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万雄师，万舰齐发，千里江岸线全线突破，国民党苦心经营多年的防线顷刻间土崩瓦解，蒋介石的覆亡乃天意所归，民心所向.可谓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
1949年3月党中央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结束后，总前委成员邓小平与陈毅、谭震林、饶漱石奉召同毛泽东再次商谈渡江作战问题，决定4月10日为渡江作战发起时间，一切工作都必须充分保证，这些定了，方才南返。
陈毅于16日过济南时，特地去探望粟裕，向他传达中央的指示，又共同商讨渡江作战问题，18日赶回徐州三野指挥部。
这时，总前委、华东局、华东军区及第三野战军等四大机构都齐集徐州，工作极其浩繁，正如以后5月10日邓小平给毛泽东主席的报告中说的：“三、四两个月，在极度紧张和忙乱中度过。二中全会后，我们3月18日才回到前方，其时中野各部刚过淮河，华野各部亦多在运动中……”
这里说的“中野”、“华野”，还是习惯性的称呼。因为这两支野战军在2月上旬，已遵照中央军委1948年11月1日和1949年1月15日的命令进行了整编。中野为第二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政治委员邓小平，副政委兼主任张际春，下辖第三、四、五兵团共9个军和1个特种兵纵队，建立了野战军后勤机构，加强了炮兵和工兵，拥有各种火炮共1500余门，部队人数由13万发展到28万。华野为第三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陈毅，副司令员兼第二副政委粟裕，第一副政委谭震林，下辖第七、八、九、十兵团，共15个军和一个特种兵纵队，58万多人。这些部队加上地方武装共百余万人，都有步骤地分向临江指定地域开去，积极练兵备战。
陈毅、谭震林回到驻在大北望村的三野指挥部了解情况，签发了第三野战军渡江作战预备命令。21日晚，总前委和三野指挥部由徐州登车南行，次日渡过淮河，抵达蚌埠南面ll公里处的孙家圩。设营人员先已为邓小平、陈毅、谭震林等妥善安排了住处。
经陈、邓、谭商议，原来三野在徐州计划于24日召开的兵团首长会议改在26日举行，由总前委召集并主持。关于这次会议的情况，当年三野参谋处作战股长秦叔瑾写过这么一段日记：
“3月26日，在总前委及兵团首长会议上，决定渡江时间延迟到4月15日，并停止攻浦口、炮击南京，主要是求得主动突破江防。并确定谭震林指挥七、九兵团由南京以西渡江；粟裕率原野战军机关之大部指挥八、十兵团由江阴、镇江之线渡江。渡江后，统归粟谭（按“谭”系“张（震）”字之误）指挥。以原华东军区机关一部加原野战军（按：此处省略了“机关”二字）一小部组织成总指挥部，总前委设总指挥部，邓小平为书记，而统一指挥二野和三野的渡江作战。”
在这次会议开过的当天申时，陈、邓、谭向中央军委作了报告：
我们召集三野兵团负责同志（按：系第七兵团司令王建安、第八兵团司令陈士榘、第九兵团司令宋时轮）汇报各项准备，尚好。惟感原定的13日（3月20日2时，军委曾指示陈、谭和二野：南京代表4月1日到达北平，谈判过程将由4月1日拖延至4月中旬、甚至4月下旬才能结束。如果你们于4月2日开始攻占北岸据点，至4月5日或6日完成此项任务，再以一周时间开辟港口并布置船只，如此，全军可于4月13日或14日开始渡江。“如你们能于4月13、14日渡江成功，则较为有利。”）正是阴历十六日，月光通宵，我第一梯队的突击队无法隐蔽，不能求得战术上的突然性，因此建议推迟两天，即15日黄昏发起渡江，此时正值阴历十八日晚上9时以前，昏夜甚为有利。
这个建议，军委在3月27日批准了。但后来因为政治上和军事上的需要，渡江作战发起时间要再度推迟。
陈、邓、谭在26日的报告中还说：“确定不攻浦口、江浦，将八纵（按：即第26军）东移，加强东集团兵力，留三十四、三十五两军，与渡江同时积极佯攻两浦。”
“不攻浦口、江浦”是怎么一回事呢？
原来在2月25日，军委曾电示三野和二野：3月中旬或下旬，你们应准备攻占浦口及炮击南京。此项准备工作限于3月10日以前完成，待命行动。军委提出这个作战任务之目的，是因为南京政府决定派代表团到北平谈判，为了促成有利于人民的谈判而采取的军事行动。军委指出，如谈判顺利解决，则不攻浦口；如谈判不顺利，须加以压力才能解决，则应于那时攻浦口。
