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日，工人们占领了南特的飞机工厂，许多别的工厂的工人也起而效仿。蓬皮杜对议员们说，法国面临的是一种文明的危机，而不是政府的危机，青年们提出的问题涉及到他们在社会中的地位，他们的权利和责任，他们的道德平衡问题。戴高乐在辞去总统职务以后也曾同当过政府文化部长、戴府座上客的安德烈·马尔罗谈论过所谓“文明的危机”。戴高乐和蓬皮杜都不认为第五共和国会被学生们推翻，但是他们都隐约而又分明地感到，传统的资本主义社会正孕育着前所未有的新因素，就像戴高乐说的“技术文明”（即今天我们所说的新技术革命）必将带来新的社会问题一样。
14日，巴黎的事态继续恶化，学生们进驻奥代翁大剧院，巴黎大学的墙上涂满了五颜六色的标语，学生们到处发表演讲，唇枪舌剑，抨击时政。
18日晚10时，戴高乐返回跟5天以前一样混乱不堪的巴黎。午夜，戴高乐召见蓬皮杜等政府要员，局势几乎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戴高乐除了大叫“改革可以，胡闹不行”之外，拿不出任何可以突破僵局的办法。学校和工厂继续处于被占领状态。
23日，戴高乐召开内阁会议，他说，社会需要改造，为了缓和工人和学生们的对立情绪，惟一的办法是推行劳资合作，借助社会民主主义的改良措施缓和一下激化的矛盾。他透露可以就合作问题举行一次公民投票。但这时谁也说不清楚戴高乐的合作计划的具体内容，而公民投票只能是孤注一掷的办法——像押赌注一样，如果戴高乐得到多数，风潮也就失去了依托，否则，戴高乐就只好下台，戴高乐在濒临山穷水尽的时候，想再次求助于公民投票这个杀手锏。他没有必胜的把握，但想试一试自己的权威还有多大作用。
24日，戴高乐发表演讲，这是他在出访罗马尼亚之前就已决定了的。他向全国透露，他打算对国家实行一次较大的改革，让大家更广泛地参加同他们直接有关的活动。他打算就此提出一项法案，在6月份举行公民投票。他最后说，如果法案遭到多数人反对，他只好辞去总统职务。
就在戴高乐发表演讲的24日，罢工人数增加到800万人，电视台也参加了罢工。演讲引不起人们的任何热情。戴高乐气急败坏，无可奈何。25～26日两天，他独自一人在爱丽舍宫度过了惴惴不安的周末。27日下午戴高乐主持内阁会议，他和部长们依然束手无策。这时，全国学生联合会正在拉丁区南部的夏勒蒂体育场召开群众大会，接着举行游行示威。
下次内阁会议预定在29日上午10时举行。9时15分，蓬皮杜突然接到电话说，戴高乐将军很疲倦，要回科龙贝休息24小时，内阁会议改在30日下午3时。上午11时，戴高乐亲自给蓬皮杜打来电话，说他只是想静静地休息一下，第二天下午3时一定回来。
几小时后，总统府秘书长贝尔纳·特里科匆忙来到马蒂尼翁大厦，向蓬皮杜和部长们宣布了一个意外的、富有戏剧性的新闻，说：戴高乐并没有回到科龙贝，“将军失踪了！”消息传来，举座愕然。
原来，戴高乐乘坐的直升飞机没有直飞科龙贝，而是转道联邦德国的巴登一巴登。在那里，戴高乐同法国驻德部队总司令马絮将军进行了1小时的密谈，然后又重新起飞，返抵科龙贝。戴高乐的行踪十分保密，据说除马絮外，只有国防部长梅斯梅尔和联邦德国总理知道。戴高乐同蓬皮杜总理开了一个令人啼笑皆非的玩笑——蓬皮杜感到，戴高乐的举止有失常态。
戴高乐在巴登一巴登和“五一三”时期的老伙伴谈了些什么，众说纷纭。但是可以猜得出，戴高乐在处境艰难之际，希望得到武装部队的支持。
在这期间，巴黎的各种政治力量都在积极活动。最引人注目的是皮埃尔·孟戴斯·弗朗斯和弗朗索瓦·密特朗，他们分别表示愿意在必要时受命主持法国政务。
戴高乐的拥护者也在积极活动，他们准备对工人和学生运动进行一次声势浩大的反示威，以协助戴高乐稳定局势。问题很明白：如果第五共和国真的出现危机，戴高乐在危机中被赶下了台，对于整个戴高乐派都是致命的打击。戴高乐派开展了声势极大的宣传攻势，他们说，如果局势继续恶化，各派力量继续尖锐对立，法国将难免发生内战，那时就有可能出现独裁政权。他们还说，在局势失控的条件下，法国共产党将有可能掌握政权。戴高乐主义者集结起来了，他们决定5月30日在协和广场进行支持戴高乐的反示威活动。
30日，戴高乐从科龙贝回到巴黎。离开爱丽舍宫24小时之后，戴高乐恢复了镇静，似乎是胸有成竹。
30日下午2时，戴高乐在爱丽舍宫与蓬皮杜见面，根本没有提到他同马絮谈了些什么，好像全然没有那回事。戴高乐只是对蓬皮杜说，他决定现在不进行公民投票，准备解散议会，重新举行大选。戴高乐打算通过重新选举国民议会的办法来检验政权的稳定性。简短的内阁会议开过之后，戴高乐便在4时30分宣布：“我宣布解散国民议会。”接着，戴高乐大谈了一阵所谓共产主义对法国政局的威胁，号召所有的戴高乐主义者走上街头。
议会改选于6月23日开始，两次投票先后在6月23日和7月1日举行。选举结果，戴高乐派得346席，其他各党派共得117席。戴高乐在一段一筹莫展的痛苦时刻之后又取得了胜利。
