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改革新征程
吴敬琏
著名经济学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经济改革的目标是让市场在经济活动中起决定作用，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凭借体制上的缺陷，以寻租、权力获得利益者，肯定会变成进一步改革的障碍。
在新的历史起点全面深化改革，先要回顾一下在何种历史平台上开展新一轮改革。1984年是改革的一个起点，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建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决议，开始全面改革，其中经过20世纪80年代后期的曲折，到1992年党的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1994年又是一个新的起点，这一轮改革到20世纪末期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构筑了一个新的、更高的历史平台，迎来了中国经济的崛起和高速增长。
但是，这一体制仍然保留着许多旧体制的因素。旧体制通常称之为计划经济、统制经济，实际只是半市场经济。半统制经济主要表现为两方面，国有经济在经济中占主体地位，政府对经济活动有多方面的干预，抑制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
主流观点认为，经济体制不完善，需要进行经济改革。2003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决议，明确指出经济发展中还存在体制性障碍，要进一步推进改革，消除障碍。但是，一些问题一直没有解决，所以党的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全会研究了这些情况，决定全面深化改革。在这个历史背景下，全面深化改革的任务是从半市场、半统制的经济向以法制为基础的现代市场经济转型。
全面深化改革元年
半市场、半统制的经济是过渡性经济，特点是既有过去的经济制度因素，又有未来的经济制度因素，存在是此长彼消还是此消彼长的问题。其存在有两种可能的前途，一种前途是旧体制的统制经济逐渐消除，政府不应该起作用，主要是从微观经济领域退出，去提供公共服务，让经济体制逐渐完善起来，越来越接近以法制为基础，或者说以法制支撑的现代市场经济制度。
另一种前途是新的因素没有得到发扬，而旧体制遗产变得越来越强势，出现国家资本主义或者政府所主导的经济体制。这是很危险的道路，是一种很不好的可能前途。在中国的历史条件和中国的政治文化背景下，这种国家资本主义往往会变成权贵资本主义。
2003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决议要求消除生产发展、经济发展中的体制性障碍，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更加完善。若干年后来看，这个决议执行得不好。大多数人认为，当时人们陶醉于20世纪改革所取得的成就，认为没有必要改革，要改革就要舍弃一些旧的因素，会影响到一部分人的利益。虽然当时有了决定，但实际上没有很好地执行，出现了改革的停顿，甚至在有些领域出现了倒退，原来由市场作用的领域，被政府的作用代替。
这样一来，在经济制度中，旧的遗产不但没有消亡，反而强化了，原来体制中存在的两个问题越来越严重。一个问题是增长模式或者经济发展模式，即粗放的、主要依靠投资驱动的增长模式。在1995年制订的“九五”计划中，要求从粗放经济增长模式转变为靠效率提高、技术进步推动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但是，由于存在体制性障碍，这个转变始终转不过来，而粗放经济增长模式造成的各种问题变得越来越严重。从微观经济来看，是资源匮乏越来越严重，环境破坏越来越严重。从宏观经济来看，是货币超发、流动性过剩、资产负债表负债率越来越高，蕴藏着出现经济危机、系统性危机的危险性。
另一个问题是腐败。20世纪80年代后期，由于存在双轨制，存在权力对经济活动的干预，一部分价格由行政控制，一部分价格由市场调节，有权力背景的人利用双轨制寻租，出现了“官倒”现象。
到了21世纪，政府掌握的资源越来越多，这种腐败的现象不仅没有消失，还越来越猖獗。21世纪以后城市化加速，这本是好事，但是在产权制度下，特别是土地产权制度下，政府又掌握了一个非常重要而且规模巨大的资源—土地。利用土地和土地抵押取得的资金大量掌握在政府手里，政府用该资金支持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而因为政府有大量的资源，所以寻租的制度基础变得非常大，腐败问题也越来越严重。