其时在三野指挥部主持工作的是参谋长张震、政治部主任唐亮。他们在接到军委的命令后，立即准备。当时，浦口及其附近地区为敌军第二十八、九十六两个军四个师所控制，其主要阵地似为铁路工厂、车站及浦口城防。为了执行军委提出的攻取浦口、炮击南京的任务，同时又不影响下步突破敌江防作战，三野决定以八兵团之二十六军、三十四军及七兵团之三十五军，配属榴、野炮两个团执行此任务。拟一个军攻占江浦，尔后沿铁路向浦口攻击，力求分割敌二十八军与九十六军之联系；以一个军正面攻击。根据火炮射程等研究，炮击南京必须攻占浦口，将炮位移至江边才行。为分散敌人注意力，第七、九、十兵团于八兵团执行任务时，应各就当面之敌、沿江桥头堡垒同时发起攻击，扫清敌江北桥头堡垒，配合八兵团动作，开辟突击江防道路。同时建议二野在安庆以西也同时对江北桥头堡阵地发起攻击，协同动作。
此后，军委同总前委及三野指挥部之间，电报往复不断，反复商讨攻占两浦及炮击南京的必要性和时间，3月17日，军委考虑，如浦口、浦镇一被占领，南京政府大部人员势必立即跑散，不利于成立有利于我之协定，不利于我军和平地接收南京政府。军委透露了一些取消这一作战的意向。第二天，这种意向有进一步的发展，军委认为，如谈判有成功希望，则不要攻占两浦，以利和平地解决接收南京问题。如谈判没有成功希望，则看军事上是否有必要攻占两浦。如攻占两浦为渡江作战所必须，则攻占之；如无此种必须，则可置之不理。又过了两天，军委再进一步提出：攻占两浦是否为渡江战斗所必要？我们想似乎无此必要。
对此，陈、谭于3月20日向军委报告：浦口攻占与否，对整个渡江作战无重大关系。这个问题，邓、陈、谭又在26日的会议上提出讨论，最后作出了以上不攻两浦的决定。总前委这项决定于3月27日10时获得军委批准。使南京这个六朝古都幸免了一次炮火之灾。
总前委详细检查了几个兵团的渡江作战准备情况，确实认为“尚好”。但又特别强调，在战役指导上，要从最困难情况出发，着眼粉碎敌人固守江防，并在我军完成渡江后收缩兵力以求攻我一路的企图，要作发生严重战斗的准备。
这一批40岁上下的久经战火考验的高级指挥员，工作效率极高，半天便开完了会。这时，机要参谋送来两份电报，邓小平接过手。第一份是说，国民党又从西北调了一个独立第九十五师增防江南。邓小平想了想，说：对头，从前我在冯玉祥那里工作时，就晓得这个部队。他再看第二份电报时，忽然扬起眉梢，欣喜地高声说：好啊，毛主席、党中央昨天下午进北京了！（虽然当时北京还称北平，但他说北京。）
这一声呼喊使得大家都突然兴奋起来了，欢声笑语不断。有的说：“嘿呀，以后进北京城，可要三跪九叩了！”有的说：“大家可要当心，搞不好会绑赴午门斩首的！”陈毅不大赞成，他说：“同志哥，还要刀下留情哟！”……
谈笑间，两张拼在一起开会的八仙桌已经拉开，摆上了菜饭，一声招呼，立即开饭，不一会儿，碗底朝天。饭后各返原防。
军委得知总前委的会已经开完，来电询问渡江作战的具体部署，邓和陈、谭碰头后，决以三野前委的名义向中央军委作一个正式报告，汇报部队的准备工作。
报告说，在2月中旬徐海整训期间，即部署了渡江各种准备工作，并派军、师干部率侦察队以兵团为单位先后到达渡江作战准备位置。王建安兵团控制安庆、无为间江岸150余里，宋时轮兵团控制无为、和县间江岸60余里，陈士榘兵团迫近两浦外围，叶飞兵团进入江都、泰兴、靖江间200余里江岸，此刻正进行侦察与渡江准备，各部队均利用内河湖泊进行了实地水上演习，如撑船、摆渡、上下船只、船上屯兵方法、作战方法等。各兵团抽调懂得撑船和识水性的指战员各有一二千人不等，解决了自己的水手，可以不完全依靠船工。实地演习后，指战员逐步懂得依靠轻快船只作第一梯队，一字排开，使数十、数百只船直向江南，利用昏夜猛勇靠岸，可以争取战术上的突然性。
现在各部队对江岸实情、对岸敌情和敌舰巡逻规律、江水流速，均有初步了解。如宋兵团派干部已偷渡到江南繁昌山地观察，回报敌情，得知江南敌人防务空隙甚大，火力有强有弱，在沿江1500里线上实行宽正面渡江，敌人防不胜防，一处成功，其他各处即可奏效。以兵团为单位，第一夜可渡过2万到4万人。如我军有六个团以上部队登陆占领阵地，即可支持，以待第二梯队继进。这样便一般地打破了南下时怕江水、怕兵舰、怕敌机、怕漂船、怕登陆不成功等各种顾虑，增强了渡江的胜利信心。各级干部对水上演习及侦查江边情况等工作的领导均极负责，我们的工作重点已转到克服轻敌情绪方面，强调渡江仍然有各种困难，必须继续加强准备工作。如何保持渡江的战役和战术上的突然性与协同动作，以及如何应付登陆后的严重战斗等，必须保证能够克服各种困难，胜利地击破敌人的抵抗。
前委也报告了沿江人民支前的热烈情况和问题。
对于渡江成功后的打算是，凡某部渡江成功即迅速占领阵地，并立即接应左、右邻登陆，在全局上，力求苏南及皖南两个主面登陆成功后迅速东、西对进，打通联系，集结兵团对南京包围，对沪、杭及赣东警戒，先争取解决南京问题，再逐步解决沪、杭问题，不性急，以保持我军各方面的主动。
