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克·比亚西尼
那是1963年，也就是我出生的那一年，我出生在“相当正常”的克里夫兰医院，我的双亲也“相当正常”。我很想说我是个“相当正常”的健康宝宝，准备迎接世界的挑战。
可是事实上，我出生的时候，带着多重缺陷。我的眼睛几乎长在头的两侧；鼻子的部位只有一个洞；我有一只脚是畸形的，上面只有一根脚趾，如果那还可以被称为是脚趾的话。我的右手也缺了三根手指；我的嘴唇有月颚裂，而且一直延伸到右眼附近；不幸的是，我的两条腿也长短不一。
人家告诉我，医院的医护人员认为我的问题太多，所以可能活不下来。医生甚至还拒绝让我的父母看到我，而且令人不可置信的是，他们甚至还要我的父母签下“将我献出作为科学研究”的同意书。
我的父母对我却有其他的计划，为此我真的是要感谢上帝。我属于我的父母，也属于上帝。他们爱我，也接受我原本的样子，即使他们知道前头将有遥远而艰苦的路要走。
7个月大的时候，我就开始接受一长串的手术，可是前7次的手术都被认为是失败的。外科医生好像急于一次就把所有的问题解决，而我则像个拼图一样，只能一次一片地慢慢“组合”起来。
后来几次的手术虽然较为成功，可是从外表上看，我还是很不正常。只有少数的人知道，在我准备读三年级的时候，我已经动过16次手术了。
我要读幼儿园的时候，被安排在一个特殊教育的班级，这是因为我不仅在外表缺陷，还有语言障碍。
除了被贴上“特殊教育”儿童的标签之外，其他学生，其他学生也总是因为我的外表而嘲笑我，说我是“笨蛋”、“丑八怪”、“白痴”。我走路的时候会跛脚，而且必须穿着特制的鞋子，脚上还戴着夹板。每当学校放假的时候，我几乎总是在医院里动手术，而且我也经常请假。
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有可能转出特殊教育班。我极想成为一个“正常”的小孩，我的父母为此进行许多的测试，好让我可以回到正常的班级。那一年的夏天，父母和我很努力地准备那一次的大测试，最后我终于参加测试了。
我永远忘不了这一天，我在校长室外面等着，我的父母则在里面看我的测验成绩。随着时间过去，隔在他们与我之间的棕色门似乎变得愈来愈大。时间过得相当慢，我很想把耳朵贴在门上，听听他们在说什么。
一个小时之后，母亲终于泪流满面地出来了。我心想，天啊，我又要读一年的特殊教育班了。
可是校长却将手放到我的肩上，然后说：“小朋友，欢迎你到三年级B班来！”妈妈则是热烈的拥抱我。
四年级的另外一个里程碑里，父母，我期待已久的“奇迹”——我被选去接受一个非常具有实验性的手术，他们要用骨头移植术来重塑我的脸。这次的手术有生命的危险，而且要持续10个小时。我成功地完成了这次手术，这是我的第18次手术，而且真正地改变了我的生命。我的鼻子终于成形了，我的嘴唇也被修正了，而且我的眼睛现在很靠近正常的位置了。
在生理方面，我面对的是生命的新章节，可是我的磨难却还没有结束。几年之后，我的母亲就得了癌症去世了，可是她却给了我健康的人生观以及永不放弃的决心。
当其他的小孩骂我的时候，她便提醒我：“别为这些话难过，你应该替这些没有家教的小孩感到可怜。”
除此之外，我的父母还教我要感恩惜福，他们说，其他人所面临的挑战可能更大。
他们所说的话对我影响重大，我的确是看到很多人面对比我还大的挑战——在医院里，或是在我当义工的地方，我看到很多智力有障碍的小孩。
十几岁的时候，我就找到了我的人生目标，就是要帮助其他人以他们所具有的条件而成为成功的人，尽管有人或许会说那是缺陷。
事实上，我的父亲曾经向我建议过：“麦克，你应该会是个很好的特殊教育老师。”我知道身为特殊教育儿童的滋味。
只是，我当时还不准备当老师，我获得了商业学士学位，而且在销售方面做得颇为成功，我花了7年的时间从事零售管理。接着我又是个成功的银行职员，当了5年的放贷主管。可是我还是觉得生命里好像少了什么。
尽管我认识了一位特殊教育老师，而且后来也跟她结婚，我还是花了12年的时间才发现从事特殊教育是上帝的旨意，而且我父亲的想法是对的。
我继续读研究生，攻读教育硕士学位，现在我和我太太在同一个学区任教。我班上的学生有着各种特殊的需要——情感上的、生理上的与心理上的。我所选择的新行业对我来说是最大的挑战。
我喜欢看到学生的笑脸，那是当他们学到新的东西、当他们说出几个字，或是当他们在残疾人士运动会上得奖的时候。
到目前为止，我已经动过29次手术了。虽然许多次的手术都让我非常痛苦，可是我却成功地完成了每一次的手术，这提醒我，上帝对我的生命有一定的计划，就如同他对其他人的生命有其他的计划一般，而每一次每个儿童都完成了我的计划。
我或许不是个“相当正常”的健康宝宝，可是我已经准备好要迎接世界的挑战——这都要感谢上帝以及像我母亲那样的人。她所给我的座右铭也一直是我给班上同学的座右铭：坚持到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