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齐美尔
大城市与小城市在精神生活上各具特色。具体地说，后者的精神生活是建立在情感和直觉的关系之上的。直觉的关系扎根于无意识的情感土壤之中，因此很容易在它习惯的平和环境中正常生长。相反，理智之所在却是我们的有意识的心灵表层，这里是我们的内心力量最有调节适应能力的层次，用不着整理和翻松就可以接受现象的变化和对立，只有保守的情感才可能会通过整理和翻松来让自己与现象调和顺理。
当大城市的人感到外界的压力和危险信息时，他们——当然是许许多多个性不同的人——就会建立防卫机构来对付这种压力和危险。他们不是用情感来对付这些外界环境的潮流和矛盾，而是用理智、意识的加强使他们获得精神特权的理智。因此，对那些现象的反应都被隐藏到最不敏感的、与人的心灵深处相距甚远的心理中去了。
这种理性可以被认为是主观生活对付大城市压力的防卫工具。它的表现丰富多彩，大城市向来就是货币经济的中心，因为经济交流的多样化和集中化，交流的媒介显得举足轻重，而农村的经济交流贫乏，所以不可能具有这种重要的意义。但是货币经济与理性的关系密不可分，对于货币经济和理性来说，对人和事物的处理的纯客观性是共同的，至于如何处理、怎样处理往往以坚决的不妥协性结合在一起。
崇尚理性的人对任何奇性异类均持无所谓的态度，因为一切奇形异类所产生的关系和反应是逻辑所不能解释的，正如现象的个性不会出现于货币原则中一样，因为货币所关心的只是现象的共同问题，只是将所有质量和品质与价值多少加以平均衡量的交换价值。
而人与人之间的情感则要以个性为基础，则人与人之间的支付问题上的理智关系。在跟本身无关紧要的，只是根据其可以客观衡量的劳动有利益关系的问题上的理智关系，大城市中的人与卖主和买主、与他们的仆人和可以进行社会义务交换的人之间的理智关系，则具有局限性，在局限范围内对个性的不可避免的认识同样也不可避免地产生了富有情感色彩的关系，培养并发生了客观地对付出与回报的和谐关系。
画家的心应该像一面镜子，永远把它所反映事物的色彩摄进来，前面摆着多少事物，就摄取多少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