二次正式会议。会上宣布了协定的修正案。周恩来说：这是定稿了。我们总是尽量求取原则上的同意和实施技术上的合理，以便南京代表团说服南京政府，使协定很快签字，从而推动和平事业的进行。最后他郑重宣布：谈判以4月2（日为限期，南京政府是否愿意签字，须在20日以前表态。南京代表团派黄绍弦、屈武于4月16日携《国内和平协定》修正案飞南京请示，希望南京政府能接受这一协定。
4月20日晚，我方得到李宗仁、何应钦的复电，不同意在《国内和平协定》修正案上签字，并反对渡江。21日，毛泽东、朱德发布渡江命令，谓：“拒绝这个协定，就是表示国民党反动派决心将他们发动的反革命战争打到底。拒绝这个协定，就是表示国民党反动派在今年1月1日所提议的和平谈判，不过是企图阻止人民解放军向前推进，以便反动派获得喘息时间，然后卷土重来扑灭革命势力。拒绝这个仂定，就是表示南京李宗仁政府所谓承认中共八个和平条件以为谈判基础是完全虚伪的。”命令一下，中国人民解放军便全面渡江。
谈判破裂后，我陪同周恩来在北京饭店召集各党派、团体和民主人士代表会议，周恩来作了《关于南京政府拒绝和谈及时局的发展》的报告。与会的冯友兰等一批教授会后向我们表示：“中共所提和平方案，条件非常宽大，南方人民将更清楚地看到谁是谁非。”并希望人民解放军早日解放全中国，相信我党今后能与各民主党派真诚合作。
争取南京代表团的工作
南京代表团大多数人同我党是熟悉的。他们当中有的人同情我党（如章士钊），有的人长时间同我党进行和平谈判，并不赞成蒋介石的内战政策（如张治中、邵力子），有的人属于地方派系，在国民党政府中并不得势（如刘斐、黄绍竑），他们一般是有和平愿望的。我党既把他们作为谈判的对手，同时又把他们作为争取、教育的对象，并通过他们争取李宗仁真正同蒋介石决裂，按照八条达成协议。因此他们来平后，我方除热情接待外，还对他们做了大量的思想工作。正式谈判前，我方代表多次与他们个别谈话，交换意见。特别是毛泽东，从4月8日起，分别邀请张治中、邵力子和章士钊、黄绍竑发和刘斐、李燕和卢郁文（南京代表团秘书长）谈话，使他们思想有了转变。见了毛泽东后，张治中很兴奋，吃饭时，他谈到了共产党的朴素、诚恳、吃苦耐劳、自我批评和虚心学习种种美德，感慨万端地说：“国民党的失败是应该的，共产党的成功并非偶然。”在这-一期间里，他们亲眼看到了解放区的新气象，人民当家作主的情形及我党干部的优良传统，很为感动。4月7日晚，我们为南京代表们安排了晚会，演出了秧歌剧。演出完后，张治中对我方人员说：“真好！站在代表的立场，我不能鼓掌。但站在领会一种新艺术的观点，我始终是在笑着。我衷心地喜悦，这是我们民族的活力，一种青春的质素在里面。”南京代表中有人还与三轮车夫、饭后茶馆店员、大学生中学生谈话，深切地感到共产党的领导是大有前途的。他们承认国民党的错误和失败，承认今后的国家工作应由共产党来领导，同意了《国内和平协定》修正案，并表示愿意说服李宗仁接受这一协定。在谈判桌上，张治中坦然地表示：“国共两党的斗争，到今天可以说告一结束”，“我们应该把眼光放大些，把胸襟开扩些，重新合作”。
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也积极配合做南京代表的工作。和谈开始前，毛泽东接见李济深、沈钧儒等多人，并将我方的具体方案、文件先与民主人士商量。会议开始后，也将情况向他们通报。李济深、谭平山、王昆仑、陈此生、陈邵先、朱学范、许宝驹等也多次与南京代表谈话。如4月2日，张治中等6人去见李济深，李向他们说：“孙总理的三民主义与三大政策始终未能实现，而中国共产党的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都做到了。他们与孙总理的主张是一致的。我们做错了，我们要承认。”张治中等就“中共是否允许其他党派存在”等问题提出询问，李一一作了解释。这些谈话，对南京代表团接受《国内和平协定》修正案，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李济深还派私人代表朱蕴山、李民欣同刘仲容一起去南京，做李宗仁、白崇禧的工作。
