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周书浩
坐后排我七岁时在村里上小学。我胆小、害羞，性格像个女孩子，加之长得又瘦又矮，看起来傻乎乎的，一点儿也没有别的孩子机灵。
那时候我已经很不爱说话了。一到下课，我常常是一个人坐在教室里发呆，上学放学我也是撇开同学们一个人独行。
我的座位在教室中间往后倒数的第二排。通常，老师都习惯于把不听话和不喜欢的学生安排在后边坐。老师不喜欢我是因为我的家庭出身不好。我那时虽然才七岁，但已经非常懂事了。在同学们和老师面前我抬不起头。我不敢正眼看老师。看她，我的目光惊慌而迷乱，不知该停留在什么地方。她来了，我也总是躲躲闪闪，像做错了事。后来，我明白了这种心理，那就是自卑。
我后边坐着一个总爱捣乱的男生和一个女生。一上课，他俩就把手伸上来揪我的耳朵。我从没有想过告诉老师，我只是在心里想她要是调座位该多好，把我和他俩隔远一点儿或把他俩与我隔远一点儿。我眼望着，可她一直没有把我和那个捣乱的男女生隔开。我开始厌学。有几次我干脆就在上学的路上玩，不到学校了。半学期考试，我的考分在班上最高，但这并没有改变我坐后排的处境。
在没有弄明白这其中的缘故之前，对此，我一直耿耿于怀。许多年后，我才明白：偏见这种东西一经产生，它就根深蒂固，并且很难改变。
织袜子有一个学期的中途我突然迷上了编织。是月贞姐教我的，她读四年级，心灵手巧，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她已经把心思全放在织袜子、手套上了，念书成了形式。她飞针走线使我眼花缭乱。她细长的手指在编织一只袜子或手套的同时，也一并织出了一只彩色的蝴蝶或蜜蜂在那上面，我简直惊呆了！我用竹筷削成细细的签子，把纺线当作毛线，竟偷偷地学起来。她发现后便手把手地教我如何起头、收尾和各种针法。我瞒着同学们一个星期后就织出了第一双袜子。因为天快凉了，我想给妹妹织一副手套，给母亲织一双袜子，如果纺线够的话，我还打算给祖母也织一双袜子。这些想法使我兴奋、快活，甚至睡不着觉。那时我还不知道“幸福”这个词，但我却品尝到了幸福的滋味。
为了留住这“幸福”，我穿上了那双我亲手织的袜子。我开始公开给妹妹织手套，班上的女生便嘲笑我，说一个男生织什么手套，这是女生们的事，真不知羞。她们把手指头伸到我脸上，一边比划一边齐声说：“羞！羞！羞！”男生们也跟着起哄——羞！羞！羞猫儿爬篼篼；篼篼滚下崖，屎都摔出来。
我的脸一下子就红了，泪水在眼眶里打转，我想辩解，一时又无言以答。
从那以后，我再也不编织什么了。我反复地问自己：干吗学那些呢？一个男生不去捣乱、不去打架、不去踩坏生产队的庄稼，干吗去织袜子、手套呢可是我一直没有找到答案。
学校里的冬天和夏天冬天，我们一律穿着破旧的棉袄。这些棉袄在我们身上不是短了、显得捉襟见肘，就是过于肥大，因为大多是父母亲或哥姐穿过了的，后来又稍稍经过一番改造留下来给我们继续穿的，矮小的同学穿着就不贴身，空荡荡的。由于我们经常爬摸滚打，有的肩上磨出了洞，露出发黄的死板的棉絮，有的胸面前只剩下了一颗扣子，每一个人的袖口都是油腻腻的，不是留着风干了的鼻涕就是其他污垢的痕迹。
穿袜子的学生也不多，男生们大多光着脚丫子穿一双旧布鞋或不合脚的胶鞋。有一个叫周廷帮的同学整个冬天都趿着一双鞋尖上有两个洞的胶鞋，他那两个长长的脚趾从“洞”里露出来，被冻得通红通红，像地里没有被土埋住的苕根，因而就常听到有人在教室里大声说“周廷帮，你的‘苕’出来了。”
由于冷，一下课，大伙儿就玩一种叫“挤油”的游戏暖和身体。十几个学生背靠墙壁并排站立着，左边的往右边挤，右边的往左边挤，被挤出队列的人又重新加入左边或右边的行列继续挤。大伙儿一边喊“加油！加油！”一边使着劲，就这样反反复复，直到身体暖和为止。
整个冬天就这样一天天被我们“挤”过去了。
家庭像我一样贫困的学生整个夏天都是打赤脚度过的。家庭富裕的学生夏天穿着塑料凉鞋。有些女生穿的塑料凉鞋好看极了。如果是集合，全校几个班的女生在一起，就会看见她们中的大多数穿着各式各样、五颜六色的塑料凉鞋。课间，她们就到操坝里去跳绳、踢毽子。阳光照着她们苹果一样的脸，照着那些塑料凉鞋。随着女生们腿脚跳跃、移动的高低快慢，那各式各样、五颜六色的塑料凉鞋就像绽开的一朵朵花儿在旋转。整个操坝，甚至整个校园由此亮晃起来、律动起来，热闹非凡。
这景象使一个十二岁的男孩目瞪口呆继而赏心悦目。
这是我最初认识的美，一种简单的美，它伴随我那同样是最初的有些简单的想象闯入我的眼袋帘，打击了我封闭的心扉，使我从此看见了日常生活中许多诗意的光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