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遗留，国民党军的遁匿，大西南兵匪合一，匪患猖獗，群众生活民不聊生，朝不保夕，百余年遗患有增无减。共和国“杀鸡用牛刀”，重点进剿，演绎当年真实的“乌龙山剿匪记”……
匪情逼人，中央决策大剿匪
土匪，在中国数百年的历史上，它的显赫，它的猖獗，源远流长。这不仅在整个东方，而且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都是极其罕见的。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初，呈现在中华大地上的这场极为严重的匪患，实际上是这块土地上历经数千年来未绝匪患的再起，而已经失败了的国民党反动派，为颠覆和破坏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趁机加入其中，组织、指挥、发动，使匪乱较之中国历史任何一个时期都无法相比拟。早在国民党军队主力部队即将被歼灭之时，国民党当局一面策划“政府”和军队撤逃台湾，一面准备在大陆失陷后组织全国性游击武装的应变部署，企图潜留大批国民党特务、军、政的骨干分子，到大陆各地收编土匪、收容国民党军残余部队，推行所谓“游击计划”，建立“大陆游击根据地”，与解放军进行持久的游击战，等待时机配合台湾国民党军队反攻大陆。为此，在人民解放军突破长江、解放南京后，国民党开始制订“关于大陆失陷后组织全国性游击武装的应变计划”。“计划”要求“所有国民党员和各界同胞立即拿起武器。一切忠实的国民党员及我各地政府机关人员，立即转入地下，积极组织开发全国性的游击武装。”“计划”在大陆共设5个“勘乱区”，建立15个重点“游击根据地”。并委任了勘乱区和各游击根据地的总指挥和总司令。“计划”和“游击武装”的任务是“一要保存，二要扩大，三要进击”，要求“游击武装”制造事端，与解放军作战。同时，国民党开始实施培养“游击骨干”的计划。先后在武汉、成都、贵阳等地创办“游击干部研究班”，专门招收下列人员：国民党军中下级退役军官，国民党地方政府的乡长保长，地方上势力较大的恶霸、地方，各地有名的会道门、青红帮头子，流落在四处江湖的鸦片烟贩子，以及专营杀人越货、打家劫舍的惯匪等，进行“政治训练”。其中华中军政在武汉培训近4000人蒋介石直接关照在成都培养3000人，在贵阳培训1700人。这些人潜往各地区，成为有组织的潜伏武装力量。中南地区，在白崇禧的亲自策划下，普遍成立了“绥靖总司令部”，广泛收罗地方团队、反动派地方武装、帮会骨干和惯匪，拼凑所谓“反共自卫军”。西北地区，在胡宗南、马步芳、马鸿逵等的部署下，组织了以陕西王凌云和甘肃马良为首的土匪武装。国民党当局还将原来的军管区、师管区、团管区及保安旅取消，分别编为潜伏的“游击纵队”或“支队”直归国民党当局的国防部指挥。与此同时，国民党军的大批残兵散勇相继聚集为匪，与惯匪一道，占山为王。这些新旧土匪，互相勾结，形成一股股猖獗的反动势力，少则几十、多则成千上万人。他们主要分布在华东、中南、西南、西北地区各省的偏僻山区和沿海岛屿。这些土匪在偏居台湾的国民党反动派的策动和遥控指挥下，以推翻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政权，恢复“中华民国”为目的，提出“反共”、“救国”，“打倒解放军”，“饿死不如战死”，“保枪、保命”等反动口号，有计划、有组织地进行暴乱、颠覆活动。
地处中原的大别山区，历史上曾两度为人民革命的根据地，而1949年5月以后，却基本上被国民党特务分子汪宪组织的“鄂豫皖边区人民自卫军”所控制。新解放的广东、广西的大部分地区一度煽动全面性暴乱；西北的青海省、甘肃、陕西、宁夏、新疆省，土匪利用民族隔阂及反动会道门，煽动和组织大规模的地区性暴乱。1949年底，溃散在青海的马步芳部骑兵旅长马英等国民党反动军官，纠集散兵游勇，在大通、门源一带近10个县内，几乎同时发起暴动，妄图将解放军驻青海的部队一举消灭。据不完全统计，福建的东山、明溪、泰宁、水泽、建宁、永安、清流和屏南，安徽的立煌，云南的新平、易门、和定，贵州的正定、道真、沿河和雷山等37个县城，曾一度被土匪占领。西南的西康是解放最晚的地区之一，1950年1月下旬曾掀起大规模的反革命武装暴乱，农村几乎完全成了土匪天下。各地土匪大肆破坏运输和通信设施，拦截军用、民用物资，尤其是拦截保障人民解放军的军事物资，企图卡断解放军的军事补给线。