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训，本是晚清一位“义丐”，乞讨兴学，感人肺腑，因贴上政治标签，竟“摇身一变”成为恶霸地主、流氓恶棍的化身，造化弄人，非常人可以想象。以此为起点，初入政坛的江青开始显山霞水……
念书救穷人的武训
早在1944年夏，着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在重庆北温泉送给孙瑜一本《武训先生画传》，希望他有机会能把武训一生艰苦办义学的事迹拍成电影。
武训是山东堂邑人，生于1838年，因排行老七，名武七。武训的“训”字，是他逝世后，清朝政府为表彰其“行乞兴学”而赐给他的名字，目的是叫别人以他为训。
武训出生在一个贫苦农民之家，幼年丧父，随母乞讨。长大后给地主当长工，在给地主张老辫扛活时，张老辫欺他不识字，赖掉他的3年工钱——18吊钱，还说明明帐上写着他已支走工钱，武七说了一句：“一个人要凭良心”，就被张老辫毒打一顿，赶出门外。武七自此醒悟，穷人只有识了字，有了文化，才能不受地主的欺侮，因此，他决心靠乞讨攒钱兴办义学，让穷人的孩子读上书，从此，他走上了行乞兴学的道路。
他为了得到施舍，装着笑脸，到处向人下跪磕头。为了能讨到钱他学狗爬让人当驴当马骑表演喝脏水、吞食砖头、屎尿、蛇蝎，甚至任人拳打脚踢，“打一拳，两个钱；踢一脚，三个钱。”就这样，一点一点地把钱积蓄起来，而他自己只是每天两个粗馍维持生存。
同治初年，武训与兄分居，分得土地3亩，他给转卖出去，卖钱120吊，加上历年储蓄，共计210吊。请人代为放债，获取利息，1878年起，开始典买土地，收取地租，到1886年，陆续买地230余亩，积钱2800余吊，1887年，柳林镇郭芬慷慨捐助土地一亩八分七厘，作为义学校址。武训在此建瓦房20间，修筑义学。1888年，义学建成，取名“崇贤义塾”。武训30年宏愿实现。1890年，馆陶县城北庄科村千佛寺僧人了证拿出自己多年积蓄，在杨二庄置学田80亩，宅基一所，建房10余问。武训捐资300吊，助其办学。杨二庄义学成立。1896年，武训在临清御史巷建第三所义学。这时，武训已50多岁，乞讨30余年。
义学建成后，武训又用下跪乞求的方法请来教师和学生，穷孩子终于可以进学堂读书了。
然而武训仍过着乞讨的生活，毕了业的学生围着他乞求，不要再这样对待自己，然而武训仍一如既往，手持破瓢，手柱棍子，继续流浪乞讨，有病也舍不得花钱去看。就在建成第三所义学的那年农历四月，因为生病，他在一座倒塌的房了中拾了几粒发霉的中药丸，吃后中毒而死。这一年是1896年，终年58岁。他死后，葬于柳林镇“崇贤义塾”东侧。
武训喊出“扛活叫人欺”、“修个义学为贫寒”的口号，行乞办义学，“让穷孩子会写会算，不受人骗”，这是劳动人民不甘欺侮，要求文化翻身的共同心声。他历尽艰难，“设学三州县”，可说是中国文化教育史上亘古未有的业绩。
清政府曾赐予他“乐善好施”的匾额，封其为“义学正”，西太后慈禧也曾赏其黄马褂。
辛亥革命以后，武训被誉为中国教育事业的楷模。李公朴曾称其为“现代的圣人”。
为纪念武训，抗战时期的冀鲁豫边区政府曾明令将武训的故乡堂邑县改称“武训县”，柳林镇改为“武训镇”，并举行各种纪念活动。
武训办义学不仅在国内有很高声誉，在国外也很有影响。他被收入《世界教育辞典》中，因为他没有文化，故称他为“无声教育家”。
影片获得的誉与毁
孙瑜看过《武训先生画传》后，深为武训行乞兴学的事迹所感动，决定动笔把故事改编为电影剧本。1948年，《武训传》电影剧本写成。
1948年夏，《武训传》开始在北京拍摄，11月，伪国防部中国制片厂停止摄制。其后，几经周折，终未完成。
解放后，曾因武训行乞兴学，其个人的悲剧性的反抗斗争方式与刚刚解放的中国那种火热的革命胜利情绪不相协调，考虑停拍。