三野前委报告的最后部分，实际上是总前委对指挥系统的总的安排：华野前委由粟裕主持，即东移苏中，统一指挥华野全部渡江作战。华东局、总前委与华东军区、邓、饶、陈留合肥附近，统一指挥华野、中野，主持全局，并于必要时就近照顾集结于巢无地区的第七、第九兵团，这两个兵团由谭震林统一指挥。中野专门在桐城、安庆线上指挥，与总前委相距甚近，便利联络通报。
三野指挥部根据以上报告的分析，于3月30日在孙家圩颁发了《京字第二号作战命令》。
从上年12月12日便开始考虑渡江作战问题的总前委书记，经过了100多天的运筹，一部宏伟的战役纲要的腹稿已完全形成。于是，他利用所在的三野指挥部的有利条件，亲自主持制订了《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这个纲要于3月31日完成，第二天，交由机要部门发往中央军委审核。
这部纲要提纲挈领地分析了斗争形势和任务，确定了战役的目的和总的部署，充分预计到战役发起后可能发生的变化，从而提出了各种强有力的对策和掌握的重点，并规定了各个作战集团的任务和基本动作。这个纲要将直接摧毁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中心，体现了中国人民一定要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决心，为以后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组织和动员了最强大的一支战略突击力量。
在这部纲要呈报中央军委的当天下午，邓小平和陈毅告别了东行的粟裕一行，然后带了新组建的一个总前委的轻便指挥机构，在蚌埠火车站登上一节“闷罐车厢”，躺到专为他们铺设的行军床上，在酣睡中开向前线。
邓小平和陈毅4月2日醒来，列车已到合肥车站，出了车站，参谋人员请他们乘上吉普车，向东开去。约半小时，他们到了总前委渡江战役的指挥位置——瑶岗村。华东局和华东军区的领导人也安排在这里。
从瑶岗南去百余公里便是长江。敌人在从上海到宜昌的漫长战线上，布下了75万人的兵力，其中在上海——安庆段，集结了24个军，72个师，约44万人。这是由国民党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总司令汤恩伯所统辖的。其中直接担任江防的是18个军，49个师；控制于浙赣线上杭州、金华、衢州以及徽州地区的，计有6个军，23个师；可以机动使用的，大约有四五个军。这便是总前委所统辖的第二、第三野战军的作战对象。刘伯承评价说，敌人摆的是一条“死蛇阵”，而破阵的法宝之一，便是《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
当总前委在瑶岗同中央军委取得联系后，4月3日便收到了中共中央军委毛泽东主席的一份电报：
4月1目电悉。同意《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
按照《纲要》规定并经军委批准的渡江战役发起时间是4月15日18时。百万大军都在积极地迎接这个非凡的时刻的到来了。
可是，军委于4月10日询问总前委：我们和南京代表团的谈判已有进展，可能签订一个全面和平协定，签字时间，大约在4月15日左右。如果此项协定签订成功，则原先准备的战斗渡江，即改变为和平渡江。因此，渡江时间势必推迟半个月或1个月。关于江水情形究竞如何，推迟渡江时间有何不利，望即告，以便决策。
这便引出一系列“不利”的回答。
二野刘、张、李说：据多方调查，长江水势自清明节即逐次上涨，（据十五军实测，3月26日至4月4日10天内，上涨5l公分）。4月末5月初即加速上涨，6月上中旬即达最高涨期。且夏季南风大起，雨多，流急，浪大，对我渡江阻碍甚多。目前我军粮食已感困难，久则师老志衰。还是觉得4月15日渡江为宜。
三野前委回报说：以长江下流情况研究，4月下旬为黄梅雨季，现已到桃汛，江水日涨，5月即属雨季。如延长1月，将发生以下困难，一是现有船只2/3为内河船只，在长江中行驶困难。因此那时以现有船只渡江，每次渡江人数势必减少2/3。二是雨季稻田放水，部队展开不易，江面过阔浪大，江阴下游无法渡江。甚至十兵团方向只能作为钳制佯攻方向。三是粮草困难，烧草尤其困难。四是部队现已进行各种动员，如延期过久，在心理上可能增加某些顾虑。前委还提出了一个政治性的问题：“我不知道李（宗仁）签字后能否统率蒋军，其内部会起何种变化，如协定不成再行强渡，则镇江下游较为困难；而求、镇之间则船只较少，如仍需强渡，则以原定时间为好，或将渡江重点置安庆——南京段，江阴下游实施佯渡，但如此不易截断敌向沪、杭退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