华东地区上海至南京和浙江至江西的铁路经常遭到土匪的破坏。西南地区的成都至重庆，重庆至贵阳的两条公路上自车辆和泸州至重庆的江船屡遭抢劫，造成交通阻断，至使成都、重庆等城市的粮食供应一度出现困难。中南地区的湘桂黔铁路宜山到柳州间，一度被土匪连占3个车站，破坏桥梁两座，使运输中断过半月之久。各地土匪以极野蛮的方式，大搞暗杀恐怖活动，袭击基层人民政府机关。以剖腹、挖心、抽筋、喝血等极残酷手段，杀害被其捕住的军队、地方干部和进步群众，强奸妇女，扰乱社会治安。据不完全统计，仅1950年1月，华东地区土匪袭击乡、区、县级人民政府达100多次，苏南地区就有120多名干部被杀害。同年头5个月内，广东地区的各级人民政府机关遭土匪近百次袭击，有2个县城、6个区政府被围攻，86个乡政权被摧毁。是年2月，四川内江县的土匪袭击了该县的5个区政府，打死干部10多人，抓走工作人员38人，轮奸女干部10人。1950年2月5日，人民解放军第60军第179师政治部主任朱向璃奉命改编国民党起义部队，在返回驻地途经成都东北9公里的龙潭寺地区时，遭土匪袭击。朱向璃被挖眼、割舌、掏心，惨死在匪徒的屠刀下，18名护送朱向璃的解放军战士，也无一幸免，均被肢解，埋在一个不足3米见方2米多深的泥塘里。2月份以来，四川各地土匪围攻并占领了温江、崇庆、郫县等多座县城。平塘县我方工作人员一次被土匪杀害达80多人，土匪还掳走赶场妇女21人，剥光衣服，强奸7人。贵州土匪曾绍华带数万土匪，3次袭击贵州大学和花溪市，打死学生、员工多人，并掳走男女学生90余名。在土匪暴乱的许多地区，县、区、乡级新政权已几乎全部被捣毁，农村的减租减息、春耕春播、征集军粮、救济灾民等工作，一度全部陷于瘫痪。
据不完全统计，1950年2月6日至23日，全国被土匪包围并受到冲击的城市有20多个，农村区、乡级政权被土匪洗劫和捣毁的几乎占全国总数的l，3，被土匪杀害的我地方干部、解放军指战员、征粮工作队成员等达1万余人。
中共中央军委、毛泽东主席对新解放区可能出现的严重匪情，早有预见。在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就指出：南方解放后的各级组织和人民解放军要在乡村中有步骤地展开清剿土匪和反对恶霸地主阶级当权派的斗争。人民解放军突破国民党军的长江防线后，毛泽东又指出：“剿匪是肃清残余反动力量的一个重要部分，又是保障实施各种政治、经济、文化、国防建设的先决条件。”1949年10月1日，朱德总司令在新中国开国大典上发布人民解放军总命令时，再次告诫全体指战员肃清土匪和其他一切反革命匪徒，镇压他们的一切反抗和捣乱行为。
虽然如此，土匪的疯狂暴动暴行，仍然大大超出了中央的预料。1950年初，土匪问题引起了中央军委、毛泽东的高度重视。1950年3月16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向全党、全军发出了《剿灭土匪，建立革命新秩序》的指示，提出：“剿灭土匪，是当前全国革命斗争不可超越的一个重要阶段，是建立和恢复我各级地方人民政权，以及开展其他一切工作的必要前提，是彻底消灭蒋介石国民党在大陆的与残余武装，迅速恢复革命新秩序的保证。不剿灭土匪，各地人民革命政权就无法建立，土改无法完成，广大的贫苦农民就不能真正翻身，各地的救灾和其他一切工作也都将根本无法进行。”在中共中央的指示下，长达3年多的大规模剿匪斗争在全国迅速展开。
在解放全国过程中对土匪的第一次清剿打击土匪的军事行动，最早开始在解放全国的过程中。当时，解放军的主要作战对象是国民党正规军。在消灭国民党正规军，建立地方人民政权的过程中，解放军对阻碍全国解放，破坏人民政权的土匪武装，就进行了坚决的军事清剿。1949年5月，中央军委指示，各野战军解放一地后，立即开展剿匪作战，稳定地方。之后，华东、中南、西北和西南地区相继开始剿匪作战，剿匪部队集中优势兵力，歼灭打击了一些主要匪股，并同时展开政治攻势，促使土匪投降自新。由于灵活运用军事打击和政治瓦解相结合的方针，收到了明显的效果。据不完全统计，到1950年5月第一阶段剿匪作战结束，共歼匪37万多人，其中自动投诚者26万余人，初步稳定了新解放区的社会局势，全面剿匪初战告捷。