1950年，上海文化艺术界的同志们进行了几次剧本座谈，认为《武训传》仍有拍摄的价值：（一）迎接文化建设的高潮。《武训传》揭露了封建统治者的愚民政策；武训都能认识文化的重要，为穷孩子争取受教育的权利，解放了的中国人民更应努力扫除文盲，普及教育，加紧学习文化。（二）铲除封建残余，配合土改政策。影片描述了封建主义和地主恶霸反动势力的残暴。武训的斗争方式不能彻底铲除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势力，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做到这一点。（三）歌颂忘我的服务精神。武训典型地表现了中华民族的勤劳、勇敢、智慧的崇高品质——“俯首甘为孺子牛”。
同时编导孙瑜又对剧本进行了修改，特别增加了结尾的内容。
修改后的电影结尾是由解放后的小学女教师对武训兴学失败做了一个结论。女教师说：“武训先生为了穷孩子们争取受教育的机会，和封建势力不屈服地、坚韧地斗争了一辈子。可是他这种个人的反抗是不够的。他亲手办了三个‘义学’，后来都给地主们抢过去了。所以，单靠念书，也解放不了穷人，……中国劳动大众，经过了几千年的苦役和流血斗争，才在中国共产党组织领导之下，推翻了‘三座大山’，得到了解放！”
电影《武训传》公映后，好评如潮。报刊杂志上不断有赞扬文章出现，称它是富有教育意义的好电影。对武训也是一片颂扬之声，称他是“中国历史上伟大的劳动人民企图使本阶级从文化上翻身的一面旗帜”，他“艰苦不拔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崇高精神和行为，是永垂不朽而值得学习的榜样”，他“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甘“做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牛”。一些原来不安心教书工作的教师，看了《武训传》后，也发表文章，表示要像武训那样，安心工作，把毕生的精力贡献给人民的教育事业。
与此同时，也有人发表文章，对电影《武训传》和武训其人提出批评。认为电影《武训传》是一部“缺乏思想性，有严重思想错误的作品”，“它歌颂了不应当歌颂的人物，它表扬了不必要表扬的事迹。”认为武训“不足为训”，他“走的是阶级调和的路线”，“没有站稳立场，是向统治者作了半生半世的妥协和变节。”以武训的精神教育人民，只能是“降低和腐蚀群众的文化和政治上的战斗力”，给于人民在精神上的影响不是自尊与自豪，而是自卑与自贱，这与我们伟大的祖国的历史不相称，与伟大的现实运动不相应。”
关于电影《武训传》的是与非，在文教界展开了自由的论争。
毛泽东亲草社论
电影《武训传》拍成后，毛泽东看了影片，也注意到了文教界的讨论。他敏锐地感到电影《武训传》所提出的问题带有根本的性质，关系到如何看待中国历史和中国革命的大问题。对于文教界的一片颂扬之声十分不满，认为这暴露了我国文艺界、知识界的思想混乱。他站在了对电影《武训传》持批评态度的一边，并亲自执笔写了《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一文，于1951年5月20日以《人民日报》社论的名义发表。
在社论中，毛泽东尖锐地抨击了武训行乞兴学的活动，指出在清末中国人民反对外国侵略者和反对国内的反动封建统治者的伟大斗争的时代，武训根本不去触动封建经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的一根毫毛，反而狂热地宣传封建文化，并为得到宣传封建文化的地位，对反动的封建统治者竭尽奴颜婢膝之能事。他批评电影《武训传》的作者是站在维护旧事物的立场上，宣扬了向反动的封建统治者投降的思想，否定了被压迫人民的阶级斗争。
毛泽东列举了一系列已发表的赞扬电影《武训传》和武训的文章及作者，指出如此之多的歌颂，足以说明我国文化界的思想混乱达到何种程度。他特别指责了一些共产党员，在这场斗争中学得的马克思主义跑到什么地方去了？这是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侵入了战斗的共产党。毛泽东号召“应当展开关于电影《武训传》及其他有关武训的着作和论文的讨论，求得彻底地澄清在这个问题上的混乱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