人民解放军渡江后，南京方面曾派飞机来接代表团返宁。我们考虑他们回去后的安全问题，挽留他们。周恩来曾于20日夜打电话给张治中、邵力子，说他代表中共中央、代表毛主席和他本人，请南京和谈代表团同人全部留下；对已协议的《国内和平协定》，日后还会起作用；代表团各位，今后还会有贡献，请他们考虑。周恩来还语重心长地对张治中说：“西安事变，我们对不起一个姓张的朋友，今天再不能对不起你了。”于是，在平的南京谈判代表张治中、邵力子、章士钊、李蒸及其随从人员开会讨论后，一致同意留下。张治中在6月26日发表对时局的声明说：“以我所见所闻的，觉得处处显露出一种新的转变，新的趋向，象征着我们国家民族的前途已显出新的希望。……我以国民党党员一分子的立场，只有感到无限的惭疚；但是站在国民一分子的立场说，又觉得极大的欣慰。我们中国人，毕竟还有能力把国家危机挽转过来，还可希望把国家搞好，……我多年来内心所累积的苦闷，为之一扫而空。”黄绍竑因携《国内和平协定》修正案赴宁，解放军渡江后，他即辗转到了香港。为了尽最后的努力争取李宗仁、白崇禧，刘斐于6月抵达香港，并曾秘密去过广州。8月13日，黄、刘联合在港国民党军政人员龙云等44人共同发表《我们对于现阶段中国革命的认识与主张》，坚决拥护中共的领导，同国民党政府公开决裂。9月，张治中致电新疆的陶峙岳等，对促成新疆和平解放起到一定的作用。后来，南京代表团的全体代表，都应政协筹备会的邀请，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会后都参加了政府工作，对新中国的建设事业，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南京代表团转向人民，意义是很大的，这在谈判史上确属少见，它充分反映了国民党政府已丧尽人心，而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则是众望所归，也反映了党的统一战线的极大成功。
和谈斗争的成果
自1月1日至4月21日解放军渡江，和谈斗争历时近4个月。虽然南京政府最后拒绝在协定上签字，但这场斗争却有着重大的政治影响。
首先，和谈斗争揭穿了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假和谈的阴谋，宣传了我党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基本立场及为此而制定的实现真正和平的八条主张，深刻地教育了人民，包括一部分曾经幻想走中间道路的同盟者，从政治上提高和加强了统一战线。
其次，毛泽东提出的八项条件及《国内和平协定》修正案对于分化瓦解敌人，争取局部和平解放，配合全国解放战争的胜利进行，起了重要作用。在反动统治行将崩溃之时，其内部四分五裂，人心涣散，士气沮丧，充满了失败的情绪，许多人急于找出路。八条及《国内和平协定》修正案向他们指明了出路。这样，一方面是人民解放军强大的军事威力，另方面是《八条》及《国内和平协定》强大的政治威力，这就加速了反动营垒的崩溃。当《八条》发表时，党中央即指示将《八条》在国民党统治区内广泛宣传。谈判破裂后，毛泽东、朱德又在渡江命令中指示：“向任何国民党地方政府及地方军事集团宣布国内和平协定的最后修正案，对于凡愿停止战争用和平方式解决问题者，你们即可照此最后修正案的大意和他们签订地方眭协定。”在解放战争的最后阶段，国民党军政人员接受和平条件和率部起义者极多，最着名的有傅作义率部20万在北平接受改编；程潜、陈明仁接受《国内和平协定》，率部在湖南起义；陶峙岳、包尔汉率新疆10万军政人员归向人民，等等。这些，与《八条》和《国内和平协定》的政治作用是分不开的。记得当年有个说法：《八条》抵得上百万军队。这样说是有道理的。
最后谈谈李宗仁。他由于当时的立场所限，未能在和平协定上签字，走错了一步棋，后来不得不远去异国，这确实是个遗憾。值得欣慰的是，出于爱国热忱，并在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的感召下，1965年7月，他毅然排除险阻，远渡重洋，回到祖国的怀抱。周恩来、叶剑英及党和国家其他领导人，各民主党派负责人、无党派人士、国民党起义人士以及当年南京政府和谈代表等多人去机场迎接。毛泽东在中南海接见了李宗仁，与他亲切握手，笑谈契阔。他参观、访问了祖国各地，所到之处，受到盛隋接待。在回国声明中，他说：“1949年我未能接受和平协议，至今犹感隗疚。”李宗仁先生最后选择了叶落归根、回归祖国的光明道路，是令人敬佩的。爱国一家，爱国不分先后，只要对国家和民族的事业做了贡献，人民都是欢迎的，人民优待他们，也不会忘记他们。
（李维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