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非是我国较早在哲学意义上使用“矛盾”一词的人。他借用一个寓言故事来说明矛盾律的内容：“楚国有个卖长矛和盾牌的人，他夸自己的盾牌说：‘我的盾牌非常坚固，什么东西都刺不进去。’接着他又夸自己的长矛说：‘我的长矛锋利极了，什么东西都能刺穿。’旁边有人问他道：‘拿你的长矛刺你的盾牌怎么样呢？’于是，这位楚国卖长矛和盾牌的人被问得目瞪口呆，没话可答。”这个寓言故事得出的结论是：“攻不破的盾和攻无不陷的矛不能同时存在。”这即是现在常说的“矛盾”一词的来源。韩非的法家思想，实际上成为了封建帝王当皇帝的教材。
3.不断变化的历史观
韩非讲过一个“守株待兔”的故事，说的是宋国有一农民，见一兔子触树而死，便把农具扔掉，守在树旁，想靠不劳而获生活，结果兔子再也没有得到，自己倒成了全国人的笑料。故事寥寥几十个字，哲理深刻，寓意丰富，至今为人所传诵。韩非用这个故事，形象地挖苦了守旧势力。
改革图治，变法图强，是韩非思想中的一大重要内容。他继承了商鞅“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的思想传统，提出了“不期修古，不法常可”的观点，主张“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
韩非为了说明自己的观点是对的，用进化的历史观点分析了人类历史。他把人类历史分为上古、中古、近古，当今几个阶段，进而说明不同时代有不同时代的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法，如果把上古的构木为巢、钻燧取火用到夏后之世，必为鲧、禹所笑；如果把鲧、禹治水的一套用于殷周之世，必为商汤、周武王所笑；同样道理，如果有人赞美尧、舜、禹、汤，武那一套并想用于当今之世，也必为“新圣”所笑。韩非认为，那种想用老一套办法去治理当世之民的人都是“守株”之徒。
韩非的进化历史观在当时是进步的，方法虽然不尽科学，但他看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并用这种发展的观点去分析人类社会的过去、现在和将来。当然，韩非并没有认识到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原因。在这个问题上，韩非还不可能跳出唯心主义的英雄史观的圈子。他认为，过去的历史是“圣人”所为，当今的历史也要“新圣”去创。
韩非的历史观，还有一点，在当时的条件下是难能可贵的，这就是他把社会的现象同经济的条件联系起来。他认为，古时大家的生活水平差不多，所以尧舜让天下并没什么了不起，但今天一个小小的县令可以为子孙留下一大笔财富，所以就不愿辞去了。又说，古时“不事力而养足，人民少而财有余，故民不争。是以厚赏不行，重罚不用，而民自治。今人有五子不为多，子又有五于，大父未死而有二十五孙，是以人民众而货财寡，事力劳而供养薄，故民争。虽倍赏累罚而不免于乱。”韩非说，闹饥荒的年头，幼弟饿了不给饭吃；丰收之年，陌生的过客到家也让吃饱，道理就在东西的多少上。韩非没有认识到阶级社会中的阶级关系，因此也不会用阶级的分析法，但他对经济与社会治乱的关系已有了某些朦胧的认识，并注意到人口增长与财富多寡的关系。韩非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提出“人口众而货财寡”会带来社会问题的思想家。
4.反对天命
韩非的哲学思想是他的法治思想的理论基础。他继承了苟子的唯物主义思想传统。
韩非反对天命思想，主张天道自然。他认为天是没有意志的，天地对谁都一样，无亲无疏。他将老子“道”的概念，加以唯物主义的解释，以取代唯心主义者所说的“天”的主宰地位。他认为程道”是万物发生发展的根源，“道”先天地而存在。有了“道”才有了万物，“天得之以高，地得之以藏，维斗得之以成其威，日月得之以恒其光”“宇内之物，恃之以成”。韩非同时在中国哲学史上第一次提出了“理”这个哲学概念，并论述了它与“道”的关系。他认为，“道者，万物之所然也，万理之所稽也”。（同上）意思是说，“道”是自然界的总的根本规律，“理”是根据“道”来的。又说，“道者万物之所成也，理者成物之文也”。（同上）意思是说，“道”使万物得以成，“理”则把各种不同的事物区别开来。所以“理”在韩非看来，就是事物的特殊规律。