华东地区。1949年7月，华东地区除闽及闽浙沿海岛屿外，基本获解放。当时包括山东、浙江、苏南、苏北、皖南、皖北和上海，活动着数以万计的土匪，加之国民党军队在撤逃台湾时留下的残兵败将就地转化为匪，因而不论是陆地还是沿海岛屿，匪患已十分严重，土匪总数已达ll-3万多人。7月29日，中共中央华东局发出剿匪指示，要求华东地区各级党政机关，紧急行动起来，认真开展剿匪肃特工作。华东军区和第三野战军随即决定，在进军福建和解放浙江沿海岛屿的同时，抽调主力部队结合地方武装，发动以浙、皖为重点的全面剿匪作战。其部署：以第8兵团之第25军主力和浙江的建德、临安军区分别与皖南的宣城、徽州军分区相结合，负责剿灭杭州至徽州公路两侧地区的土匪，尔后向浙赣边区发展；以第24军之第71师、第三野战军骑兵团和皖北军一个团相结合，由皖北军区指挥，协同鄂豫皖边区剿匪指挥部所属部队，进剿以金寨为中心的土匪；苏南军区和华东军区海军炮艇队，负责剿灭太湖地区的匪特；第9兵团之第20军酌情协助苏州军分区，剿灭苏州至上海铁路沿线地区的土匪；苏北和鲁中南军区，剿灭陇海铁路东段（今徐州至连云港）两侧地区的土匪特务；以第7兵团之第35军为主，由浙江军区统一部署，剿灭钱塘江以南浙闽赣边区及浙江沿海地区之土匪；其他各地土匪，则由各地方部队负责清剿。8月初，中共中央军委批准了这一剿匪作战方案。8月9日，华东军区和第三野战军向所属军区和部队下达了剿匪作战的命令。
从8月27日起，剿匪部队陆续奔赴作战地区，对大股土匪实施重点进剿，至次年1月底结束。期间，配合鄂豫皖剿匪作战的第24军歼匪3269人，其中71%的土匪是在军事打击和政治攻势之下投降自新的。匪首汪宪、袁成英的妻子被说服后，带领剿匪部队捕捉汪、袁两人。第25军在浙西山区，全歼主要股匪“皖南边区游击队”，击毙纵队司令徐振东，生俘副司令徐建中，基本平息了浙江全省的匪患。与此同时，山东、苏南、苏北的剿匪作战也取得显着的成绩。其中苏南歼匪7000多人，山东歼匪1400多人，整个华东地区共歼灭土匪5.4万多人。
1950年初，福建刚刚解放，境内有土匪200多股，共3.5万多人。加上华东其他地区还存在的中、小股匪500多股，2.3万多人。且当时华东军区主力正协助解放舟山群岛和准备再次攻打金门岛，一时抽不出更多的兵力进行剿匪，地方武装又不能独立担负剿匪作战任务，使华东地区的土匪势力又一度抬头。上半年整个华东地区新增加土匪1.8万多人。此时，退居台、澎的国民党残余势力，开始派遣特务头子和特务武装，潜人大陆充当土匪骨干，他们一方面将已被歼灭或击溃的散匪重新聚集起来，一方面伪装进步，混入刚建立的乡政府、民兵队伍中，充当土匪暴乱的内应力量。因此，在台湾国民党特务的操纵下，从1月至5月间，华东地区土匪又发起了全面的有组织有计划地破坏活动。据不完全统计，这期间，发生暴乱210起，杀害和抓走的干部多达2200多人。鉴于土匪活动的新特点，1950年1月，华东军区和第三野战军决定抽出8个主力团全面展开对所辖区中、小股匪的清剿，并强调全区党政军民实行统一的部署和行动，从主力部队抽调干部到地方武装加强领导，抽调主力部队的部分连队编入地方武装作为骨干力量，并清除混人地方武装中的坏分子。此外，在各省交界的边界地区，成立剿匪治安委员会，以统一边界地区的剿匪作战指挥。这些措施的贯彻落实，再次掀起剿匪的高潮。从3月到6月，华东地区歼灭土匪2.7万多人。其中，在浙江、苏南、皖等地的剿匪部队共剿匪“国防部第3纵队”、“苏皖军区第3纵队”，活捉土匪司令许均友、刘子贻等。
中南地区。中南各省解放的时间不同，历史情况和地理条件也有差异，因此各地匪患的严重程度各不相同。1949年7月，中南军区和第四野战军决定首先在解放较早的河南及湖北、江西大部地区和湖南部分地区，对大股土匪实施军事进剿，重点是豫西、大别山区、湖南和赣西南等地区。7月中旬，解放军第42军和第58军各两个师、河南警备二旅及7个独立团等部队，共3.5万余人，由河南军区副司令员文建武、第42军副军长赵东寰和第58军军长孔庆德、政委方正平分别指挥，进剿豫西地区胡宗南指挥的所谓“豫西剿共总指挥所”，以及大别山区白崇禧培植下的“鄂豫皖边区人民自卫军”。剿匪部队经过近3个月的围追堵剿，基本肃清伏牛山区中的土匪，与此同时，解放军第48军在江西的剿匪作战中也取得了胜利。从7月到12月，剿匪部队发扬连续作战的精神，接连肃清了赣东北之鄱阳湖、赣西北之云山、赣西之武功山、赣南之翠微峰、井冈山等地区的主要股匪，歼匪7万之众。期间，剿灭翠微峰、井冈山之土匪作战，人民解放军打得十分漂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