党的十八大根据对形势的分析、人民大众的要求，包括学术界和广大知识分子的要求，提出要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全面深化改革。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根据十八大的方针，对如何进行全面改革做出战略部署，要求通过16个方面的336项改革，在2020年以前建立全会《决定》要求的体制，中国在2014年迎来全面深化改革元年。
核心是市场起决定作用
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处理好是市场起决定作用还是政府起决定作用的问题。经济改革的目标是让市场在经济活动中起决定作用，其中有五个概念非常重要。
其一，统一。过去由于政府在资源配置中起主导作用，而政府依靠条条块块进行管理，把市场和经济之间的联系切断。21世纪初，很多经济活动在市场中进行，但市场不是统一的，是条块切割、碎片化的。经济学认为，市场规模越大，效率越高，而建立统一市场要消除条块分割。
其二，开放。过去市场不是对所有市场主体放开，而是分等级的，“国企在政策中，集体企业在附则里，民营经济虽然存在，但往往被看成异类”，要建立所有主体平等对待、平等获取生产要素、一体开放的市场。
其三，竞争，这是市场的灵魂。由于行政权力的干预和各种有行政背景的垄断的出现，市场缺乏足够的竞争性，和权力的关系不同，市场中不同主体的力量就不同，因此要建立竞争性的市场。
其四，有序。市场有各种权力的干预，是无序的，缺乏法制，而不是在统一的规则基础上进行相关活动，有序的市场就是体系建立在规则、法制的基础上。
其五，市场体系。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对市场的理解往往局限在商品市场，资本市场等不对所有主体开放，要围绕要求进行各项
改革。
这五项要求切中中国当前经济体制时弊，要围绕上述要求推进改革，加快形成企业自主经营、公平竞争，消费者自由选择、自主消费，商品要素自由流动、平等交换的现代市场体系。
既得利益者阻碍改革
中国在新的起点上走向改革新征程，有很多艰难险阻要跨越，主要有三个方面。
第一，来自意识形态的障碍。中国曾长期实行计划经济，这是从苏联学来的一套经济体制，而反映着这套经济社会体制的意识形态影响了几代人。这套意识形态有延续性，也没有经过认真的清理，虽然后来出现了新的思想，但是新旧思想往往不那么和平共处，很容易在新征程中妨碍进一步改革。此外，意识形态方面的苏联模式影响在逐渐消退，但有很多利益上的障碍往往打着意识形态的旗帜。
第二，既得利益的阻力。改革开放30多年来，绝大多数人都得到了利益。有人认为多数人没有得到利益，只是极少数人得到利益，我不这么认为，可以和农民工谈谈过去是什么生活，现在是什么生活。有的人在新体制下靠努力—不管是勤于劳动还是善于经营—得到了利益，这种利益不会成为进一步改革的障碍。另外有一种人获得的利益，是因为体制上的缺陷，以寻租、权力获得，是特殊既得利益，这种靠权力发财致富的特殊既得利益肯定会变成进一步改革的障碍。
政府在资源配置中的权力正是这部分人致富的基础，他们是不愿意放弃的。21世纪以来，寻租活动的制度基础变得越来越广大，代表这种利益的人，势力也变得更为强大，进一步改革一定会碰到这种特殊既得利益的阻力。
第三，在旧体制和粗放发展方式下积累起来的矛盾和困难。
要在新征程中实现全面深化改革的任务，需要攻坚克难，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来全面深化改革，毫不动摇地捍卫改革的伟大旗帜，克服意识形态的障碍，克服既得利益的障碍。另外，解决这些问题，要有很高的专业素养，同时还要有巧妙的运作艺术。
积累矛盾待解决
多年的体制缺陷和粗放式增长，使得经济和社会积累了很多矛盾和困难，只有在经济发展的条件下继续推进改革，善于处理实际困难，才能使改革顺利进行。这些矛盾有哪些呢？
第一，粗放增长方式下大量耗费资源，造成资源严重短缺，很多重要的能源和原材料的进口依存度变得非常高。这种粗放的增长模式造成高耗能，也带来高污染，使环境不断恶化，最突出的表现是人类生存的基本条件—土地、空气、水受到了破坏。
第二，出现需求乏力、增速下降的现象。一方面货币流通总量过大，2001年货币流通总量才10多万亿元，现在110万亿元了；另一方面很多环节表现为需求不足，增速下降。
第三，产能过剩，企业经营困难。大量投资造成两方面问题：一方面是大量投资造成产能增加很快；另一方面是投资率太高、消费率太低，最终需求不足，现在主要产品几乎都出现产能过剩。