事物既然都有自己的发展规律，因此韩非认为，办事不能盲目，应该尊重客观规律。他所说的“缘道理以从事者，无不成”（同上），就是这个意思。正因他认识到这一点，所以他能非常正确地指出：“非天时，虽十尧不能冬生一穗”。韩非主张“谨修所事，待命于天（自然）”，同时也强调人的能动作用。他以世无自直之箭、自圜之木而世皆乘车射禽的现实，说明了能动的改造世界的意义。
韩非无神论思想，在当时也达到相当的高度。他认为，“用时日，事鬼神、信卜筮而好祭祀者”是要亡国的。韩非用历史的事实论证了自己的观点，他举例说，赵与燕打仗，双方都求神问卜，卜的结果都是“大吉”，但燕国打了败仗；又一次，赵又去打燕国，卜兆仍是“大吉”，但魏、秦乘机发兵，把赵打得大败，结果割地求和，国君不得意而死。由此可见，鬼神是靠不住的，是没有灵验的。韩非同时用越王勾践与吴主夫差战争的故事，明确地说明事在人为，卜筮鬼神决定不了战争的胜负。他指出，勾践信占卜而战败了，成了俘虏，返国之后，不信占卜，“明法亲民”，结果国家强盛起来，灭掉了吴国。
韩非还用魏国的战例揭露了当时流行的占星术。占星术认为国家行事要看星象。韩非指出，如果相信这一套，相信鬼神那就是最大的傻瓜。
但是，韩非并不是彻底的无神论者，他接受了墨子的影响，承认鬼的存在，认为鬼的作用是同社会的治乱相联的。他指出，“人处疾则贵医，有祸则畏鬼”。老百姓心情舒畅，身体健壮，内无疾病，外无刑罚法诛之祸，就不信鬼神了。韩非这种“以道莅天下，其鬼不神”的观点是可取的，但他又认为鬼并不是不“神”，不过是“神不伤人”罢了。他主张人与鬼的关系应该是互不相伤，人不伤鬼，鬼不伤人。
5.重视客观实效
韩非的认识论继承了先秦哲学中唯物主义的思想传统。他提出的反对“前识”和“因参验而审言辞”的观点，在中国哲学史上占有重要的一页。
韩非反对“前识”的观点。所谓“前识”，就是先验论。韩非认为，不根据客观存在，也不根据事物的客观规律办事，叫做“前识”。这种“前识”完全是毫无根据的胡思乱想。韩非说，靠前识办事，是最愚蠢的。韩非主张“虚以静后”。所谓“虚以静后”，就是脑子里没有框子，而是通过观察事物得到认识。韩非这一论断是可取的，缺点是把科学的预断也否定了。
韩非认为，是非、真假的确定不是看你说的如何，而是看客观实效，因而提出了“循名实而定是非，因参验而审言辞”的著名论题。所谓“参验”，用通俗的话说，“参”就是比较研究，“验”就是用行动来检验。韩非指出，大家都在睡觉，无法知道谁是瞎子；都不说话，无法知道谁是哑巴，但如果让他们看一下东西，回答一下问题，谁是瞎子谁是哑巴就一清二楚了。所以在他的法治思想中始终贯穿着一个重要内容，这就是“听其言而求其当，任其身而责其功”。
韩非认为，一切言行，如果不以功用为目的，即使说得最好，做得最坚决，都是无用的。他认为，不经过“参验”而硬说是如何如何，是无知的表现；不能确定的东西而照着去做，是自欺欺人。韩非由此得出结论：法先王，言必尧舜者，不是无知就是骗人。因此他主张“明主之吏，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当然，韩非“参验”的最终标准并不是社会实践，而是以“法令”定是非。这样，他不免又陷入了唯心主义的泥沼之中。
韩非思想中有不少辩证法的因素。他看到事物处在不断变化之中，指出“定理有存亡，有死生，有盛衰。”“物之一存一亡，乍死乍生，初盛而后衰者，不可谓常”。他在中国哲学史上第一次提出了“矛盾”的概念。他所讲的矛与盾的故事，对人们分析问题、表达思想至今有着深刻的启发作用（当然，他所说的矛盾，还不是科学意义上的对立统一）。他指出任何事物都不是绝对的，智有所不能立，力有所不能举，强有所不能胜，“世有不可得，事有不可成”，“时有满虚，事有利害，物有生死”。他认识到条件的重要性，阐述了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的道理。他对局部与全部的关系，也有很好的分析，认为“为政”就象洗头一样，虽然掉一些头发，但为了长远的利益还是要洗。
综上可见，韩非的政治思想对中国封建的统一事业有过一定的积极影响，韩非的哲学思想含有朴素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因素，不愧为中国历史上的一大思想家。他的一些富有哲理的论述以及寓言故事，+是长青的，对于人们思考问题有着长久的启迪作用。但是也必须看到，他过分强调专制统治，倡导权术，鼓吹以威势镇压人民和箝制人的思想，不容其他学说存在的“不两立”思想等等，也为历代反动统治阶级玩弄权术、镇压异端和劳动人民提供了理论根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