然而，蓬皮杜总理却不为胜利感到兴奋。他感到问题没有解决，戴高乐也不信任他，戴高乐的巴登一巴登闪电旅行就是证明。蓬皮杜决心辞去总理职务，戴高乐曾挽留了一二次。大选后，戴高乐终于在7月10日在答复蓬皮杜辞呈的信中确认，不再任命蓬皮杜为内阁总理，接任的是原外交部长顾夫·德姆维尔。
蓬皮杜至此当了6年多的总理。戴高乐和蓬皮杜之间芥蒂越来越深了。当戴高乐日益进入老境的时候，盛年的蓬皮杜在承当繁重的政府事务中愈来愈引人注目了。特别是在“五月风暴”期间，戴高乐几乎无能为力，蓬皮杜却十分活跃。据说蓬皮杜还几次流露出接替戴高乐出任共和国总统的想法。
风暴过去了，戴高乐却不能安静下来，因为法国似乎大病了一场，显得虚弱无力。他打算向全国提出一个大规模区域改革方案，借此使政权更加巩固。
最后的政治斗争
戴高乐为收拾风暴过后的残局，他解散了国民议会。他要把改革深入下去，作最后一搏。
7月3日，在内阁会议前，总统和总理进行例行谈话。戴高乐突然问蓬皮杜，是否已决定与他一同推行“参与制”。参与制是戴高乐提出的社会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主要是提供劳资合作，工人可以分享企业利润，参与企业管理。蓬皮杜感到很意外，并有些担心，因为戴高乐明知他对“参与制”是有保留的。这次谈话的结果自然不妙。
事后，蓬皮杜向总统府秘书长特里科申明，他已经厌倦了，他真的很想辞去总理职务。而戴高乐认为五月风暴已基本平息，撤换蓬皮杜的时机已到，也就顺水推舟地同意了蓬皮杜的请求。消息传开后，各界人士络绎不绝地前来劝蓬皮杜留任，他们认为，大选甫告成功，组织者却挂冠而去，岂不是太可惜。蓬皮杜又改变了主意，可特里科告诉他，戴高乐已任命了原外交部长顾夫·德姆维尔担任新总理。
平息危机，大选完毕和政府改组之后，戴高乐着手准备他承诺过的公民投票，投票的内容有两项：地区改革和参议院改革。主要原则就是前述“参与制”的设想。戴高乐的主要目的是检验法国人对他的信任程度，虽然他已不抱过高期望，但是他以为通过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
按戴高乐的想法，各个方面都要按“合作”和“参与”的原则进行改革。1968年11月通过的“高等教育法案”，就废除了传统的大学校长负责制，改由学生、教师和社会人士组成的委员会共同指导学校的行政和教学工作。
这个提案自它产生之日起就注定要失败。对反对派来说，戴高乐等于把自己的“软肋”送到他们面前，任由他们处置。关于改革提案的公民投票正好使他们内部暂时休战，联合起来一致反戴，提案内容反倒是次要问题了。
戴派内部也发生了严重分歧，只有少数几个部长支持戴高乐。不过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几经推迟，投票日期最后确定在1969年4月27日。
4月27日的投票结果显示，赞成票仅占47％，一直残留在戴高乐心头的最后一点希望破灭了。他指示特里科，把原定于星期一（28日）中午发布的公告，改在午夜立即发表。
1969年4月28日零点10分，法新社发布了只有两句话的国家元首公告：
我将停止行使共和国总统的职务。此决定自今日中午起生效。
戴高乐又一次戏剧性地退出政治舞台，不过，对79岁高龄的他来说，这一次是彻底退出了。叱咤风云的政治生涯落得如此悲怆的结局，对戴高乐来说无疑是一个致命的打击，正如他的儿子菲利普·戴高乐所说：“这是莫大的悲哀，这是莫大的忧伤。”
戴高乐宁折不弯的性格也是导致他失败的原因之一。在战争年代，戴高乐凭借他的坚定和毫不退让，为维护法兰西民族的利益作过不小的贡献。而作为近代民主观念的法国，戴高乐独断专行、大权独揽的作风，不免有些越出常轨，在他的威望如日中天，法国社会动荡之时，人们对这种作风不仅不会感到反感，反而会激动不已，因为这种作风正是他的威严的一种体现，也是解决棘手问题必不可少的。一旦社会秩序归于平静，戴高乐的作为就不免成为把柄，为反对派制造了攻击他的口实。在面临矛盾和问题时，戴高乐的回答历来都是“要么就是，要么就不是”，当风暴来临，这种毫不退让的做法既缺乏灵活性，也使法国民众丧失了信心，最终戴高乐失去了魅力，不可避免地走到了政治生涯的尽头。
1970年11月9日傍晚，一颗红得耀眼的太阳向大海那边缓缓落下。正在科隆贝的一座小阁楼里写回忆录的戴高乐伏案睡着了，永远睡着了。11月20日，冬雨涝廉，北风瑟瑟。遵照戴高乐的遗嘱，葬礼在没放哀乐，没有吹奏，也没有法国政府代表参加的情况下默默进行。那天，从法国各地赶来的几十万人聚集在凯旋门下，为戴高乐送行。巴黎城哭声一片，人们为这位法国伟人的离去而悲哀，而哭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