1958年大炼钢铁，年产量从535万吨增长到1070万吨，现在钢的生产能力是10亿吨。一家唐山钢厂的生产能力超过欧洲各国的总量，但是销不掉，钢厂普遍亏损，经营困难。钢铁剩余的产能大概为2亿吨。有人认为只要多投资，没有绝对的过剩，其实这种逻辑就是“面多了加水，水多了加面”，结果就是将造成大灾难。流动量膨胀得那么厉害，还继续膨胀，会造成系统性危机，这在中国历史上和其他国家历史上都发生了不止一次。靠投资驱动，一定会造成产能过剩，最好不要发生这种情况，但是发生了就要处理，应该通过市场和竞争的力量消除产能过剩，让政府起一些辅助的作用。
宏观经济中最突出的问题是国家资产负债表的负债率（杠杆率）太高了，主要是国有企业负债和地方政府负债。根据2013年的统计，国民资产负债表或者国家负债表的负债率超过GDP的200%。一般认为200%是一道警戒线，存在出现系统性风险的可能性。系统性风险就是市场突然崩溃，因为某些环节上的困难传导到比较大的领域，就会造成整个经济系统的崩溃。
全面投资刺激不可取
现在业内对经济发展有不同的意见。两种主要的意见是：一种认为应该采取救市的政策，即刺激经济增长；另一种认为不应该采取像2009年的强刺激政策—2009年的4万亿元投资和10万亿元贷款造成的负面影响到现在还没有消化掉。
2009年刺激政策造成的后果现在还有待消化，2009年以后也采取过几次全面的刺激政策，强度没有2009年大。2012年5月曾进行过经济刺激，2013年有很短的时间主要靠城建投资希望拉升经济增长速度，但是从2012年和2013年的刺激政策来看，效果越来越差。在经济学上，1956年讨论增长模式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索洛提出，如果是靠投资来拉动增长的话，投资的回报一定是递减的。而根据美国20世纪前49年的数据，他发现美国没有出现这样的问题，美国不是靠投资来拉动增长的，所以没有出现递减。从中国2009年、2012年、2013年的刺激政策来看，投资刺激的效果确实是衰退的。
李克强总理在两会期间提出“稳增长”的目的是保就业，经济增长速度高低对大众的直接影响是就业。通常有这种看法：就业和增长之间是线性关系，经济增长一个百分点，就业就能增长多少个百分点，有一种固定的比例关系。实际上情况并不是这样，增长存在结构问题，在旧的增长模式下，投资主要在重化工业，这些行业的就业弹性很低。从各个产业来说，什么样的产业就业弹性高？服务业。
现在虽然经济增长速度下降了，但是就业情况并没有恶化。我认为只要能保就业，增长速度高一点或低一点关系并不大。
采取放松银根、增加投资的刺激政策弊大于利，其好处是能够促进GDP增长，坏处是妨碍经济发展模式转型，并使债务进一步积累。流通中的货币量已经是GDP的200%了，债务率不能再提高了，继续提高杠杆率的比例，将对中长期造成更大的风险。
有人认为现在货币政策总量已经过紧，其实是不对的。2013年广义货币增长13.1%，按照7.5%的GDP增长率，再加上两个百分点的通货膨胀率就是9.5%，和13.1%比，多出3.6%的货币超发。正确的方法是在保持国民经济不至于发生系统性危机的条件下着力推进改革，只有改革才能提高效率，才能够从根本上解决困难。
要防止发生系统性危机，应该做些什么？
第一，要防止风险积累，尽量释放现存风险。要停止没有回报的无效投资，有人说基础建设投资没有问题，东西已经存在，这种想法完全不符合经济学的思考方式，资源是稀缺的，应该尽量放在有效的、能够有回报的地方，避免做无效投资。
第二，对僵尸企业停止输血。现在有一部分企业实际上已经是“僵尸”了，而且无望起死回生，但还是用银行贷款和政府补贴来
维持。
第三，动用国有资本偿还政府或有负债。或有负债是指政府有负债，但在负债表上看不见。比如社保基金就有缺口，有些单位认为中长期没有问题，有的单位认为有缺口且缺口不小，这就应该用政府资本还了，降低国家负债表的杠杆率。2011年，上海把上海家化卖了去补充社保基金。老工业城市养老基金往往会有很大的缺口。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议明确规定要拨付一部分国有资本去充实社保基金，这对国家经济稳定大有好处，对职工社保体系的建立和国有企业的改革都有好处。
第四，对资不抵债的企业实施破产重组，以释放风险，化大震为小震。对负债率太高的企业，也要进行资产重整。把小的风险释放出来，不要让其积累起来，这才不至于引起整个系统的震荡。
第五，盘活“晒太阳”开发区等资产存量。征了地但是没有企业进来的开发区很多，个别省有上百个开发区，大部分都存在这种状况，需要盘活资产存量。
第六，辅之以灵活的宏观经济政策，就有可能避免系统性风险，比如信贷政策、货币政策。当某些地方出现资金链断裂或者可能引起系统性风险时，短期政策也是需要用的，但是我不认为全面的刺激政策是好政策。
改革方能求变
这种方针是不是有效？是不是对发展和改革更有利？从2014年第一季度的经济情况中可以得到一些印证。